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鄉二元結構的背景下， 說到中國的“城鎮化”， 有一個安徽人， 不得不提：
早在民國時期， 他就主張通過城市中工商業的發展，
此外， 他在現代化、計劃經濟、土地、人口問題等方面的理論， 或深或淺地影響著中國。
他和聞一多、羅隆基並稱為“清華三才子”， 他是胡適最為看重的年輕人之一， 他是中國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的大師。 周恩來盛讚他的人口觀點， 蔣介石給他捎信讓他去臺灣， 傅斯年、梅貽琦邀請他去美國……
他被稱為“中國都市社會學第一人”；他的著作， 是中國都市社會學的發軔；他提出的“區域經濟”、中國工業現代化的理論， 他對中國社會階級的理解， 對於中國農村土地、租佃及人口問題的判斷與解釋， 影響至今。
他曾經被譽為“最超然于政治的學者”。 但最終政治沒能放過他。 他成了著名的“吳門三大右派”。
他就是安徽歙縣人吳景超， 一個漸被歷史塵封、卻不應該被所遺忘的徽州人。
他出生於116前的3月5日。
一、中國都市社會學第一人
丁酉初春。 托徽州友人萬德兄尋訪吳景超墓， 頗經周折才打聽到， 其墓隱于皖南山林中。
其人其事， 已為不少人忘記。 歙縣政府網上， 不著一字。 許多社會學專業的學生， 也很少提起這位“一百年前的00後”。
詳閱萬德兄翻拍的油印《歙縣地方誌》， 依稀得以下記錄：吳景超23歲畢業于清華學堂， 赴美留學， 獲明尼蘇達大學學士、芝加哥大學碩士和博士學位。 懂英、法、德、俄等外語。 在美國， 同羅隆基、聞一多等人組織“大江學會”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改革。
“三千年之未有大變局”以來， 百餘年間， 中國的士農工商學， 無不在探尋救國圖強之路。
中國現代化的路徑選擇， 吳景超的貢獻， 不可磨滅。
在現代化路徑選擇上， 有兩個方向， 一是梁漱溟、章士釗等人提出的“以農立國”， 一個就是吳景超提出的工業化路線。 在中國著名的“工業、農業何者優先發展”的爭論中， 吳景超旗幟鮮明地提出“工業立國”。
吳景超在其代表作《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中， 提出了“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的理論， 推行工業化。 他將世界上的國家劃分為4種， 認為中國屬於第四種國家， 出路在於：充分利用國內資源；改良生產技術；實行公平分配；節制人口。
在中國第一代社會學家裡， 吳景超的治學方法， 特點鮮明。 在國外廣泛學習、遊歷， 讓他的視野極具前瞻性和現代性， 新穎而務實。
吳景超所著《都市社會學》一書， 曾受到中國社會學奠基人之一的孫本文的高度評價：“我國關於此方面著作， 以吳景超氏的都市社會學為最早。 ”
二、沒有吳景超， 可能就沒有梁實秋的《雅舍小品》
梁實秋先生的《雅舍小品》系列， 是中國散文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長日無俚， 寫作自遣， 隨想隨寫， 不拘篇章”， 梁實秋將身邊瑣事， 提煉成精緻隨筆， 立刻風靡。 他的不少作品， 都以“雅舍”命名， 像《雅舍憶舊》《雅舍散文》《雅舍談吃》等。
其中，《雅舍小品》再版300餘次。有人評價道，世界上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雅舍小品》。
《雅舍小品》給梁實秋帶來極大聲譽，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散文史上地位。
而他的“雅舍”，就是於1940年和清華時的室友吳景超合夥在重慶買下的。雅舍共6間，梁實秋住一室一廳，吳景超和夫人龔業雅住兩間。在為新房命名時，梁實秋說：“何不就用業雅的‘雅’字？房子名為‘雅舍’可也。”
由此可以看出，“雅舍”的命名，來自吳景超夫人龔業雅的芳名，而不是後人推測的梁實秋自命風雅。
如果沒有吳景超，梁實秋的作品可能同樣會在華人世界流傳，但不一定是《雅舍小品》這個名字了。
三、蔣介石、胡適、梅貽琦、傅斯年，都想要吳景超跟自己走
