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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國》:為中華原生文明正名

《大秦帝國》:為中華原生文明正名

吳文滔

有著老秦人後裔情結, 籍貫陝西三原的孫皓暉先生, 歷時15年, 著成長達504萬字的《大秦帝國》一書。 該書以秦帝國的國運為主要軸線, 描寫了自秦孝公至秦王子嬰長達160多年的春秋戰國的歷史小說。 我陸續讀完這部鴻篇巨制, 時間前後也長達兩個月之久。 在讀本書之前估計與許多人一樣, 對大秦帝國的歷史存在諸多的誤解。 本書試圖撥開歷史的重重煙霧, 為中華原生文明正名。

第一, 秦朝的文明在當時候與東方六國相比是有進步性的。 這裡所說的秦朝文明是指秦孝公自商鞅變法之後的秦朝的政治,

經濟, 軍事和文化, 而並非指秦孝公商鞅變法之前的秦朝, 毋庸置疑, 商鞅變法加速了青銅文明向鐵器文明的轉型, 奴隸貴族經濟向自由農地主經濟的轉型, 聯邦制政體向中央統治政體的轉型, 使中華民族在那個時代達到了農業文明的極致狀態。 唯有秦國的變法, 最為徹底地改變了氏族的分封制, 建立了一整套鼓勵農耕, 獎勵戰功, 訓練新軍銳士的農業軍事制度。 扭轉了老秦人“私鬥成風”的習俗, 逐步推進了帝國的法制建設, 最終秦國的社會儼然有序, “路不拾遺”, 秦軍好勇尚鬥, 有一支強大的國防力量, 且屢次勝仗(幾乎無敗績)。 當時秦人對自己的生活充滿著信心, 陽光和朝氣,
這是其他六國無法比擬的。

第二, 秦掃六合, 是自秦孝公至秦始皇七代君王共同努力的結果, 而並非秦始皇一代一時之功。 秦孝公之前秦與中原各國屢屢血戰, 空耗國力, 尤其與秦獻公與當時中原霸主魏國的戰爭, 幾乎將秦國要拖到亡國之邊緣。 秦孝公的商鞅變法, 賈誼《過秦論》中是給予了高度評價的:“秦孝公據崤函之固, 擁雍州之地,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 ”“商君佐之, 內立法度, 務耕織, 修守戰之具”。 秦國的朝堂湧現出了非常默契的君臣搭檔:秦孝公與商鞅, 肝膽相照, 勵精圖治, 個人認為商鞅應該並非真有司馬遷描述的那麼刻薄, 作為變法者, 之前就遍訪了秦國的山川故地, 瞭解了秦國的民生疾苦。 他頂著來自甘龍,

杜摯等老氏族強大的壓力, 在秦孝公及太后的支持下變法, 為秦國民眾謀出了更好的出路。 秦惠文王與張儀, 也同樣地攜手與共, 互相信任有加。 張儀對秦惠文王:“君以國士待我, 我以國士報之”。 做為魏國的一介布衣(據說和蘇秦同是鬼穀子的弟子), 寒窗苦讀之後能得到君王如此待遇, 三生有幸, 張儀便縱橫捭闔, 靠其橫強的外交手腕, 在秦惠文王時期使國力更加強大。 而後秦武王與甘茂, 秦昭王與范睢, 及至秦始皇與呂不韋, 李斯等等。 可以說秦孝公商鞅時期奠定帝國的制度基礎, 秦惠文王, 武王, 昭王時期開疆拓土, 及至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 振長策而禦宇內, 吞二周而亡諸侯, 履至尊而制六合, 執敲撲而鞭笞天下, 威振四海。

第三, 自秦孝公至秦王子嬰時期秦政並非暴虐。 在談論秦朝滅亡原因時總會有暴秦說, 實際不然。 首先, 執政中心人物的錯誤並不代表秦朝整套制度的暴虐:秦始皇確實執政有被指點的地方:焚書坑儒。 秦二世胡亥修秦始皇陵墓, 修建阿房宮, 只是讓帝國的執政者偏離了正常運轉, 秦子嬰之時, 如果關中地區有足夠的軍隊, 那秦朝打敗農民軍, 繼續統治下去, 也是有可能的。 其次, 秦朝統治之下的民眾是擁護秦朝的。 在二世之時, 雖然廣征徭役, 但依舊反叛事件甚少。 章邯在七十多萬刑徒中尚且可以組織起二十萬以上的軍隊, 並且堪堪與秦主力比肩, 屢次戰勝農民軍, 要不是糧草不濟, 秦朝執政者昏庸, 效力低下, 掃平農民起義以及復辟的六國政權,

也不是不可能。 第三, 秦軍軍紀還算嚴明。 為之詬病的長平之戰, 白起殺趙國20余萬降卒。 其餘殺俘虜情況比較少見。 但相比秦末項羽, 見諸史冊就有六次大屠殺:襄城, 城陽, 新安, 咸陽, 破齊之後和外黃大屠殺。 劉邦的軍隊, 也有兩次大屠殺:屠潁陽和武關。 秦軍是要嚴明許多。

秦帝國創建了一整套制度, 後世諸如漢朝實際傳承了秦朝的制度, 卻在理念上又排斥大秦文化。 以前讀歷史, 我也常常將秦之于兩漢, 隋之于唐代, 五代十國之于兩宋做類比。 實際上無論隋還是五代, 與秦都不具有可比性, 秦在那個最為奔放, 充滿活力的年代創造出了不朽的文明體系, 並被傳承兩千餘年。 她有自己獨特的地方, 是中華文明的正源,體現了我們民族最原生的文明。

是中華文明的正源,體現了我們民族最原生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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