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首屆上海市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研究“終身榮譽獎”揭曉， 共有10位建國以來長期在公共政治課教育教學一線工作，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建設和思想政治教育中作出重大貢獻的、在世的本市資深專家學者獲此殊榮。 澎湃新聞擬發佈“終身榮譽獎”獲獎學者系列稿件， 本文為原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副校長夏軍篇。
夏軍
夏軍出生於1944年， 2007年退休時的職務是中共市委黨校副校長、正局級巡視員。 少年時代， 他曾就讀於人才輩出的上海市位育中學， 後又進入大師雲集的復旦大學哲學系學習。 然而， 在時代與人生的際遇下， 本科畢業後的二十多年間， 他輾轉於上海、南昌、南京等地， “在黨的長期教育下， 走過了一條曲折而且有時比較艱難的道路”。 在風雲變換的時代， 夏軍成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戰線上的一員， 至今從事理論教育已有47年。
同時，
近日， 借夏軍獲評“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研究‘終身榮譽獎’”的契機， 記者來到他位於徐匯區的家中對他進行了專訪。
從勞動鍛煉到重回校園
據夏軍回憶， 他在復旦哲學系讀書時就上了很多政治理論課， 主要包括馬列主義的主要著作， 馬克思主義思想史，
1968年的冬天， 夏軍從復旦哲學系畢業後參加勞動鍛煉， 被分配到江西生產建設兵團。 那是一個半軍事化的勞動組織， 按連隊編制， 來自五湖四海的幾百名大學生聚集在一起， 參加農業生產和農村水利建設。 旁邊就是北大的五七幹校。 多年後回顧往事， 他覺得這段艱苦的勞動經歷也很有益處， “從最底層的勞動開始， 能夠知道勞動的艱辛。 ”
一年後重新分配， 1969年底夏軍被分到南昌鐵路局， 當過列車員， 進過生產車間。 因為在復旦哲學系的學習經歷， 夏軍同時開始做政治工作，
“文革”結束後， 高校開始恢復招收研究生， 夏軍決定報考。 “當時也沒把握， 書都不知丟哪兒去了， （學過的）東西早就忘光了。 大家都知道政治部辦公室有個姓夏的小青年要考研究生了，
夏軍和夫人
1982年，從研究生班畢業後，按照當時所謂的“按老分配”政策，即老婆在哪裡就分配到哪裡，夏軍前往夫人和父母所在的南京市，進入中共江蘇省委黨校，再次投身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工作。從哲學教研室的一名教員做起，8年間歷任教研室主任、副校長。1990年，夏軍調入中共上海市委黨校擔任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及研究所所長，1995年任上海市委黨校副校長，分管教學、科研工作，還負責外事工作和圖書資料工作。
在夏軍看來，黨校工作不同於一般高校的學歷教育，面對的物件市各級領導幹部，學員們有學歷，有社會經歷，有工作經驗，有些還有政治背景，黨校的教師要能夠上好課殊為不易。從一線教師到副校長，夏軍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管理經驗，知道黨校教師要講好課，必須熟悉教學物件，瞭解他們的特點、性格、工作、學習的需求等方方面面。當教員時，夏軍會和每一批進來的學員分組開座談會，有的甚至需要單獨談話。作為校長，他一方面深知教師的不易，另一方面又不能放鬆要求，經常會去班裡聽課，溫和誠懇地給任課教師提出改進建議。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之余，夏軍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方面也獲得了豐碩的成果，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就是“非理性研究”。
“非理性研究”第一人
1993年8月的一天，夏軍像往常一樣去黨校上班，在傳達室領了一封從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寄出的信件，寄信人是錢學森。回憶起那天的情形時，夏軍感歎道，“我沒想到這麼一個大科學家，會給我這個無名小輩寫信！”錢學森來信的緣由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上看到了夏軍關於“非理性研究”的論文。 此後，夏軍開始與錢學森通信，至今家中還保存著錢學森寫來的四封親筆信。
