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文
這篇文章要講的是一個商人的故事， 他叫王亥。 可能很多人沒有聽過他的名字。 之所以要寫他， 因為他是中國第一個商人。
服牛乘馬， 以利天下
王亥是誰？要從中國最早的朝代說起。
中國的朝代可上溯到夏商周。 商湯滅夏桀， 是為商朝之始。 但實際上， 不是夏結束了才有商， 商本就是夏的一個部落， 商的始祖叫契， 他和虞、舜、禹生活在同一時期。 由契到湯， 共十四世， 這一段是“先商”時期。 契的第六世孫叫亥， 後人以“王”尊稱他， 所以叫王亥。 王亥生在夏朝中期， 距今3800多年。 他和兒子上甲微是先商時期“讓商族變得偉大”的關鍵人物。
王亥做過哪些大事呢？簡略地說， 是兩件。
第一件是飼養家畜， 馴養牛馬。 郭沫若《中國史稿》說：“傳說相土作乘馬， 王亥作服牛， 就是馴養牛馬， 作為運載的工具。 ”相土是契的孫子， 他發明了馬車， 給馬戴上馬籠頭， 加以訓練， 讓馬拉車馱物， 原是遊牧部落的商族也從西北遷徙到中原一帶。 到了王亥的時代， 光是用馬拉車、運貨、作戰遠遠不夠， 而且西北草原的馬也不適應中原氣候， 死的很多， 人們又要手提肩扛貨物。 王亥用了“牽牛要牽牛鼻子”的辦法馴服了野牛這一龐然大物， 並用牛代替馬拉車，
今天我們都明白蒸汽機、電、互聯網的作用， 在王亥那個時代， 他對牛的馴養和牛車的發明， 也具有歷史性的意義。 《易·繫辭》曰：“服牛乘馬， 引重致遠， 以利天下。 ”《管子·輕重戊》說：“殷人之王， 立皂牢， 服牛馬， 以為民利， 而天下化之。 ”“皂”是喂牛馬的槽， “牢”是養牛羊用的圈， 牛馬都被馴服， 成為運輸工具， 這大大便利了天下的黎民百姓。
“商人來了， 商人來了”
王亥做的第二件事， 是開展商貿活動。
當商部落的糧食、家禽、造的工具多了以後， 除本族人用之外， 還有不少剩餘。 王亥就從剩餘物品中拿出一部分， 放在其他氏族部落常去的曠野。 隔幾日再去看， 發現物品已被取走， 其他部落的物品則放在那裡， 這就是交換的成功。 有了第一次， 就有第二次、第三次， 王亥遂經常率領部落成員趕著牛車， 帶著帛、黍、粟以及牛、羊到外部落進行物物交易， “肇牽車牛遠服賈”。
“商人來了， 商人來了”， 外部落這樣稱呼商部落的貿易使者。 他們交易的東西， 當然就是商品。 因為交易量越來越大， 王亥成為當時各個部落的首富。
王亥在與各部落的交易中， 堅持誠信與平等。 有一次， 一個小諸侯國葛國遭遇大旱， 連月無雨， 莊家顆粒無收， 就向王亥求援，
以王亥的貢獻和地位， 他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馬雲吧， 利用新的技術工具， 推動貿易的發展， 傳播商業的文明。 因此王亥死後， 享受到殷商後代給予的最隆重的祭祀。王國維評論說，王亥“祀典之隆”，不只是因為他是先祖，而是因為“其為製作之聖人”。那他也算“中國製造”最早的傑出代表了。
王亥之死
中國最早的商人、發明家、首富王亥，大概活了50歲左右。他的死成為千古之謎，至今沒有定見。
王亥是怎麼死的？事情本身非常簡單，他有一次和弟弟王恒駕著牛車，載著貨物，趕著牛羊，到黃河以北的有易進行貿易。“風蕭蕭兮易水寒”，說的就是有易那個地方。王亥在那兒被有易的君主，一個叫綿臣的人，殺了。
王亥為何被殺？對這個歷史懸案，大致有如下說法：
一是和女人有關。這裡又有幾種說法。有的說王亥好色，“淫于有易之女”，被殺。有的考證說，王亥在有易跳過流行的“萬舞”，它既是一種武舞（軍事舞），也是一種性舞（戀愛舞），王亥舞姿誘人，有易的女人豐腴性感，迷上他了，二人勾搭，被有易人捉姦。也有的說，王亥是在有易境內搶掠婦女，被綿臣帶兵攻擊殺死。還有的說，“所淫確為綿臣之女”，但目的是通過她謀取有易，結果暴露。
