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元朝末年， 天災頻犯， 1333年， 京畿地區連遭大雨， 饑民竟達40萬之多；第二年， 浙東又遭天災， 饑民達到50萬；到1344年， 黃河又三次決口。
面對這樣的局面， 朝廷於1351年決議修治黃河， 徵調汴梁、大名等13路修河民夫15萬人。 這一征， 直接把本就清貧的農民徹底壓垮， 於是在白蓮會首領韓山童和劉福通等人的引導下， 一場規模浩大的農民起義爆發了。
韓山童和劉福通以裹紅頭巾為起義標誌， 號為紅巾軍， 帶領其部眾主要在河南地區東征西討。 隨後， 江淮地區、湖北地區、湘水和漢水流域紛紛揭竿而起， 不久， 這東西兩系的紅巾軍便迅速佔據了南北達黃河兩岸，
這一支支的叛軍使得元軍疲於奔命， 天下一片大亂……
朱元璋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 迫于無法生存而投奔了郭子興率領的紅巾軍。 朱元璋起初只在軍中擔任九夫長的小差， 但他能力出眾， 更是在孫德崖的詭計下救下了郭子興， 所以很快便得到升遷成為郭子興手下一員得力幹將。
從此以後， 朱元璋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便逐漸顯現出來， 他推翻了元朝， 統一了中國， 開創了中國大一統的王朝。
這就不由的讓人想要假設一下， 假如沒有朱元璋， 中國將會步入什麼局面？
包裹紅頭巾的農民軍
一片混亂的起義軍
元末時期雖然起義軍眾多， 但起義軍之間各懷鬼胎， 更缺乏配合， 甚至還會互相攻擊下套， 起義軍的領導者也往往水準不足，
如孫德崖就與郭子興長期不和， 敗於元軍的李二殘部雖然投靠郭子興， 卻意圖聯合孫德崖反客為主， 囚禁了郭子興。 若不是朱元璋及時救出郭子興並從中調停， 這支起義軍將會陷入內訌， 大幅削弱這支反元力量。
即便沒有這次內訌， 這支紅巾軍也無法成事， 在打退了元軍對滁州的圍攻後， 郭子興便立刻安於現狀。 《明太祖實錄》載其“無意遠略， 但欲據滁自王”。
郭子興病死後， 其子郭天敘年少無知、其妻弟張天佑臨事猶豫不決， 因此在亳州稱帝的小明王韓林兒便假借好意立郭天敘為都元帥、張天佑為右副元帥、朱元璋為左副元帥， 意圖吞併郭部紅巾軍。
幸虧朱元璋力勸郭子興說滁州地小， 更非交通要道，
如不是按朱元璋之策行事， 這支起義軍要麼是在滁州碌碌無為， 最後在元軍或者其他起義軍的打擊吞併下消亡， 要麼是跟著韓林兒一起完蛋：就在朱元璋攻取金陵（南京）地區的時候， 韓林兒所部派三路大軍北伐， 但因為三路大軍缺乏統一的指揮和戰略規劃， 三部分散各處孤軍奮戰， 除毛貴一部在山東經營三年外， 其餘皆是流寇型作戰， 沒有拿下任何根據地， 因而最後由於孤軍深入後勤不濟， 三路盡滅， 韓林兒政權被元軍趁勢消滅。
朱元璋
如果說這只是一支起義軍的生死存亡， 根本不至於影響全域， 那麼就大錯特錯了。
放眼望去起義軍雖然四處開花， 局勢卻兇險異常：
北方紅巾軍的韓林兒政權缺乏長遠的戰略規劃， 最後亦敗於此；東部江浙地帶的張士誠雖有開墾減賦發展生產的舉措， 卻無進取之心，在陳友諒與朱元璋互相攻伐之時舉棋不定，錯失良機，本人不理政事，只圖享樂，也難怪朱元璋評價他“士誠器小，器小則無遠圖”；東南的方國珍更是如此，《明太祖寶訓》中朱元璋直言其“魚鹽負販，呰窳偷生，觀望從違，志懷首鼠”；西南的陳友諒雖然佔據荊楚形勝之地，兵多將廣，但由於他忌上殺下，謀害多位同僚，甚至殺害其所在的天完政權的領袖徐壽輝，因此不得軍心，《國初群雄志略》載其“將士離心，政令不一”，非但如此，他還只顧自己享受各類奢侈品而忽視根據地的發展；西部的明玉珍和陳友諒交惡，斷絕往來，據四川而自守，最後更是滿足於此地，《明史·明玉珍傳》記載其病故時下了遺囑說“西蜀險固，若協力同心，左右嗣子，則可以自守。不然，後事非所知也。”
