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由讀史縮編自著名史學家柏楊所著《中國人史綱》， 為通讀中國史第28篇文章。
無疑， 大宋的國力是孱弱的， 無論是面對遼、西夏，
一、宋帝國立國精神：苟且偷安
任何新興的政權， 初起的時候， 都會有一段時間具有相當強大戰鬥力。 只宋帝國不然， 它一開始就高度疲憊。 同樣是中國人， 在唐王朝黃金時代， 生龍活虎使山河動搖。 可是一進入宋王朝， 卻成了病夫， 不堪一擊。
趙匡胤是後周皇帝郭榮的親信， 被認為絕對不會叛變的將領， 然而他終於叛變。 他自己的故事使他警覺到部下的所謂忠心， 並不可靠。 要想根絕叛變，
這個表只列出中樞三個機構， 另外“尚書省”、“門下省”、“九寺”， 跟唐政府組織一樣， 仍然存在， 不過都屬於輔樞， 地位並不重要。 中樞三機構並不總隸于宰相， 而是分隸于皇帝。 宰相只在理論上統攝全域， 但除非奉有特別命令， 否則他不能過問樞密院（軍事）或三司使司（財政）的事。 這是預防政治領袖跟軍事領袖或財政領袖結合的重要措施。
不但如此， 政府各單位首長，
這太複雜了， 我們姑且用現代機構， 作一比喻。 猶如教育部長並不能過問教育部的事， 而由商業部副部長兼任教育部副部長， 此一兼任的副部長， 再代理教育部部長， 才是真正的教育部部長。
地方政府的情況， 完全相同， 各州不設正式州長（刺史·州牧）， 所有州長都是臨時性的， 稱之為“知州事”或“判某州”， 他們的本職都在中央， 州長不過暫時兼任或暫時代理。 即令他不是中央官員， 有時也故意加上中央官員的官銜， 表示地方職務只是暫兼暫代， 隨時都會被調走。
於是， 宋政府所有機關和所有官員， 好像是七拼八湊走江湖的雜耍戲團， 只求今天的演出能夠糊口， 便心滿意足。 在這種情形下， 沒有人想到百年大計和長遠謀略， 而趙匡胤所希望的， 恰恰也正是如此。
軍事上主要目的在使將領們永遠沒有軍權。 樞密院即現代的國防部， 它的首長限定由文職人員擔任， 並且更進一步， 連戰術單位的部隊首長， 也改由文職人員擔任， 軍隊的戰鬥力， 遂被傷害。
宋帝國的武裝部隊分為兩種， 一種是稱為“禁軍”的國防軍；一種是稱為“廂軍”的地方團隊。
地方團隊全是老弱殘兵， 分散各地， 維持地方治安。 國防軍則是精銳， 全部集中在首都開封。 遇到戰爭， 即由中央臨時委派一位文職人員擔任統帥（甚至由宦官擔任統帥， 卻很少由將領擔任統帥），率領出征。
而負責實際作戰的將領，也出於臨時委派，他們雖然是職業軍人，但對所統率的部眾，卻一無所知。戰爭結束時，統帥把軍權交出，將領則調往別的單位，士兵返回營區。
這樣的好處是，統帥跟將領不熟習，將領跟士兵不熟習，絕對不會發生陳橋式兵變。不過正因為如此，再多的部隊只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不但不能擔當大的攻擊，連承受大的打擊都困難。
文官擔任統帥，尤其是致命的有害制度。像澶淵之盟那一年，天雄戰區（河北大名）司令官王欽若（當時官銜“參知政事判天雄軍府兼都部署河北轉運使”，即“副宰相兼天雄戰區司令官兼總指揮兼河北省省長”），看到遼軍從城下經過，嚇得屁尿直流，唯有燒香拜佛，祈求神仙保佑。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在這種情形之下，士氣是如何形態。
因此可以說，宋帝國的立國精神就是：抱殘守缺，苟且偷安，過一日算一日，將就一天算一天。
二、寒門士大夫的樂園
宋王朝社會異于唐王朝社會的是，門第世家消滅。在第九、第十世紀，唐王朝末期和小分裂時代，那些跟盜匪沒有區別的所謂政府軍隊和將領，往往屠殺門第世家，以奪取他們的財產，尊貴的門第已失去有效的保護。同時，長期勞力缺乏，土地不能生產足夠的食糧以供養大批寄生分子，尊貴的世家也不得不被迫星散。
宋政府對封爵貴族，防範同樣嚴格，親王、駙馬，都沒有實權。所以國家統治階層，幾乎全由寒門士大夫充當。社會結構的縱剖面，有如下表所示：
平民躍升到士大夫階層，方式跟唐王朝相同，一是學校，一是考試，一是推薦。學校，我們後面再談到它。科舉考試制度到了宋王朝，才開始真正的嚴肅。唐王朝那種浪漫性戲劇化的場外交易，漸被根絕。考試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視，比唐王朝更甚。當進士考試及格的那些高級知識份子，結隊朝見皇帝，通過街市時，首都開封就好像瘋狂了一樣，萬人空巷。當時便有人感慨說：“縱使一位大將，于萬里之外立功滅國，凱旋歸來，所受的歡迎，也不過如此。”
至於推薦，類似從前的九品中正，知識份子群中的互相讚揚，也可以使人獲得官職。在達到高階層之後，這種互相讚揚和向皇帝表達這種讚揚，就更為重要。宋王朝的士大夫特別容易結黨，這是基本原因。
宋王朝的立國精神，跟儒家學派的保守思想，像水乳一樣，融合為一。宋王朝遂成為寒門士大夫的理想樂園，對政府所賜給他們的那些恍恍惚惚的官位和不求進步、不求效率的職務，都能非常的勝任愉快。
但趙姓皇帝對士大夫仍不放心，為了加強他們互相間的牽制，以防團結生變，特別鼓勵彈劾和檢舉，僅監察機構，就設立兩個，一是“禦史台”，一是“諫院”，任務完全相同，以便一個被野心家操縱時，另一個照樣發生功能。而且除了監察機構的官員，如禦史和諫議大夫外，其他任何高級官員，同樣都可以隨時向皇帝提出意見，或隨時對宰相以下提出抨擊。