這裡要說一下有易這個部落的背景。有易是商族祖先契的母族，是一個大部落。王亥之于有易，是外孫這條線的。因為這一原因，有歷史學家認為，王亥“賓于有易”、“托于有易”，可能是去投奔他的外親、諸舅。所謂“淫于有易”，也可能是商部落自契以後與有易女性世代通婚的傳統，而不是亂交，可能是違背了氏族間的某些特殊規定，特別是婚性制度的約定。但是也有學者提出，比王亥更早時的顓頊帝時期，氏族制已解體，開始實行男娶女嫁，人們有了家室，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時代已經過去，也就是說，王亥所處的時代婚姻制度已成型，他有淫行，有過錯，是不爭的事實。
關於王亥之死的第二種說法，是和利益衝突有關。一說是，有易首領綿臣見王亥所帶的牛個個膘肥體壯，很眼紅，產生了霸佔的念頭，將其殺害。另一說，有易用樂舞盛宴招待王亥，但雙方未能達成滿意的協定，產生了利益衝突，有易遂派牧童在黑夜對沉睡中的王亥下手。
王亥之死的第三種說法，是和政治有關。一說，綿臣殺王亥，是因為當時的商族日漸強大，對有易是不利的。另一說，王亥為了商族雄霸天下，早已圖謀有易，但因為有易是其始祖契的母親的家園，搶佔有違天道，而且有易也是夏的屬地，攻佔有易會遭到夏帝的反擊。因此王亥假裝到有易做生意，假借僕牛（馴服的牛），暗中和弟弟王恒合謀設計，“幹協時舞”，用王亥掌握的巫舞勾引有易的女祭司，以製造矛盾，亂中取勝。
最後一種說法，和兄弟有關。有記載說王亥與王恒是“眩弟並淫”，綿臣只殺了王亥，奪了他帶來的僕牛，卻又將僕牛交給王恒。王恒繼承了哥哥的位置，但取回僕牛後並未為哥哥報仇。可見王亥被殺，即使不是綿臣與王恒合謀，也是得到了王恒默許的，因為他正好可以繼位。
相傳王亥被殺後，屍體被砍為八塊，分屬鳥的圖騰八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分別對應其前世玄鳥的頭、頸、肩、心、胸、腹、臍、股。“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這是關於先商的傳說。王亥死後，相傳玄鳥又涅槃重生。
商的強大始于王亥的經濟革命
王亥雖然被殺，但商人所從事的貿易活動並未停止。王亥之子上甲微借助河伯的武力，打敗有易，殺了綿臣。按範文瀾在《中國通史》中的說法，湯滅夏以前，商已是一個興旺的小國，“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說當時已房屋成片、人口眾多。“商國的農業、手工業、商業都比夏朝進步。因此造成代替興起的形勢。”
考古學界的一個基本共識是，商的強大是從王亥的商業貿易這場經濟革命開始的，持續不斷的商業活動使商族糧食日益增加，國力日漸強盛，終於在湯的時候取代夏朝，建立商朝。為方便交易，商朝發明了貨幣，最早是海貝，後來為了補充“流動性”，又有了石貝、骨貝、蚌貝、綠松貝等等，商的晚期還有了銅質貨幣。當時君王住的地方叫“邑”，商人交易的地方叫“市”，原本是分離的，後來為了君王的方便，“市”搬到“邑”中，其各個店鋪叫“肆”。《詩經·商頌·殷武》雲：“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那是中國商業都會最初的勝景。
因為王亥對商族產生的重要作用，他的後人甚至用祭天之禮祭祀他，所用的牲畜，從三四十頭牛甚至到三百頭牛，隆重無比。在甲骨文著作《殷墟卜辭綜類》中，祭祀王亥的卜辭多達96條。
商人的宿命
中國有學者因為王亥“淫于有易之女”，富而宣淫、暴屍橫死，認為他不配做第一個商人、“華商始祖”，提出夏朝的舜並不是神話傳說中的人物，他才是第一個商人。在他們看來，“拜謁華商始祖，傳承中華商德”，必須要有一個“德化”的、“言必稱堯舜”那樣的人，才配當“中華民族經商第一人”。照這種觀點，王亥只是部落間大規模貿易的第一人，只是舜帝的販賣事業的擴大而已。
也有學者認為，商人、商業和王亥的關係並不是很大。商人的來源在於，周武王伐紂滅殷、建立周朝後，殷商遺民過著受壓迫的生活，無政治權利亦無土地，只好東奔西跑做買賣，這些買賣人後來被叫作商人。“士農工商”，社會末流也。