事實上，這篇論文的寫作並非一蹴而就的，而是夏軍多年思考、積累的結果，由於寫作過程中過於勞累，他的一隻耳朵一度失聰。而進行這項研究的初衷，是希望打破19世紀西方哲學中的唯理主義，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夏軍認為，“非理性”之所以被視為貶義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混淆了它與“非理性主義”的界限，在他看來，非理性是人類在長期實踐中所形成的心理結構與認識結構的內在統一，前者體現為本能意識或無意識，有時以莫名的情緒、欲望、夢境等形式出現。後者主要表現為認識過程中的直覺、靈感、頓悟等認識形式。
錢學森在來信中對夏軍要區別非理性和非理性主義的觀點表示完全贊同，指出不經過大腦的行動就是非理性，經過大腦但不符合邏輯的思維也不是地道的理性；做夢、形象思維或直感思維、靈感思維或頓悟思維，這三種大腦活動也都是非理性。錢學森還特別強調形象思維和靈感思維的重要性，“在科學技術領域中，這兩種思維是發明創造的動力……大科學家像A.Einstein就明確表示過，創造並非邏輯推理之結果，邏輯推理智識用來驗證已有的創造設想。”夏軍在論文中提到，中國文化特別是古典詩詞創作中體現的“悟”自，就是一種直觀把握某種意義的方式，錢學森則在信中談到中國文學藝術的意境，還以王維的“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複照青苔上”和韋應物的“野渡無人舟自橫”為例，說明“意境的創造，不論在作者還是在讀者，都不是靠抽象思維或邏輯思維”。
多年以後，夏軍在《記與錢學森先生的一段書信往來中》回憶稱，當時這封來信對他是“及時的很大的鼓勵和啟示。”1993年年底，夏軍出版了著作《非理性世界》，給錢學森寄去一本，很快收到回信。在那段時間的通信中，錢學森還一再關照他，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毛澤東思想指導研究，這樣才能“使我們居高臨下，總攬全部非理性世界，指出走出迷途的道路”。
不只是錢學森，王元化和傅季重等知名學者都對他的這項研究讚譽有加，這一課題被認為是“開拓了哲學研究的新領域”，作出了“創造性的貢獻”。1996年5月，上海市哲學學會、復旦大學哲學系、華東師大哲學系等六家單位召開“現代社會與非理性”研討會，王元化在會上對夏軍的《非理性世界》給予了充分肯定。“可惜的是我沒有這個已是，沒有帶個答錄機把他的講話錄下來，錄下來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夏軍不無遺憾地說。
重視調查研究，長時間深入基層
“非理性研究”讓夏軍聲名鵲起，但這絕非他學術生涯的全部。除了理論研究，他還特別重視深入基層實地調查的研究方法。1995年，當時由於“左”的路線影響，上海市私營經濟處於低迷狀態。在時任嘉定區常委、宣傳部長張德昌的協助下，夏軍帶著研究所的同事用幾個月的時間去馬陸、南翔、黃渡、戩浜等地進行調研，跟企業主、工商、稅務、農行、工商聯等方方面面的人員進行座談，重新學習中央關於發展私營經濟與中國經濟模式的意見。經過研究，夏軍認為私營經濟是健康的，是公有經濟的有效補充，大家也有了信心，後來蘭天、綠地、滬泰等私營企業集團都蓬勃發展。而根據此次調研整理出版的《私營經濟研究》一書被認為是一部兼具學術意義和實際價值的著作。
第二次長時間的調研是在2000年，夏軍在時任盧灣區委書記張學兵的協助下進入五裡橋等街道社區進行調查。“社區是當時出現的一個新問題，社區、社會團體、社會組織、NGO等都出現了新問題，所以需要研究社區的黨建問題。”最後寫成的《中國城市社區黨建》獲評中央黨校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
此外，從1993年起，夏軍就擔任上海科學社會主義學會會長，2017年換屆被聘為名譽會長。2014年，面對各種社會思潮的氾濫和社會上共產主義信仰的迷失，已是古稀之年的夏軍又以帶病之軀參與撰寫《科學社會主義不是空想——關於理論體系若干重要問題的探索》一書，“作為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理直氣壯、毫不猶豫地表明自己的態度。”
【訪談部分】
澎湃新聞：您的研究範圍相當廣泛，文史哲、古今中外各個領域都有所涉及，您是如何處理這些不同的思想資源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您的思想體系當中處於怎樣的一個地位和位置？