1901年3月5日，吳景超出生歙縣一貢生之家，13歲時赴南京讀金陵中學。15歲時入清華，一直到22歲。在校期間，曾任《清華週刊》總編輯，梁實秋評價他：“好史遷，故大家稱之為太史公。”民國12年，赴美留學，先後獲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學士、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碩士和博士學位，懂英、法、德、俄等國語言。在美國，同羅隆基、聞一多等人組織“大江學會”，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改革。
學成歸國，吳景超先後任教于金陵大學、清華大學，曾任清華大學教務長，發起成立“中國社會學社”。民國25 年初，經同窗翁文灝遊說，轉入政界，參加國民政府工作，任行政院秘書、參事。後隨孔祥熙、翁文灝赴英參加英皇加冕典禮，並訪問法國、德國和蘇聯。
此後，先後任國民政府經濟部秘書、戰時物資管理局主任秘書、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顧問、重慶國際最高委員會參事等職。
吳景超經濟部任職時，所用郵票分置兩紙盒，一供公事，一供私函，決不混淆。
1947年底，重回清華大學任教，並與錢昌照等發起組織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出版《新聞》週刊。
1948年，胡適向蔣介石力薦吳景超，研究解決金元券等經濟問題。同時被推薦的還有劉大中和蔣碩傑。後二位在土地改革和稅制改革中發揮巨大作用，蔣碩傑還曾被提名角逐諾貝爾經濟學獎。
不久，當局請他出任駐聯合國官員，亦遭拒絕。
政權交替的前夕，蔣介石曾經捎信給吳景超，希望他能夠隨國民黨撤到南方。胡適也派人送來了兩張機票，動員他一路同行。吳景超卻不為所動。傅斯年、梅貽琦等也動員他去美國執教，均被他拒絕。他要在北平迎接解放。
他對一位清華校友說：“這是一個大時代，我們學社會學的人決不能輕易放過。”
他沒有放過大時代，大時代也沒有放過他。
四、去與留，是耶非耶？
“作為中國第一代的社會學家，他有一個非常好的學術開端。作為中國社會學研究的首創者之一，他在自己學術生涯的開始階段，就敏銳地選擇了一種雖然剛剛創立但卻有著廣闊學術前景的學科。”這是著名學者謝泳對吳景超的評價之一。
1949年之後的吳景超，年屆五旬。他積極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書店每出售新到的書，他就搶先買來閱讀。他比我們年輕講師、助教還讀得快、讀得多。”同事回憶說。
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下，吳景超非常謹慎地說了幾句話，但很快成了被批判的靶子。
在反右運動中，他更是被作為“鼓吹資產階級社會學理論的重要代表”，成為眾矢之的。
他的學術之路，漸失銳氣。他的人生之路，逐漸崎嶇。
他開始“反思”，在《我與胡適——從朋友到敵人》的一文中寫道：“由於我自己的不堅定，也由於他的慫恿，我開始了十多年與蔣反動政權同流合污的生涯，就是我的生命史中最為痛心的事。”不知道他說這話時，是不是也在痛心。
針對自己鍾愛一生的社會學，他不得已做了《痛改前非，努力成為工人階級的知識份子》的檢討。
1957年9月號、10月號《新建設》雜誌，連續刊發孫定國的《必須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社會學》、關鋒的《“不通”和陰謀——斥吳景超的“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吳景超是其中的主要批判對象。後一篇，直斥吳景超的文章是“章羅反動聯盟的大將們，公開談‘恢復’資產階級反動社會學的第一篇文章”。
被批判的原因之一，就是吳景超想恢復社會學這門學科－－1952年，中國高校院系調整，撤銷社會學專業。
以社會學作為自己主業的吳景超，曾在《新建設》雜誌發表《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稱，“在百家爭鳴的時代，我認為我國的哲學系中，還有設立社會學一門課程的必要。”雖行文謹慎，仍被人成為攻擊的對象，這是吳景超受到批判最多的一篇文章。該期雜誌“一得之見”欄目下共發表了3篇文章，另外兩篇是張岱年的《道德的階級性和繼承性》、李長之的《文章長短論》，這三個人在1957年全部成了“右派”。
中國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界最著名的大右派有：吳澤霖、潘光旦、吳景超、吳文藻、費孝通等。其中，“吳門三大右派”吳澤霖、吳景超、吳文藻分別是中國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界的大師。