當我研讀了關於王亥的諸多文章後，我完全支持他是中國第一個商人的論斷。縱使舜帝時已經有零星的販賣，但是，和技術發明與跨境貿易結合在一起的規模化商業活動，王亥才是中國第一人。
遙想3800多年前，我看到了一個敏感機智的發明家，一個跨境貿易的拓荒者，看到了他開闢一個時代的氣度和氣象；與此同時，我也看到了欲望的纏繞，利益的衝突，政治的威脅，兄弟的圖謀，這一切都可以殺死他，讓他死的如此慘烈和卑微。這不就是中國商人的宿命嗎？！他們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從始祖開始，就埋下了永遠要接受多元考驗、挑戰無止境、沒有誰能保你平安的宿命。
他們是篳路藍縷的開創者。當他們充滿活力、大顯身手時，往往也是社會富裕、流光溢彩的昌盛之時。“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他們把東西南北的供需串接起來，他們就是連接一切的平臺。
他們是骨子裡的逐利者。他們願意冒險，用管子的話，“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淵）之下，無所不入焉”。他們惟利是圖，“有利身則行”，“求利無不營”，有時也會坑蒙拐騙，無情無義，“一解市頭語，便無鄰里情”。他們享樂奢靡，但也充滿風險和危險，時時遭受“雪霜行塞北，風水宿江南”的艱辛，“寇盜伏其路，猛獸來相追”的不測。“無言賈客樂，賈客多無墓”也是他們命運的一部分。而他們之所以及時行樂，追求“耳目欲極聲色之好”的逸樂，衣必文彩，食必梁肉，乘堅策肥，履絲曳編，除了人的本性使然，也是為了釋放內心深處那種“不知明日何日”的恐懼和“用錢財也可以過有權有勢者的生活”的欲望。
他們是不確定的政商環境的從屬者和被動接受者。當權力需要他們活躍經濟，或者權力的縫隙給了他們以縱橫捭闔的商機，他們便會有“連車騎，游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的美好時光，但從來難以持久，很快就會被管制而失去尊嚴。秦代的“謫戍制”使商人及其子孫僅因其商人的身份就遭徵發。漢初法律明令禁止商人“衣絲乘車”，收重租稅，規定商人不得購置田地，商人子孫不得仕宦為吏。《晉令》規定：“儈賣者，皆當著巾，白帖額，題所儈賣者及姓名，一足著白履，一足著黑履”，以示商人與他人不可混同。唐以後，《大唐六典·戶部》規定：“工商之家，不得預於士。”到明朝，徐光啟《農政全書》第三卷記載：“（洪武）十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農民許穿細紗絹布，商賈之家只許穿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穿細紗。”清雍正二年上諭：“朕惟四民，以士為首，農次之，工商其下也。”在長期的抑商傳統之下，雖然中國人有經商的天賦和勤奮，商人卻終究沒有獨立的社會地位，而只能匍匐在君權之下，無論是得到特惠而富甲一時，還是隨時會碰到盤剝，本質都是低人一等的附庸。（參考文獻：《古代商人的身份與地位略論》，郭志祥）
按照不少學者的看法，中國商人最自由的時光是在漢武帝時終結的。商人的舞臺在於遠端貿易，商人的機會在於利用不同空間和時間的差價。春秋戰國之時，雖然中國沒有古代希臘、羅馬那樣的海洋舞臺，但以中國地域之廣，列國資源物情之豐和互通有無的需要，商人還是大有用武之地，范蠡、白圭、呂不韋等人能呼風喚雨。又由於春秋戰國時，鹽、鐵及其它礦產可以自由經營，也造就了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所寫的猗頓、郭縱、寡婦清、蜀卓氏、宛孔氏、齊刁間等等由鹽鐵致富的商賈。可惜這一切在西漢中期“鹽鐵官營”等干預政策出臺後終結。在穀專賣、官山海（即鹽鐵專賣等）、官天財（山財礦產漁業管制）的新的環境下，中國經濟轉變為“（人君）不求于萬民而藉於號令”的指令性經濟。