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中國知名度最高的幫會是青幫， 亦稱安清幫， 杜月笙是它的大頭目。 在中國， 他的勢力之大、觸角之廣、名聲之高， 竟連蔣介石也要讓其三分。
杜月笙的“傑作”極多， 但也不是完全漆黑一團。 他曾多年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一職， 做過不少有益的慈善事業。 特別是他任副會長時正值抗戰前後， 救助傷兵、輸送物資、建立抵抗部隊， 為抗戰做出了貢獻， 這是值得肯定的。 他和進步人士也多有接觸， 如中共早期著名黨員楊度， 是經周恩來親自批准入黨並進行特別秘密工作的。
他遂令其子回滬向潘漢年說明：“我身體有病， 不能回上海， 但一定不再進行反對共產黨的活動。 ”他還要兒子向上海青幫門徒傳達“旨杜月笙意”， 服從人民政府， 不得生非滋事。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 他信守承諾， 不發一言。
另外， 據杜的女兒回憶，
有關杜月笙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一事， 筆者所尊重的已故老報人徐鑄成先生所著《杜月笙正傳》（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應是內地第一部關於杜月笙的傳記， 但也不曾專章談及他一生中與紅十字會有關的這段重要經歷。 過去極少披露杜月笙與紅十字會有關的重要史實及他的矛盾人生， 一些傳記也基本未曾提及。 本文試為鉤沉， 以使這一史實不致湮沒。
（一）
杜月笙是浦東高橋鎮人， 生於1888 年， 即清光緒十四年七月十五日， 比提攜他的黃金榮小整整20 歲。 他出身貧苦， 父親杜文慶是茶館“堂倌”， 4 歲喪母， 6歲喪父， 靠外祖母撫養。 他只上過半年私塾， 討過飯， 因染上賭博惡習， 少年時即被舅父趕出家門，
1947 年，杜月笙曾親自審定過自己的一份履歷表，在“擔任職務”一欄上，共開列了38 個頭銜，第三個職務便是“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杜月笙的職務之多在古今中外名人中是
罕見的。上述那份履歷表只是簡要概述，實際遠不止此，有人統計應是70 多個，但恐怕遠不止此數。據20 世紀40 年代中期統計，他任董事長、常務董事的職務約計有銀行、信託公司、輪船公司、電氣公司、紗廠等共32家；其他掛名的，如麵粉、造紙、百貨公司、製藥、化工、報館、出版印刷、書店、電影公司、橡膠、捲煙、飯店、旅館等共95 家，再有一些如地產、木業、果品、藥材、油料等則更是無法統計。由此可見杜月笙的神通與勢力。
上述杜月笙所審定之履歷，儘管是撮其要，但仍然有若干重要職務尚未開列，如“民國政府軍委會少將參議”“陸海空軍總司令顧問”等。由此可見，杜月笙對於“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這一職務還是很重視的。
有人認為，杜月笙被選為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是因原副會長史量才被暗殺之後才被補推的。事實應該說是暗殺當日，杜即被補選為副會長。1934 年11 月，史量才被軍統特務暗殺，因為史量才原等於是第一副會長（從1907 年至1913 年四屆只設一名副會長，從第五屆至1946 年第十一屆一直設兩名副會長）。所以，史被暗殺的當月22 日，總會第一屆第四次理事聯席會議立即推選杜月笙為副會長，他的名次一直排列於另一位副會長劉鴻生之前。杜月笙於是成為第八屆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以後在1938 年第九屆、1943 年第十屆、1946 年第十一屆，杜月笙均連任副會長，共擔任了12 年副會長的職務（見《中國紅十字會九十年》）。