更糟糕的是，這幾位起義軍中，除了韓林兒積極抗元，明玉珍固守四川，其他三位抗元的決心根本不堅定，陳友諒只顧吞併諸位起義軍；張士誠只顧自保，投降元廷，幫助剿滅韓林兒殘部；方國珍所部總是搖擺不定，對元和朱元璋都是時降時叛，在張士誠和陳友定的虎視眈眈下，雖臣服於朱元璋，卻不履行獻出三郡的諾言，並同時接受元朝的封授，為防備朱元璋更是遣使“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是一個十足的牆頭草。
元末農民軍形勢圖
而朱元璋則與他們都不相同，他有韓林兒抗元的決心，陳友諒的宏圖雄心和張士誠的發展經濟的理念；卻無韓林兒的冒進，陳友諒的狡詐腐敗和張、方的搖擺無志。
朱元璋在最初加入郭子興部時就勸其不要偏安一隅，在奪取金陵等地區後，沒有急著就四處征伐，而是立刻就開始對佔領區進行建設和鞏固，首先以秋毫無犯之態取得了當地人民的支持，又大力擴充軍隊，並以耕戰政策預備大量兵源，恢復生產，為抗擊元廷和其他起義軍提供了基礎。其後朱元璋更是沒有陷入互相爭鬥而忘記抗擊甚至投降元廷。
如果這樣一位人物缺失，只留下前面所述的幾位，接下來的局面並不難想像：
韓林兒的北伐將會一如既往的失敗，剩下的幾位起義軍仍會陷入互相爭鬥之中，陳友諒不會顧及抗元大業而會繼續趁韓林兒北伐之時，攻擊張士誠和方國珍。而張、方將會一如既往的投降元廷來對抗陳友諒。
待韓林兒失敗以後，北部擴廓帖木兒、李思齊部和南部陳友定、何真部等元軍軍閥將會很容易對陳友諒形成南北夾擊之勢，雖然他們中大多並不聽元廷節制，甚至如起義軍內訌那樣互相大打出手，但是面對做大的陳友諒，他們仍然會像對付統一農民軍後的朱元璋一樣群起而攻之，加上東部張、方的抵抗，三面樹敵的陳友諒將會凶多吉少。
畢竟，陳友諒沒有像朱元璋那樣大力發展根據地，也沒有朱元璋擁有的民心軍心來維持一支強大的軍隊，更沒有朱元璋的戰術戰略才幹，坐擁大軍卻屢被劣勢的朱元璋大敗。這樣一個庸才的覆滅是遲早的，而陳友諒一旦失敗，固守四川的明玉珍免不了最終覆滅的命運，這場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便可宣告破產了。
元朝還有機會嗎？
沒有朱元璋的起義軍難逃滅亡，那麼，在這次大起義下的元朝還能恢復往昔的統治嗎？
這個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兩次大規模圍剿起義軍的大會戰中，元朝主力一敗再敗，中央失去了主導全國的軍事力量，導致元廷不得不倚重各地義軍、地方勢力來對抗起義軍。
在起義爆發之初，如盤踞陝西的毛葫蘆軍、盤踞福建的陳友定、盤踞嶺南的何真、鎮守黃河沿線以鹽丁為招募對象的黃軍、在河南起家四處南征北討的察罕帖木兒、李思齊部和固守四川的答失八都魯部等義軍、軍閥就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
由於他們抗擊起義軍起到了不俗的效果，因此得到了朝廷的重視，朝廷將察罕帖木兒、答失八都魯直接轉為官軍，授予軍政大權，對其餘義軍則予以政策和資金的支援。這雖然延緩了元朝的覆滅，卻也使得義軍們逐漸演變成地方軍閥。可以預見的是，這些軍閥們在元末中原失去軍事優勢的局勢下，將進一步割據；他們為了擴充自己的勢力，互相攻伐，不聽調令，逐漸變得難以控制。