這對於以寫文章為主要學問的寒門士大夫，是一個好制度，使他們舞文弄墨的英雄伎倆有了用武之地。他們隨時隨地都會對任何進步改革和他們所不知道的事物，發出反對的言論。目的並不在於把自己的意見付諸實行，只是希望他的文章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於是，再小再無聊的事，都會引起激烈爭論。
促使這種現象發生的另一個原因，是士大夫對他的言論所負的責任太輕。唐王朝以前，官員的彈劾或檢舉，如果被認為失當，可能被免職或被處死。宋王朝士大夫則沒有這種危險，他們所受的最大譴責，大多數不過貶官而已——貶出首都開封，到地方政府擔任州長（判某州·知州事）、副州長，或秘書長（通判）。
這與其說是一種譴責，勿寧說是一種獎賞，以鼓勵士大夫更勇於喧嘩取鬧。因為這種譴責，絲毫不損害他的既得利益，還可以平空多一個“正直忠良”、“不畏強權”的美名。
儒家學派用兩分法把人類分為兩個系統：一是君子系統，一是小人系統。這種分法本是經濟的，後來發展為倫理的，後來更發展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為政治鬥爭中的一項重要武器。這武器用下表所列的不同文字表達：
對好喧嘩取鬧的宋王朝士大夫而言，人類一分為二，使他們在吵鬧內鬥中，可以節省不少精力。一旦掀起爭論，只要立刻把自己納入君子系統，把對方納入小人系統，就自以為可以大獲全勝。
我們舉出下列一事，作為說明。宋王朝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趙受益沒有兒子，收養他堂兄的兒子趙宗實（即後來的宋英宗）作為兒子，趙受益的堂兄是封爵濮王的趙允讓。他們的關係位置，如下表所示：
1063年，宋仁宗趙受益逝世，趙宗實即位。於是發生我們現代人死也想不通，但當時士大夫卻認為異常嚴重的稱呼問題，即趙宗實應該稱呼他親生老爹（趙允讓）什麼？
宰相韓琦、副宰相歐陽修主張當然稱為父親，這主張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馬光為首的大臣，根據儒家學說，主張應該稱他親生老爹趙允讓為伯父。因為儒家是宗法社會的產物，在宗法制度下，趙宗實是“小宗”入繼“大宗”，應以大宗為主，對大宗“法定父親”（宋仁宗趙受益）的堂兄（趙允讓），當然稱為伯父。
兩派都擁有廣大的黨羽，而以司馬光的黨羽最多，技巧也最高。他的黨羽之一的總監察官（禦史中丞）賈黯，臨死時特地留下遺書，請求趙宗實一定要稱老爹為伯父；諮議部長（同知諫院）蔡伉，進見趙宗即時，跪下來痛哭流涕，陳述國家興亡，就在此一稱呼，趙宗實也深為蔡伉那付急來的眼淚所感動。另三位黨羽：監察部主任秘書（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和監察部委員（侍御史）范純仁、呂大防，更怒不可遏，把歐陽修、韓琦一下子就納入小人系統。小人當然沒有活的理由，於是請求把二人處斬，以謝天下。
當宋英宗趙宗實不接受他們的意見，而終於堅持稱自己的老爹為老爹時，司馬光黨羽洶洶然表示，君子系統絕不跟小人系統和平共存，要求辭職。
這就是有名的“濮議”，我們可借此對宋王朝士大夫作一綜合認識：
1、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開始僵化。歐陽修、韓琦本就是最頑強的保守派，只不過在父子至情上偶爾流露一點靈性，就立刻受到兇暴的待遇；
2、士大夫攻擊一旦開始，人類兩分法立刻登場，而所運用的表達文字，翻來覆去，都是那一套。說明他們字彙的缺乏和智慧的枯竭。
3、“濮議”是一件小事，卻被認為是一件天塌了似的大事。比當時被西夏帝國連連擊敗，死人千萬，喪師失地，還要重要。顯示出士大夫已沒有辨別輕重是非的能力，卻有勇於內鬥的特質。
三、教育文化
宋王朝的教育比過去任何時代都發達，這是寒門士大夫努力推廣的結果。猶如基督教牧師認為有義務把耶穌的福音傳播給大眾一樣，寒門士大夫也認為有義務把儒家學派的思想傳播給所有的民眾。
在政府系統中，仍以國立大學（國子監）為最高學府，設於首都開封。國立京師大學校長，最初稱“判國子監事”，後來才恢復古老的稱謂“祭酒”。
國立京師大學包括兩個學院，“國子學”和“太學”。國子學是貴族學院，七品官職（如縣長）以上官員的子弟，才有資格入學。太學則不同，八品以下低級官員的子弟或平民子弟，也可以入學。十一世紀七十年代，王安石當宰相時，把太學學生依他們的程度，分為三個學級，即“外舍”、“內舍”、“上舍”。外舍考試及格，升為內舍。再合格，升為上舍，上舍考試及格，即行畢業，由政府授予官職。
州政府所在地有州學，縣政府所在地有縣學。各鄉鎮有民眾自費設立的小型學校——私塾。
除國立大學外，社會上還有私立大學（書院）。國立大學僅首都一所，私立大學為數很多。規模的宏大，有時還超過國立大學，而以下列五所，最享盛譽：
它們因是私立的，所以畢業生不能像國立大學的畢業生一樣，有法定的地位。但它們卻全由政府官員創設，幾乎全靠政府的支持。石鼓書院成立最早，應該是中國最早的私立大學。其他四個書院也都成立於十世紀，只是到了十一世紀才開始顯示出它們的影響。而白鹿洞書院，到了十二世紀時，學生將近一萬人，竟成為儒家學派主流——道學（理學）的大本營。