據筆者查證：杜月笙在此之前就已經接觸紅十字會的工作，而且擔任了一定的職務。現在所能查到的是1934 年9 月，杜月笙已經在全國會員代表大會被公選為理事，並由理事會推選為常務理事。在杜月笙當選為副會長之後，同時還被選為總會下屬機構救護委員會副主席和經濟委員會副主席。這說明杜月笙被紅十字會選舉擔任重要職務，與他“樂善好施”及在工商界的影響有關。上海每次賑災募款均由杜月笙領銜。據統計，在“聞人”中，杜月笙捐款賑濟是最多的，所以他自然被推選為上海慈善團體的理事長。而且，杜月笙每月都要散發“濟貧月折”，貧民每逢農曆初一、十五兩日，均可憑折領取救濟金。對於這些“樂善好施”諸舉，無論如何褒貶，卻也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在杜月笙當選為副會長的兩年前，他出於愛國心，曾在1932 年“一·二八”淞滬抗戰中與史量才領導上海的救護捐濟活動。《杜月笙先生大事記》載：“迨'九一八’事起，不旋踵'一·二八’又猝發，我軍英勇奮鬥。先生念上海處全國經濟中心，交通之總紐，其勝其貶，國之存亡焉，立即與諸同志組織上海市地方維持會，被推為副會長。一振臂而全市民眾，不論男女老幼，感攘臂起，供應軍需糧食于前線，安定金融生活於後方，救護傷兵于彈雨之下，拯救同胞于水火之中。創為救濟捐，則捐款表紛遝而至；徵集機車工具，則應召者爭先恐後。且於救濟、維持之外，設有政治、外交、租界問題、航空軍事各委員會。蓋先生之謀遠慮深，非僅為一時之維持地方已也。協定停戰之後，地方維持會結束，改為地方協會，旋先生亦改任會長……”這篇文字據說出自章士釗先生之手。
客觀而論，上述所記不免有誇飾之辭，但應該承認基本上是事實。杜月笙在工商、金融界有影響和號召力，在淞滬抗戰中，確實發揮了作用。當然，地方維持會長史量才發揮了核心作用，杜月笙應該是受了史量才的鼓勵和影響才如此做的。
史、杜等人的做法，並不符合蔣介石的想法。當時蔣還在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對十九路軍抗戰每每掣肘，因而對史、杜領導的捐款接濟義勇軍、向前線運送慰勞品、搶救傷患等，是不滿意的。事實上，地方維持會及事後改稱的地方協會，與當時貫徹蔣意圖的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早已產生了矛盾。從某種程度來說，維持會由於從事愛國救亡，實際上取代了上海市黨部的位置。這就導致了蔣對史、杜二人的不滿，最後導致了史量才的被暗殺。
史、杜二人關係密切，所以杜在見到蔣介石時，屢次為史說好話。史被暗殺前，杜月笙曾親自陪史量才去見蔣介石，以求消除矛盾。但史量才堅持抗日救國，反而受到蔣介石的威脅。據說離開時蔣介石對史說：我有幾百萬軍隊，惹怒他們是不好辦的。史量才針鋒相對：我的《申報》（史當時是社長）有幾十萬讀者，我也不能得罪他們（指宣傳抗日救國）。由此引起了蔣的殺機（但也有另一種說法。據軍統老人鮑志鴻回憶：蔣介石聽從杜月笙的建議，通知軍統停止暗殺史量才的行動。因負責人趙龍文下午睡覺而致使電文未能及時下達。翌日史即被暗殺）。
史被暗殺後，杜月笙不僅擔任了史原來的紅十字會副會長一職，也擔任了史原任會長的上海地方協會會長。這依然引起了蔣介石的不快。地方協會是在抗日救亡中產生出來的團體，不是蔣的御用組織。而且，杜任紅十字會副會長後依然熱衷於救亡活動，所以蔣、杜二人的芥蒂並沒有因史量才的被暗殺而消除。杜月笙被推舉為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固然是因為他對救亡運動的熱誠及
在社會上的影響，同時也確實因為他有長期的賑濟組織工作的經驗。杜月笙早在1924 年就出面組織了上海難民救濟會，1925 年又發起聯義善會，以“拯濟貧苦”為宗旨（見《杜月笙先生六十年大事記》）。
1937 年8 月13 日，日寇全面進攻上海，上海守軍奮起抗戰。杜月笙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的名義，聯合各團體組織上海市救護委員會，並同時成立救護隊10 隊、急救隊13 隊、臨時救護醫院24 所，徵集救護汽車98 輛，並特約公、私醫院16 所收容受傷軍民。據統計，杜月笙領導的救護輸送醫療工作，共救護了抗日受傷軍民44398 人。此後，杜月笙又籌畫在松江、昆山、蘇州、無錫、杭州、南京等地設立重傷醫院，每年醫院少則收治傷患二三百人，多則達三四千人。南京淪陷之後，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及各地工作人員大多撤退到漢口。