夏軍：我的看法是，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完整的科學的體系，我因為是學西方哲學的，接受過種種西方的思潮和西方的哲學思想。一對比對照，（就會發現）能夠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科學地闡明這個世界人類和思想體系的就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最經得起考驗，所謂我們說信仰馬克思主義是完全正當的正確的一件事情。
西方的學術思想我們不應該全部否定，應該說西方的思想學術思想還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地方。但是我們不要被西方的思潮所綁架，我認為現在一些年輕的學者們就是被西方學術綁架了，過去毛澤東說言必稱希臘，現在搞政治學言必稱亨廷頓、池田大作。我就對搞政治學的一些同仁們說，你們就不能搞一點中國的政治學嗎？中國這些年的政治事件已經是很豐富了，應該有它自己的規律可循，當然亨廷頓有的話講的還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能唯亨廷頓，這個我們應該創造性地發展，應該有我們自己的話語，中國的話語，而不能光是美國哪個人說了，法國哪個人說了，於是我們也這樣說，這樣不對的。
澎湃新聞：您對當前高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研究的狀況有什麼看法或建議？
夏軍：因為我搞的是黨校教育，不是學歷教育，面對的不是高中畢業生。黨校教育比較特殊一點，有更高的要求，所以我覺得擔子挺重的，壓力也很大。有幾個基本點，黨校教育必須要重視關於信仰的教育，共產主義信仰，信仰教育就是要通過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教育以及各種方式綜合起來的一個工程，這是一個很重要也很艱巨的任務。第二要進行黨性教育，黨性教育包括黨的觀念、黨的紀律、黨的原則等等。進入黨校以後，就必須把組織生活正常化相互交流黨性學習的經驗和體會。就像我對黨校教師說，你是黨校教師，你的第一身份是黨員，第二身份才是教師，你傳授知識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傳授馬克思主義理論。
要搞馬克思主義研究，一是要讀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基本著作，要流覽和瞭解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一些基本知識，要瞭解歷史，包括中國歷史和外國歷史，要瞭解各種形式的歷史，包括小說、電影、美術、音樂等等，都要知道一點。領導幹部如果有人文素養的話，他工作起來，他工作方式、工作方法、工作目標就不一樣，要講究人格平等，不論他有多少財產，不論是什麼地位，人人是平等的，這點觀念應該有，這方面可能還有一點欠缺。
再有要加強一點科學素養。之前一些搞自然科學、人工智慧的教授想要成立一個思維科學研究會，在科協沒有通過，後來找到我，我做了很多工作，得到了社聯主要領導的同意，這個研究會就辦起來了，我還擔任了名譽會長。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是一家人，遲早都要融通在一起的，不能截然分開的。視野要寬闊一點，別那麼太狹窄，這是我的想法。
夏軍和夫人
1982年，從研究生班畢業後，按照當時所謂的“按老分配”政策，即老婆在哪裡就分配到哪裡，夏軍前往夫人和父母所在的南京市，進入中共江蘇省委黨校，再次投身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工作。從哲學教研室的一名教員做起，8年間歷任教研室主任、副校長。1990年，夏軍調入中共上海市委黨校擔任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及研究所所長，1995年任上海市委黨校副校長，分管教學、科研工作，還負責外事工作和圖書資料工作。
