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最有名的畫卷， 估計要屬《姑蘇繁華圖》了。 《姑蘇繁華圖》原名《盛世滋生圖》， 是由蘇州籍宮廷畫家徐揚用了24年時間才創作完成。 全畫以長卷形式和散點透視技法， 反映當時蘇州“商賈輻輳， 百貨駢闐”的市井風情。 據學者研究估算， 全幅畫共有各色人物1.2萬餘人， 房屋建築2140餘棟， 橋樑50餘座， 客貨船只400餘隻， 商號招牌200餘塊。 《姑蘇繁華圖》曾經被著錄于《石渠寶笈續編》， 一直保存于清宮， 20世紀初被溥儀盜運出宮， 輾轉運到長春的偽滿“皇宮”。 抗日戰爭結束後， 被蘇聯紅軍截獲， 移交給東北博物館， 即後來的遼寧省博物館收藏。
可以說， 《姑蘇繁華圖》是中國歷史上唯一堪與宋代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相媲美的畫卷。 不同的是， 開封當初的繁榮已經不再， 而蘇州則一如繼往的絢爛璀璨。
蘇州的興盛與大運河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 蘇州便被納入到了總體河道開發的體系之中。 吳王闔閭（？-西元前496年）時期， 伍子胥開鑿胥江， 引太湖入城， 並辟水路城門八座。 從這時起， 蘇州已經成動江南水系中的重要節點。
隋朝大業六年（610年）， 隋煬帝連通漕運要道江南運河。 運河經滸關至楓橋， 一路東趨閭門， 入南濠。 一路由彩雲橋向東入胥門， 折南入蘇州的外城河， 經盤門， 覓渡橋， 與吳江段運河相連。
到了元朝， 因為都城定為北京， 中國的大運河走勢一改隋唐時期的東西走向， 而變成了南北大運河。 元代以後的大運河起點和終定分別是北京和杭州， 所以也被稱為“京杭大運河”。
京杭大運河全長1794公里， 以運漕糧為主要目標。 不過， 在向首都源源不斷的輸送漕糧的同時， 大運河也把北方的物產運往南方， 從而成為溝通我國南北經濟的大動脈。 當然， 大運河也是我國南北文化交流的大動脈。 每到科考之年， 南方士子大多乘船前往北京， 從而留下了許多文壇佳話。
地處大運河的江南運河段的蘇州， 因其農田水利耕織的發達與先進， 成為全國上繳漕糧的主要地區之一。 以清朝為例， 蘇州府共有9個縣， 應徵收正額米692000石， 耗米442440石， 兩者合計為1134440石。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清代只從江蘇、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南和山東8個省徵收漕糧， 每年的徵收正額和耗米為635萬石。 在這其中， 浙江省應交1098600石， 江西應交945400石， 湖南湖北合計應交440000石， 山東應交506652石， 河南應交509400石。 可以說， 蘇州一個府就超過了全國其他所有的省份。
明清時期，為了鼓勵漕運水手，國家允許他們在每次出運之時，免稅帶上一些土特產。清代前期河運興盛之時，每年承運漕糧的運船六、七千隻。每年出運漕船以6000只計，每船出運時平均攜帶“土宜”150石，回空附載60石，可以算出，當嘉慶、道光年間漕船每年所帶的免稅商貨有126萬石之多。再加上旗丁水手攜帶的走私物品，數量更為可觀。如此大規模的商品流通量，對蘇州經濟的發達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蘇州古運河邊的楓橋鎮，曾經是全國最大的米豆集散地，也是各種漕船的停泊地點。江浙、安徽、江西、湖廣的漕糧，都從這裡中轉京都。楓橋是蘇州的標誌性地標，楓橋初名“封橋”，始建年代到現在已經漫無可考。據記載，古時這裡是水陸交通要道，官府要在這裡設護糧卡，每當漕糧北運經此，就要將河道封鎖起來，故名為“封橋”，後來才改名楓橋。
自古為隋唐大運河和京杭大運河的要塞。因唐代張繼的《楓橋夜泊》詩名揚名海內外，四方遊子均紛至遝來。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楓橋成為全國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後，一直在百姓的經濟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直到明末清初，蘇州還流傳一首俗諺：“探聽楓橋價，買物不上當。”
楓橋一帶的繁華因為大運河漕運而生，就連楓橋邊的寒山寺也一反寺廟朝南的慣例，而是廟門朝向西面的大運河。這樣改動的原因，當然是為了方便過路香客乘船來此朝拜進香。
蘇州地稀人稠，宋代流傳的“蘇湖熟，天下足”，到了明清時期已經完全不適用，而變成了“湖廣熟，天下足”。但蘇州的賦稅徵收又特別重，如何緩解這一難題？蘇州百姓用勤勞而靈巧的雙手解決了吃飯穿衣的問題。