杜月笙親自乘飛機到漢口，與政府有關部門統一商定救護方針，並在漢口成立臨時救護委員會，設置醫療隊37 隊，後因需要逐漸增加至178 隊，共有工作人員近3000 人。據統計，至抗戰結束，紅十字會救護的軍民總數已達260 萬人。這是一個非常可觀的成績。當然，做出這樣的成績，與紅十字會廣大工作人員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但杜月笙在其中的領導作用亦不容忽視。救護工作所需的物資、車輛，許多都出於杜的號召，也不排除他自己的“毀家紓難”。在這一點上，他號召所能影響的團體（包括他的幫會組織）捐助抗戰，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抗戰中，他堅持留在上海，包括參加抗敵後援會工作。直至11 月上海淪陷，他才秘密撤退。
杜月笙在上海抗戰中所辦的另一件大事，是與戴笠共同創辦了“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以此參加抗戰。過去認為是戴、杜二人只會抓特務武裝，對付共產黨，實際這種看法違背了歷史事實。儘管戴笠一生以與中共作鬥爭為己任，但在抗戰中，他的思想傾向基本屬於黃埔系中主戰的少壯派軍人陣營。在這一點上，“人之愛國，誰不如我”的杜月笙與他是一致的。兩人本來既為摯友，在抗日這一點上又有共識，所以兩人商定在上海建立一支一萬人的武裝遊擊部隊，以幫會和工人為基礎，配合正規軍作戰，並負責肅諜、防奸等工作。杜月笙自己出錢購買了5000 支快慢機手槍，又利用自己的影響，動員了幫會成員、工人、學生、店員、失業青年入伍。10 月，這支僅以一月時間倉促成立的遊擊部隊，在上海南市和蘇州河兩岸配合正規軍與日寇作戰。儘管作戰能力差，但大多數成員異常英勇頑強，為中華民族抗戰做出了犧牲。據事後統計：別動隊共戰死1500 人以上，受傷500 餘人。據說，杜月笙頗為悲痛，他不是心疼錢，而是哀憐那些為國捐軀的青年，其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二）
1938 年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理事室遷移香港，杜月笙親自主持工作，並設立總辦事處，以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資，並同時籌措救護事業的經費。可以說，杜月笙此時是非常辛勞的。當時，國民黨政府還設有中央賑濟委員會。“八一三”抗戰後，蔣介石安排杜月笙為該會常委，負責粵、桂、閩三省（稱第九救濟區）的救濟工作。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將第九救濟區辦事機關與中國紅十字會機關合設于香港九龍柯士甸道（他的宅寓也在此），並在香港最大的飯店定有房間，專與各方接觸。當時，海外僑胞對抗戰捐助的物資及對難民的救濟品，都由杜月笙接收運往漢口或重慶。同時，杜還負責與戴笠合作佈置向淪陷區搜集情報及鋤奸、策反工作。據說，上海另一幫會頭目張嘯林投敵被暗殺，也與杜月笙有關。另外，轟動中外的高宗武、陶希聖脫離汪偽集團，並公佈“汪偽密約”，也是杜月笙與戴笠共同策劃的。
在抗戰的開始階段，海外物資大部分通過香港轉運國內，杜月笙以紅十字會名義辦理接收、轉運，為抗戰事業應該是做出了貢獻的。香港淪陷後，紅十字會總會於1940 年移設重慶。杜月笙也撤往重慶，主持會務工作，辦理前方救護、後方空襲救護、醫療等工作。1942 年，杜月笙籌建了重慶醫院，當時有床位300 張，各科設備齊全，是當時最先進的戰時後方醫院，受到人們的稱讚。另外，杜月笙在搜購、搶運戰略物資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抗戰勝利後，杜月笙返回上海，督促上海復員工作，並協助恢復、加強了上海紅十字會分會的組織，對該會推進各種社會服務工作奠定了基礎。
杜月笙在抗戰中，出於愛國熱忱，領導了紅十字會的醫療救護和物資運輸工作，這是應該肯定的。歷史也不會忘記他在抗戰中做出的貢獻。抗戰中的紅十字會救助工作，是中國紅十字會歷史上光輝的一頁，這裡有杜月笙的努力和熱忱。
