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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稅 稅務爭議部 整理/評論
“談話”活動是以語言來轉變被調查人的對抗態度， 實現其供述違紀違法行為的目的， 依靠普通的生活語言是無法完成這一艱巨的任務的。 因為我們與“談話”中所面臨物件的關係是調查人員與被調查人的“你死我活”的關係， 被“談話”者的供述與交代意味著將要受到紀律和法律的制裁， 因而這種抗拒心理始終貫穿在“談話”的過程中。
要改變這種態度必須要採取必要的手段和策略， 通過智慧的較量， 達到制伏對手的目的， 這種智慧的語言表現便是“說”的技巧。
一、變更方程式
方程式是數學中用來進行計算的一種方法， 在某方程式特別複雜的時候，
在“談話”中經常遇到被調查人已進入了“動搖”狀態， 只有一步之遙就能實現供述的行動， 卻無法再向前邁進一步的時候， 雙方也都達到了最大的力量限度， 這時如果“談話”人員忽然改變方式， 採用變更方程式的方法， 改變緊逼的角度， 給一個臺階或者重新為其選擇一個出口， 便會出現新的轉機。 “談話”中常用給臺階的方法來進行方程式轉換。 如“我們現在可以不記錄， 在你認為能記的時候我們再記， 你看怎樣？”對方在被逼得無路可走的情況下， 遇到了臺階，
常用的變更語言：“你現在有什麼顧慮？是不是要其他人回避一下？你現在擔心什麼？”而實際上被調查人只要回答了上述問話， 就是一種默認。
二、樹立形象
樹立形象的目的是將被調查人的形象樹立起來， 讓其維護自己的形象， 順應“談話”的要求。 這種方法是採取對被“談話”的個人形象和品行進行公開評價， 引起被“談話”物件做出有利的反應， 一方面努力地去尋找這種被樹立的形象的心理感覺， 另一方面是積極地去維護被樹立的自我形象。 這種幫助被調查人樹立形象的方法也有兩種：一種是樹立反面形象， 採用醜化歪曲、擴大缺點的方法， 他可以使被“談話”物件做出有利的態度表示或行為反應。
三、隱含前提
說話與辦事都有一定的順序， 話應該一句句地說， 路應該一步一步地走， 這是規律。 但是在“談話”活動中， 改變這種說話規律， 便會產生特殊的效應。 日常生活中， 為了向他人瞭解情況， 總是從開始按照順序問下去， 如果採取隱含前提的問法， 就會使人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有了因， 才有果， 這是說話的習慣。 如果先問其果：他去了沒有？別人就不明白， 誰去了沒有，去幹什麼。如果把“前提”補上：張三昨天要找李四打架，不知去了沒有？這句話就完整了。但是舍去前提的表達方式，在“談話”中，卻有著一番妙用，這種隱含前提的妙處在於被隱含的前提是被肯定的前提、被假設的前提。如在向被調查人“談話”其是否拿了1萬元公款，正常的問法是“那1萬元公款你拿了沒有？”而在“談話”活動中用隱含的問法“你拿了1萬元公款幹什麼用了？”這種問法，首先肯定了1萬元是被調查人拿的，他就不能順嘴否定自己沒有拿1萬元。再如，“你在塗改發票的時候，能記得是什麼時間嗎？”這句話的前提是肯定了被調查人塗改了發票，如果回答是，那他正好中計，承認了塗改發票的事實。
常用的隱含前提的“談話”方式：你在塗改發票時有沒有人看見？你拿錢幹什麼用了？他送錢給你的時候，有沒有其他人看見？你在銀行的存款是存摺還是存單？你把錢拿回家，你愛人是否知道？你怎麼能幹這種事呢？等等。具體的運用要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來設定。隱含的方法就是肯定一個前提，然後跨過去問。
四、另辟管道
在“談話”的活動中，當某一個環節發展下去不利於“談話”，不能達到目的的時候，我們應該另辟管道，展開其他的話題，進行分析、研究、說服教育，以達到使被調查人認罪交罪的目的。被調查人因主要違紀違法行為清楚被“雙規”以後，還有問題沒有被發現，在這種情況下讓其交代餘下問題是很困難的，因為被調查人的心理狀態是“反正我已被‘雙規’了，還有一些沒有交代的問題能隱瞞就隱瞞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談話”人員如果還按著一條路往下深追，其效果不會太好。如果另辟管道，重新選擇一個話題：“你雖然已被宣佈‘雙規’了，但也不能坐等被從重懲罰呀！你自己要想想辦法啊！”這時對方會對問話產生興趣，有時還會反問，“有什麼辦法可想呢？”這便使調查人能順勢展開話題。“你要想從寬處理，靠你這樣坐等是不會有奇跡出現的，抗拒更是得不到從寬處理。你的主要違紀違法行為是清楚的，你自己也清楚，已是無路可退了，怎麼能得到從輕處理，你自己須要選擇一條路，既不會使你交罪後受到從重處罰，又能在原有的基礎上從寬處理，這就是走投案自首、檢舉立功的路，這對你來說是一個機會，千萬不能錯過，你雖然已被‘雙規’，但這只是一種紀律手段，不是最後的處理決定。”筆者認為這位被調查人會選擇這條路的。這樣既省時又省力，也達到讓被調查人認罪的目的。實踐中用這種方法，取得成功的例子很多，筆者就不一一列舉了。
