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的史書應該是指《宋史》這樣的傳統正史。 《宋史·王安石傳》的定評是引用的朱熹的評論：
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在這樣的史書中，
都是用傳統政治的觀點來評價政治人物的，
而且會受到史料和修史時的政治、文化和社會氛圍的影響。
《宋史》關於王安石的評價， 主要來自宋朝留下的官方記錄。 但宋朝本身是一個非常注重自身歷史和評價的朝代，
那麼， 關於王安石的歷史評價主要是牽扯到對神宗朝的評價， 關於他的材料也主要保存在神宗實錄中。 但是神宗實錄是宋朝經歷過三次重修的。
首先是神宗死後， 哲宗年幼， 由神宗的母親高太后垂簾聽政， 實際上主持朝政。 她反對新法， 所以她在神宗死後， 馬上將之前反對新法的主要幹將如司馬光、呂公著、呂公弼等人召回朝廷， 擔任宰相， 開始推翻新法， 恢復舊法。
這段時期， 史書上稱之為元祐時期， “眾正盈朝”（不是東林黨）， 原來王安石提拔起來參與變法的骨幹如呂惠卿、章惇、曾布等人， 都被貶逐遠方。 也就是在這段時期， 在完全否定王安石變法的總基調下，
高太皇太后死後， 哲宗親政， 又開始反對舊法， 恢復新法， 召回了章惇、曾布等人， 也就是紹聖時期。 也是在這段時期， 北宋的黨爭開始迅速發展， 新黨和舊黨勢同水火， 冰炭不容。
到徽宗登基後，
也是在這段時期， 重修了神宗實錄， 對舊黨全盤否定， 對王安石和新法又全盤否定， 以新黨為君子， 以舊黨為小人， 這就顛覆了之前的神宗實錄。
北宋滅亡之後， 高宗南渡， 在江南守著半壁河山， 重建了宋朝， 是為南宋。 高宗前期， 所用的重要的大臣， 幾乎全部出自舊黨一脈， 所以高宗說， “最愛元祐”。 所以， 在這個基礎上， 高宗下令重修神宗實錄， 又把徽宗時期的神宗實錄顛覆了一次。
按照高宗的這個指示修訂過的神宗實錄， 自然又回到了元祐時期的神宗實錄的指導思想， 也就是全盤否定新法， 全盤否定王安石， 以新黨為小人， 以舊党為君子。 這個版本的神宗實錄後來就作為官方史料保存下來， 後來元朝修宋史， 就是以此為基礎。 所以， 我們今天看到的宋史中， 對王安石基本上是貶斥的。
當然，這只是宋朝的官方評價，如果有問題，後人是可以指出來的。但從元朝到清朝滅亡，對王安石的評價卻基本上都延續了之前的評價，也就是王安石禍宋這個定評一直維持下來了，並沒有給他全面翻案。
為什麼呢？
在古代的傳統政治中，皇帝對大臣最為忌諱的事情是什麼？大臣結黨營私，搞黨爭。
黨爭意味著什麼呢？党爭就意味著，這個朋友圈是圍繞著某個大臣的政治主張團結起來的，他們首先會忠於自己一党的政治領袖和政治主張，而不是忠於皇帝。
這對皇帝來說，自然是不能原諒的。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無二日，人無二主。在整個國家機器裡，怎麼能有皇帝之外的忠誠物件呢？
而且，圍繞著這個政治領袖在朝廷上的進退得失，和政治主張的能否得到皇帝的認可和實施，就很容易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別，搞黨爭。搞黨爭就意味著，以自己的黨派主張為衡量標準，而不是以是否有利於國家和皇帝為標準。作為臣子來說，這其實就是不忠。
歷史上的黨爭確實也都結果很糟糕。漢朝的黨錮之禍形成了士族和寒族之分，唐朝中後期的牛李黨爭導致朝廷政策的搖擺不定，北宋的新舊黨爭一直持續到北宋滅亡還沒結束，甚至到南宋初期的政治依然在這個結構裡，明朝的東林黨和閹黨之爭也一直延續到明朝滅亡，甚至到南明政權。
那麼，最容易引起黨爭的是什麼？
在宋朝和明朝，就是變法。宋朝是從王安石變法開始，所有的朝廷大臣都要在新黨和舊党之間選邊站對，幾乎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明朝也是在張居正變法時期，開始出現言官和內閣之間的對抗，後來發展為三黨與東林之爭，再後來又演變為東林與閹黨之爭。
從這個意義上說，王安石變法和張居正變法雖然提高了國家的財政汲取能力，使國家的能力有所提升，但同時，變法也帶來了黨同伐異，因人而廢言，因人而廢政，導致國家的政策不斷在兩個不同的取向之間來回搖擺。所以，正史上對王安石和張居正都持比較尖銳的批評態度，乃至全盤否定。
當然，這只是宋朝的官方評價，如果有問題，後人是可以指出來的。但從元朝到清朝滅亡，對王安石的評價卻基本上都延續了之前的評價，也就是王安石禍宋這個定評一直維持下來了，並沒有給他全面翻案。
為什麼呢？
在古代的傳統政治中，皇帝對大臣最為忌諱的事情是什麼？大臣結黨營私，搞黨爭。
黨爭意味著什麼呢？党爭就意味著，這個朋友圈是圍繞著某個大臣的政治主張團結起來的，他們首先會忠於自己一党的政治領袖和政治主張，而不是忠於皇帝。
這對皇帝來說，自然是不能原諒的。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無二日，人無二主。在整個國家機器裡，怎麼能有皇帝之外的忠誠物件呢？
而且，圍繞著這個政治領袖在朝廷上的進退得失，和政治主張的能否得到皇帝的認可和實施，就很容易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別，搞黨爭。搞黨爭就意味著，以自己的黨派主張為衡量標準，而不是以是否有利於國家和皇帝為標準。作為臣子來說，這其實就是不忠。
歷史上的黨爭確實也都結果很糟糕。漢朝的黨錮之禍形成了士族和寒族之分，唐朝中後期的牛李黨爭導致朝廷政策的搖擺不定，北宋的新舊黨爭一直持續到北宋滅亡還沒結束，甚至到南宋初期的政治依然在這個結構裡，明朝的東林黨和閹黨之爭也一直延續到明朝滅亡，甚至到南明政權。
那麼，最容易引起黨爭的是什麼？
在宋朝和明朝，就是變法。宋朝是從王安石變法開始，所有的朝廷大臣都要在新黨和舊党之間選邊站對，幾乎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明朝也是在張居正變法時期，開始出現言官和內閣之間的對抗，後來發展為三黨與東林之爭，再後來又演變為東林與閹黨之爭。
從這個意義上說，王安石變法和張居正變法雖然提高了國家的財政汲取能力，使國家的能力有所提升，但同時，變法也帶來了黨同伐異，因人而廢言，因人而廢政，導致國家的政策不斷在兩個不同的取向之間來回搖擺。所以，正史上對王安石和張居正都持比較尖銳的批評態度，乃至全盤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