和學校教育配合的是圖書，中國歷代政府都設有藏書機構。宋政府的藏書機構是崇文院，即國立圖書館。國立圖書館包括四個單位，稱為“四館”，即“昭文館”、“集賢殿”、“史館”、“崇文院秘閣”。
昭文館負責搜集和保管圖書；集賢館負責對藏書校正錯誤；史館負責搜集史料和編寫史書；崇文院秘閣負責保藏特別珍貴的書籍和名畫。圖書最多時達七萬三千卷，約七億三千萬字，比唐王朝略少。它的流通量當然很小，不過非法外流的數目很多，如管理人員私相授受，甚至偷竊而去，但對知識傳播，卻有貢獻。
國立圖書館在宋政府另有一種特殊地位，它是政府高級官員（包括宰相）的候補人才儲備所。“四館”裡的供職官員，在術語上稱為“館職”，全由具有儒書豐富知識的人選擔任。一旦擔任館職，就等於確定了他光明的前途，因之成為新進知識份子最重要的追求目標。
然而，國立圖書館最大的貢獻，是它編纂了下列四部巨大的“類書”。類書，是中國特有的一種叢書，即把千百種圖書所包括的相類似的事件，編纂在一起。讀者如果需要某一類的資料，可免去翻查千百種圖書的艱苦。
四大類書除了能夠提供學者同類事件豐富的資料外，還為中國保存大量古籍。像《太平御覽》所引用的原書多達1689種，其中88%，即1500種以上，都已失傳。完全靠這部類書，才知道那些古籍和它們的內容，這是文化史上最大的勳績。
文化普及有賴於圖書普及，圖書普及有賴於進步的印刷術。古代圖書，都靠手抄。到了七世紀，木刻版興起，寺廟和尚最初用來雕刻佛經——宗教信仰始終是文化傳播的主要動力之一。十世紀時，士大夫才用來雕刻儒家學派的經典。到十一世紀，雕刻技術突飛猛進，業務蒸蒸日上，遂發展成為一種大規模的手工藝行業，大小工廠林立。杭州（浙江杭州）、成都（四川成都）、洪州（江西南昌）、泉州（福建泉州），都是重要的出版中心。遇到篇幅巨大的圖書，像上述的四部類書，就要送到這些地方雕版。除了政府刊行圖書外，因印刷的方便，民間也大量刊行圖書，書店業由是應運而生，圖書由珍藏秘寶，逐漸變成普通商品。
——十一世紀四十年代時，最偉大的雕版家之一的畢異，曾發明活字版。他在膠泥上刻字，用火燒鑄，使它變硬，形狀跟近代的鉛字一樣，排版的方式也相同，這是中國最早的活版印刷。但不知道什麼緣故，並沒有推廣，只曇花一現便消失了。可能是農業社會的靜態需要量，還沒有多到手刻版來不及供應的程度。
四、宋詞
中國文學在第八、第九兩世紀唐王朝時代，以詩的創作，有輝煌的成績。但中國詩有先天的缺點，即字數句數和韻腳，限制太嚴，又由於方塊文字運用困難，所以無法發展出來像希臘《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那種海洋般的長篇史詩。絕大多數的詩只有四句或八句，字數也只有五字或七字，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可以稍作突破，但限度又非常的小，以致不能表達更複雜的感情和作更複雜的敘述。
同時因為音樂的普及，於是，一種新的形式興起，最初稱之為“詩餘”、“長短句”，這是最恰當的稱呼，但中國古代習慣使用單音節，所以又改稱為“詞”。
詞是詩的解放，無論字數句數和韻腳，大都比詩所要求的尺度為寬，而且比詩更適於歌唱。所以每首詞都有一個固定的雅麗名稱，以標出它的音樂性質。詩人只要選擇詞調之後，照它既定的格式下筆，就立刻成為一首歌曲。詞的歌唱法，很久以來，已經失傳。不過我們認為，詞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但不見得有很高的音樂價值。
——詞律最講究的是字的平上去入四聲與清濁，蘇軾作詞往往不合這種規定，有時還不注意斷句，曾被指摘為“把人的嗓子拗斷”。所以我們判斷，在如此單調簡陋的基礎之上，不可能有複雜的高級音樂產生。二十世紀的今天，我們可以聽到“詞”的後裔“昆曲”，實在並不悅耳，使我們更肯定這種判斷。
第八世紀唐王朝時，詞便出現於文壇之上，但它卻在進入第十世紀宋王朝之後，才生氣蓬勃，壓倒其他形式的文學作品，造成詞的時代。宋王朝以詞聞名的有800餘人，有專業出版的有200餘人。
我們舉出其中最偉大的五人：李煜、蘇軾、柳永、辛棄疾、史達祖，作為詞時代的代表。李煜屬於十世紀；蘇軾、柳永屬於十一世紀；辛棄疾屬於十二世紀；史達祖屬於十三世紀。
李煜，恐怕是中國唯一的帝王詞人，他是小分裂時代南唐帝國最後一任皇帝。一生截然地分為兩段，前半生是無憂無慮的宮廷生涯，後半生家破國亡，成為宋帝國俘虜。兩種絕對相反的生活，使他寫出動人心弦的好詞。當他還是皇帝時，跟妻子周娥皇（大周後）感情最篤，為她寫下很多豔詞。我們舉《一斛珠》一詞為例：
晚妝初過，沈檀輕注些兒個。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
羅袖裛殘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繡床斜憑嬌無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
（沉，檀香木，用以焚香。丁香顆，形容舌尖。櫻桃，形容紅唇。裛，纏繞拂拭。醪：美酒。無那，無限之意。檀郎，愛人、丈夫。）
後來他瞞著妻子，跟她的妹妹（小周後）偷情，又為她寫下很多幽會的詞，如《菩薩蠻》：
花明月暗飛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劃襪下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向偎人顫。奴為出來難，教君恣意憐。