元末各路軍閥割據
察罕帖木兒與答失八都魯就是這樣的典型。答失八都魯之子孛羅帖木兒不顧元廷安排的防區規劃，趁察罕帖木兒欲大舉進攻山東起義軍時，出兵圍攻其防區內的太原，導致雙方展開交戰。元廷知道事態嚴重便前來調停，然而並沒有什麼用，雙方不但沒有收斂，反而牽連陝西的李思齊和張良弼各自戰隊互相攻伐。甚至因太子的捲入這場鬥爭而導致孛羅帖木兒攻破大都，要脅元順帝。察罕帖木兒之子擴廓帖木兒（又稱王保保）又與太子所率四省兵馬聯合在大都與孛羅帖木兒交戰，最後孛羅帖木兒被元順帝刺殺才得以暫停這場軍閥大戰。
而這僅僅是一個開頭，原本屬於擴廓帖木兒部下的李思齊因羽翼已經豐滿便夥同張良弼、陝西守將脫列伯、孔興等共同對抗擴廓帖木兒；同樣屬於擴廓帖木兒下大將的關保和貊高則因為擴廓帖木兒與太子產生嫌隙而決定與之對立獨立發展。
雖然擴廓麾下的四大將領都與他緊張對立，但是四大將領之間卻也問題不斷，在元廷調度他們共伐擴廓時李思齊就抗命不遵，而當朱元璋攻入河南時，李思齊、張良弼就乾脆拋棄了關保和貊高率軍回援，導致關保、貊高兵敗于晉寧。
若不是朱元璋的攻勢迅猛，這群軍閥還要繼續內鬥下去。除開北邊割據混戰的軍閥，南邊的各路義軍也無法形成統一的力量，被稱之為元末三忠的陳友定僅能局限于福建，何真則只在嶺南地區保持勢力，互相不能支援，以至於朱元璋南征時得以將其一個個擊破。
元末的軍閥之所以可以做大有如此的表現，毫無疑問是因為元末中央權勢的喪失。而中央權勢的喪失毫無疑問是因為其重要保障--軍事力量在一次次可悲的失敗中灰飛煙滅。
如此情勢下，各地軍閥能夠崛起便是情理之中。
當元廷抓住這根救命稻草的時候，也同時剝奪了他自救的能力，而他越是虛弱，就越是緊抓救命稻草，給救命稻草發展壯大的機會。
權力是可怕的，即便那些最初為了保衛自己或者忠於朝廷而組建的軍閥，也會在嘗到權力的甘甜後拼命的去爭奪它。
試想一下，沒有朱元璋掃清六合將其逐一擊破，以這樣的境況，中國很大可能將會再次步入群雄割據的時代。
胡軍飾演朱元璋
沒有朱元璋，就沒有大明朝
割據，好時代還是壞時代？
對於一般平民來說，割據毫無疑問是一個糟糕的名詞，因為割據意味著戰亂會相比統一時期更為頻繁，戰亂對於平民的傷害無疑是最為巨大的。
但割據也意味著機會，因為群雄逐鹿才有能人發揮的舞臺，人們才有迎來更好時代的機會。元末糟糕的統治已經難以為繼，即便再次勉強求得統一，災難的爆發也不過是時間問題，而積弊越久，災難的衝擊就越大。
雖然朱元璋在這個舞臺證明了自己的能力，但他同樣也因為獨特的出身和經歷而制定了許多影響後世且問題嚴重的政策，比如八股、海禁等，這些政策有些甚至保留到清朝末年。
如果朱元璋不曾出現，那麼從這群雄之中脫穎而出的，便不會出現一位極端行事的布衣皇帝，或許中國能有機會避免明清時候一些根深蒂固的頑疾，能夠實現或者部分實現日本近代的飛躍發展。
又或許，中國不過再次恢復到了宋時的境地，新的中央王朝進入一個大統一與小分裂並存的時代；甚至再也沒有機會恢復龐大的版圖，提早被緩慢肢解。
因此，我們不能說這割據的時代是好是壞，我們只能說：如果沒有朱元璋，那麼中國步入的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