劃為“右派”後，吳景超被逼離開講壇，降級、減薪、思想檢討、自我批評、思想改造、集體學習等種種責罰，紛至遝來。
他仍希望發揮餘熱，默默轉向翻譯工作。
“留下來的吳景超，不但沒有發揮出他作為一流學者的作用，而且在學術上再也沒有當年的風采了。”這是著名學者謝泳對吳景超的另一句評價。
1968年5月，吳景超患癌去世。死後火化，骨灰由一位堂弟攜返故鄉歙縣安葬。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13歲出門遠行的少年，最終長眠於故鄉的山水間。
吳景超（1901.3.5—1968.5.7）安徽歙縣人，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史學家。1915年入清華學校，1923年赴美留學，先後在明尼蘇達大學、芝加哥大學攻讀社會學，並獲得學士、碩士、博士學位。1928年回國，任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任清華大學教授，曾任教務長。1935年在國民政府任職，1947年返回清華大學任教。1952年後執教于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1957年被劃為右派，歷經磨難後於1968年去世。他是中國20世紀上半葉研究都市社會學最主要代表人物。其主要著作有：《社會組織》、《都市社會學》、《社會的生物基礎》、《第四種國家的出路》、《劫後災黎》。與聞一多、羅隆基一同被譽為“清華三才子”。
其中，《雅舍小品》再版300餘次。有人評價道，世界上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雅舍小品》。
《雅舍小品》給梁實秋帶來極大聲譽，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散文史上地位。
而他的“雅舍”，就是於1940年和清華時的室友吳景超合夥在重慶買下的。雅舍共6間，梁實秋住一室一廳，吳景超和夫人龔業雅住兩間。在為新房命名時，梁實秋說：“何不就用業雅的‘雅’字？房子名為‘雅舍’可也。”
由此可以看出，“雅舍”的命名，來自吳景超夫人龔業雅的芳名，而不是後人推測的梁實秋自命風雅。
如果沒有吳景超，梁實秋的作品可能同樣會在華人世界流傳，但不一定是《雅舍小品》這個名字了。
三、蔣介石、胡適、梅貽琦、傅斯年，都想要吳景超跟自己走
1901年3月5日，吳景超出生歙縣一貢生之家，13歲時赴南京讀金陵中學。15歲時入清華，一直到22歲。在校期間，曾任《清華週刊》總編輯，梁實秋評價他：“好史遷，故大家稱之為太史公。”民國12年，赴美留學，先後獲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學士、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碩士和博士學位，懂英、法、德、俄等國語言。在美國，同羅隆基、聞一多等人組織“大江學會”，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改革。
學成歸國，吳景超先後任教于金陵大學、清華大學，曾任清華大學教務長，發起成立“中國社會學社”。民國25 年初，經同窗翁文灝遊說，轉入政界，參加國民政府工作，任行政院秘書、參事。後隨孔祥熙、翁文灝赴英參加英皇加冕典禮，並訪問法國、德國和蘇聯。
此後，先後任國民政府經濟部秘書、戰時物資管理局主任秘書、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顧問、重慶國際最高委員會參事等職。
吳景超經濟部任職時，所用郵票分置兩紙盒，一供公事，一供私函，決不混淆。
1947年底，重回清華大學任教，並與錢昌照等發起組織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出版《新聞》週刊。
1948年，胡適向蔣介石力薦吳景超，研究解決金元券等經濟問題。同時被推薦的還有劉大中和蔣碩傑。後二位在土地改革和稅制改革中發揮巨大作用，蔣碩傑還曾被提名角逐諾貝爾經濟學獎。
不久，當局請他出任駐聯合國官員，亦遭拒絕。
政權交替的前夕，蔣介石曾經捎信給吳景超，希望他能夠隨國民黨撤到南方。胡適也派人送來了兩張機票，動員他一路同行。吳景超卻不為所動。傅斯年、梅貽琦等也動員他去美國執教，均被他拒絕。他要在北平迎接解放。