（劃襪，脫掉鞋子，以襪著地，避免發出聲音。）
被俘之後，送到開封，小周後被宋皇帝趙光義霸佔，向他哭泣求救，李煜毫無辦法，自有無限悲愴。978年的7月7日，正是他的生日，他和他的家人歌唱他的新詞《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對故國的懷念觸怒了趙光義，下令把他毒死。李煜死的很慘，他中的是牽機毒，痛苦時頭部跟足部佝僂相接。
李煜當皇帝是失敗了，但當一個詞人卻很成功。他用白描手法寫詞，表面上平鋪直敘，內部卻包括真摯的感情，是一種最艱難的功力，使他成為詞壇之仙，沒有一個詞人在同一道路上能達到他的造詣。
蘇軾，他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傑出的明星，也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位十項全能選手。對各種形式的作品，如“賦”、“詩”、“詞”、“文章”、“駢體”、“繪畫”、“書法”，幾無一不精。他把詞的範圍擴大，從狹小的兒女之情的天地，擴大到廣漠的大千世界。舉他的《念奴嬌·赤壁懷古》一詞：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赤壁，三世紀時，曹操大軍被周瑜在此擊敗，奠定三國時代的基礎。周郎，指周瑜。公瑾，周瑜別號。小喬，周瑜的妻子，美女之一。羽扇綸巾，不穿戎裝，只手執羽扇，頭戴綸巾帽，指揮大軍，《三國演義》中被用來描繪諸葛亮了。酹，用酒灑地祭典。）
豪放雄渾，使知道這段史跡的讀者，在讀這首詞後，感覺到風雨撲面。但蘇軾的婉約悲涼也同樣成功，如《江城子》一詞，寫他夜間夢見亡妻，誠是一字一慟：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崗。
柳永，一個頹廢詩人，他最初在一首詞裡有兩句話：“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當他參加進士考試時，宋王朝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趙受益把他的姓名抹去說：“去淺斟低唱吧，要浮名幹什麼？”柳永遂幽默的自稱“奉旨作詞”。他的詞全部是愛情和離愁，表露出當時社會上紙醉金迷的一面。傳播之廣，凡有井水的地方，都有他的詞。詞在他的開拓下，句數增加，成為長調。他的創作技巧使他寫出難寫的感情和難寫的事和景，而仍保持直率的自然原始之美。像《雨霖鈴》描述離情，回腸百折：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都門，郡城城門。）
另一首《望海潮》，讚美杭州：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
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裡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三吳，指蘇州、紹興、湖州，即最富庶的太湖流域及錢塘江流域地區。羌管，笛。菱歌，江南婦女每逢采菱，在舟中邊采邊唱。高牙，古時軍營前大旗稱牙旗。）
在柳永的創作中，這並不是一首好詞。可是百年之後，到了十二世紀六十年代，金帝國皇帝完顏亮讀它，讀到“三秋桂子，十裡荷花”，對南中國的富麗，怦然心動，引起他大舉南征的殺機。
辛棄疾，十二世紀宋政府南遷後的偉大詞人，他原籍曆城（山東濟南），生下來時，山東已淪陷給金帝國。在女真民族統治之下，他和一批愛國青年，起兵反抗，推舉耿京為主。耿京派他到來政府當時首都臨安（浙江杭州）聯絡，可是等他從臨安回來，叛徒張安國已把耿京殺掉降敵。辛棄疾和他的同志向戒備森嚴的金軍大營突擊，把張安國擒出砍頭，然後率眾南下。
從這一段英雄行徑，可瞭解他的英雄性格。但他強烈的愛國心，卻限於客觀的苟且偷安的環境，眼看一半國土永遠喪失，而無可奈何。於是他的詞像錢塘江的大潮，氣吞 山嶽，但帶著嗚咽蒼涼。我們舉他《永遇樂》一詞，這首詞寫他在京口（江蘇鎮江）北固亭懷古的心情。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孫仲謀，孫權的別號，三世紀東吳帝國開國皇帝。寄奴，劉裕的乳名，五世紀劉宋帝國開國皇帝。元嘉，劉宋帝國第三任皇帝劉義隆的年號。狼居胥，即肯特山，紀元前二世紀，西漢王朝大將霍去病追擊匈奴，到狼居胥山，不見敵蹤。封，堆土祭神。倉皇北顧，劉義隆未作準備即行北伐，凡三次均大敗，劉義隆隔著長江，北望北魏軍營，面無人色。四十三年，辛棄疾作此詞時，距南下投奔祖國已43年。佛狸，北魏帝國第三任皇帝拓拔燾的乳名，劉義隆北伐的對手。廉頗，紀元前三世紀趙王國名將。）
辛棄疾作詞，最喜歡使用典故，被人認為“掉書袋”，但典故在手中並不阻礙感情奔放。
辛棄疾的詞不僅豪放，而且悲壯沉鬱。蘇軾的詞如日出時萬馬奔騰，長嘯道遊。辛棄疾的詞則如日落時兩軍生死鏖戰，縱是不悅耳的嘶喊，也出自肺腑。
