一、
1900年， 光緒二十六年， 中國農曆庚子年。
那一年發生了很多事， 史書上一般都以“庚子國變”， 或“庚子國難”籠統概括。 而所有這些事件， 都與一群在歷史長河中本無足輕重， 卻被歷史之手詭異推上前臺， 至今仍被史書定義為“反帝、愛國者”的群氓有關。
他們被稱作“義和團”。
一百多年前的這個時候， 整個中國的北方都處於一種狂迷的狀態之中。 村村有拳壇， 家家練神拳， 山東、直隸等地的大街小巷， 到處都是紅布包頭、手持大刀的義和團拳民， 連小腳女人都練起了據說能刀槍不入的“紅燈照”和“黑燈照”（紅燈照是少女練的， 而黑燈照是成年婦人練的）。 大家最熱衷的事情就是燒教堂， 殺教民和洋教士——這一類活動被清ZF稱為教案， 八國聯軍侵華前的40年間， 全國共發生了各類教案800多起， 一時間， 大街小巷到處都是教民的血腥味。
現在我們已經非常清楚地知道， 這種“黑社會”一樣的抱團仇教，
柯文說：“到（1900年）5月中旬為止， 義和團的暴力活動幾乎完全是針對本國教民、教堂和教民住宅的， 只有一個外國人（蔔克斯）喪了命， 義和團的矛頭也未指向鐵路和電報。 ”
顯然， 這些人很清楚， 若打殺了真洋人， 官府決不會置之不理；鐵路、電報無法拿來吃喝， 他們也不感興趣。 所以那個階段， 義和團的打砸搶對象， 幾乎全是與他們自己一樣弱勢的貧苦中國人，
這種“理性”確實帶來了好處：在1900年戰爭爆發以前的數年間， 清ZF對義和團的態度一直是模棱兩可的。 當袁世凱1899年底就任山東巡撫， 準備以武力鎮壓本省義和團時， 朝廷接連給他去了三封電報， 要求他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不可一味進剿——畢竟只是屁民之間的爭鬥， 並不威脅統治。
直到有一天， 光緒與慈禧的權力之爭白熱化， 義和團這個奇葩才鬼使神差登上了歷史舞臺：老佛爺看上了這群暴民（“拳民可用”）， 並“御賜”了“愛國無罪”的絢麗外衣， 開始奉旨“全面排外”和打砸搶。
自此， 中國歷史開始走上一條極其吊詭、扭曲的曲線， 最終的巨大代價與成本， 則由這個民族背負了一百年之久， 迄今或仍未卸去。
二、
作為一個極懂權謀的政客， 慈禧本身也並不“排外”， 但如果涉及權鬥， 則一切都可以改變。
戊戌政變後， 慈禧希望廢黜光緒帝， 但東南各督撫都表示反對， 列強既出於維護其在華利益的私心， 也確實在價值觀上同情變法， 也明確反對廢立圖謀。 慈禧不得已， 改為立守舊派控制的儲君， “徐篡大統”， 而康、梁等改革派輿論， 則在列強支持下抗議清廷“名為立嗣， 實則廢立”——這就是歷史上的“己亥建儲”爭議， 而慈禧拿躲在使館區的康梁沒有辦法。
這一切嚴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緒。 但是她又不敢公然與列強決裂， 於是希望借“民心”來為她火中取栗。
“反洋教”的義和團就是她選中的工具：這群人， 愚昧、無知、暴戾， 但畏上如虎，
在袁世凱就任山東巡撫， 有圍剿義和團之意後， 1900年春， 山東的遊民們扛著“興清滅洋”的旗幟陸續轉移到了政策更為寬鬆的直隸， 繼續他們的打砸搶活動。 直隸總督裕祿認為拳民乃“恃眾戕官之亂賊”， 應嚴行剿捕， 以免致巨患。 然而慈禧不允， 裕祿逢迎上意， 改變態度， 招拳民“大師兄”張德成、曹福田等人， 待以上賓之禮， 並向清廷保薦拳民可用。
時義和團大批人馬在涿洲、保定一帶拆鐵路、毀電報， 局勢嚴重。 慈禧密召拳民入京， 旬日之間， 竟有十萬之眾入京， 太后召見拳民首領， 言多獎勵， 從此親貴爭相信從， 廟宇府第， 遍設壇場， 拳民出入宮禁， 橫行無忌， 大肆燒殺， 北京陷入瘋狂混亂中。
在相當長時間內， 這群“愛國者”都只是假“愛國”之名， 名為攻擊洋人洋教，實則打砸砍殺的物件，其實都是比自己更弱勢的同胞。
當時的書籍這樣記載義和團進京後的暴行：
1、“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並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殘酷無複人理”；
2、“京師盛時，居人殆四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鹵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
3、“義和團之殺教民毛子也，京西天主堂墳地，悉遭發掘，若利瑪竇，龐迪我，湯若望，南懷仁諸名公遺骨，無一免者”。
而他們所謂的刀槍不入，在對陣“洋人”時幾乎一無用處。當時北京西什庫教堂只有幾十個洋兵守衛，又沒有連發武器，幾萬義和團將它圍得裡三層外三層，攻了幾個月，就是攻不進去。
最為滑稽和諷刺的一幕是，辛醜國恥後，為了與列強議和，慈禧選擇了拋棄這些打砸搶分子。他們中的很多人為了躲避朝廷的懲罰，轉而又紛紛入教，去尋找“洋人”的保護。
三、