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出走香港。蔣介石為防止他投向人民，曾派俞鴻鈞、洪蘭友專程遊說並邀他赴台。杜以染病推拒。蔣發現杜欲回大陸後，一方面散佈謠言，說中共欲引渡他回內地清算批鬥；另一方面佈置特工潛入香港，欲將杜暗殺。杜因驚懼而中風，並拒絕治療。1952 年8 月7 日，他口述遺囑，8 月16 日彌留前對妻子雲：“把我的屍骨帶回上海，葬在浦東高橋老家。”由於臺灣當局的阻撓，他的遺願終未實現。1952 年11 月，他的遺骨被運往臺灣，至今暫厝于臺北南效大尖山麓。
杜月笙是一個複雜的歷史人物，他的身上有不少污點，但也有黑暗中閃爍的火花。一個人只要做了一點對民族、對人民有益的事，歷史就應該記住他。
有不完善的地方請大家指正
（昨日已為歷史）
不僅濟貧，對落魄之人，只要求到門下，他便加以接濟和收養。如國民黨軍統特務頭目戴笠在最落魄時，就是杜月笙接濟了他，所以戴對此終生感激。杜月笙的發家是靠販運煙土，這是任何人不能粉飾的。後來他曾擔任民國禁煙委員會委員，這真是極大的諷刺。1947 年，杜月笙曾親自審定過自己的一份履歷表，在“擔任職務”一欄上，共開列了38 個頭銜，第三個職務便是“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杜月笙的職務之多在古今中外名人中是
罕見的。上述那份履歷表只是簡要概述，實際遠不止此，有人統計應是70 多個，但恐怕遠不止此數。據20 世紀40 年代中期統計，他任董事長、常務董事的職務約計有銀行、信託公司、輪船公司、電氣公司、紗廠等共32家；其他掛名的，如麵粉、造紙、百貨公司、製藥、化工、報館、出版印刷、書店、電影公司、橡膠、捲煙、飯店、旅館等共95 家，再有一些如地產、木業、果品、藥材、油料等則更是無法統計。由此可見杜月笙的神通與勢力。
上述杜月笙所審定之履歷，儘管是撮其要，但仍然有若干重要職務尚未開列，如“民國政府軍委會少將參議”“陸海空軍總司令顧問”等。由此可見，杜月笙對於“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這一職務還是很重視的。
有人認為，杜月笙被選為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是因原副會長史量才被暗殺之後才被補推的。事實應該說是暗殺當日，杜即被補選為副會長。1934 年11 月，史量才被軍統特務暗殺，因為史量才原等於是第一副會長（從1907 年至1913 年四屆只設一名副會長，從第五屆至1946 年第十一屆一直設兩名副會長）。所以，史被暗殺的當月22 日，總會第一屆第四次理事聯席會議立即推選杜月笙為副會長，他的名次一直排列於另一位副會長劉鴻生之前。杜月笙於是成為第八屆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以後在1938 年第九屆、1943 年第十屆、1946 年第十一屆，杜月笙均連任副會長，共擔任了12 年副會長的職務（見《中國紅十字會九十年》）。
據筆者查證：杜月笙在此之前就已經接觸紅十字會的工作，而且擔任了一定的職務。現在所能查到的是1934 年9 月，杜月笙已經在全國會員代表大會被公選為理事，並由理事會推選為常務理事。在杜月笙當選為副會長之後，同時還被選為總會下屬機構救護委員會副主席和經濟委員會副主席。這說明杜月笙被紅十字會選舉擔任重要職務，與他“樂善好施”及在工商界的影響有關。上海每次賑災募款均由杜月笙領銜。據統計，在“聞人”中，杜月笙捐款賑濟是最多的，所以他自然被推選為上海慈善團體的理事長。而且，杜月笙每月都要散發“濟貧月折”，貧民每逢農曆初一、十五兩日，均可憑折領取救濟金。對於這些“樂善好施”諸舉，無論如何褒貶，卻也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在杜月笙當選為副會長的兩年前，他出於愛國心，曾在1932 年“一·二八”淞滬抗戰中與史量才領導上海的救護捐濟活動。《杜月笙先生大事記》載：“迨'九一八’事起，不旋踵'一·二八’又猝發，我軍英勇奮鬥。先生念上海處全國經濟中心，交通之總紐，其勝其貶，國之存亡焉，立即與諸同志組織上海市地方維持會，被推為副會長。一振臂而全市民眾，不論男女老幼，感攘臂起，供應軍需糧食于前線，安定金融生活於後方，救護傷兵于彈雨之下，拯救同胞于水火之中。創為救濟捐，則捐款表紛遝而至；徵集機車工具，則應召者爭先恐後。且於救濟、維持之外，設有政治、外交、租界問題、航空軍事各委員會。蓋先生之謀遠慮深，非僅為一時之維持地方已也。協定停戰之後，地方維持會結束，改為地方協會，旋先生亦改任會長……”這篇文字據說出自章士釗先生之手。