史達祖，身跨十二、十三兩個世紀的偉大詞人。宋詞經過二百年的發展，到他而作出總結。十三世紀初，宰相韓侘胄北伐時，史達祖是幕僚之一。韓侘胄開罪了儒家學派的主流道學家，等到韓侘胄失敗，道學人士用毒惡的手段，大肆報復，史達祖被處黥刑——在臉上刺字後，貶竄，死在蠻荒。他雖然是政治鬥爭中的犧牲者，但他並沒有政治欲望。黥刑和道學對他的傷害，只更增高他的聲譽。他描寫春天燕子的《雙雙燕》：
過春社了，度簾幕中間，去年塵冷。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並。還相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飄然快拂花梢，翠尾分開紅影。
芳徑，芹泥雨潤，愛貼地爭飛，競誇輕俊。紅樓歸晚，看足柳暗花暝。應自棲香正穩，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損翠黛雙蛾，日日畫闌獨憑。
（春社，立春後農村祈求豐收的祭神禮。）
如果把史達祖的詞跟前面各家的詞，作一個比較，可看出時間的元素，使它們大不相同。詞到史達祖，已完全成熟。他集結前人的精華。一字一句，一音一調，都有仔細的斟酌，跟中國畫壇上的工筆劃一樣的無懈可擊。但也像工筆劃一樣，不為後人留下餘地，就再也發展不下去了。
卻很少由將領擔任統帥），率領出征。而負責實際作戰的將領，也出於臨時委派，他們雖然是職業軍人，但對所統率的部眾，卻一無所知。戰爭結束時，統帥把軍權交出，將領則調往別的單位，士兵返回營區。
這樣的好處是，統帥跟將領不熟習，將領跟士兵不熟習，絕對不會發生陳橋式兵變。不過正因為如此，再多的部隊只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不但不能擔當大的攻擊，連承受大的打擊都困難。
文官擔任統帥，尤其是致命的有害制度。像澶淵之盟那一年，天雄戰區（河北大名）司令官王欽若（當時官銜“參知政事判天雄軍府兼都部署河北轉運使”，即“副宰相兼天雄戰區司令官兼總指揮兼河北省省長”），看到遼軍從城下經過，嚇得屁尿直流，唯有燒香拜佛，祈求神仙保佑。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在這種情形之下，士氣是如何形態。
因此可以說，宋帝國的立國精神就是：抱殘守缺，苟且偷安，過一日算一日，將就一天算一天。
二、寒門士大夫的樂園
宋王朝社會異于唐王朝社會的是，門第世家消滅。在第九、第十世紀，唐王朝末期和小分裂時代，那些跟盜匪沒有區別的所謂政府軍隊和將領，往往屠殺門第世家，以奪取他們的財產，尊貴的門第已失去有效的保護。同時，長期勞力缺乏，土地不能生產足夠的食糧以供養大批寄生分子，尊貴的世家也不得不被迫星散。
宋政府對封爵貴族，防範同樣嚴格，親王、駙馬，都沒有實權。所以國家統治階層，幾乎全由寒門士大夫充當。社會結構的縱剖面，有如下表所示：
平民躍升到士大夫階層，方式跟唐王朝相同，一是學校，一是考試，一是推薦。學校，我們後面再談到它。科舉考試制度到了宋王朝，才開始真正的嚴肅。唐王朝那種浪漫性戲劇化的場外交易，漸被根絕。考試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視，比唐王朝更甚。當進士考試及格的那些高級知識份子，結隊朝見皇帝，通過街市時，首都開封就好像瘋狂了一樣，萬人空巷。當時便有人感慨說：“縱使一位大將，于萬里之外立功滅國，凱旋歸來，所受的歡迎，也不過如此。”
至於推薦，類似從前的九品中正，知識份子群中的互相讚揚，也可以使人獲得官職。在達到高階層之後，這種互相讚揚和向皇帝表達這種讚揚，就更為重要。宋王朝的士大夫特別容易結黨，這是基本原因。
宋王朝的立國精神，跟儒家學派的保守思想，像水乳一樣，融合為一。宋王朝遂成為寒門士大夫的理想樂園，對政府所賜給他們的那些恍恍惚惚的官位和不求進步、不求效率的職務，都能非常的勝任愉快。
但趙姓皇帝對士大夫仍不放心，為了加強他們互相間的牽制，以防團結生變，特別鼓勵彈劾和檢舉，僅監察機構，就設立兩個，一是“禦史台”，一是“諫院”，任務完全相同，以便一個被野心家操縱時，另一個照樣發生功能。而且除了監察機構的官員，如禦史和諫議大夫外，其他任何高級官員，同樣都可以隨時向皇帝提出意見，或隨時對宰相以下提出抨擊。
這對於以寫文章為主要學問的寒門士大夫，是一個好制度，使他們舞文弄墨的英雄伎倆有了用武之地。他們隨時隨地都會對任何進步改革和他們所不知道的事物，發出反對的言論。目的並不在於把自己的意見付諸實行，只是希望他的文章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於是，再小再無聊的事，都會引起激烈爭論。
促使這種現象發生的另一個原因，是士大夫對他的言論所負的責任太輕。唐王朝以前，官員的彈劾或檢舉，如果被認為失當，可能被免職或被處死。宋王朝士大夫則沒有這種危險，他們所受的最大譴責，大多數不過貶官而已——貶出首都開封，到地方政府擔任州長（判某州·知州事）、副州長，或秘書長（通判）。
這與其說是一種譴責，勿寧說是一種獎賞，以鼓勵士大夫更勇於喧嘩取鬧。因為這種譴責，絲毫不損害他的既得利益，還可以平空多一個“正直忠良”、“不畏強權”的美名。
儒家學派用兩分法把人類分為兩個系統：一是君子系統，一是小人系統。這種分法本是經濟的，後來發展為倫理的，後來更發展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為政治鬥爭中的一項重要武器。這武器用下表所列的不同文字表達：