五、說“半截話”
一句話表達一個完整的意思，而半截話是不是就表達一半的意思呢？實則不然，說半截話，另半截沒有說出來的話是讓聽話人自己填充和理解，留半截話含義遠遠超過了半截話的意思範圍，這種表達方法的效果有時是一句完整的話所無法達到的。
常用這樣的半截話來達到對被“談話”人的暗示。例如，在共同犯罪案件中為了瓦解被調查人，大多採用離間的方法。為了達到離間的目的，必須採用一定的手段，讓對方確信。在實踐中有的“談話”人為了達到離間的目的，“做話”直接相告，其效果並不太理想，有時甚至還落個用假話騙人誘供的話柄。怎樣用半截話達到離間的目的？如對共同犯罪的張三語氣很隨便，並不認真地說出：“李四過去很講義氣，這回怎麼搞的……”這樣張三便懷疑李四出賣了自己。再如：“張三怎麼說自己不是主犯……”這樣李四便懷疑張三把責任推給了自己。“平時關係很好，怎麼這回……”“他怎麼說錢不是他拿的……”“他怎麼會知道……”“銀行的資料還是比較……”“你愛人希望你跟她一樣……”“你哥哥對你比較關心……”等，讓聽話者充分發揮下半截話的想像力，為我所用。
六、正話反說
什麼是正話反說？首先，正話是“談話”人的真實的意思表達，本來是要通過正面的“談話”達到目的，卻採用說反話的表達方式來達到正話所達不到的效果。例如，“談話”被調查人的目的是讓其供述交罪，而“談話”人員在語言的表達上卻反過來說“我們對你‘談話’的目的，不是來讓你認罪的，只是履行一下‘談話’的程式。”這樣一來便消除了對方的戒備心理，調查人員越是說不是為了對方供述交罪，對方就越會往這上面考慮，是不是供述對自己有利，否則“談話”人員為什麼說不是為了這件事而來的呢？他會在反常的情況下做出正常的聯想，肯定與此有聯繫。這樣對方便會在供述交罪這個問題上進行反復思考，權衡是否應該交罪。就像法院向欠款人進行執行的時候，常說“我們不是來找你要錢的，我們是來履行一下法律手續。”實質上履行法律的目的還是要還錢，但這句話說出來的效果不一樣，欠錢人就會想到自己如果不還錢，會帶來的法律後果，最終還是要還錢，不如趁早把錢還了完事。正話反說比正話正說效果要好，尤其是對那些持對抗戒備心理的被調查人效果尤為顯著。
常用的正話反說：“你最好不要交代錢是你拿的，否則我們還麻煩”；“對你的事，你說不說我們都不想聽”；“關於那筆錢的下落，我們也不想知道，到後來被從重處罰你就後悔了”；“你的那些事，你最好現在不要說”等。
七、昵稱
由於“談話”人員與被“談話”人員客觀存在的對立關係，形成了不平等的“談話”與被“談話”的關係。“談話”人員嚴肅認真，語言強硬，占絕對優勢的地位。而被“談話”人員所處的是被動地位，由於自己的違法犯罪，客觀上就是要接受“談話”人員的訓斥，並且這種被訓斥、被盤查的地位已經得到默認，形成了規律，因而被調查人在接受“談話”的時候，對自己客觀上所形成的地位，產生了應當接受的態度，已經有了心理準備，而且“談話”的語言也有其特殊性，“談話”人員對被調查人總是直呼其名，以嚴肅的態度來維護這種不平等的關係，來達到“談話”的目的。被調查人為了免受法律的處罰，總是採取各種方式進行對抗，引發出了敵對狀態，在這種對抗的敵視的心理狀態下，是不可能交代自己的違紀違法行為的，“談話”人員只有轉變這種心理狀態，建立良好的“談話”基礎，才能使被“談話”人供述交罪。如何才能改變這種敵對的心理狀態，筆者根據實踐中的體會，認為用改變稱呼的方法來縮短這種心理距離較為有效。如把“談話”中直呼其名改稱“老李”、“老周”、“老王”或偶然稱原職務頭銜，這樣距離便一下拉近了許多。例如，在查辦一起職務犯罪案件時，被調查人的抗拒心理相當強，面對面地坐著，眼睛卻往別處看，對問話不理不睬的，結果調查人員採取了“昵稱”的方法，對其改變稱呼，把他原有的頭銜又給他掛上了，出現了反差效果，他漸漸地改變了原有的抗拒態度，達到了基本配合的效果。
八、間接轉移
有的被調查人為了刺探“談話”人員對案件事實的掌握程度，採取反問的方式向“談話”人員質問，以達到瞭解案情的目的。例如：“你們說我構成犯罪了，你們拿出證據來。”如果“談話”人員的回答稍有不慎便會暴露案情。在“談話”人員還沒有掌握證據的情況下，通常可能這樣回答：“我們認為現在不是要拿證據的時候。”這樣回答或多或少地暴露了“談話”人員沒有掌握證據的跡象，但是如果換一種間接轉移的說話方法，其效果就不一樣了，“你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這句話雖然有些牛頭不對馬嘴，似是而非，但它避開了暴露的危險，同時又暗示了今天的案發，是被調查人當初作案時造成的，作案為什麼不隱蔽點呢？證據為什麼不銷毀呢？為什麼要這麼幹呢？等等。對那些難應付的質問、反問、疑問，採取這種間接作答法，轉移問話者的視線，抵禦外來的語言侵襲，是一種很好的方法。