儘管“鬥地主”的矛頭其實是指向了本國民眾，真正攻擊“洋人”的只是少數案例，但這種公開指名道姓要“殺洋人”的玩法，還是讓列強不寒而慄。尤其在1900年初，義和團運動擴展到使領館集中的京津地區，開始攻擊使領館後，兩地的外國人更加緊張。
親歷了庚子年間義和團圍攻使館事件的普特南•威爾這樣形容1900年6月14日的恐怖：成千上萬的義和團團民，手執槍刀，身束紅布，由城外群沖湧入京城，一時齊聲呐喊，聲震雲天。見此情形，“義大利兵在使館街之盡處，受此驚駭，幾類狂易，人人皆面色發赤。”
6月11日，日本書記官杉山彬在永定門外被清軍所殺。
各國強烈要求清ZF對義和團明確表態。在第一次照會清ZF過去了近2個月還沒有結果後，各國公使第2次開會並聲明：一旦中國不發佈上諭，他們就要進行海軍聯合示威，自行清剿。二次照會無果後，1900年6月10日，大沽口外各國軍艦的指揮官們便派出了英國遠東艦隊司令西摩爾中將率領的2053名聯軍，從塘沽登陸趕往天津租界，並於當天乘火車向北京進發。
害怕了的慈禧連發八道上諭，要求加緊鎮壓義和團。但清軍聶士成部以及義和團破壞鐵路後，西摩爾的這支聯軍暫時失去了消息——這讓慈禧產生嚴重錯覺和誤判，下令對義和團暫停鎮壓，並要求將其中年輕力壯的團民全部編入部隊,同時義和團開始圍攻西什庫教堂。1900年6月20日，德國公使克林德離開東交民巷，前往清ZF總理衙門交涉公使撤離之事，在途中被端郡王載漪的虎神營官兵擊斃，這就是著名的“克林德事件”。
之後，大批的義和團開始圍攻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此外，除了榮祿的武衛中軍，由董福祥率領的武衛後軍也加入了進攻使館的戰鬥。1900年6月20日下午4時整，清軍從北面和東面開火，開始了中國ZF軍隊對北京使館有組織的進攻。大臣徐桐之奏章，更是直接“請旨通飭各直省督撫，飛劄各府州縣，自此決裂之後，無論何省何地，見有洋人在境，徑聽百姓殲除。”
雖然這份奏摺稍微晚於案發，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大頭兵敢於在大街上槍殺一國公使，顯然不是一個士兵血氣上湧，憑藉個人膽色做得出來的。這份奏摺中所透露出來的盲目自大，強烈排外思想，和當時彌漫社會的無知與戾氣，才是鬧劇的源頭。
1900年6月21日，慈禧下令頒佈《宣戰詔書》，這份詔書實際上是一份對國內發佈的戰爭動員令。滑稽的是，這份《宣戰詔書》對交戰物件卻沒有明確交代，而是採用了一個略帶蔑視的詞：“彼等”。
兩廣總督李鴻章接詔後的反應是“此亂命也，粵不奉詔”。他認為，在國家實力十分脆弱的情況下，魯莽開戰，大清帝國將遭到滅頂之災。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南方大臣，在獲悉了李鴻章的態度後，確定了共同抗旨以求東南互保的原則。
事情確如李鴻章所料：1900年7月13日，當時的聯軍總指揮，俄軍中將阿列克謝耶夫下達了總攻天津的命令，僅僅一天后，八國聯軍完全佔領了天津。消息傳到北京，慈禧急忙下達了暫停對東交民巷進攻的命令。
但長江巡閱水師大臣李秉衡帶領勤王部隊的出現使得慈禧的態度又重新強硬了起來。1900年7月27日，慈禧召見李秉衡，在詢問他對時局的看法時，李秉衡回答：“既已開戰，不能言和。”慈禧在召見完李秉衡的當天便下旨，令其幫辦武衛軍軍務，並在1900年8月1日下令恢復對東交民巷的炮擊。
儘管“愛國者”義和團的燒殺搶掠給了各國非常完美的進軍藉口，但事實上各國一直在爭吵要不要進軍中國的首都，直到夾雜大量義和團的中國軍隊恢復對北京使館區的炮擊，並收到美國公使在停火前從北京送來的密信，說“已經不能支持多久了，希望迅速前來救援”後，8月4日下午，聯軍部隊從天津開拔，沿運河兩岸向北京挺進。
這次清ZF沒有指望“愛國者”，見過世面的慈禧當然知道義和團的刀槍不入是胡扯。清ZF派遣了裝備精良的武衛軍在京津之間構築了兩道防線，但僅僅兩天時間就全線崩潰，坐鎮督戰的直隸總督裕祿舉槍自戕。
1900年8月9日，“既已開戰，不能言和”的長江巡閱水師大臣李秉衡部還沒有來得及佈防，便與北上的聯軍遭遇，很快四散潰逃。兩日後，在潰退到通州附近的張家灣時，自感無望的李秉衡服藥自殺。
8月14日北京城完全陷落，慈禧倉皇出逃，一路狂奔到西安——這個出逃行為被清ZF取了個很唯美的名字：“兩宮西狩”。
1900年8月20日，慈禧假光緒之口，發佈帝國的《罪己詔》，皇家檔的豪華文采全不見蹤影，像極了一篇小學生因為小錯而寫給老師的悔過書。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不讀不行，讀之生厭。
《罪己詔》，把罪過一股腦推到了“愛國者”義和團身上，下令對義和團“痛加剿除”：淶涿拳匪，焚堂毀路…妖言邪說，煽動愚人…膽敢紅巾露刀，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圍攻使館…天下斷無殺人放火之義民，國家豈有倚匪敗盟之政體？
（1900年，清ZF抓捕的義和團）
9月7日，慈禧再次發出嚴剿滅義和團的上諭，9月20日第三次頒佈了一道加力“剿滅”義和團的上諭。