對好喧嘩取鬧的宋王朝士大夫而言，人類一分為二，使他們在吵鬧內鬥中，可以節省不少精力。一旦掀起爭論，只要立刻把自己納入君子系統，把對方納入小人系統，就自以為可以大獲全勝。
我們舉出下列一事，作為說明。宋王朝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趙受益沒有兒子，收養他堂兄的兒子趙宗實（即後來的宋英宗）作為兒子，趙受益的堂兄是封爵濮王的趙允讓。他們的關係位置，如下表所示：
1063年，宋仁宗趙受益逝世，趙宗實即位。於是發生我們現代人死也想不通，但當時士大夫卻認為異常嚴重的稱呼問題，即趙宗實應該稱呼他親生老爹（趙允讓）什麼？
宰相韓琦、副宰相歐陽修主張當然稱為父親，這主張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馬光為首的大臣，根據儒家學說，主張應該稱他親生老爹趙允讓為伯父。因為儒家是宗法社會的產物，在宗法制度下，趙宗實是“小宗”入繼“大宗”，應以大宗為主，對大宗“法定父親”（宋仁宗趙受益）的堂兄（趙允讓），當然稱為伯父。
兩派都擁有廣大的黨羽，而以司馬光的黨羽最多，技巧也最高。他的黨羽之一的總監察官（禦史中丞）賈黯，臨死時特地留下遺書，請求趙宗實一定要稱老爹為伯父；諮議部長（同知諫院）蔡伉，進見趙宗即時，跪下來痛哭流涕，陳述國家興亡，就在此一稱呼，趙宗實也深為蔡伉那付急來的眼淚所感動。另三位黨羽：監察部主任秘書（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和監察部委員（侍御史）范純仁、呂大防，更怒不可遏，把歐陽修、韓琦一下子就納入小人系統。小人當然沒有活的理由，於是請求把二人處斬，以謝天下。
當宋英宗趙宗實不接受他們的意見，而終於堅持稱自己的老爹為老爹時，司馬光黨羽洶洶然表示，君子系統絕不跟小人系統和平共存，要求辭職。
這就是有名的“濮議”，我們可借此對宋王朝士大夫作一綜合認識：
1、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開始僵化。歐陽修、韓琦本就是最頑強的保守派，只不過在父子至情上偶爾流露一點靈性，就立刻受到兇暴的待遇；
2、士大夫攻擊一旦開始，人類兩分法立刻登場，而所運用的表達文字，翻來覆去，都是那一套。說明他們字彙的缺乏和智慧的枯竭。
3、“濮議”是一件小事，卻被認為是一件天塌了似的大事。比當時被西夏帝國連連擊敗，死人千萬，喪師失地，還要重要。顯示出士大夫已沒有辨別輕重是非的能力，卻有勇於內鬥的特質。
三、教育文化
宋王朝的教育比過去任何時代都發達，這是寒門士大夫努力推廣的結果。猶如基督教牧師認為有義務把耶穌的福音傳播給大眾一樣，寒門士大夫也認為有義務把儒家學派的思想傳播給所有的民眾。
在政府系統中，仍以國立大學（國子監）為最高學府，設於首都開封。國立京師大學校長，最初稱“判國子監事”，後來才恢復古老的稱謂“祭酒”。
國立京師大學包括兩個學院，“國子學”和“太學”。國子學是貴族學院，七品官職（如縣長）以上官員的子弟，才有資格入學。太學則不同，八品以下低級官員的子弟或平民子弟，也可以入學。十一世紀七十年代，王安石當宰相時，把太學學生依他們的程度，分為三個學級，即“外舍”、“內舍”、“上舍”。外舍考試及格，升為內舍。再合格，升為上舍，上舍考試及格，即行畢業，由政府授予官職。
州政府所在地有州學，縣政府所在地有縣學。各鄉鎮有民眾自費設立的小型學校——私塾。
除國立大學外，社會上還有私立大學（書院）。國立大學僅首都一所，私立大學為數很多。規模的宏大，有時還超過國立大學，而以下列五所，最享盛譽：
它們因是私立的，所以畢業生不能像國立大學的畢業生一樣，有法定的地位。但它們卻全由政府官員創設，幾乎全靠政府的支持。石鼓書院成立最早，應該是中國最早的私立大學。其他四個書院也都成立於十世紀，只是到了十一世紀才開始顯示出它們的影響。而白鹿洞書院，到了十二世紀時，學生將近一萬人，竟成為儒家學派主流——道學（理學）的大本營。
和學校教育配合的是圖書，中國歷代政府都設有藏書機構。宋政府的藏書機構是崇文院，即國立圖書館。國立圖書館包括四個單位，稱為“四館”，即“昭文館”、“集賢殿”、“史館”、“崇文院秘閣”。
昭文館負責搜集和保管圖書；集賢館負責對藏書校正錯誤；史館負責搜集史料和編寫史書；崇文院秘閣負責保藏特別珍貴的書籍和名畫。圖書最多時達七萬三千卷，約七億三千萬字，比唐王朝略少。它的流通量當然很小，不過非法外流的數目很多，如管理人員私相授受，甚至偷竊而去，但對知識傳播，卻有貢獻。
國立圖書館在宋政府另有一種特殊地位，它是政府高級官員（包括宰相）的候補人才儲備所。“四館”裡的供職官員，在術語上稱為“館職”，全由具有儒書豐富知識的人選擔任。一旦擔任館職，就等於確定了他光明的前途，因之成為新進知識份子最重要的追求目標。
然而，國立圖書館最大的貢獻，是它編纂了下列四部巨大的“類書”。類書，是中國特有的一種叢書，即把千百種圖書所包括的相類似的事件，編纂在一起。讀者如果需要某一類的資料，可免去翻查千百種圖書的艱苦。
四大類書除了能夠提供學者同類事件豐富的資料外，還為中國保存大量古籍。像《太平御覽》所引用的原書多達1689種，其中88%，即1500種以上，都已失傳。完全靠這部類書，才知道那些古籍和它們的內容，這是文化史上最大的勳績。