客觀而論，上述所記不免有誇飾之辭，但應該承認基本上是事實。杜月笙在工商、金融界有影響和號召力，在淞滬抗戰中，確實發揮了作用。當然，地方維持會長史量才發揮了核心作用，杜月笙應該是受了史量才的鼓勵和影響才如此做的。
史、杜等人的做法，並不符合蔣介石的想法。當時蔣還在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對十九路軍抗戰每每掣肘，因而對史、杜領導的捐款接濟義勇軍、向前線運送慰勞品、搶救傷患等，是不滿意的。事實上，地方維持會及事後改稱的地方協會，與當時貫徹蔣意圖的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早已產生了矛盾。從某種程度來說，維持會由於從事愛國救亡，實際上取代了上海市黨部的位置。這就導致了蔣對史、杜二人的不滿，最後導致了史量才的被暗殺。
史、杜二人關係密切，所以杜在見到蔣介石時，屢次為史說好話。史被暗殺前，杜月笙曾親自陪史量才去見蔣介石，以求消除矛盾。但史量才堅持抗日救國，反而受到蔣介石的威脅。據說離開時蔣介石對史說：我有幾百萬軍隊，惹怒他們是不好辦的。史量才針鋒相對：我的《申報》（史當時是社長）有幾十萬讀者，我也不能得罪他們（指宣傳抗日救國）。由此引起了蔣的殺機（但也有另一種說法。據軍統老人鮑志鴻回憶：蔣介石聽從杜月笙的建議，通知軍統停止暗殺史量才的行動。因負責人趙龍文下午睡覺而致使電文未能及時下達。翌日史即被暗殺）。
史被暗殺後，杜月笙不僅擔任了史原來的紅十字會副會長一職，也擔任了史原任會長的上海地方協會會長。這依然引起了蔣介石的不快。地方協會是在抗日救亡中產生出來的團體，不是蔣的御用組織。而且，杜任紅十字會副會長後依然熱衷於救亡活動，所以蔣、杜二人的芥蒂並沒有因史量才的被暗殺而消除。杜月笙被推舉為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固然是因為他對救亡運動的熱誠及
在社會上的影響，同時也確實因為他有長期的賑濟組織工作的經驗。杜月笙早在1924 年就出面組織了上海難民救濟會，1925 年又發起聯義善會，以“拯濟貧苦”為宗旨（見《杜月笙先生六十年大事記》）。
1937 年8 月13 日，日寇全面進攻上海，上海守軍奮起抗戰。杜月笙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的名義，聯合各團體組織上海市救護委員會，並同時成立救護隊10 隊、急救隊13 隊、臨時救護醫院24 所，徵集救護汽車98 輛，並特約公、私醫院16 所收容受傷軍民。據統計，杜月笙領導的救護輸送醫療工作，共救護了抗日受傷軍民44398 人。此後，杜月笙又籌畫在松江、昆山、蘇州、無錫、杭州、南京等地設立重傷醫院，每年醫院少則收治傷患二三百人，多則達三四千人。南京淪陷之後，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及各地工作人員大多撤退到漢口。杜月笙親自乘飛機到漢口，與政府有關部門統一商定救護方針，並在漢口成立臨時救護委員會，設置醫療隊37 隊，後因需要逐漸增加至178 隊，共有工作人員近3000 人。據統計，至抗戰結束，紅十字會救護的軍民總數已達260 萬人。這是一個非常可觀的成績。當然，做出這樣的成績，與紅十字會廣大工作人員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但杜月笙在其中的領導作用亦不容忽視。救護工作所需的物資、車輛，許多都出於杜的號召，也不排除他自己的“毀家紓難”。在這一點上，他號召所能影響的團體（包括他的幫會組織）捐助抗戰，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抗戰中，他堅持留在上海，包括參加抗敵後援會工作。直至11 月上海淪陷，他才秘密撤退。