“天下斷無殺人放火之義民，國家豈有倚匪敗盟之政體？”——不知道那些被炮灰了的“愛國者”看到這兩句文縐縐的“愛國成賊”的評判，會作何感想？
或許，他們本身就是賊？而利用過後，碾做炮灰，或許就是他們的宿命？
希特勒的黨衛隊如此，攻打沙俄冬宮的水兵亦如此。
最為滑稽和諷刺的一幕是，為了躲避朝廷的懲罰，大批量“愛國仇教”的義和團員，轉而紛紛入教，尋求“洋人”的保護。
這場“奉旨愛國”的鬧劇，最後演變成了一場國難：在應列強要求懲辦主戰官員，慈禧一口氣像切瓜一樣地殺了自己120多個大臣後，1901年9月7日，清ZF與11國簽訂《辛丑合約》，拆除大沽到北京沿線所有炮臺，京師至海邊由各國留兵駐守，清ZF共需向列強賠款白銀4億5千萬兩， 4億5千萬中國人，“人均一兩，以示侮辱”。
十年後，清王朝這個龐然大物，轟然倒塌。
四、
1900年8月20日，逃亡途中的慈禧假光緒之口發佈的《罪己詔》中有一句頗值得玩味的話：“即無拳匪之變，我中國能自強耶？”
在整篇《罪己詔》中，只有這句反問，像是皇帝自己的話。
可是，話是問的不錯，問題是：問誰呢？整個大清帝國，誰有這個視野和見識，能回答這個問題？
被史書奉為“睜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其實是沒有這個能力的，他其實只是史學家雕琢出來，用以反襯滿清當權者多麼眼光狹窄短淺的一尊吉祥物而已。魏源賴以成名，並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著作《海國圖志》是在南京城西清涼山下烏龍潭邊，在林則徐主持編譯的《四洲志》的基礎上“編撰”而成的。
換句話說：世界你都沒觀過，哪來的世界觀？
在一個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過程中，一批知識份子到發達（歐美）國家親眼觀察至關重要。如果不直接地觀察對比，僅僅通過閱讀瞭解，常常是隔靴搔癢，甚至斷章取義，走向極端。
與魏源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與他同一個時代的福澤諭吉：前者留下了一本夾生熟的書，而後者在遊歷歐美後，以思想為武器，直接引致了整個日本的現代化。
客觀地說，慈禧是有視野和魄力的。她一點也不排外，甚至對西洋器具情有獨鍾。1861年咸豐駕崩，20多歲的慈禧，沒有像20多歲的武則天和孝莊那樣用陪睡換江山，而是直接發動政變上臺。
慈禧在奪取大清統治地位之後的前三十多年裡，只做了一件事，就是選擇了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引進西方科技”的洋務運動。她果斷啟用了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外向進取的漢人，並提升李鴻章為洋務總工程師。
洋務運動快速發展了大清的經濟：火車鐵路，兵工廠，紡織廠，電報局，北洋艦隊，機械化露天煤礦，煉鐵廠等等行業企業第一次出現在封閉千年的中國。洋務運動只用了短短三十多年時間，就把一個等同于唐漢時期農業經濟體的國家，帶進了近代經濟體的大門——這在幾千年中國歷史上實屬開天闢地。
但只靠洋務運動一條腿發展起來的大清，很快就跌倒了。就算大清的歷史沒有甲午戰爭的慘敗，只發展經濟的洋務運動也註定保不住大清。一位學者如是論述：因為西方的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是同體制配套使用的結果。大清只引進科技，就像買手機不要充電器，待機時間再長也會沒電的。
但作為最高掌權者，對權勢的戀棧，將令慈禧排除任何可能引致統治風險的選項——這是一種無法醫治的，骨子裡的排外。
歷史也並不是沒有給清王朝機會。當時最見多識廣，視野最闊的，算是李鴻章了。他是中國第一位專門與“洋夷”打交道的人，也是大清第一個外交家。如果說慈禧是“洋務運動”的總設計師，李鴻章就是最堅決的踐行者。
1896年，七十有四，的李鴻章開始遊歷歐美，歷時近7個月，行程9萬里，先後遊歷了俄、德、荷蘭、比利時、法、英、美、英屬加拿大等。在這些國家，他受到了熱情款待，會見了俾斯麥等各國政要，也參觀了工廠、報社、學校、礦山、電報局、銀行，在德國還專門請醫生以“電照法”即X光檢查了年前馬關談判時被日本憤青小山豐太郎行刺時仍留在臉上的子彈。
（大清裱糊匠李鴻章與俾斯麥）
可惜，搞了半輩子洋務運動的老頭，仍然只發現了歐美的器物之美，發現不了器物之後的東西：用楊小凱先生的術語來講，根源還在於“後發劣勢”。
李鴻章旅遊到英國，對英國的一架縫紉機都能著迷，並不惜重金，給老佛爺購回一台。但卻（刻意？）忽略了最不應該忽略的一件東西——他在代表西方政治制度的英國下院為他特設的席位上旁聽了議員們的辯論，覺得那是一窩蜂似的吵架，說：“無甚可觀。”
“無甚可觀”——四個字，代表了當時整個民族的視野。
五、
我們的東鄰日本，有一個與“睜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同時代的，真正經典意義上的愛國者。他以大逆不道的推翻幕府，顛覆和重塑整個民族落後的價值觀為己任——而他也確實做到了。