文化普及有賴於圖書普及，圖書普及有賴於進步的印刷術。古代圖書，都靠手抄。到了七世紀，木刻版興起，寺廟和尚最初用來雕刻佛經——宗教信仰始終是文化傳播的主要動力之一。十世紀時，士大夫才用來雕刻儒家學派的經典。到十一世紀，雕刻技術突飛猛進，業務蒸蒸日上，遂發展成為一種大規模的手工藝行業，大小工廠林立。杭州（浙江杭州）、成都（四川成都）、洪州（江西南昌）、泉州（福建泉州），都是重要的出版中心。遇到篇幅巨大的圖書，像上述的四部類書，就要送到這些地方雕版。除了政府刊行圖書外，因印刷的方便，民間也大量刊行圖書，書店業由是應運而生，圖書由珍藏秘寶，逐漸變成普通商品。
——十一世紀四十年代時，最偉大的雕版家之一的畢異，曾發明活字版。他在膠泥上刻字，用火燒鑄，使它變硬，形狀跟近代的鉛字一樣，排版的方式也相同，這是中國最早的活版印刷。但不知道什麼緣故，並沒有推廣，只曇花一現便消失了。可能是農業社會的靜態需要量，還沒有多到手刻版來不及供應的程度。
四、宋詞
中國文學在第八、第九兩世紀唐王朝時代，以詩的創作，有輝煌的成績。但中國詩有先天的缺點，即字數句數和韻腳，限制太嚴，又由於方塊文字運用困難，所以無法發展出來像希臘《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那種海洋般的長篇史詩。絕大多數的詩只有四句或八句，字數也只有五字或七字，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可以稍作突破，但限度又非常的小，以致不能表達更複雜的感情和作更複雜的敘述。
同時因為音樂的普及，於是，一種新的形式興起，最初稱之為“詩餘”、“長短句”，這是最恰當的稱呼，但中國古代習慣使用單音節，所以又改稱為“詞”。
詞是詩的解放，無論字數句數和韻腳，大都比詩所要求的尺度為寬，而且比詩更適於歌唱。所以每首詞都有一個固定的雅麗名稱，以標出它的音樂性質。詩人只要選擇詞調之後，照它既定的格式下筆，就立刻成為一首歌曲。詞的歌唱法，很久以來，已經失傳。不過我們認為，詞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但不見得有很高的音樂價值。
——詞律最講究的是字的平上去入四聲與清濁，蘇軾作詞往往不合這種規定，有時還不注意斷句，曾被指摘為“把人的嗓子拗斷”。所以我們判斷，在如此單調簡陋的基礎之上，不可能有複雜的高級音樂產生。二十世紀的今天，我們可以聽到“詞”的後裔“昆曲”，實在並不悅耳，使我們更肯定這種判斷。
第八世紀唐王朝時，詞便出現於文壇之上，但它卻在進入第十世紀宋王朝之後，才生氣蓬勃，壓倒其他形式的文學作品，造成詞的時代。宋王朝以詞聞名的有800餘人，有專業出版的有200餘人。
我們舉出其中最偉大的五人：李煜、蘇軾、柳永、辛棄疾、史達祖，作為詞時代的代表。李煜屬於十世紀；蘇軾、柳永屬於十一世紀；辛棄疾屬於十二世紀；史達祖屬於十三世紀。
李煜，恐怕是中國唯一的帝王詞人，他是小分裂時代南唐帝國最後一任皇帝。一生截然地分為兩段，前半生是無憂無慮的宮廷生涯，後半生家破國亡，成為宋帝國俘虜。兩種絕對相反的生活，使他寫出動人心弦的好詞。當他還是皇帝時，跟妻子周娥皇（大周後）感情最篤，為她寫下很多豔詞。我們舉《一斛珠》一詞為例：
晚妝初過，沈檀輕注些兒個。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
羅袖裛殘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繡床斜憑嬌無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
（沉，檀香木，用以焚香。丁香顆，形容舌尖。櫻桃，形容紅唇。裛，纏繞拂拭。醪：美酒。無那，無限之意。檀郎，愛人、丈夫。）
後來他瞞著妻子，跟她的妹妹（小周後）偷情，又為她寫下很多幽會的詞，如《菩薩蠻》：
花明月暗飛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劃襪下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向偎人顫。奴為出來難，教君恣意憐。
（劃襪，脫掉鞋子，以襪著地，避免發出聲音。）
被俘之後，送到開封，小周後被宋皇帝趙光義霸佔，向他哭泣求救，李煜毫無辦法，自有無限悲愴。978年的7月7日，正是他的生日，他和他的家人歌唱他的新詞《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對故國的懷念觸怒了趙光義，下令把他毒死。李煜死的很慘，他中的是牽機毒，痛苦時頭部跟足部佝僂相接。
李煜當皇帝是失敗了，但當一個詞人卻很成功。他用白描手法寫詞，表面上平鋪直敘，內部卻包括真摯的感情，是一種最艱難的功力，使他成為詞壇之仙，沒有一個詞人在同一道路上能達到他的造詣。
蘇軾，他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傑出的明星，也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位十項全能選手。對各種形式的作品，如“賦”、“詩”、“詞”、“文章”、“駢體”、“繪畫”、“書法”，幾無一不精。他把詞的範圍擴大，從狹小的兒女之情的天地，擴大到廣漠的大千世界。舉他的《念奴嬌·赤壁懷古》一詞：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赤壁，三世紀時，曹操大軍被周瑜在此擊敗，奠定三國時代的基礎。周郎，指周瑜。公瑾，周瑜別號。小喬，周瑜的妻子，美女之一。羽扇綸巾，不穿戎裝，只手執羽扇，頭戴綸巾帽，指揮大軍，《三國演義》中被用來描繪諸葛亮了。酹，用酒灑地祭典。）