在夏軍看來，黨校工作不同於一般高校的學歷教育，面對的物件市各級領導幹部，學員們有學歷，有社會經歷，有工作經驗，有些還有政治背景，黨校的教師要能夠上好課殊為不易。從一線教師到副校長，夏軍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管理經驗，知道黨校教師要講好課，必須熟悉教學物件，瞭解他們的特點、性格、工作、學習的需求等方方面面。當教員時，夏軍會和每一批進來的學員分組開座談會，有的甚至需要單獨談話。作為校長，他一方面深知教師的不易，另一方面又不能放鬆要求，經常會去班裡聽課，溫和誠懇地給任課教師提出改進建議。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之余，夏軍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方面也獲得了豐碩的成果，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就是“非理性研究”。
“非理性研究”第一人
1993年8月的一天，夏軍像往常一樣去黨校上班，在傳達室領了一封從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寄出的信件，寄信人是錢學森。回憶起那天的情形時，夏軍感歎道，“我沒想到這麼一個大科學家，會給我這個無名小輩寫信！”錢學森來信的緣由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上看到了夏軍關於“非理性研究”的論文。 此後，夏軍開始與錢學森通信，至今家中還保存著錢學森寫來的四封親筆信。
事實上，這篇論文的寫作並非一蹴而就的，而是夏軍多年思考、積累的結果，由於寫作過程中過於勞累，他的一隻耳朵一度失聰。而進行這項研究的初衷，是希望打破19世紀西方哲學中的唯理主義，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夏軍認為，“非理性”之所以被視為貶義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混淆了它與“非理性主義”的界限，在他看來，非理性是人類在長期實踐中所形成的心理結構與認識結構的內在統一，前者體現為本能意識或無意識，有時以莫名的情緒、欲望、夢境等形式出現。後者主要表現為認識過程中的直覺、靈感、頓悟等認識形式。
錢學森在來信中對夏軍要區別非理性和非理性主義的觀點表示完全贊同，指出不經過大腦的行動就是非理性，經過大腦但不符合邏輯的思維也不是地道的理性；做夢、形象思維或直感思維、靈感思維或頓悟思維，這三種大腦活動也都是非理性。錢學森還特別強調形象思維和靈感思維的重要性，“在科學技術領域中，這兩種思維是發明創造的動力……大科學家像A.Einstein就明確表示過，創造並非邏輯推理之結果，邏輯推理智識用來驗證已有的創造設想。”夏軍在論文中提到，中國文化特別是古典詩詞創作中體現的“悟”自，就是一種直觀把握某種意義的方式，錢學森則在信中談到中國文學藝術的意境，還以王維的“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複照青苔上”和韋應物的“野渡無人舟自橫”為例，說明“意境的創造，不論在作者還是在讀者，都不是靠抽象思維或邏輯思維”。
多年以後，夏軍在《記與錢學森先生的一段書信往來中》回憶稱，當時這封來信對他是“及時的很大的鼓勵和啟示。”1993年年底，夏軍出版了著作《非理性世界》，給錢學森寄去一本，很快收到回信。在那段時間的通信中，錢學森還一再關照他，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毛澤東思想指導研究，這樣才能“使我們居高臨下，總攬全部非理性世界，指出走出迷途的道路”。
不只是錢學森，王元化和傅季重等知名學者都對他的這項研究讚譽有加，這一課題被認為是“開拓了哲學研究的新領域”，作出了“創造性的貢獻”。1996年5月，上海市哲學學會、復旦大學哲學系、華東師大哲學系等六家單位召開“現代社會與非理性”研討會，王元化在會上對夏軍的《非理性世界》給予了充分肯定。“可惜的是我沒有這個已是，沒有帶個答錄機把他的講話錄下來，錄下來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夏軍不無遺憾地說。
重視調查研究，長時間深入基層
“非理性研究”讓夏軍聲名鵲起，但這絕非他學術生涯的全部。除了理論研究，他還特別重視深入基層實地調查的研究方法。1995年，當時由於“左”的路線影響，上海市私營經濟處於低迷狀態。在時任嘉定區常委、宣傳部長張德昌的協助下，夏軍帶著研究所的同事用幾個月的時間去馬陸、南翔、黃渡、戩浜等地進行調研，跟企業主、工商、稅務、農行、工商聯等方方面面的人員進行座談，重新學習中央關於發展私營經濟與中國經濟模式的意見。經過研究，夏軍認為私營經濟是健康的，是公有經濟的有效補充，大家也有了信心，後來蘭天、綠地、滬泰等私營企業集團都蓬勃發展。而根據此次調研整理出版的《私營經濟研究》一書被認為是一部兼具學術意義和實際價值的著作。