他叫福澤諭吉，在日本家喻戶曉——因為面額最大的萬元日幣上，印的就是他的頭像，面色嚴肅，目光堅毅。終福澤諭吉一生，既不是高官顯貴，也不是富豪大賈，只是一介書生。
他身後所遺也只僅一所大學和22卷文集，之所以能夠獲得如此尊崇的地位，是因為“福澤諭吉因是這個國家的啟蒙老師，他的思想改變了日本的歷史走向”，“一個偉大的思想家遠比政治家重要得多，因為比起政治來，思想更持久，更有歷史穿透力。”
福澤諭吉19歲時，美國軍艦（史稱黑船事件）來到江戶的消息傳到了西南一隅，深受刺激，自此開始發奮學習英語並瞭解海外。1860年，為了交換《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的批准文本，日本派遣鹹臨號軍艦赴美。自黑船來航、日本人首次看到蒸汽船僅七年，開始學習航海也才五年，就派出自己的軍艦獨自橫渡太平洋。
這是日本開天闢地以來首次的大事業，甚至超過鄭和下西洋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環顧當時東亞各國，沒有一個國家在這麼短時間裡就敢於橫渡太平洋。
當時航行到外國被視為拿生命當賭注，可是福澤諭吉自告奮勇，要求作為艦長的隨員到美國，被順利接受。福澤諭吉美國之行，讓福澤諭吉大開眼界，思想一新。
1861年冬天，日本派使節到歐洲各國，福澤諭吉作為隨員參加使節團赴歐洲。此行將近一年，周遊歐洲列國，福澤諭吉大開眼界。特別是在倫敦，他驚訝地看到一份報紙批評駐日公使對日本傲慢無禮，深受觸動。
“我閱讀此文之後，心中如同放下一塊大石。原來世界上不盡是惡人。我們平時所看到的，盡是外國ZF的惡形惡狀，說他們趁日本尚未進入文明開化之國，往往仗勢欺人。如今我來到他們的國家，親眼看到其國也有光明正大、處處為別人著想的人士，令我越加堅定素來所持的開放門戶走進國際社會的理念。”
但1860年以後，仇外的風氣在日本蔓延，這個如同晚清。那些年輕氣盛的武士宣稱“即使日本破壞成焦土，也要徹底攘夷”，他們暗殺外國人，與外國人打交道的日本人也被仇恨。腰插武士刀的浪人們充斥街頭，四處尋找賣國賊。在他們看來，凡是與外國沾邊的，都有賣國嫌疑。
與外國人做貿易的商人關起了門，講西方學問的洋學者的處境越來越危險，隨時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因為在自詡為愛國無罪的浪人們的眼中，那些讀外國書、喜歡談論歐洲文化制度的人，當然都是崇洋媚外的賣國賊，人人得而誅之。
在排外之時，仇視手無寸鐵者，似乎並非日本所獨有的現象。這一方面固然說明了那些高舉愛國旗幟者們的愚蠢和非理性，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他們的卑怯。他們不敢向掌權者叫板，正如魯迅所說，“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以此表明自己的愛國勇氣。
一位受聘于幕府的翻譯官，無意中提到外國事物，被青年武士提刀追殺，跳進冰冷的護城河中才倖免於難。另一位翻譯官的家被浪人破門而入，他從後門匆忙逃出，才撿回一條老命。
福澤諭吉沒有恐懼，而是一邊加強安全，一邊潛心著作，並開館授學。通過海外遊歷，他敏銳地察覺到了未來世界的潮流是積極引入西洋文明，痛感在日本普及西學的重要。於是，他一邊號召打倒“完全沒有門戶開放與自由主義的思想”的幕府，一邊根據其書籍和參訪筆記，執筆寫下了10卷本的《西洋事情》，全面介紹西洋地理、兵法、科技、航海等知識。
這部嘔心瀝血的著作給日本人打開了一扇觀察和思考世界的視窗。1866年《西洋事情》出版，數年間發行25萬部。憂國愛民的人士，幾乎人人一部，把它當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
而無論多麼艱難危險，他的學館從未停過。學生們在慶應義塾研讀美國的原版英文書，學習西方知識，畢業之後當老師，將新的知識帶到了日本各地，也將福澤諭吉的思想傳播開來。
1875年，福澤諭吉將歷年文章結集為《勸學篇》出版，其中強調“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一人之自由獨立關係到國家之自由獨立”，在當時的日本幾乎人手一本，影響了整整一代人。其同時出版的對日本走上現代化道路產生深遠影響的《文明論概略》，則回答了“日本文明向何處去”的時代命題。
福澤諭吉認為，一國文明程度的高低，可以用人民的德智水準來衡量，在深入比較了日本文明、中國文明和西洋文明。福澤諭吉斷定，西洋文明為當時的最高文明，日本落後於西方，所以極力主張日本掙脫儒佛教主導的不思進取、抱殘守缺東亞文明的束縛，努力學習西洋文明。
“乾脆趁勢打開更大的窗戶，讓西方文明諸國的空氣吹襲日本，將全國的人心徹底推翻，在遠東建立一個新文明國，使日本與英國並駕齊驅，東西遙相呼應。”