豪放雄渾，使知道這段史跡的讀者，在讀這首詞後，感覺到風雨撲面。但蘇軾的婉約悲涼也同樣成功，如《江城子》一詞，寫他夜間夢見亡妻，誠是一字一慟：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崗。
柳永，一個頹廢詩人，他最初在一首詞裡有兩句話：“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當他參加進士考試時，宋王朝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趙受益把他的姓名抹去說：“去淺斟低唱吧，要浮名幹什麼？”柳永遂幽默的自稱“奉旨作詞”。他的詞全部是愛情和離愁，表露出當時社會上紙醉金迷的一面。傳播之廣，凡有井水的地方，都有他的詞。詞在他的開拓下，句數增加，成為長調。他的創作技巧使他寫出難寫的感情和難寫的事和景，而仍保持直率的自然原始之美。像《雨霖鈴》描述離情，回腸百折：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都門，郡城城門。）
另一首《望海潮》，讚美杭州：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
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裡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三吳，指蘇州、紹興、湖州，即最富庶的太湖流域及錢塘江流域地區。羌管，笛。菱歌，江南婦女每逢采菱，在舟中邊采邊唱。高牙，古時軍營前大旗稱牙旗。）
在柳永的創作中，這並不是一首好詞。可是百年之後，到了十二世紀六十年代，金帝國皇帝完顏亮讀它，讀到“三秋桂子，十裡荷花”，對南中國的富麗，怦然心動，引起他大舉南征的殺機。
辛棄疾，十二世紀宋政府南遷後的偉大詞人，他原籍曆城（山東濟南），生下來時，山東已淪陷給金帝國。在女真民族統治之下，他和一批愛國青年，起兵反抗，推舉耿京為主。耿京派他到來政府當時首都臨安（浙江杭州）聯絡，可是等他從臨安回來，叛徒張安國已把耿京殺掉降敵。辛棄疾和他的同志向戒備森嚴的金軍大營突擊，把張安國擒出砍頭，然後率眾南下。
從這一段英雄行徑，可瞭解他的英雄性格。但他強烈的愛國心，卻限於客觀的苟且偷安的環境，眼看一半國土永遠喪失，而無可奈何。於是他的詞像錢塘江的大潮，氣吞 山嶽，但帶著嗚咽蒼涼。我們舉他《永遇樂》一詞，這首詞寫他在京口（江蘇鎮江）北固亭懷古的心情。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孫仲謀，孫權的別號，三世紀東吳帝國開國皇帝。寄奴，劉裕的乳名，五世紀劉宋帝國開國皇帝。元嘉，劉宋帝國第三任皇帝劉義隆的年號。狼居胥，即肯特山，紀元前二世紀，西漢王朝大將霍去病追擊匈奴，到狼居胥山，不見敵蹤。封，堆土祭神。倉皇北顧，劉義隆未作準備即行北伐，凡三次均大敗，劉義隆隔著長江，北望北魏軍營，面無人色。四十三年，辛棄疾作此詞時，距南下投奔祖國已43年。佛狸，北魏帝國第三任皇帝拓拔燾的乳名，劉義隆北伐的對手。廉頗，紀元前三世紀趙王國名將。）
辛棄疾作詞，最喜歡使用典故，被人認為“掉書袋”，但典故在手中並不阻礙感情奔放。
辛棄疾的詞不僅豪放，而且悲壯沉鬱。蘇軾的詞如日出時萬馬奔騰，長嘯道遊。辛棄疾的詞則如日落時兩軍生死鏖戰，縱是不悅耳的嘶喊，也出自肺腑。
史達祖，身跨十二、十三兩個世紀的偉大詞人。宋詞經過二百年的發展，到他而作出總結。十三世紀初，宰相韓侘胄北伐時，史達祖是幕僚之一。韓侘胄開罪了儒家學派的主流道學家，等到韓侘胄失敗，道學人士用毒惡的手段，大肆報復，史達祖被處黥刑——在臉上刺字後，貶竄，死在蠻荒。他雖然是政治鬥爭中的犧牲者，但他並沒有政治欲望。黥刑和道學對他的傷害，只更增高他的聲譽。他描寫春天燕子的《雙雙燕》：
過春社了，度簾幕中間，去年塵冷。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並。還相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飄然快拂花梢，翠尾分開紅影。
芳徑，芹泥雨潤，愛貼地爭飛，競誇輕俊。紅樓歸晚，看足柳暗花暝。應自棲香正穩，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損翠黛雙蛾，日日畫闌獨憑。
（春社，立春後農村祈求豐收的祭神禮。）
如果把史達祖的詞跟前面各家的詞，作一個比較，可看出時間的元素，使它們大不相同。詞到史達祖，已完全成熟。他集結前人的精華。一字一句，一音一調，都有仔細的斟酌，跟中國畫壇上的工筆劃一樣的無懈可擊。但也像工筆劃一樣，不為後人留下餘地，就再也發展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