如果用布羅代爾在《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一書中指出的，“在君主國中，商人不像在通常由大商人當政的共和國中那樣受到尊重”，以此來對照中國的商業史，恰恰是在漢武帝的那個時候，商業自由流通的黃金時代結束了。之前的秦朝還有“軍市”，委託商人從事軍需物資的採購與運輸，諸國到秦貿易的“邦客”，只要到所在政府登記（“請簿傳於吏”），即可在秦地做進出口生意。而漢武帝之後，可以“一僕多主”的商人不再有迴旋空間，開始進入“一主一僕”的帝國通道。（參考文獻：《帝國時代商人的歷史命運》，王家範）
這就是中國商人在歷史上的命運。
當我的思緒，從幾千年前指引著從商丘出發的牛車車隊前行的王亥，回到正行進在偉大復興途中的中國企業家那裡，我覺得有一種“商”的基因，穿越無窮苦難和頓挫，承繼在他們身上，在新的時代和新的世界，活潑地綻放。
我希望商人和企業家的權利能夠得到充分保障。一個不保護商人和企業家的社會，註定是難以長期富足的社會。但同時，歷史深處的聲音又告訴和啟示今天的中國商人，無論你多麼成功，都需要多一點夾縫意識，多一點憂患意識，多一點謙卑意識，多一點文明意識，深刻意識到自我的限定性，所處環境的限定性，從而少一點驕妄，多一些歸潛。
總有一片天地屬於你，那是自然之大道，大道之自然。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享受到殷商後代給予的最隆重的祭祀。王國維評論說，王亥“祀典之隆”，不只是因為他是先祖，而是因為“其為製作之聖人”。那他也算“中國製造”最早的傑出代表了。王亥之死
中國最早的商人、發明家、首富王亥，大概活了50歲左右。他的死成為千古之謎，至今沒有定見。
王亥是怎麼死的？事情本身非常簡單，他有一次和弟弟王恒駕著牛車，載著貨物，趕著牛羊，到黃河以北的有易進行貿易。“風蕭蕭兮易水寒”，說的就是有易那個地方。王亥在那兒被有易的君主，一個叫綿臣的人，殺了。
王亥為何被殺？對這個歷史懸案，大致有如下說法：
一是和女人有關。這裡又有幾種說法。有的說王亥好色，“淫于有易之女”，被殺。有的考證說，王亥在有易跳過流行的“萬舞”，它既是一種武舞（軍事舞），也是一種性舞（戀愛舞），王亥舞姿誘人，有易的女人豐腴性感，迷上他了，二人勾搭，被有易人捉姦。也有的說，王亥是在有易境內搶掠婦女，被綿臣帶兵攻擊殺死。還有的說，“所淫確為綿臣之女”，但目的是通過她謀取有易，結果暴露。
這裡要說一下有易這個部落的背景。有易是商族祖先契的母族，是一個大部落。王亥之于有易，是外孫這條線的。因為這一原因，有歷史學家認為，王亥“賓于有易”、“托于有易”，可能是去投奔他的外親、諸舅。所謂“淫于有易”，也可能是商部落自契以後與有易女性世代通婚的傳統，而不是亂交，可能是違背了氏族間的某些特殊規定，特別是婚性制度的約定。但是也有學者提出，比王亥更早時的顓頊帝時期，氏族制已解體，開始實行男娶女嫁，人們有了家室，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時代已經過去，也就是說，王亥所處的時代婚姻制度已成型，他有淫行，有過錯，是不爭的事實。
關於王亥之死的第二種說法，是和利益衝突有關。一說是，有易首領綿臣見王亥所帶的牛個個膘肥體壯，很眼紅，產生了霸佔的念頭，將其殺害。另一說，有易用樂舞盛宴招待王亥，但雙方未能達成滿意的協定，產生了利益衝突，有易遂派牧童在黑夜對沉睡中的王亥下手。
王亥之死的第三種說法，是和政治有關。一說，綿臣殺王亥，是因為當時的商族日漸強大，對有易是不利的。另一說，王亥為了商族雄霸天下，早已圖謀有易，但因為有易是其始祖契的母親的家園，搶佔有違天道，而且有易也是夏的屬地，攻佔有易會遭到夏帝的反擊。因此王亥假裝到有易做生意，假借僕牛（馴服的牛），暗中和弟弟王恒合謀設計，“幹協時舞”，用王亥掌握的巫舞勾引有易的女祭司，以製造矛盾，亂中取勝。
最後一種說法，和兄弟有關。有記載說王亥與王恒是“眩弟並淫”，綿臣只殺了王亥，奪了他帶來的僕牛，卻又將僕牛交給王恒。王恒繼承了哥哥的位置，但取回僕牛後並未為哥哥報仇。可見王亥被殺，即使不是綿臣與王恒合謀，也是得到了王恒默許的，因為他正好可以繼位。