23年後，在戊戌變法的風雲中，湖廣總督張之洞出版了同名著作《勸學篇》，在中國風行一時。對於“中國文明向何處去”的問題，張之洞提出的答案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維護君主專制制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技藝，並以這種新技藝“補”專制舊制之“闕”。
在國門被迫打開50多年後，中國主流知識份子的認識，依舊停留在“中體西用”的認識水準上。
到19世紀的最後一年，也就是明治維新32年之後，日本經濟繁榮，工廠遍佈，制定憲法，開設國會，成為亞洲第一個憲法國家。日本越來越被歐美國家認可，治外法權等不平等條約也逐漸廢除。
這一年，福澤諭吉完成了回憶錄《富翁自傳》。回顧一生，這個一生以啟蒙為己任、“希望能將我國國民引導向文明之國邁進”的66歲老人頗感欣慰，並無遺憾。
或許是個巧合，就在福澤諭吉寫自傳的那一年（1900年），中國北方的義和團運動正在如火如荼。中國的“愛國者”們，像當年的日本浪人一樣，“奉旨排外”，極端仇視外國人，並把怒火撒向本國同胞。對此，福澤諭吉在《富翁自傳》裡特意提到了中國的未來：“不管滿清ZF出現多少偉大的人才，或是出現一百個李鴻章，都無法進入文明開化之國。要使人心煥然一新，將中國導向文明之國，唯有推翻滿清ZF，此外別無他途。”
那麼，一旦推翻滿清ZF，中國是否能夠像明治維新那麼成功呢？
福澤諭吉的回答是：“誰也不能保證。不過，為了國家的獨立自主，無論如何一定要打倒滿清ZF。中國人所要的，究竟是國家的ZF，還是ZF的國家？我想中國人自己很清楚。”
轉載自：格隆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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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攻擊洋人洋教，實則打砸砍殺的物件，其實都是比自己更弱勢的同胞。當時的書籍這樣記載義和團進京後的暴行：
1、“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並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殘酷無複人理”；
2、“京師盛時，居人殆四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鹵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
3、“義和團之殺教民毛子也，京西天主堂墳地，悉遭發掘，若利瑪竇，龐迪我，湯若望，南懷仁諸名公遺骨，無一免者”。
而他們所謂的刀槍不入，在對陣“洋人”時幾乎一無用處。當時北京西什庫教堂只有幾十個洋兵守衛，又沒有連發武器，幾萬義和團將它圍得裡三層外三層，攻了幾個月，就是攻不進去。
最為滑稽和諷刺的一幕是，辛醜國恥後，為了與列強議和，慈禧選擇了拋棄這些打砸搶分子。他們中的很多人為了躲避朝廷的懲罰，轉而又紛紛入教，去尋找“洋人”的保護。
三、
儘管“鬥地主”的矛頭其實是指向了本國民眾，真正攻擊“洋人”的只是少數案例，但這種公開指名道姓要“殺洋人”的玩法，還是讓列強不寒而慄。尤其在1900年初，義和團運動擴展到使領館集中的京津地區，開始攻擊使領館後，兩地的外國人更加緊張。
親歷了庚子年間義和團圍攻使館事件的普特南•威爾這樣形容1900年6月14日的恐怖：成千上萬的義和團團民，手執槍刀，身束紅布，由城外群沖湧入京城，一時齊聲呐喊，聲震雲天。見此情形，“義大利兵在使館街之盡處，受此驚駭，幾類狂易，人人皆面色發赤。”
6月11日，日本書記官杉山彬在永定門外被清軍所殺。
各國強烈要求清ZF對義和團明確表態。在第一次照會清ZF過去了近2個月還沒有結果後，各國公使第2次開會並聲明：一旦中國不發佈上諭，他們就要進行海軍聯合示威，自行清剿。二次照會無果後，1900年6月10日，大沽口外各國軍艦的指揮官們便派出了英國遠東艦隊司令西摩爾中將率領的2053名聯軍，從塘沽登陸趕往天津租界，並於當天乘火車向北京進發。
害怕了的慈禧連發八道上諭，要求加緊鎮壓義和團。但清軍聶士成部以及義和團破壞鐵路後，西摩爾的這支聯軍暫時失去了消息——這讓慈禧產生嚴重錯覺和誤判，下令對義和團暫停鎮壓，並要求將其中年輕力壯的團民全部編入部隊,同時義和團開始圍攻西什庫教堂。1900年6月20日，德國公使克林德離開東交民巷，前往清ZF總理衙門交涉公使撤離之事，在途中被端郡王載漪的虎神營官兵擊斃，這就是著名的“克林德事件”。
之後，大批的義和團開始圍攻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此外，除了榮祿的武衛中軍，由董福祥率領的武衛後軍也加入了進攻使館的戰鬥。1900年6月20日下午4時整，清軍從北面和東面開火，開始了中國ZF軍隊對北京使館有組織的進攻。大臣徐桐之奏章，更是直接“請旨通飭各直省督撫，飛劄各府州縣，自此決裂之後，無論何省何地，見有洋人在境，徑聽百姓殲除。”