九、交換位置
“談話”活動中常把這種方法稱為助力器，在被調查人猶豫不決，需要外力再促進一把的時候，“談話”人員常採取變換位置的方法，使得對方產生外來的促動力，原來猶豫的狀態產生心理傾斜，轉化成了進一步的動力。“假如我是你”這句話是個很好的心理助動劑。因為對方在聽到這句話的時候，便可能產生錯覺，他認為調查人員真的站在他的立場上，是他的同盟軍，替他著想。另外還有隨大溜兒的心理特點，別人都是這樣想，這樣做嗎？於是他便按照調查人員說的方法去做了。
“談話”中常用的變換位置的方法有：假如我是你，我會主動交代的；假如我是你，我會選擇投案自首，走從寬減輕的路；假如我是你，我一定不會錯過這次機會；假如我是你，我會想到怎樣走從寬的路；假如我是你，我會動員“家裡”把贓款全部退出去的，少交一分錢，多一分處罰；等等。
十、總結集中
大家在開會時的發言太多，各持己見，最後總要將有代表性的意見總結出來，否則便成了雜亂無章的無重點的茶話會了。在“談話”中也是如此，被調查人唯恐自己的辯解說不明白，滔滔不絕地說個沒完，如果讓他這樣一直說下去，就無法完成“談話”的主題任務，因而為了暫時讓其“刹車”，把前面滔滔不絕所說的內容進行精簡，簡練地提出主要內容，就需要用總結式語言，如“你剛才說的主要內容是……”“是不是這種情況”等，確認後調查人員便可繼續“談話”的主題了。用這種方法還能把偏離主題的話題總結出去。更重要的是對“談話”主題的確定，把模棱兩可的事情予以確定。在被調查人的供述雜亂無章，企圖渾水摸魚、真假交雜、用假話蒙混過關時，宜採取總結式的語言進行更正，以便按照客觀正常的“談話”方式進行下去。有時被調查人的供述前後出現矛盾，到底以哪一次供述為准呢？需要加以確定，也須採用總結式的方法。不僅如此，這種方法還能對“談話”的方向予以控制，因而被普遍地使用。
十一、對比教育
這是一種用對比的方式進行說服、教育的做法。用一些比較典型的例子來對被“談話”人進行教育。常用的對比例子，是現有的、大家都比較熟悉的、已被紀檢監察機關或者司法機關處理過的曾經犯罪的人。“他當時也犯罪了，但是他能主動認罪，走坦白從寬的路，現在不是對他從輕處理了嗎？希望你也能走他這條路做積極的選擇”等等，以此事說服對方。但是用這種方法應注意物件，有的被調查人本身就認為自己沒有犯罪，而調查人員用犯罪的例子去作比較，其效果並不一定好。再者對比要有針對性，選用的比較物件必須是坦白從寬、被從輕處理的典型，如果將一個被判重刑的案例拿來比較，豈不是變成恐嚇？反而增加了心理障礙，起反作用。所以要注意選擇能起積極促進作用的對比物件，作為對比的根據，才能收到預想的效果。
十二、避強擊弱
兩軍對壘，實力強的就佔優勢，反之，實力弱的就占劣勢。要取勝，就得避其強攻其弱。怎樣才能做到避其強攻其弱呢？首先僅從強弱的要領來看，強、弱是比較而言的，兩力相比，力的懸殊便是強弱的劃分依據，自古兵法說：避其強，攻其弱。這便是勝之的根據，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便是自尋死路。“談話”也是這個道理，每一個被調查人在接受“談話”的時候，都帶有很強的定勢心理來抗拒“談話”。這種定勢心理是被調查人經過認真思考，認為最為有效的方法，這種心理狀態的特點是有很強的防禦機制，難以突破的。那麼在“談話”時，就要避開這種定勢心理，不要直接涉及對方的敏感部分，而是從枝節開始，一步步地深入，一點一點地剝離清除，使這種定勢失去了支點的支持，強也就變成了弱，最後一舉成功。所以在“談話”的時候，不要急於求成開始就直攻主題，這樣一朝拿不下，就打草驚蛇了。
十三、強制語
顧名思義，“強制語”是達到對其限制和強制的語言表述。從“談話”物件交代供述的三種情況來看：首先是經過啟發教育，喚醒其良知，轉變了思想。其次是在謀略的“謀力”作用下上當中計。最後，是被心理限制，不得不交代。這三種情況是被調查人交罪的主要特點，職務犯罪“談話”的對象大多是貪污、賄賂犯罪，從“談話”的方法上來看，採用心理限制的方法“談話”較為普遍。這種心理限制的方法，就是通過揭露矛盾或出示已取得的證據，來達到對被調查人的心理限制，迫使其認罪伏法。
達到對被調查人的心理限制，必須有強制語的配合才能達到目的，什麼是強制語呢？簡單地說就是能使對方某些方面受到限制不能改變的語如“說！”“講！”“怎麼回事！”必須做出回答，而且是強制性的回答。在使用強制語時應當注意使用的方法、使用的時間。這種強制語的使用，常用在最後的突破階段。在全部的“談話”過程中首先通過找矛盾，把找到的矛盾進行精選集中，突破其心理防線，最後找准矛盾的某一點，使用強制語，進行心理限制。在進行心理限制的時候，堅持控制對方的思維，不能松，更不可用其他的語言插進，不給對方想退路的時間和間隙，避免加速對方的思維迴圈找到退路，堅持到對方交罪為止。在反復使用強制語時，要掌握好節奏，讓對方一個臺階一個臺階進入被強制的領域。在達到極限的時候，應當為其找一個臺階下，使其順勢而下，供述認罪。