蘇州的織造局是清代的三大織造局之一，由清廷專派官員管理，規模龐大。《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曾出任過此職。至乾隆時期，蘇州織造局織機均已達到600張以上，工匠超過2000人。與官營絲織業相比，蘇州的民間絲織業也發展迅猛，據史料記載，蘇州地區“比戶習織，專其業者不啻萬家”，
蘇州在清代的經濟地位遠高於其政治地位。在清中期，蘇州已經取代杭州，成為清代全國最繁華的城市。清代的文人納蘭常安曾寫道：“近人以蘇杭並稱，為繁華之郡，而不知杭人不善營運，又僻在東隅，凡自四遠販運以至者，抵杭停泊，必卸而運蘇，開封出售，轉發于杭。”乾隆中期，杭州人也承認：“吾杭饒蠶績之利，織紝工巧，轉而之燕，之齊，之秦晉，之楚、蜀、滇、黔、閩、粵，衣被幾遍天下，而尤以吳閶為繡市。”
蘇州的紡織業極為發達，規模龐大，是全國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同時也是清代全國最大的糧食交易市場和絲織品、棉織品交易市場。史料記載：“東南財富，姑蘇最重；東南水利，姑蘇最重；東南人士，姑蘇最盛”，其繁華程度甚至超過北京，“閶門（蘇州城西城門）內外，居貨山積，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燦若雲錦，語其繁華，都門不逮”。
由於商品貿易發達，明清時期的蘇州，專門設立了針對過往商船的稅關。明朝宣德四年（1429年）設立滸墅鈔關，徵收船料，“差禦史及戶部官監收”。到清朝後，由改由蘇州織造兼管。滸墅關位於蘇州府長州縣，“為揚關、浙關、浙海關等處中道，凡南貨北行，北商南販，最為衡衢”。此處為“商賈輻輳之地，上達蘇、松、嘉、湖各府，下由常州、鎮江一帶，出口皆系必經之路”。即以蘇州府而論，滸墅關也是處在諸水向心彙聚的交通樞紐上，扼控新塘橋港、黃埭港、射瀆港、楓橋港等處往來商船。
清朝中期，滸墅關每年徵收關稅銀保持在50-60萬兩的水準。按照清代關稅的一般徵收水準而言，稅銀占商品價值的2%至5%，那麼大致可以推算，清代蘇州每年過往的商品價值在2000萬兩白銀的水準，數量相當驚人。
由於經濟發達，導致蘇州人的日常生活也日益講究，追求精緻，崇尚高雅，不斷推陳出，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引領了當時的社會風尚。明代人王士性曾說：“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從明代後期開始，社會上開始流行起來的“蘇樣”、“蘇意”的說法，包括服飾穿著、器物使用、飲食起居、書畫欣賞、古玩珍藏、戲曲表演、語言表達，等等，無一不成為時代潮流。這一潮流甚至還影響到海外，日本寬政十一年（1799年），日人感慨道：“餘觀今之右族達官貴族子弟，或輕佻豪侈是習，而遠物珍玩是貴。即一物之巧，寄賞吳舶；一事之奇，擬模清人，而自詫以為雅尚韻事，莫此過焉。”
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蘇州人口已達到60余萬，僅次於北京。蘇州城市功能的轉化，表示了清代社會經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外國人對此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蘇州府是一個面積非常大、人口非常多的城市。城內房子大部分建築和裝飾得很好。這裡的民眾大多數穿絲質衣服，樣子顯得非常愉快。整個城市呈現出一派繁榮氣象。……蘇州一向被認為是中國的天堂。當地人有一句很流行的話，叫做‘上有天堂，下有蘇州府’。”
乾隆時期編寫的《吳縣誌》也這樣寫道：“吾吳雖雲一邑，而四方萬里海外異域珍奇怪偉希世難得之貨，罔不畢集，誠宇宙間一大都會也。”驕傲自得的情緒，溢於言表。
太平天國時期，蘇州地區遭到巨大破壞。但此後，蘇州憑藉深厚的底蘊，又迅速恢復了活力。特別是今天的蘇州，更是不斷創造著新的奇跡。
明清時期，為了鼓勵漕運水手，國家允許他們在每次出運之時，免稅帶上一些土特產。清代前期河運興盛之時，每年承運漕糧的運船六、七千隻。每年出運漕船以6000只計，每船出運時平均攜帶“土宜”150石，回空附載60石，可以算出，當嘉慶、道光年間漕船每年所帶的免稅商貨有126萬石之多。再加上旗丁水手攜帶的走私物品，數量更為可觀。如此大規模的商品流通量，對蘇州經濟的發達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蘇州古運河邊的楓橋鎮，曾經是全國最大的米豆集散地，也是各種漕船的停泊地點。江浙、安徽、江西、湖廣的漕糧，都從這裡中轉京都。楓橋是蘇州的標誌性地標，楓橋初名“封橋”，始建年代到現在已經漫無可考。據記載，古時這裡是水陸交通要道，官府要在這裡設護糧卡，每當漕糧北運經此，就要將河道封鎖起來，故名為“封橋”，後來才改名楓橋。