雖然這份奏摺稍微晚於案發，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大頭兵敢於在大街上槍殺一國公使，顯然不是一個士兵血氣上湧，憑藉個人膽色做得出來的。這份奏摺中所透露出來的盲目自大，強烈排外思想，和當時彌漫社會的無知與戾氣，才是鬧劇的源頭。
1900年6月21日，慈禧下令頒佈《宣戰詔書》，這份詔書實際上是一份對國內發佈的戰爭動員令。滑稽的是，這份《宣戰詔書》對交戰物件卻沒有明確交代，而是採用了一個略帶蔑視的詞：“彼等”。
兩廣總督李鴻章接詔後的反應是“此亂命也，粵不奉詔”。他認為，在國家實力十分脆弱的情況下，魯莽開戰，大清帝國將遭到滅頂之災。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南方大臣，在獲悉了李鴻章的態度後，確定了共同抗旨以求東南互保的原則。
事情確如李鴻章所料：1900年7月13日，當時的聯軍總指揮，俄軍中將阿列克謝耶夫下達了總攻天津的命令，僅僅一天后，八國聯軍完全佔領了天津。消息傳到北京，慈禧急忙下達了暫停對東交民巷進攻的命令。
但長江巡閱水師大臣李秉衡帶領勤王部隊的出現使得慈禧的態度又重新強硬了起來。1900年7月27日，慈禧召見李秉衡，在詢問他對時局的看法時，李秉衡回答：“既已開戰，不能言和。”慈禧在召見完李秉衡的當天便下旨，令其幫辦武衛軍軍務，並在1900年8月1日下令恢復對東交民巷的炮擊。
儘管“愛國者”義和團的燒殺搶掠給了各國非常完美的進軍藉口，但事實上各國一直在爭吵要不要進軍中國的首都，直到夾雜大量義和團的中國軍隊恢復對北京使館區的炮擊，並收到美國公使在停火前從北京送來的密信，說“已經不能支持多久了，希望迅速前來救援”後，8月4日下午，聯軍部隊從天津開拔，沿運河兩岸向北京挺進。
這次清ZF沒有指望“愛國者”，見過世面的慈禧當然知道義和團的刀槍不入是胡扯。清ZF派遣了裝備精良的武衛軍在京津之間構築了兩道防線，但僅僅兩天時間就全線崩潰，坐鎮督戰的直隸總督裕祿舉槍自戕。
1900年8月9日，“既已開戰，不能言和”的長江巡閱水師大臣李秉衡部還沒有來得及佈防，便與北上的聯軍遭遇，很快四散潰逃。兩日後，在潰退到通州附近的張家灣時，自感無望的李秉衡服藥自殺。
8月14日北京城完全陷落，慈禧倉皇出逃，一路狂奔到西安——這個出逃行為被清ZF取了個很唯美的名字：“兩宮西狩”。
1900年8月20日，慈禧假光緒之口，發佈帝國的《罪己詔》，皇家檔的豪華文采全不見蹤影，像極了一篇小學生因為小錯而寫給老師的悔過書。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不讀不行，讀之生厭。
《罪己詔》，把罪過一股腦推到了“愛國者”義和團身上，下令對義和團“痛加剿除”：淶涿拳匪，焚堂毀路…妖言邪說，煽動愚人…膽敢紅巾露刀，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圍攻使館…天下斷無殺人放火之義民，國家豈有倚匪敗盟之政體？
（1900年，清ZF抓捕的義和團）
9月7日，慈禧再次發出嚴剿滅義和團的上諭，9月20日第三次頒佈了一道加力“剿滅”義和團的上諭。
“天下斷無殺人放火之義民，國家豈有倚匪敗盟之政體？”——不知道那些被炮灰了的“愛國者”看到這兩句文縐縐的“愛國成賊”的評判，會作何感想？
或許，他們本身就是賊？而利用過後，碾做炮灰，或許就是他們的宿命？
希特勒的黨衛隊如此，攻打沙俄冬宮的水兵亦如此。
最為滑稽和諷刺的一幕是，為了躲避朝廷的懲罰，大批量“愛國仇教”的義和團員，轉而紛紛入教，尋求“洋人”的保護。
這場“奉旨愛國”的鬧劇，最後演變成了一場國難：在應列強要求懲辦主戰官員，慈禧一口氣像切瓜一樣地殺了自己120多個大臣後，1901年9月7日，清ZF與11國簽訂《辛丑合約》，拆除大沽到北京沿線所有炮臺，京師至海邊由各國留兵駐守，清ZF共需向列強賠款白銀4億5千萬兩， 4億5千萬中國人，“人均一兩，以示侮辱”。
十年後，清王朝這個龐然大物，轟然倒塌。
四、
1900年8月20日，逃亡途中的慈禧假光緒之口發佈的《罪己詔》中有一句頗值得玩味的話：“即無拳匪之變，我中國能自強耶？”
在整篇《罪己詔》中，只有這句反問，像是皇帝自己的話。
可是，話是問的不錯，問題是：問誰呢？整個大清帝國，誰有這個視野和見識，能回答這個問題？
被史書奉為“睜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其實是沒有這個能力的，他其實只是史學家雕琢出來，用以反襯滿清當權者多麼眼光狹窄短淺的一尊吉祥物而已。魏源賴以成名，並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著作《海國圖志》是在南京城西清涼山下烏龍潭邊，在林則徐主持編譯的《四洲志》的基礎上“編撰”而成的。
換句話說：世界你都沒觀過，哪來的世界觀？