十四、以退為進
人們常以“進一步刀槍相見，退一步海闊天空”來引導別人要忍讓，不可爭強好鬥。這句話說得很有道理，忍讓並不代表懼怕和失敗，有時“讓”還能起到“進”所達不到的效果。以退求進的範例舉不勝舉，這不僅適用於日常生活、軍事戰爭，同時對“談話”活動也有著一番妙用。
“談話”中經常出現被調查人與“談話”人員對峙的局面，繼續發展下去就可能出現僵局，如果這時“談話”人員向後退一步，而且退的這步又恰好是被調查人交罪的臺階，這豈不是一箭雙雕嗎？當雙方經過一段時間的對峙有可能使對方進入了“趨向交罪”的心理狀態，此時向後退一步，如“我們可以不記錄”，或者“現在我們可以重新為你記錄，你照實說吧”，“你還有什麼顧慮嗎？”讓被調查人接上話茬，一吐為快，來減輕自己的心理壓力。實際上這時被調查人的心理壓力已達到了極限，正好有了出氣降壓的口子。從客觀上，這是退了一步，可是從事實的結果上看，這是進了一步。有時“談話”人員還暗示另一“談話”人員暫時回避一下，創造一個退的環境：“現在他離開了，你說吧，我們現在不記錄。”這種方法在實踐中的成功比例相當大。因為在一對一的交流過程中，無論“談話”人員的態度好壞，無論自己如何被“談話”，如何難堪，只要沒有其他人在場看見，被調查人則不必擔心其他影響，甚至可以否認看見發生的事，他所面臨的壓力要小得多。但當他人在場的時候效果就不同了，會增加一份防禦的力量。但是回避的“談話”人員不可遠離“談話”室的空間，因為辦案須要兩名辦案人員在場，如果遠離“談話”室的空間就成了違法操作，因為上述僅僅是告知，並非真的回避離開。
十五、後發制人
有經驗的“談話”人員在沒有掌握證據的情況下，為了挖出犯罪，大多採取後發制人的方法。先引蛇出洞，讓被調查人的矛盾暴露出來，然後再順著這些已暴露的矛盾找出犯罪的實質。從矛盾暴露的必然結果來看，被調查人為了對抗，必然說假話，編造謊言，然而編造假的情節，必然會出現矛盾，此時用後發制人的方法，有利於發現矛盾。
後發制人在語言表述上常表現為：輕鬆自如，語氣平穩，帶著幾分“信任感”，讓對方有很大的隨意性。比如“那件事你說說”，“你自己是什麼看法”，“你想怎麼解釋這件事”，“你想怎樣才能說明白這件事”。一旦假話的矛盾被暴露，揭發矛盾時就要加快語言的節奏，增加語言的強制力，如“這麼多的矛盾你能說得通嗎？講！錢幹什麼用了！講……！講……！講……！講……！”反復重複某一特定的語言，語意話題不要輕意改變，堅持一舉達到心理限制的頂點，再松一步下臺階，使其交罪。
十六、先發制人
先發制人的這種方法在“談話”中是先將“談話”目的底牌亮出來，搶在對手的前面發起進攻，迫使被調查人交罪的方法。使用這種方法時，要在掌握情況較為全面的基礎上進行，在“談話”人員的“退路”找好的情況下，才能使用，如果沒有足夠的條件匆忙上陣，先發制人常會出現被動的局面，造成僵局。
先發制人的常用語：“你把你的經濟問題交代一下”；“你把重複報銷的那筆錢的經過談一談”；“你是怎麼塗改發票的”；“那筆錢你是怎麼拿到手的”；“你把拿‘回扣’的情況說一說”。這種先發制人的語言特點是先定好調子發問，達到強制的目的。
十七、回避法
職務犯罪的“談話”對象大多是國家幹部或公務員，有著較高的知識水準和較強的心理素質，在“談話”中，被“談話”的物件有時會提出一些令“談話”人員無法回答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採取回避法，假裝沒聽見，跨過去，進入別的話題，以此來避開鋒芒。
十八、最後通牒
這種方法是在被調查人處在猶豫不定的十字路口，如果不往前推一把，有可能就退回去了，在這種關鍵的時候，使用最後通牒。例如：“你不說我們走了，失去了機會別後悔”，“現在時間不多了，給你5分鐘時間考慮，不然後果自負”，“今天是我們最後一次提審你了，這可是投案自首坦白從寬的最後機會了”。這種方法是把對方推向最危險的境地逼其就範。對優柔寡斷的人，必須用最後通牒來轉換他的“時機未到”的意識或“還有更好的機會”的意識。
十九、權衡
權衡的語言表達方法是將“利”與“弊”放在一起擺出來，讓對方挑選，以達到“談話”的目的。在日常生活中也許會遇到這類的情況：兒子向父親要100元錢，而父親只想給兒子50元錢，但是如果直接給兒子50元，兒子是不會同意的，於是父親便採取了“權衡式”的方法說：“我這裡只有50元，如果你要就拿去不然連50元都沒有了。”結果兒子“權衡利弊”還是收下了這50元。因為兒子明白，如果不要，就連這50元都沒有了。在“談話”中這種權衡式的方法也被經常使用，如“你現在交代了，還能落個從輕處理，如果不交代連從輕的可能也不會有的，而且還要從重處罰”等等。