他對一位清華校友說：“這是一個大時代，我們學社會學的人決不能輕易放過。”
他沒有放過大時代，大時代也沒有放過他。
四、去與留，是耶非耶？
“作為中國第一代的社會學家，他有一個非常好的學術開端。作為中國社會學研究的首創者之一，他在自己學術生涯的開始階段，就敏銳地選擇了一種雖然剛剛創立但卻有著廣闊學術前景的學科。”這是著名學者謝泳對吳景超的評價之一。
1949年之後的吳景超，年屆五旬。他積極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書店每出售新到的書，他就搶先買來閱讀。他比我們年輕講師、助教還讀得快、讀得多。”同事回憶說。
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下，吳景超非常謹慎地說了幾句話，但很快成了被批判的靶子。
在反右運動中，他更是被作為“鼓吹資產階級社會學理論的重要代表”，成為眾矢之的。
他的學術之路，漸失銳氣。他的人生之路，逐漸崎嶇。
他開始“反思”，在《我與胡適——從朋友到敵人》的一文中寫道：“由於我自己的不堅定，也由於他的慫恿，我開始了十多年與蔣反動政權同流合污的生涯，就是我的生命史中最為痛心的事。”不知道他說這話時，是不是也在痛心。
針對自己鍾愛一生的社會學，他不得已做了《痛改前非，努力成為工人階級的知識份子》的檢討。
1957年9月號、10月號《新建設》雜誌，連續刊發孫定國的《必須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社會學》、關鋒的《“不通”和陰謀——斥吳景超的“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吳景超是其中的主要批判對象。後一篇，直斥吳景超的文章是“章羅反動聯盟的大將們，公開談‘恢復’資產階級反動社會學的第一篇文章”。
被批判的原因之一，就是吳景超想恢復社會學這門學科－－1952年，中國高校院系調整，撤銷社會學專業。
以社會學作為自己主業的吳景超，曾在《新建設》雜誌發表《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稱，“在百家爭鳴的時代，我認為我國的哲學系中，還有設立社會學一門課程的必要。”雖行文謹慎，仍被人成為攻擊的對象，這是吳景超受到批判最多的一篇文章。該期雜誌“一得之見”欄目下共發表了3篇文章，另外兩篇是張岱年的《道德的階級性和繼承性》、李長之的《文章長短論》，這三個人在1957年全部成了“右派”。
中國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界最著名的大右派有：吳澤霖、潘光旦、吳景超、吳文藻、費孝通等。其中，“吳門三大右派”吳澤霖、吳景超、吳文藻分別是中國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界的大師。
劃為“右派”後，吳景超被逼離開講壇，降級、減薪、思想檢討、自我批評、思想改造、集體學習等種種責罰，紛至遝來。
他仍希望發揮餘熱，默默轉向翻譯工作。
“留下來的吳景超，不但沒有發揮出他作為一流學者的作用，而且在學術上再也沒有當年的風采了。”這是著名學者謝泳對吳景超的另一句評價。
1968年5月，吳景超患癌去世。死後火化，骨灰由一位堂弟攜返故鄉歙縣安葬。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13歲出門遠行的少年，最終長眠於故鄉的山水間。
吳景超（1901.3.5—1968.5.7）安徽歙縣人，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史學家。1915年入清華學校，1923年赴美留學，先後在明尼蘇達大學、芝加哥大學攻讀社會學，並獲得學士、碩士、博士學位。1928年回國，任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任清華大學教授，曾任教務長。1935年在國民政府任職，1947年返回清華大學任教。1952年後執教于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1957年被劃為右派，歷經磨難後於1968年去世。他是中國20世紀上半葉研究都市社會學最主要代表人物。其主要著作有：《社會組織》、《都市社會學》、《社會的生物基礎》、《第四種國家的出路》、《劫後災黎》。與聞一多、羅隆基一同被譽為“清華三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