卻無進取之心，在陳友諒與朱元璋互相攻伐之時舉棋不定，錯失良機，本人不理政事，只圖享樂，也難怪朱元璋評價他“士誠器小，器小則無遠圖”；東南的方國珍更是如此，《明太祖寶訓》中朱元璋直言其“魚鹽負販，呰窳偷生，觀望從違，志懷首鼠”；西南的陳友諒雖然佔據荊楚形勝之地，兵多將廣，但由於他忌上殺下，謀害多位同僚，甚至殺害其所在的天完政權的領袖徐壽輝，因此不得軍心，《國初群雄志略》載其“將士離心，政令不一”，非但如此，他還只顧自己享受各類奢侈品而忽視根據地的發展；西部的明玉珍和陳友諒交惡，斷絕往來，據四川而自守，最後更是滿足於此地，《明史·明玉珍傳》記載其病故時下了遺囑說“西蜀險固，若協力同心，左右嗣子，則可以自守。不然，後事非所知也。”更糟糕的是，這幾位起義軍中，除了韓林兒積極抗元，明玉珍固守四川，其他三位抗元的決心根本不堅定，陳友諒只顧吞併諸位起義軍；張士誠只顧自保，投降元廷，幫助剿滅韓林兒殘部；方國珍所部總是搖擺不定，對元和朱元璋都是時降時叛，在張士誠和陳友定的虎視眈眈下，雖臣服於朱元璋，卻不履行獻出三郡的諾言，並同時接受元朝的封授，為防備朱元璋更是遣使“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是一個十足的牆頭草。
元末農民軍形勢圖
而朱元璋則與他們都不相同，他有韓林兒抗元的決心，陳友諒的宏圖雄心和張士誠的發展經濟的理念；卻無韓林兒的冒進，陳友諒的狡詐腐敗和張、方的搖擺無志。
朱元璋在最初加入郭子興部時就勸其不要偏安一隅，在奪取金陵等地區後，沒有急著就四處征伐，而是立刻就開始對佔領區進行建設和鞏固，首先以秋毫無犯之態取得了當地人民的支持，又大力擴充軍隊，並以耕戰政策預備大量兵源，恢復生產，為抗擊元廷和其他起義軍提供了基礎。其後朱元璋更是沒有陷入互相爭鬥而忘記抗擊甚至投降元廷。
如果這樣一位人物缺失，只留下前面所述的幾位，接下來的局面並不難想像：
韓林兒的北伐將會一如既往的失敗，剩下的幾位起義軍仍會陷入互相爭鬥之中，陳友諒不會顧及抗元大業而會繼續趁韓林兒北伐之時，攻擊張士誠和方國珍。而張、方將會一如既往的投降元廷來對抗陳友諒。
待韓林兒失敗以後，北部擴廓帖木兒、李思齊部和南部陳友定、何真部等元軍軍閥將會很容易對陳友諒形成南北夾擊之勢，雖然他們中大多並不聽元廷節制，甚至如起義軍內訌那樣互相大打出手，但是面對做大的陳友諒，他們仍然會像對付統一農民軍後的朱元璋一樣群起而攻之，加上東部張、方的抵抗，三面樹敵的陳友諒將會凶多吉少。
畢竟，陳友諒沒有像朱元璋那樣大力發展根據地，也沒有朱元璋擁有的民心軍心來維持一支強大的軍隊，更沒有朱元璋的戰術戰略才幹，坐擁大軍卻屢被劣勢的朱元璋大敗。這樣一個庸才的覆滅是遲早的，而陳友諒一旦失敗，固守四川的明玉珍免不了最終覆滅的命運，這場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便可宣告破產了。
元朝還有機會嗎？
沒有朱元璋的起義軍難逃滅亡，那麼，在這次大起義下的元朝還能恢復往昔的統治嗎？
這個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兩次大規模圍剿起義軍的大會戰中，元朝主力一敗再敗，中央失去了主導全國的軍事力量，導致元廷不得不倚重各地義軍、地方勢力來對抗起義軍。
在起義爆發之初，如盤踞陝西的毛葫蘆軍、盤踞福建的陳友定、盤踞嶺南的何真、鎮守黃河沿線以鹽丁為招募對象的黃軍、在河南起家四處南征北討的察罕帖木兒、李思齊部和固守四川的答失八都魯部等義軍、軍閥就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