相傳王亥被殺後，屍體被砍為八塊，分屬鳥的圖騰八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分別對應其前世玄鳥的頭、頸、肩、心、胸、腹、臍、股。“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這是關於先商的傳說。王亥死後，相傳玄鳥又涅槃重生。
商的強大始于王亥的經濟革命
王亥雖然被殺，但商人所從事的貿易活動並未停止。王亥之子上甲微借助河伯的武力，打敗有易，殺了綿臣。按範文瀾在《中國通史》中的說法，湯滅夏以前，商已是一個興旺的小國，“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說當時已房屋成片、人口眾多。“商國的農業、手工業、商業都比夏朝進步。因此造成代替興起的形勢。”
考古學界的一個基本共識是，商的強大是從王亥的商業貿易這場經濟革命開始的，持續不斷的商業活動使商族糧食日益增加，國力日漸強盛，終於在湯的時候取代夏朝，建立商朝。為方便交易，商朝發明了貨幣，最早是海貝，後來為了補充“流動性”，又有了石貝、骨貝、蚌貝、綠松貝等等，商的晚期還有了銅質貨幣。當時君王住的地方叫“邑”，商人交易的地方叫“市”，原本是分離的，後來為了君王的方便，“市”搬到“邑”中，其各個店鋪叫“肆”。《詩經·商頌·殷武》雲：“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那是中國商業都會最初的勝景。
因為王亥對商族產生的重要作用，他的後人甚至用祭天之禮祭祀他，所用的牲畜，從三四十頭牛甚至到三百頭牛，隆重無比。在甲骨文著作《殷墟卜辭綜類》中，祭祀王亥的卜辭多達96條。
商人的宿命
中國有學者因為王亥“淫于有易之女”，富而宣淫、暴屍橫死，認為他不配做第一個商人、“華商始祖”，提出夏朝的舜並不是神話傳說中的人物，他才是第一個商人。在他們看來，“拜謁華商始祖，傳承中華商德”，必須要有一個“德化”的、“言必稱堯舜”那樣的人，才配當“中華民族經商第一人”。照這種觀點，王亥只是部落間大規模貿易的第一人，只是舜帝的販賣事業的擴大而已。
也有學者認為，商人、商業和王亥的關係並不是很大。商人的來源在於，周武王伐紂滅殷、建立周朝後，殷商遺民過著受壓迫的生活，無政治權利亦無土地，只好東奔西跑做買賣，這些買賣人後來被叫作商人。“士農工商”，社會末流也。
當我研讀了關於王亥的諸多文章後，我完全支持他是中國第一個商人的論斷。縱使舜帝時已經有零星的販賣，但是，和技術發明與跨境貿易結合在一起的規模化商業活動，王亥才是中國第一人。
遙想3800多年前，我看到了一個敏感機智的發明家，一個跨境貿易的拓荒者，看到了他開闢一個時代的氣度和氣象；與此同時，我也看到了欲望的纏繞，利益的衝突，政治的威脅，兄弟的圖謀，這一切都可以殺死他，讓他死的如此慘烈和卑微。這不就是中國商人的宿命嗎？！他們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從始祖開始，就埋下了永遠要接受多元考驗、挑戰無止境、沒有誰能保你平安的宿命。
他們是篳路藍縷的開創者。當他們充滿活力、大顯身手時，往往也是社會富裕、流光溢彩的昌盛之時。“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他們把東西南北的供需串接起來，他們就是連接一切的平臺。
他們是骨子裡的逐利者。他們願意冒險，用管子的話，“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淵）之下，無所不入焉”。他們惟利是圖，“有利身則行”，“求利無不營”，有時也會坑蒙拐騙，無情無義，“一解市頭語，便無鄰里情”。他們享樂奢靡，但也充滿風險和危險，時時遭受“雪霜行塞北，風水宿江南”的艱辛，“寇盜伏其路，猛獸來相追”的不測。“無言賈客樂，賈客多無墓”也是他們命運的一部分。而他們之所以及時行樂，追求“耳目欲極聲色之好”的逸樂，衣必文彩，食必梁肉，乘堅策肥，履絲曳編，除了人的本性使然，也是為了釋放內心深處那種“不知明日何日”的恐懼和“用錢財也可以過有權有勢者的生活”的欲望。
