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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動用北洋公款向奕劻行賄百萬,都存入了這家銀行!

奕劻有沒有在滙豐銀行存款?

據當時上海的《北華捷報》說:

“滙豐兩字成為獲得中國人信任的一個重要標誌。 那時清廷官吏和後來民國官吏所貪鉅款, 寧可少獲利息, 也要存入滙豐銀行。 ”

由此可見, 晚清親貴與外國銀行多有往來, 在銀行中私存鉅款也是極有可能的事情。

據曹汝霖記:

“親貴中富有者以金錢寶件之類, 寄存英商滙豐銀行, 因不明手續, 存于中國之買辦處, 收據亦由買辦所出。 造事平往取, 洋經理不知有此事, 華買辦不知何往, 親貴大受損失, 買辦大得其利, 此亦可證親貴們毫無常識也。 ”

曹汝霖曾供職于商部與外務部, 與慶親王奕劻和載振都有相當接觸, 他的記載不應有虛。 另根據《那桐日記》統計, 僅1901年一年, 那桐就先後四次在滙豐銀行存款共計兩萬兩足銀。

另外, “滙豐銀行是第一家總行設在中國的外商銀行, 在中國剛創辦時與其並存的金融機構,

只有晚清舊式錢莊、票號, 及從事金融業務的洋行和殖民地銀行”, 不僅資金實力雄厚, 運營方式新穎, 而且向清廷提供貸款, 有政府的支撐, 因此, 滙豐銀行在眾多外商銀行中影響力最大。

“據日人報告, 中國富翁在滙豐定期存款, 在二千萬以上者有五人;在一千五百萬以上者有二十人;在一千萬以上者有一百三十人;連百萬及數十萬各戶一併計入其總額實至可驚人。

大臣李鴻章去世後, 其在滙豐的存款就有本息共計白銀萬兩。 據統計:晚清官商存於外國銀行的存款約有一億三四千萬元, 單是滙豐一家, 就有七千余萬, 道勝約三四千萬, 正金二千余萬。

按照上面資料, 中國官商在滙豐存款占總存款數的一半以上。

可見, 清末權貴在滙豐等外國銀行存款系屬普遍現象。

那麼到底奕劻在滙豐銀行有沒有存款呢?按照禦史胡思敬在《國聞備乘》中的說法, 奕劻在滙豐銀行的存款高達百萬。 另據許指嚴記載:

“慶自革命後頹喪欲絕, 於是家人親友俱勸其出京, 往居津門, 聞其產寄頓外國銀行者, 約在三百萬左右。 ”

《清稗瑣綴》以《拍賣》為題, 對突劻等親貴在外商銀行存款進行記述:

“清廷未倒時, 北京內閣發愛國公債票, 應者寥寥, 奕劻賣馬, 那賣宅, 故作寒酸, 求免擔負。 實則諸親貴私財, 寄頓外國銀行者, 據內閣調查報告,

現銀達六千余萬。 聚斂所得者如彼, 乃裝窮如此, 效明末諸臣拍賣破爛桌椅之手段, 民安得不困?國安得不亡?”

汪榮堃曾在載振府裡供職近十年, 據他回憶:

“(奕劻)一旦無權後, 還是一個最大的富豪, 所有家私現款入民國後完全存在東郊民巷裡的各外國銀行, 如美國花旗銀行,英國滙豐銀行等,每月家庭生活開支就是利用得到利息支付還用不完。”

鑒於此,突劻選擇滙豐銀行存款也在情理之中。

綜上所述,基本可以認定突劻在滙豐銀行確有存款。

既然突劻在滙豐確有存款,這筆鉅款來源成為有待考究的問題。

蔣式瑆彈劾奕劻之時,奕劻升任軍機大臣不過十一個月。在這短短的十一個月期間,奕劻憑藉微薄的俸祿和養廉銀是不可能積蓄那麼多財富的。之前他擔任外務部總理大臣兼督辦政務處大臣,這兩個官職都是不易貪污鉅款的要職,也不可能有那麼多積蓄。正如莊練所分析的那樣:

“即使他論職賣官,也不能在不到一年之內積資百萬之多,顯而易見,此款中的大部分是出於袁世凱之進奉。而袁則取資於北洋的存積,藉公款為納賄之計而已。”

從中可知,突劻這筆鉅款中的很大部分出自北洋派袁世凱諸人的“進奉”。

來稿/劉鵬超 運營/祥哥

如美國花旗銀行,英國滙豐銀行等,每月家庭生活開支就是利用得到利息支付還用不完。”

鑒於此,突劻選擇滙豐銀行存款也在情理之中。

綜上所述,基本可以認定突劻在滙豐銀行確有存款。

既然突劻在滙豐確有存款,這筆鉅款來源成為有待考究的問題。

蔣式瑆彈劾奕劻之時,奕劻升任軍機大臣不過十一個月。在這短短的十一個月期間,奕劻憑藉微薄的俸祿和養廉銀是不可能積蓄那麼多財富的。之前他擔任外務部總理大臣兼督辦政務處大臣,這兩個官職都是不易貪污鉅款的要職,也不可能有那麼多積蓄。正如莊練所分析的那樣:

“即使他論職賣官,也不能在不到一年之內積資百萬之多,顯而易見,此款中的大部分是出於袁世凱之進奉。而袁則取資於北洋的存積,藉公款為納賄之計而已。”

從中可知,突劻這筆鉅款中的很大部分出自北洋派袁世凱諸人的“進奉”。

來稿/劉鵬超 運營/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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