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霖：清代桐城疫疹名醫

桐城清代疫疹名醫余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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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霖， 字師愚， 清代雍正至乾隆年間（西元1723-1795）人， 安徽桐城人， 少年習儒。 以後棄儒攻醫， 乾隆二十九年（西元1764年）其父染疫，

由於被當地醫生所誤治， 以致不救， 使餘霖抱恨不已。 此後， 則側重於疫疹的研究。 在其學習中醫本草著作時， 見書中記載石膏的作用， 其性大寒， 大清胃熱， 而味淡而薄， 能解肌熱， 同時體沉而寒， 又能瀉實熱， 認為溫熱之疫非石膏不能治， 因此在臨床上遂用石膏重劑以試治溫疫， 並取得滿意療效。 在其三十年臨證中， 重用石膏， 創立以石膏為君藥的清瘟敗毒飲， 活人無數。

紀曉嵐在其所著《閱微草堂筆記》一書中， 曾記載乾隆癸醜年（西元1793年）京師大疫， 很多醫生按張景嶽的治法治療無效， 並使患者有些因之而死， 又以吳又可的方法治療亦無效。 桐鄉馮鴻臚之姬人呼吸將絕， 桐鄉醫生投大劑石膏藥， 使之應手而愈。

此醫生即余霖先生。 後人多踵其法以治療， 治癒者不計其數。 可見餘霖的學術經驗絕非空談， 同時也反映餘氏在當時還是名噪一時的。 其對溫病學的學術發展作出了貢獻， 成為溫熱學派的一大家。 著有《疫疹一得》。

餘霖認為， 疫疹的發病由乎淫熱， 侵及肺胃， 布散十二經所致。 他從運氣學說的角度出發， 認為天之六氣在發病當年當月， 正是火熱淫氣當令， 疫證發於此時， 疫邪當屬火熱。 故餘氏論述疫疹的病因時， 認為仲景書中對此未作闡發， 可能系屬於遺亡， 唯劉河間提出清熱解毒之法以治熱病， 屬高於他人者。 在此基礎上， 從運氣理論入手， 提出“火者疹之根， 疹者火之苗”的論斷。 明確了疫證的病因， 並對其治療法則、處方選藥均有很直接的影響。

對於疫疹的病機， 餘氏接受了吳又可“邪從口鼻而入”的觀點。 但其認為吳氏所言邪不在胃而傳于膜原的看法， “似有語病”。 餘氏認為， 疫邪從口鼻而入， 有一日即發者， 有遲至四五日仍不透者， 各不相同。 其發作越遲， 熱毒之邪越深重。

若一日即發者， 是因為患者胃本不虛， 因而邪氣不能入胃， 這屬於吳又可邪伏膜原者。 若遲至四五日而仍不透者， 說明由於胃虛而熱毒深入。 胃又為十二經之海， 上下十二經都朝於胃， 邪氣既入， 勢必由胃而敷布於十二經， 充斥上下內外。 因此可以出現全身的各種症狀。 毒熱布於外則發熱惡寒， 斑疹可見；毒熱盛於內則煩躁譫妄， 口渴不寐；充斥於上則頭痛如劈， 充斥於下則腹痛下泄；傷於心則昏悶無聲；侵於肺則喘嗽鼻衄；及於脾則腹痛不已，

波於肝則筋抽脈惕， 動於腎則腰如被杖， 更有毒熱侵及大腸見下泄或便秘， 侵及膀胱見溲少溺血， 侵及胃見嘔吐呃逆等等， 不一而足。 雖然症狀表現不一， 然其根本在於熱毒在胃。

余氏在論述瘟疫時， 十分重視疫疹的診斷。 由於疫疹與傷寒在臨床表現上， 確有很多似同而實異之處， 若不加以細緻的鑒別， 則易於混淆而致使診斷失誤。 比如， 疫疹與傷寒在初起都可以見到頭痛， 但傷寒太陽、陽明病的頭痛不至於十分沉重和劇烈， 而疫證則頭痛如劈， 沉不能舉。 疫疹與傷寒在初起時均有汗出表現， 傷寒表實則無汗， 表虛則有汗， 而疫證則見有下半身無汗而上半身有汗，