二十、兩難選擇
這是把兩個難題放在一起讓對方進行選擇。在“談話”活動中這兩個難題對被調查人來說是難題，可是對“談話”人員來說就是需要的結果。如“這筆錢你是存起來了還是平時花掉了”，“是別人讓你幹的還是你自己主動幹的”，“那筆錢是你主動要的還是他們執意要給的”，無論被調查人選擇哪一個，對被調查人來說都是不利的，其實都是承認了自己行為的存在。這同時也是“談話”人員“談話”需要的結果。
作者：吳克利（全國檢察業務專家），文章收錄在《調查“談話”方略與技巧》一書（紀檢監察辦案實務用書），吳克利著，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原文題為：“談話”的語言技巧與方法。
華稅短評：
被稅務局“談話”後的人，有的感覺寬心，有的提心吊膽，甚至有的認為已經和稅務人員成為親密無間的朋友……如此種種表現，可以說與稅務人員豐富的談話經驗和純熟的談話技巧密不可分。本文可謂“談話技巧大揭秘”，謹與各位讀者分享。
稅務爭議解決是稅務律師最具代表性的業務之一。但是，由於稅法的專業性較強，很多律師、稅務師的實務經驗比較少。而未來，依法解決涉稅爭議案件的市場將不斷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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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稅主任劉天永律師 誰去了沒有，去幹什麼。如果把“前提”補上：張三昨天要找李四打架，不知去了沒有？這句話就完整了。但是舍去前提的表達方式，在“談話”中，卻有著一番妙用，這種隱含前提的妙處在於被隱含的前提是被肯定的前提、被假設的前提。如在向被調查人“談話”其是否拿了1萬元公款，正常的問法是“那1萬元公款你拿了沒有？”而在“談話”活動中用隱含的問法“你拿了1萬元公款幹什麼用了？”這種問法，首先肯定了1萬元是被調查人拿的，他就不能順嘴否定自己沒有拿1萬元。再如，“你在塗改發票的時候，能記得是什麼時間嗎？”這句話的前提是肯定了被調查人塗改了發票，如果回答是，那他正好中計，承認了塗改發票的事實。
常用的隱含前提的“談話”方式：你在塗改發票時有沒有人看見？你拿錢幹什麼用了？他送錢給你的時候，有沒有其他人看見？你在銀行的存款是存摺還是存單？你把錢拿回家，你愛人是否知道？你怎麼能幹這種事呢？等等。具體的運用要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來設定。隱含的方法就是肯定一個前提，然後跨過去問。
四、另辟管道
在“談話”的活動中，當某一個環節發展下去不利於“談話”，不能達到目的的時候，我們應該另辟管道，展開其他的話題，進行分析、研究、說服教育，以達到使被調查人認罪交罪的目的。被調查人因主要違紀違法行為清楚被“雙規”以後，還有問題沒有被發現，在這種情況下讓其交代餘下問題是很困難的，因為被調查人的心理狀態是“反正我已被‘雙規’了，還有一些沒有交代的問題能隱瞞就隱瞞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談話”人員如果還按著一條路往下深追，其效果不會太好。如果另辟管道，重新選擇一個話題：“你雖然已被宣佈‘雙規’了，但也不能坐等被從重懲罰呀！你自己要想想辦法啊！”這時對方會對問話產生興趣，有時還會反問，“有什麼辦法可想呢？”這便使調查人能順勢展開話題。“你要想從寬處理，靠你這樣坐等是不會有奇跡出現的，抗拒更是得不到從寬處理。你的主要違紀違法行為是清楚的，你自己也清楚，已是無路可退了，怎麼能得到從輕處理，你自己須要選擇一條路，既不會使你交罪後受到從重處罰，又能在原有的基礎上從寬處理，這就是走投案自首、檢舉立功的路，這對你來說是一個機會，千萬不能錯過，你雖然已被‘雙規’，但這只是一種紀律手段，不是最後的處理決定。”筆者認為這位被調查人會選擇這條路的。這樣既省時又省力，也達到讓被調查人認罪的目的。實踐中用這種方法，取得成功的例子很多，筆者就不一一列舉了。
五、說“半截話”
一句話表達一個完整的意思，而半截話是不是就表達一半的意思呢？實則不然，說半截話，另半截沒有說出來的話是讓聽話人自己填充和理解，留半截話含義遠遠超過了半截話的意思範圍，這種表達方法的效果有時是一句完整的話所無法達到的。
常用這樣的半截話來達到對被“談話”人的暗示。例如，在共同犯罪案件中為了瓦解被調查人，大多採用離間的方法。為了達到離間的目的，必須採用一定的手段，讓對方確信。在實踐中有的“談話”人為了達到離間的目的，“做話”直接相告，其效果並不太理想，有時甚至還落個用假話騙人誘供的話柄。怎樣用半截話達到離間的目的？如對共同犯罪的張三語氣很隨便，並不認真地說出：“李四過去很講義氣，這回怎麼搞的……”這樣張三便懷疑李四出賣了自己。再如：“張三怎麼說自己不是主犯……”這樣李四便懷疑張三把責任推給了自己。“平時關係很好，怎麼這回……”“他怎麼說錢不是他拿的……”“他怎麼會知道……”“銀行的資料還是比較……”“你愛人希望你跟她一樣……”“你哥哥對你比較關心……”等，讓聽話者充分發揮下半截話的想像力，為我所用。