自古為隋唐大運河和京杭大運河的要塞。因唐代張繼的《楓橋夜泊》詩名揚名海內外，四方遊子均紛至遝來。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楓橋成為全國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後，一直在百姓的經濟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直到明末清初，蘇州還流傳一首俗諺：“探聽楓橋價，買物不上當。”
楓橋一帶的繁華因為大運河漕運而生，就連楓橋邊的寒山寺也一反寺廟朝南的慣例，而是廟門朝向西面的大運河。這樣改動的原因，當然是為了方便過路香客乘船來此朝拜進香。
蘇州地稀人稠，宋代流傳的“蘇湖熟，天下足”，到了明清時期已經完全不適用，而變成了“湖廣熟，天下足”。但蘇州的賦稅徵收又特別重，如何緩解這一難題？蘇州百姓用勤勞而靈巧的雙手解決了吃飯穿衣的問題。
蘇州的織造局是清代的三大織造局之一，由清廷專派官員管理，規模龐大。《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曾出任過此職。至乾隆時期，蘇州織造局織機均已達到600張以上，工匠超過2000人。與官營絲織業相比，蘇州的民間絲織業也發展迅猛，據史料記載，蘇州地區“比戶習織，專其業者不啻萬家”，
蘇州在清代的經濟地位遠高於其政治地位。在清中期，蘇州已經取代杭州，成為清代全國最繁華的城市。清代的文人納蘭常安曾寫道：“近人以蘇杭並稱，為繁華之郡，而不知杭人不善營運，又僻在東隅，凡自四遠販運以至者，抵杭停泊，必卸而運蘇，開封出售，轉發于杭。”乾隆中期，杭州人也承認：“吾杭饒蠶績之利，織紝工巧，轉而之燕，之齊，之秦晉，之楚、蜀、滇、黔、閩、粵，衣被幾遍天下，而尤以吳閶為繡市。”
蘇州的紡織業極為發達，規模龐大，是全國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同時也是清代全國最大的糧食交易市場和絲織品、棉織品交易市場。史料記載：“東南財富，姑蘇最重；東南水利，姑蘇最重；東南人士，姑蘇最盛”，其繁華程度甚至超過北京，“閶門（蘇州城西城門）內外，居貨山積，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燦若雲錦，語其繁華，都門不逮”。
由於商品貿易發達，明清時期的蘇州，專門設立了針對過往商船的稅關。明朝宣德四年（1429年）設立滸墅鈔關，徵收船料，“差禦史及戶部官監收”。到清朝後，由改由蘇州織造兼管。滸墅關位於蘇州府長州縣，“為揚關、浙關、浙海關等處中道，凡南貨北行，北商南販，最為衡衢”。此處為“商賈輻輳之地，上達蘇、松、嘉、湖各府，下由常州、鎮江一帶，出口皆系必經之路”。即以蘇州府而論，滸墅關也是處在諸水向心彙聚的交通樞紐上，扼控新塘橋港、黃埭港、射瀆港、楓橋港等處往來商船。
清朝中期，滸墅關每年徵收關稅銀保持在50-60萬兩的水準。按照清代關稅的一般徵收水準而言，稅銀占商品價值的2%至5%，那麼大致可以推算，清代蘇州每年過往的商品價值在2000萬兩白銀的水準，數量相當驚人。
由於經濟發達，導致蘇州人的日常生活也日益講究，追求精緻，崇尚高雅，不斷推陳出，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引領了當時的社會風尚。明代人王士性曾說：“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從明代後期開始，社會上開始流行起來的“蘇樣”、“蘇意”的說法，包括服飾穿著、器物使用、飲食起居、書畫欣賞、古玩珍藏、戲曲表演、語言表達，等等，無一不成為時代潮流。這一潮流甚至還影響到海外，日本寬政十一年（1799年），日人感慨道：“餘觀今之右族達官貴族子弟，或輕佻豪侈是習，而遠物珍玩是貴。即一物之巧，寄賞吳舶；一事之奇，擬模清人，而自詫以為雅尚韻事，莫此過焉。”
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蘇州人口已達到60余萬，僅次於北京。蘇州城市功能的轉化，表示了清代社會經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外國人對此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蘇州府是一個面積非常大、人口非常多的城市。城內房子大部分建築和裝飾得很好。這裡的民眾大多數穿絲質衣服，樣子顯得非常愉快。整個城市呈現出一派繁榮氣象。……蘇州一向被認為是中國的天堂。當地人有一句很流行的話，叫做‘上有天堂，下有蘇州府’。”
乾隆時期編寫的《吳縣誌》也這樣寫道：“吾吳雖雲一邑，而四方萬里海外異域珍奇怪偉希世難得之貨，罔不畢集，誠宇宙間一大都會也。”驕傲自得的情緒，溢於言表。
太平天國時期，蘇州地區遭到巨大破壞。但此後，蘇州憑藉深厚的底蘊，又迅速恢復了活力。特別是今天的蘇州，更是不斷創造著新的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