在一個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過程中，一批知識份子到發達（歐美）國家親眼觀察至關重要。如果不直接地觀察對比，僅僅通過閱讀瞭解，常常是隔靴搔癢，甚至斷章取義，走向極端。
與魏源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與他同一個時代的福澤諭吉：前者留下了一本夾生熟的書，而後者在遊歷歐美後，以思想為武器，直接引致了整個日本的現代化。
客觀地說，慈禧是有視野和魄力的。她一點也不排外，甚至對西洋器具情有獨鍾。1861年咸豐駕崩，20多歲的慈禧，沒有像20多歲的武則天和孝莊那樣用陪睡換江山，而是直接發動政變上臺。
慈禧在奪取大清統治地位之後的前三十多年裡，只做了一件事，就是選擇了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引進西方科技”的洋務運動。她果斷啟用了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外向進取的漢人，並提升李鴻章為洋務總工程師。
洋務運動快速發展了大清的經濟：火車鐵路，兵工廠，紡織廠，電報局，北洋艦隊，機械化露天煤礦，煉鐵廠等等行業企業第一次出現在封閉千年的中國。洋務運動只用了短短三十多年時間，就把一個等同于唐漢時期農業經濟體的國家，帶進了近代經濟體的大門——這在幾千年中國歷史上實屬開天闢地。
但只靠洋務運動一條腿發展起來的大清，很快就跌倒了。就算大清的歷史沒有甲午戰爭的慘敗，只發展經濟的洋務運動也註定保不住大清。一位學者如是論述：因為西方的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是同體制配套使用的結果。大清只引進科技，就像買手機不要充電器，待機時間再長也會沒電的。
但作為最高掌權者，對權勢的戀棧，將令慈禧排除任何可能引致統治風險的選項——這是一種無法醫治的，骨子裡的排外。
歷史也並不是沒有給清王朝機會。當時最見多識廣，視野最闊的，算是李鴻章了。他是中國第一位專門與“洋夷”打交道的人，也是大清第一個外交家。如果說慈禧是“洋務運動”的總設計師，李鴻章就是最堅決的踐行者。
1896年，七十有四，的李鴻章開始遊歷歐美，歷時近7個月，行程9萬里，先後遊歷了俄、德、荷蘭、比利時、法、英、美、英屬加拿大等。在這些國家，他受到了熱情款待，會見了俾斯麥等各國政要，也參觀了工廠、報社、學校、礦山、電報局、銀行，在德國還專門請醫生以“電照法”即X光檢查了年前馬關談判時被日本憤青小山豐太郎行刺時仍留在臉上的子彈。
（大清裱糊匠李鴻章與俾斯麥）
可惜，搞了半輩子洋務運動的老頭，仍然只發現了歐美的器物之美，發現不了器物之後的東西：用楊小凱先生的術語來講，根源還在於“後發劣勢”。
李鴻章旅遊到英國，對英國的一架縫紉機都能著迷，並不惜重金，給老佛爺購回一台。但卻（刻意？）忽略了最不應該忽略的一件東西——他在代表西方政治制度的英國下院為他特設的席位上旁聽了議員們的辯論，覺得那是一窩蜂似的吵架，說：“無甚可觀。”
“無甚可觀”——四個字，代表了當時整個民族的視野。
五、
我們的東鄰日本，有一個與“睜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同時代的，真正經典意義上的愛國者。他以大逆不道的推翻幕府，顛覆和重塑整個民族落後的價值觀為己任——而他也確實做到了。
他叫福澤諭吉，在日本家喻戶曉——因為面額最大的萬元日幣上，印的就是他的頭像，面色嚴肅，目光堅毅。終福澤諭吉一生，既不是高官顯貴，也不是富豪大賈，只是一介書生。
他身後所遺也只僅一所大學和22卷文集，之所以能夠獲得如此尊崇的地位，是因為“福澤諭吉因是這個國家的啟蒙老師，他的思想改變了日本的歷史走向”，“一個偉大的思想家遠比政治家重要得多，因為比起政治來，思想更持久，更有歷史穿透力。”
福澤諭吉19歲時，美國軍艦（史稱黑船事件）來到江戶的消息傳到了西南一隅，深受刺激，自此開始發奮學習英語並瞭解海外。1860年，為了交換《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的批准文本，日本派遣鹹臨號軍艦赴美。自黑船來航、日本人首次看到蒸汽船僅七年，開始學習航海也才五年，就派出自己的軍艦獨自橫渡太平洋。
這是日本開天闢地以來首次的大事業，甚至超過鄭和下西洋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環顧當時東亞各國，沒有一個國家在這麼短時間裡就敢於橫渡太平洋。
當時航行到外國被視為拿生命當賭注，可是福澤諭吉自告奮勇，要求作為艦長的隨員到美國，被順利接受。福澤諭吉美國之行，讓福澤諭吉大開眼界，思想一新。
1861年冬天，日本派使節到歐洲各國，福澤諭吉作為隨員參加使節團赴歐洲。此行將近一年，周遊歐洲列國，福澤諭吉大開眼界。特別是在倫敦，他驚訝地看到一份報紙批評駐日公使對日本傲慢無禮，深受觸動。
“我閱讀此文之後，心中如同放下一塊大石。原來世界上不盡是惡人。我們平時所看到的，盡是外國ZF的惡形惡狀，說他們趁日本尚未進入文明開化之國，往往仗勢欺人。如今我來到他們的國家，親眼看到其國也有光明正大、處處為別人著想的人士，令我越加堅定素來所持的開放門戶走進國際社會的理念。”