六、正話反說
什麼是正話反說？首先，正話是“談話”人的真實的意思表達，本來是要通過正面的“談話”達到目的，卻採用說反話的表達方式來達到正話所達不到的效果。例如，“談話”被調查人的目的是讓其供述交罪，而“談話”人員在語言的表達上卻反過來說“我們對你‘談話’的目的，不是來讓你認罪的，只是履行一下‘談話’的程式。”這樣一來便消除了對方的戒備心理，調查人員越是說不是為了對方供述交罪，對方就越會往這上面考慮，是不是供述對自己有利，否則“談話”人員為什麼說不是為了這件事而來的呢？他會在反常的情況下做出正常的聯想，肯定與此有聯繫。這樣對方便會在供述交罪這個問題上進行反復思考，權衡是否應該交罪。就像法院向欠款人進行執行的時候，常說“我們不是來找你要錢的，我們是來履行一下法律手續。”實質上履行法律的目的還是要還錢，但這句話說出來的效果不一樣，欠錢人就會想到自己如果不還錢，會帶來的法律後果，最終還是要還錢，不如趁早把錢還了完事。正話反說比正話正說效果要好，尤其是對那些持對抗戒備心理的被調查人效果尤為顯著。
常用的正話反說：“你最好不要交代錢是你拿的，否則我們還麻煩”；“對你的事，你說不說我們都不想聽”；“關於那筆錢的下落，我們也不想知道，到後來被從重處罰你就後悔了”；“你的那些事，你最好現在不要說”等。
七、昵稱
由於“談話”人員與被“談話”人員客觀存在的對立關係，形成了不平等的“談話”與被“談話”的關係。“談話”人員嚴肅認真，語言強硬，占絕對優勢的地位。而被“談話”人員所處的是被動地位，由於自己的違法犯罪，客觀上就是要接受“談話”人員的訓斥，並且這種被訓斥、被盤查的地位已經得到默認，形成了規律，因而被調查人在接受“談話”的時候，對自己客觀上所形成的地位，產生了應當接受的態度，已經有了心理準備，而且“談話”的語言也有其特殊性，“談話”人員對被調查人總是直呼其名，以嚴肅的態度來維護這種不平等的關係，來達到“談話”的目的。被調查人為了免受法律的處罰，總是採取各種方式進行對抗，引發出了敵對狀態，在這種對抗的敵視的心理狀態下，是不可能交代自己的違紀違法行為的，“談話”人員只有轉變這種心理狀態，建立良好的“談話”基礎，才能使被“談話”人供述交罪。如何才能改變這種敵對的心理狀態，筆者根據實踐中的體會，認為用改變稱呼的方法來縮短這種心理距離較為有效。如把“談話”中直呼其名改稱“老李”、“老周”、“老王”或偶然稱原職務頭銜，這樣距離便一下拉近了許多。例如，在查辦一起職務犯罪案件時，被調查人的抗拒心理相當強，面對面地坐著，眼睛卻往別處看，對問話不理不睬的，結果調查人員採取了“昵稱”的方法，對其改變稱呼，把他原有的頭銜又給他掛上了，出現了反差效果，他漸漸地改變了原有的抗拒態度，達到了基本配合的效果。
八、間接轉移
有的被調查人為了刺探“談話”人員對案件事實的掌握程度，採取反問的方式向“談話”人員質問，以達到瞭解案情的目的。例如：“你們說我構成犯罪了，你們拿出證據來。”如果“談話”人員的回答稍有不慎便會暴露案情。在“談話”人員還沒有掌握證據的情況下，通常可能這樣回答：“我們認為現在不是要拿證據的時候。”這樣回答或多或少地暴露了“談話”人員沒有掌握證據的跡象，但是如果換一種間接轉移的說話方法，其效果就不一樣了，“你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這句話雖然有些牛頭不對馬嘴，似是而非，但它避開了暴露的危險，同時又暗示了今天的案發，是被調查人當初作案時造成的，作案為什麼不隱蔽點呢？證據為什麼不銷毀呢？為什麼要這麼幹呢？等等。對那些難應付的質問、反問、疑問，採取這種間接作答法，轉移問話者的視線，抵禦外來的語言侵襲，是一種很好的方法。
九、交換位置
“談話”活動中常把這種方法稱為助力器，在被調查人猶豫不決，需要外力再促進一把的時候，“談話”人員常採取變換位置的方法，使得對方產生外來的促動力，原來猶豫的狀態產生心理傾斜，轉化成了進一步的動力。“假如我是你”這句話是個很好的心理助動劑。因為對方在聽到這句話的時候，便可能產生錯覺，他認為調查人員真的站在他的立場上，是他的同盟軍，替他著想。另外還有隨大溜兒的心理特點，別人都是這樣想，這樣做嗎？於是他便按照調查人員說的方法去做了。
“談話”中常用的變換位置的方法有：假如我是你，我會主動交代的；假如我是你，我會選擇投案自首，走從寬減輕的路；假如我是你，我一定不會錯過這次機會；假如我是你，我會想到怎樣走從寬的路；假如我是你，我會動員“家裡”把贓款全部退出去的，少交一分錢，多一分處罰；等等。