第二次長時間的調研是在2000年，夏軍在時任盧灣區委書記張學兵的協助下進入五裡橋等街道社區進行調查。“社區是當時出現的一個新問題，社區、社會團體、社會組織、NGO等都出現了新問題，所以需要研究社區的黨建問題。”最後寫成的《中國城市社區黨建》獲評中央黨校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
此外，從1993年起，夏軍就擔任上海科學社會主義學會會長，2017年換屆被聘為名譽會長。2014年，面對各種社會思潮的氾濫和社會上共產主義信仰的迷失，已是古稀之年的夏軍又以帶病之軀參與撰寫《科學社會主義不是空想——關於理論體系若干重要問題的探索》一書，“作為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理直氣壯、毫不猶豫地表明自己的態度。”
【訪談部分】
澎湃新聞：您的研究範圍相當廣泛，文史哲、古今中外各個領域都有所涉及，您是如何處理這些不同的思想資源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您的思想體系當中處於怎樣的一個地位和位置？
夏軍：我的看法是，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完整的科學的體系，我因為是學西方哲學的，接受過種種西方的思潮和西方的哲學思想。一對比對照，（就會發現）能夠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科學地闡明這個世界人類和思想體系的就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最經得起考驗，所謂我們說信仰馬克思主義是完全正當的正確的一件事情。
西方的學術思想我們不應該全部否定，應該說西方的思想學術思想還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地方。但是我們不要被西方的思潮所綁架，我認為現在一些年輕的學者們就是被西方學術綁架了，過去毛澤東說言必稱希臘，現在搞政治學言必稱亨廷頓、池田大作。我就對搞政治學的一些同仁們說，你們就不能搞一點中國的政治學嗎？中國這些年的政治事件已經是很豐富了，應該有它自己的規律可循，當然亨廷頓有的話講的還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能唯亨廷頓，這個我們應該創造性地發展，應該有我們自己的話語，中國的話語，而不能光是美國哪個人說了，法國哪個人說了，於是我們也這樣說，這樣不對的。
澎湃新聞：您對當前高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研究的狀況有什麼看法或建議？
夏軍：因為我搞的是黨校教育，不是學歷教育，面對的不是高中畢業生。黨校教育比較特殊一點，有更高的要求，所以我覺得擔子挺重的，壓力也很大。有幾個基本點，黨校教育必須要重視關於信仰的教育，共產主義信仰，信仰教育就是要通過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教育以及各種方式綜合起來的一個工程，這是一個很重要也很艱巨的任務。第二要進行黨性教育，黨性教育包括黨的觀念、黨的紀律、黨的原則等等。進入黨校以後，就必須把組織生活正常化相互交流黨性學習的經驗和體會。就像我對黨校教師說，你是黨校教師，你的第一身份是黨員，第二身份才是教師，你傳授知識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傳授馬克思主義理論。
要搞馬克思主義研究，一是要讀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基本著作，要流覽和瞭解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一些基本知識，要瞭解歷史，包括中國歷史和外國歷史，要瞭解各種形式的歷史，包括小說、電影、美術、音樂等等，都要知道一點。領導幹部如果有人文素養的話，他工作起來，他工作方式、工作方法、工作目標就不一樣，要講究人格平等，不論他有多少財產，不論是什麼地位，人人是平等的，這點觀念應該有，這方面可能還有一點欠缺。
再有要加強一點科學素養。之前一些搞自然科學、人工智慧的教授想要成立一個思維科學研究會，在科協沒有通過，後來找到我，我做了很多工作，得到了社聯主要領導的同意，這個研究會就辦起來了，我還擔任了名譽會長。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是一家人，遲早都要融通在一起的，不能截然分開的。視野要寬闊一點，別那麼太狹窄，這是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