他們是不確定的政商環境的從屬者和被動接受者。當權力需要他們活躍經濟，或者權力的縫隙給了他們以縱橫捭闔的商機，他們便會有“連車騎，游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的美好時光，但從來難以持久，很快就會被管制而失去尊嚴。秦代的“謫戍制”使商人及其子孫僅因其商人的身份就遭徵發。漢初法律明令禁止商人“衣絲乘車”，收重租稅，規定商人不得購置田地，商人子孫不得仕宦為吏。《晉令》規定：“儈賣者，皆當著巾，白帖額，題所儈賣者及姓名，一足著白履，一足著黑履”，以示商人與他人不可混同。唐以後，《大唐六典·戶部》規定：“工商之家，不得預於士。”到明朝，徐光啟《農政全書》第三卷記載：“（洪武）十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農民許穿細紗絹布，商賈之家只許穿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穿細紗。”清雍正二年上諭：“朕惟四民，以士為首，農次之，工商其下也。”在長期的抑商傳統之下，雖然中國人有經商的天賦和勤奮，商人卻終究沒有獨立的社會地位，而只能匍匐在君權之下，無論是得到特惠而富甲一時，還是隨時會碰到盤剝，本質都是低人一等的附庸。（參考文獻：《古代商人的身份與地位略論》，郭志祥）
按照不少學者的看法，中國商人最自由的時光是在漢武帝時終結的。商人的舞臺在於遠端貿易，商人的機會在於利用不同空間和時間的差價。春秋戰國之時，雖然中國沒有古代希臘、羅馬那樣的海洋舞臺，但以中國地域之廣，列國資源物情之豐和互通有無的需要，商人還是大有用武之地，范蠡、白圭、呂不韋等人能呼風喚雨。又由於春秋戰國時，鹽、鐵及其它礦產可以自由經營，也造就了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所寫的猗頓、郭縱、寡婦清、蜀卓氏、宛孔氏、齊刁間等等由鹽鐵致富的商賈。可惜這一切在西漢中期“鹽鐵官營”等干預政策出臺後終結。在穀專賣、官山海（即鹽鐵專賣等）、官天財（山財礦產漁業管制）的新的環境下，中國經濟轉變為“（人君）不求于萬民而藉於號令”的指令性經濟。如果用布羅代爾在《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一書中指出的，“在君主國中，商人不像在通常由大商人當政的共和國中那樣受到尊重”，以此來對照中國的商業史，恰恰是在漢武帝的那個時候，商業自由流通的黃金時代結束了。之前的秦朝還有“軍市”，委託商人從事軍需物資的採購與運輸，諸國到秦貿易的“邦客”，只要到所在政府登記（“請簿傳於吏”），即可在秦地做進出口生意。而漢武帝之後，可以“一僕多主”的商人不再有迴旋空間，開始進入“一主一僕”的帝國通道。（參考文獻：《帝國時代商人的歷史命運》，王家範）
這就是中國商人在歷史上的命運。
當我的思緒，從幾千年前指引著從商丘出發的牛車車隊前行的王亥，回到正行進在偉大復興途中的中國企業家那裡，我覺得有一種“商”的基因，穿越無窮苦難和頓挫，承繼在他們身上，在新的時代和新的世界，活潑地綻放。
我希望商人和企業家的權利能夠得到充分保障。一個不保護商人和企業家的社會，註定是難以長期富足的社會。但同時，歷史深處的聲音又告訴和啟示今天的中國商人，無論你多麼成功，都需要多一點夾縫意識，多一點憂患意識，多一點謙卑意識，多一點文明意識，深刻意識到自我的限定性，所處環境的限定性，從而少一點驕妄，多一些歸潛。
總有一片天地屬於你，那是自然之大道，大道之自然。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