十、總結集中
大家在開會時的發言太多，各持己見，最後總要將有代表性的意見總結出來，否則便成了雜亂無章的無重點的茶話會了。在“談話”中也是如此，被調查人唯恐自己的辯解說不明白，滔滔不絕地說個沒完，如果讓他這樣一直說下去，就無法完成“談話”的主題任務，因而為了暫時讓其“刹車”，把前面滔滔不絕所說的內容進行精簡，簡練地提出主要內容，就需要用總結式語言，如“你剛才說的主要內容是……”“是不是這種情況”等，確認後調查人員便可繼續“談話”的主題了。用這種方法還能把偏離主題的話題總結出去。更重要的是對“談話”主題的確定，把模棱兩可的事情予以確定。在被調查人的供述雜亂無章，企圖渾水摸魚、真假交雜、用假話蒙混過關時，宜採取總結式的語言進行更正，以便按照客觀正常的“談話”方式進行下去。有時被調查人的供述前後出現矛盾，到底以哪一次供述為准呢？需要加以確定，也須採用總結式的方法。不僅如此，這種方法還能對“談話”的方向予以控制，因而被普遍地使用。
十一、對比教育
這是一種用對比的方式進行說服、教育的做法。用一些比較典型的例子來對被“談話”人進行教育。常用的對比例子，是現有的、大家都比較熟悉的、已被紀檢監察機關或者司法機關處理過的曾經犯罪的人。“他當時也犯罪了，但是他能主動認罪，走坦白從寬的路，現在不是對他從輕處理了嗎？希望你也能走他這條路做積極的選擇”等等，以此事說服對方。但是用這種方法應注意物件，有的被調查人本身就認為自己沒有犯罪，而調查人員用犯罪的例子去作比較，其效果並不一定好。再者對比要有針對性，選用的比較物件必須是坦白從寬、被從輕處理的典型，如果將一個被判重刑的案例拿來比較，豈不是變成恐嚇？反而增加了心理障礙，起反作用。所以要注意選擇能起積極促進作用的對比物件，作為對比的根據，才能收到預想的效果。
十二、避強擊弱
兩軍對壘，實力強的就佔優勢，反之，實力弱的就占劣勢。要取勝，就得避其強攻其弱。怎樣才能做到避其強攻其弱呢？首先僅從強弱的要領來看，強、弱是比較而言的，兩力相比，力的懸殊便是強弱的劃分依據，自古兵法說：避其強，攻其弱。這便是勝之的根據，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便是自尋死路。“談話”也是這個道理，每一個被調查人在接受“談話”的時候，都帶有很強的定勢心理來抗拒“談話”。這種定勢心理是被調查人經過認真思考，認為最為有效的方法，這種心理狀態的特點是有很強的防禦機制，難以突破的。那麼在“談話”時，就要避開這種定勢心理，不要直接涉及對方的敏感部分，而是從枝節開始，一步步地深入，一點一點地剝離清除，使這種定勢失去了支點的支持，強也就變成了弱，最後一舉成功。所以在“談話”的時候，不要急於求成開始就直攻主題，這樣一朝拿不下，就打草驚蛇了。
十三、強制語
顧名思義，“強制語”是達到對其限制和強制的語言表述。從“談話”物件交代供述的三種情況來看：首先是經過啟發教育，喚醒其良知，轉變了思想。其次是在謀略的“謀力”作用下上當中計。最後，是被心理限制，不得不交代。這三種情況是被調查人交罪的主要特點，職務犯罪“談話”的對象大多是貪污、賄賂犯罪，從“談話”的方法上來看，採用心理限制的方法“談話”較為普遍。這種心理限制的方法，就是通過揭露矛盾或出示已取得的證據，來達到對被調查人的心理限制，迫使其認罪伏法。
達到對被調查人的心理限制，必須有強制語的配合才能達到目的，什麼是強制語呢？簡單地說就是能使對方某些方面受到限制不能改變的語如“說！”“講！”“怎麼回事！”必須做出回答，而且是強制性的回答。在使用強制語時應當注意使用的方法、使用的時間。這種強制語的使用，常用在最後的突破階段。在全部的“談話”過程中首先通過找矛盾，把找到的矛盾進行精選集中，突破其心理防線，最後找准矛盾的某一點，使用強制語，進行心理限制。在進行心理限制的時候，堅持控制對方的思維，不能松，更不可用其他的語言插進，不給對方想退路的時間和間隙，避免加速對方的思維迴圈找到退路，堅持到對方交罪為止。在反復使用強制語時，要掌握好節奏，讓對方一個臺階一個臺階進入被強制的領域。在達到極限的時候，應當為其找一個臺階下，使其順勢而下，供述認罪。
十四、以退為進
人們常以“進一步刀槍相見，退一步海闊天空”來引導別人要忍讓，不可爭強好鬥。這句話說得很有道理，忍讓並不代表懼怕和失敗，有時“讓”還能起到“進”所達不到的效果。以退求進的範例舉不勝舉，這不僅適用於日常生活、軍事戰爭，同時對“談話”活動也有著一番妙用。