但1860年以後，仇外的風氣在日本蔓延，這個如同晚清。那些年輕氣盛的武士宣稱“即使日本破壞成焦土，也要徹底攘夷”，他們暗殺外國人，與外國人打交道的日本人也被仇恨。腰插武士刀的浪人們充斥街頭，四處尋找賣國賊。在他們看來，凡是與外國沾邊的，都有賣國嫌疑。
與外國人做貿易的商人關起了門，講西方學問的洋學者的處境越來越危險，隨時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因為在自詡為愛國無罪的浪人們的眼中，那些讀外國書、喜歡談論歐洲文化制度的人，當然都是崇洋媚外的賣國賊，人人得而誅之。
在排外之時，仇視手無寸鐵者，似乎並非日本所獨有的現象。這一方面固然說明了那些高舉愛國旗幟者們的愚蠢和非理性，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他們的卑怯。他們不敢向掌權者叫板，正如魯迅所說，“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以此表明自己的愛國勇氣。
一位受聘于幕府的翻譯官，無意中提到外國事物，被青年武士提刀追殺，跳進冰冷的護城河中才倖免於難。另一位翻譯官的家被浪人破門而入，他從後門匆忙逃出，才撿回一條老命。
福澤諭吉沒有恐懼，而是一邊加強安全，一邊潛心著作，並開館授學。通過海外遊歷，他敏銳地察覺到了未來世界的潮流是積極引入西洋文明，痛感在日本普及西學的重要。於是，他一邊號召打倒“完全沒有門戶開放與自由主義的思想”的幕府，一邊根據其書籍和參訪筆記，執筆寫下了10卷本的《西洋事情》，全面介紹西洋地理、兵法、科技、航海等知識。
這部嘔心瀝血的著作給日本人打開了一扇觀察和思考世界的視窗。1866年《西洋事情》出版，數年間發行25萬部。憂國愛民的人士，幾乎人人一部，把它當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
而無論多麼艱難危險，他的學館從未停過。學生們在慶應義塾研讀美國的原版英文書，學習西方知識，畢業之後當老師，將新的知識帶到了日本各地，也將福澤諭吉的思想傳播開來。
1875年，福澤諭吉將歷年文章結集為《勸學篇》出版，其中強調“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一人之自由獨立關係到國家之自由獨立”，在當時的日本幾乎人手一本，影響了整整一代人。其同時出版的對日本走上現代化道路產生深遠影響的《文明論概略》，則回答了“日本文明向何處去”的時代命題。
福澤諭吉認為，一國文明程度的高低，可以用人民的德智水準來衡量，在深入比較了日本文明、中國文明和西洋文明。福澤諭吉斷定，西洋文明為當時的最高文明，日本落後於西方，所以極力主張日本掙脫儒佛教主導的不思進取、抱殘守缺東亞文明的束縛，努力學習西洋文明。
“乾脆趁勢打開更大的窗戶，讓西方文明諸國的空氣吹襲日本，將全國的人心徹底推翻，在遠東建立一個新文明國，使日本與英國並駕齊驅，東西遙相呼應。”
23年後，在戊戌變法的風雲中，湖廣總督張之洞出版了同名著作《勸學篇》，在中國風行一時。對於“中國文明向何處去”的問題，張之洞提出的答案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維護君主專制制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技藝，並以這種新技藝“補”專制舊制之“闕”。
在國門被迫打開50多年後，中國主流知識份子的認識，依舊停留在“中體西用”的認識水準上。
到19世紀的最後一年，也就是明治維新32年之後，日本經濟繁榮，工廠遍佈，制定憲法，開設國會，成為亞洲第一個憲法國家。日本越來越被歐美國家認可，治外法權等不平等條約也逐漸廢除。
這一年，福澤諭吉完成了回憶錄《富翁自傳》。回顧一生，這個一生以啟蒙為己任、“希望能將我國國民引導向文明之國邁進”的66歲老人頗感欣慰，並無遺憾。
或許是個巧合，就在福澤諭吉寫自傳的那一年（1900年），中國北方的義和團運動正在如火如荼。中國的“愛國者”們，像當年的日本浪人一樣，“奉旨排外”，極端仇視外國人，並把怒火撒向本國同胞。對此，福澤諭吉在《富翁自傳》裡特意提到了中國的未來：“不管滿清ZF出現多少偉大的人才，或是出現一百個李鴻章，都無法進入文明開化之國。要使人心煥然一新，將中國導向文明之國，唯有推翻滿清ZF，此外別無他途。”
那麼，一旦推翻滿清ZF，中國是否能夠像明治維新那麼成功呢？
福澤諭吉的回答是：“誰也不能保證。不過，為了國家的獨立自主，無論如何一定要打倒滿清ZF。中國人所要的，究竟是國家的ZF，還是ZF的國家？我想中國人自己很清楚。”
轉載自：格隆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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