杜月笙在上海抗戰中所辦的另一件大事，是與戴笠共同創辦了“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以此參加抗戰。過去認為是戴、杜二人只會抓特務武裝，對付共產黨，實際這種看法違背了歷史事實。儘管戴笠一生以與中共作鬥爭為己任，但在抗戰中，他的思想傾向基本屬於黃埔系中主戰的少壯派軍人陣營。在這一點上，“人之愛國，誰不如我”的杜月笙與他是一致的。兩人本來既為摯友，在抗日這一點上又有共識，所以兩人商定在上海建立一支一萬人的武裝遊擊部隊，以幫會和工人為基礎，配合正規軍作戰，並負責肅諜、防奸等工作。杜月笙自己出錢購買了5000 支快慢機手槍，又利用自己的影響，動員了幫會成員、工人、學生、店員、失業青年入伍。10 月，這支僅以一月時間倉促成立的遊擊部隊，在上海南市和蘇州河兩岸配合正規軍與日寇作戰。儘管作戰能力差，但大多數成員異常英勇頑強，為中華民族抗戰做出了犧牲。據事後統計：別動隊共戰死1500 人以上，受傷500 餘人。據說，杜月笙頗為悲痛，他不是心疼錢，而是哀憐那些為國捐軀的青年，其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二）
1938 年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理事室遷移香港，杜月笙親自主持工作，並設立總辦事處，以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資，並同時籌措救護事業的經費。可以說，杜月笙此時是非常辛勞的。當時，國民黨政府還設有中央賑濟委員會。“八一三”抗戰後，蔣介石安排杜月笙為該會常委，負責粵、桂、閩三省（稱第九救濟區）的救濟工作。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將第九救濟區辦事機關與中國紅十字會機關合設于香港九龍柯士甸道（他的宅寓也在此），並在香港最大的飯店定有房間，專與各方接觸。當時，海外僑胞對抗戰捐助的物資及對難民的救濟品，都由杜月笙接收運往漢口或重慶。同時，杜還負責與戴笠合作佈置向淪陷區搜集情報及鋤奸、策反工作。據說，上海另一幫會頭目張嘯林投敵被暗殺，也與杜月笙有關。另外，轟動中外的高宗武、陶希聖脫離汪偽集團，並公佈“汪偽密約”，也是杜月笙與戴笠共同策劃的。
在抗戰的開始階段，海外物資大部分通過香港轉運國內，杜月笙以紅十字會名義辦理接收、轉運，為抗戰事業應該是做出了貢獻的。香港淪陷後，紅十字會總會於1940 年移設重慶。杜月笙也撤往重慶，主持會務工作，辦理前方救護、後方空襲救護、醫療等工作。1942 年，杜月笙籌建了重慶醫院，當時有床位300 張，各科設備齊全，是當時最先進的戰時後方醫院，受到人們的稱讚。另外，杜月笙在搜購、搶運戰略物資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抗戰勝利後，杜月笙返回上海，督促上海復員工作，並協助恢復、加強了上海紅十字會分會的組織，對該會推進各種社會服務工作奠定了基礎。
杜月笙在抗戰中，出於愛國熱忱，領導了紅十字會的醫療救護和物資運輸工作，這是應該肯定的。歷史也不會忘記他在抗戰中做出的貢獻。抗戰中的紅十字會救助工作，是中國紅十字會歷史上光輝的一頁，這裡有杜月笙的努力和熱忱。
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出走香港。蔣介石為防止他投向人民，曾派俞鴻鈞、洪蘭友專程遊說並邀他赴台。杜以染病推拒。蔣發現杜欲回大陸後，一方面散佈謠言，說中共欲引渡他回內地清算批鬥；另一方面佈置特工潛入香港，欲將杜暗殺。杜因驚懼而中風，並拒絕治療。1952 年8 月7 日，他口述遺囑，8 月16 日彌留前對妻子雲：“把我的屍骨帶回上海，葬在浦東高橋老家。”由於臺灣當局的阻撓，他的遺願終未實現。1952 年11 月，他的遺骨被運往臺灣，至今暫厝于臺北南效大尖山麓。
杜月笙是一個複雜的歷史人物，他的身上有不少污點，但也有黑暗中閃爍的火花。一個人只要做了一點對民族、對人民有益的事，歷史就應該記住他。
有不完善的地方請大家指正
（昨日已為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