“談話”中經常出現被調查人與“談話”人員對峙的局面，繼續發展下去就可能出現僵局，如果這時“談話”人員向後退一步，而且退的這步又恰好是被調查人交罪的臺階，這豈不是一箭雙雕嗎？當雙方經過一段時間的對峙有可能使對方進入了“趨向交罪”的心理狀態，此時向後退一步，如“我們可以不記錄”，或者“現在我們可以重新為你記錄，你照實說吧”，“你還有什麼顧慮嗎？”讓被調查人接上話茬，一吐為快，來減輕自己的心理壓力。實際上這時被調查人的心理壓力已達到了極限，正好有了出氣降壓的口子。從客觀上，這是退了一步，可是從事實的結果上看，這是進了一步。有時“談話”人員還暗示另一“談話”人員暫時回避一下，創造一個退的環境：“現在他離開了，你說吧，我們現在不記錄。”這種方法在實踐中的成功比例相當大。因為在一對一的交流過程中，無論“談話”人員的態度好壞，無論自己如何被“談話”，如何難堪，只要沒有其他人在場看見，被調查人則不必擔心其他影響，甚至可以否認看見發生的事，他所面臨的壓力要小得多。但當他人在場的時候效果就不同了，會增加一份防禦的力量。但是回避的“談話”人員不可遠離“談話”室的空間，因為辦案須要兩名辦案人員在場，如果遠離“談話”室的空間就成了違法操作，因為上述僅僅是告知，並非真的回避離開。
十五、後發制人
有經驗的“談話”人員在沒有掌握證據的情況下，為了挖出犯罪，大多採取後發制人的方法。先引蛇出洞，讓被調查人的矛盾暴露出來，然後再順著這些已暴露的矛盾找出犯罪的實質。從矛盾暴露的必然結果來看，被調查人為了對抗，必然說假話，編造謊言，然而編造假的情節，必然會出現矛盾，此時用後發制人的方法，有利於發現矛盾。
後發制人在語言表述上常表現為：輕鬆自如，語氣平穩，帶著幾分“信任感”，讓對方有很大的隨意性。比如“那件事你說說”，“你自己是什麼看法”，“你想怎麼解釋這件事”，“你想怎樣才能說明白這件事”。一旦假話的矛盾被暴露，揭發矛盾時就要加快語言的節奏，增加語言的強制力，如“這麼多的矛盾你能說得通嗎？講！錢幹什麼用了！講……！講……！講……！講……！”反復重複某一特定的語言，語意話題不要輕意改變，堅持一舉達到心理限制的頂點，再松一步下臺階，使其交罪。
十六、先發制人
先發制人的這種方法在“談話”中是先將“談話”目的底牌亮出來，搶在對手的前面發起進攻，迫使被調查人交罪的方法。使用這種方法時，要在掌握情況較為全面的基礎上進行，在“談話”人員的“退路”找好的情況下，才能使用，如果沒有足夠的條件匆忙上陣，先發制人常會出現被動的局面，造成僵局。
先發制人的常用語：“你把你的經濟問題交代一下”；“你把重複報銷的那筆錢的經過談一談”；“你是怎麼塗改發票的”；“那筆錢你是怎麼拿到手的”；“你把拿‘回扣’的情況說一說”。這種先發制人的語言特點是先定好調子發問，達到強制的目的。
十七、回避法
職務犯罪的“談話”對象大多是國家幹部或公務員，有著較高的知識水準和較強的心理素質，在“談話”中，被“談話”的物件有時會提出一些令“談話”人員無法回答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採取回避法，假裝沒聽見，跨過去，進入別的話題，以此來避開鋒芒。
十八、最後通牒
這種方法是在被調查人處在猶豫不定的十字路口，如果不往前推一把，有可能就退回去了，在這種關鍵的時候，使用最後通牒。例如：“你不說我們走了，失去了機會別後悔”，“現在時間不多了，給你5分鐘時間考慮，不然後果自負”，“今天是我們最後一次提審你了，這可是投案自首坦白從寬的最後機會了”。這種方法是把對方推向最危險的境地逼其就範。對優柔寡斷的人，必須用最後通牒來轉換他的“時機未到”的意識或“還有更好的機會”的意識。
十九、權衡
權衡的語言表達方法是將“利”與“弊”放在一起擺出來，讓對方挑選，以達到“談話”的目的。在日常生活中也許會遇到這類的情況：兒子向父親要100元錢，而父親只想給兒子50元錢，但是如果直接給兒子50元，兒子是不會同意的，於是父親便採取了“權衡式”的方法說：“我這裡只有50元，如果你要就拿去不然連50元都沒有了。”結果兒子“權衡利弊”還是收下了這50元。因為兒子明白，如果不要，就連這50元都沒有了。在“談話”中這種權衡式的方法也被經常使用，如“你現在交代了，還能落個從輕處理，如果不交代連從輕的可能也不會有的，而且還要從重處罰”等等。
二十、兩難選擇
這是把兩個難題放在一起讓對方進行選擇。在“談話”活動中這兩個難題對被調查人來說是難題，可是對“談話”人員來說就是需要的結果。如“這筆錢你是存起來了還是平時花掉了”，“是別人讓你幹的還是你自己主動幹的”，“那筆錢是你主動要的還是他們執意要給的”，無論被調查人選擇哪一個，對被調查人來說都是不利的，其實都是承認了自己行為的存在。這同時也是“談話”人員“談話”需要的結果。
作者：吳克利（全國檢察業務專家），文章收錄在《調查“談話”方略與技巧》一書（紀檢監察辦案實務用書），吳克利著，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原文題為：“談話”的語言技巧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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