由於他們抗擊起義軍起到了不俗的效果，因此得到了朝廷的重視，朝廷將察罕帖木兒、答失八都魯直接轉為官軍，授予軍政大權，對其餘義軍則予以政策和資金的支援。這雖然延緩了元朝的覆滅，卻也使得義軍們逐漸演變成地方軍閥。可以預見的是，這些軍閥們在元末中原失去軍事優勢的局勢下，將進一步割據；他們為了擴充自己的勢力，互相攻伐，不聽調令，逐漸變得難以控制。
元末各路軍閥割據
察罕帖木兒與答失八都魯就是這樣的典型。答失八都魯之子孛羅帖木兒不顧元廷安排的防區規劃，趁察罕帖木兒欲大舉進攻山東起義軍時，出兵圍攻其防區內的太原，導致雙方展開交戰。元廷知道事態嚴重便前來調停，然而並沒有什麼用，雙方不但沒有收斂，反而牽連陝西的李思齊和張良弼各自戰隊互相攻伐。甚至因太子的捲入這場鬥爭而導致孛羅帖木兒攻破大都，要脅元順帝。察罕帖木兒之子擴廓帖木兒（又稱王保保）又與太子所率四省兵馬聯合在大都與孛羅帖木兒交戰，最後孛羅帖木兒被元順帝刺殺才得以暫停這場軍閥大戰。
而這僅僅是一個開頭，原本屬於擴廓帖木兒部下的李思齊因羽翼已經豐滿便夥同張良弼、陝西守將脫列伯、孔興等共同對抗擴廓帖木兒；同樣屬於擴廓帖木兒下大將的關保和貊高則因為擴廓帖木兒與太子產生嫌隙而決定與之對立獨立發展。
雖然擴廓麾下的四大將領都與他緊張對立，但是四大將領之間卻也問題不斷，在元廷調度他們共伐擴廓時李思齊就抗命不遵，而當朱元璋攻入河南時，李思齊、張良弼就乾脆拋棄了關保和貊高率軍回援，導致關保、貊高兵敗于晉寧。
若不是朱元璋的攻勢迅猛，這群軍閥還要繼續內鬥下去。除開北邊割據混戰的軍閥，南邊的各路義軍也無法形成統一的力量，被稱之為元末三忠的陳友定僅能局限于福建，何真則只在嶺南地區保持勢力，互相不能支援，以至於朱元璋南征時得以將其一個個擊破。
元末的軍閥之所以可以做大有如此的表現，毫無疑問是因為元末中央權勢的喪失。而中央權勢的喪失毫無疑問是因為其重要保障--軍事力量在一次次可悲的失敗中灰飛煙滅。
如此情勢下，各地軍閥能夠崛起便是情理之中。
當元廷抓住這根救命稻草的時候，也同時剝奪了他自救的能力，而他越是虛弱，就越是緊抓救命稻草，給救命稻草發展壯大的機會。
權力是可怕的，即便那些最初為了保衛自己或者忠於朝廷而組建的軍閥，也會在嘗到權力的甘甜後拼命的去爭奪它。
試想一下，沒有朱元璋掃清六合將其逐一擊破，以這樣的境況，中國很大可能將會再次步入群雄割據的時代。
胡軍飾演朱元璋
沒有朱元璋，就沒有大明朝
割據，好時代還是壞時代？
對於一般平民來說，割據毫無疑問是一個糟糕的名詞，因為割據意味著戰亂會相比統一時期更為頻繁，戰亂對於平民的傷害無疑是最為巨大的。
但割據也意味著機會，因為群雄逐鹿才有能人發揮的舞臺，人們才有迎來更好時代的機會。元末糟糕的統治已經難以為繼，即便再次勉強求得統一，災難的爆發也不過是時間問題，而積弊越久，災難的衝擊就越大。
雖然朱元璋在這個舞臺證明了自己的能力，但他同樣也因為獨特的出身和經歷而制定了許多影響後世且問題嚴重的政策，比如八股、海禁等，這些政策有些甚至保留到清朝末年。
如果朱元璋不曾出現，那麼從這群雄之中脫穎而出的，便不會出現一位極端行事的布衣皇帝，或許中國能有機會避免明清時候一些根深蒂固的頑疾，能夠實現或者部分實現日本近代的飛躍發展。
又或許，中國不過再次恢復到了宋時的境地，新的中央王朝進入一個大統一與小分裂並存的時代；甚至再也沒有機會恢復龐大的版圖，提早被緩慢肢解。
因此，我們不能說這割據的時代是好是壞，我們只能說：如果沒有朱元璋，那麼中國步入的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