尤以頭汗為甚。 這是因為頭為諸陽之會， 疫證系熱毒內踞所致， 火性炎上， 津液受其蒸騰而上行， 故上半身有汗而頭汗尤甚。 疫疹與傷寒都可見有自利， 如傷寒太陰病可見有腹滿自利， 但太陰證自利， 由於脾胃寒濕， 故必見腹滿。 而疫證自利則無腹滿， 這是由於疫證自利由於邪熱下迫大腸而致。 疫證與傷寒都可以見到嘔惡， 但傷寒少陽證除心煩喜嘔， 還必兼見胸脅苦滿或耳聾。 而疫證由於邪氣在胃， 熱毒上攻， 胃氣上逆， 亦可以見嘔惡， 但絕不兼見脅痛耳聾等症。 傷寒之病很少發斑， 在初起未化熱之前， 絕不會出現斑疹， 只有待寒化為熱之後， 乃可見斑。 而疫證系熱毒之邪入胃， 胃外合肌肉， 致使熱毒從肌肉透發， 故常見發斑。疫證發斑越遲，說明疫毒深重。發斑越早，說明病邪外透，是向愈的趨勢。

對於疫疹的治療，余氏創立清瘟敗毒飲。方由石膏、黃連、犀角、黃芩、丹皮、梔子、赤芍、連翹、元參、生地、知母、桔梗、竹葉、甘草諸品組成。認為該方為十二經泄火之藥，故重用石膏，直入胃經，使其敷布於十二經，退其淫熱。佐以黃連、犀角、黃芩，泄心肺火于上焦。丹皮、梔子、赤芍，泄肝經之火。連翹、元參，解散浮游之火。生地、知母，抑陽扶陰，泄其亢甚之火，挽救欲絕之水。桔梗、竹葉，載藥上行。使以甘草和胃。所謂既清胃熱，又瀉上下內外之火，使胃與十二經之火得以平息。若有斑出，又用大青葉與升麻引毒外透。至於妊娠及產後患疫疹，應不慮及產後之虛，亦不必顧及胎兒，總以清除疫邪為第一要旨，邪去正氣方可得複，胎兒自安，不必顧及產後禁用寒涼之說。總之，餘氏強調疫疹為病，既不可表，又不可下，更不能妄用溫補扶陽，總以祛除無形熱毒疫邪為要。

余霖與吳又可時代不同，治溫疫病證亦不一。吳氏之溫疫屬濕熱之性，故易阻礙病機，疏利分消自然為法。而餘氏之疫疹則側重於熱毒疫邪，故以清熱解毒為治。余霖與吳又可對於溫疫性疾病的辨治，豐富了祖國醫學溫熱病辨治的內容，對明清時期溫病學派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故常見發斑。疫證發斑越遲，說明疫毒深重。發斑越早，說明病邪外透，是向愈的趨勢。

對於疫疹的治療，余氏創立清瘟敗毒飲。方由石膏、黃連、犀角、黃芩、丹皮、梔子、赤芍、連翹、元參、生地、知母、桔梗、竹葉、甘草諸品組成。認為該方為十二經泄火之藥，故重用石膏，直入胃經，使其敷布於十二經，退其淫熱。佐以黃連、犀角、黃芩，泄心肺火于上焦。丹皮、梔子、赤芍，泄肝經之火。連翹、元參，解散浮游之火。生地、知母，抑陽扶陰，泄其亢甚之火，挽救欲絕之水。桔梗、竹葉，載藥上行。使以甘草和胃。所謂既清胃熱，又瀉上下內外之火，使胃與十二經之火得以平息。若有斑出，又用大青葉與升麻引毒外透。至於妊娠及產後患疫疹，應不慮及產後之虛，亦不必顧及胎兒，總以清除疫邪為第一要旨，邪去正氣方可得複，胎兒自安，不必顧及產後禁用寒涼之說。總之，餘氏強調疫疹為病，既不可表，又不可下，更不能妄用溫補扶陽，總以祛除無形熱毒疫邪為要。

余霖與吳又可時代不同，治溫疫病證亦不一。吳氏之溫疫屬濕熱之性，故易阻礙病機，疏利分消自然為法。而餘氏之疫疹則側重於熱毒疫邪，故以清熱解毒為治。余霖與吳又可對於溫疫性疾病的辨治，豐富了祖國醫學溫熱病辨治的內容，對明清時期溫病學派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