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新網】（專欄作家 汪濤）中國宏觀經濟存在諸多不斷發展的問題， 不僅牽動國際市場， 也引發了投資者密切關注。 應當如何理解這些錯綜複雜的問題？在本系列報告中， 我們將嘗試回答一些投資者最常見的問題。 在第五期報告中， 我們將分析中國貿易結構的演變， 可能出現的中美貿易摩擦及其對各類行業及其他經濟體可能帶來的影響。
1. 中國的出口依存度有多高？
中國占全球貿易的比重在25年時間裡由2%增長至14%， 但近年來中國的出口依存度已經下降， 國際收支順差也已縮小
中國目前是全球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如果將歐盟看作一個整體，
近年來， 中國已經逐步通過經濟轉型降低了對出口的依存度。 金融危機以來， 隨著全球需求乏力、人民幣升值， 貨物出口占中國GDP的比重已從2007年的32%大幅降至2016年的18%以下。 OECD的貿易增加值資料顯示， 中國貨物和服務貿易出口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1995年的13%升至2008年的22%，
目前出口相關行業就業近4000萬人， 占非農業就業的7%
過去10年， 出口及相關行業就業在整體就業中的比重也出現了下降。 我們使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出口交貨值占工業銷售的比例近似估算該行業產品的出口比例， 進而推算其直接出口相關就業。 我們估算2015年出口相關的製造業就業達1800萬-2000萬人，
2. 貿易結構的演化
對美國和歐盟的出口均占中國總出口的20%左右
中國是全球輕工產品的主要出口國、並主要向發達國家出口， 中國主要的進口商品為大宗商品、設備和加工用零部件等。 中國約62%的出口銷往發達經濟體；美國和歐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也是中國最大的兩個出口市場。 把經香港轉口的出口包含在內， 歐美在中國總出口中占比均接近20%。 中國主要進口來源地是歐盟， 其後是東盟、韓國、日本、臺灣地區和美國。
加工貿易仍是對外貿易的重要部分， 不過占比已降至40%
加工貿易約占中國貿易總量的40%左右， 主要是進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用於組裝和出口。 加工貿易始於20世紀80年代早期， 當時中國設立了經濟特區， 雇傭低成本勞動力來生產用於出口的製造業產品。 之後隨著中國加入WTO並進一步融入全球供應鏈， 加工貿易的重要性也有所提升。 不過過去十年間， 隨著國內成本上升、中國提升價值鏈， 加工貿易在中國總出口中的比重已下降近20個百分點至40%左右。
對加工貿易按增加值方法進行調整後， 中國的出口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約為12%
要更準確地反映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貿易關係， 我們需要對加工貿易進行調整進而考察出口創造的增加值。
20世紀90年代以來， 中國的進口產品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 大宗商品和電子產品取代了機械成為最主要進口貨物
過去中國進口的主要是製造業產品（特別是機械）以及加工貿易零部件， 如今則主要轉變為大宗商品和加工貿易零部件。目前，初級產品占總進口的近30%；中國此前是石油、煤炭等大宗商品的淨出口國，20世紀 90年代中期之後逐漸轉為大多數大宗商品的主要淨進口國，而且進口規模不斷上升。此外，另一類主要進口產品是電子產品，這也印證了中國在全球電子產品供應鏈上的核心地位。機械產品曾是中國最主要的進口貨物，但隨著國內工業化的快速推進，其在總進口中的比重不斷下降。
3. 中國是否正在喪失出口競爭力？
中國在部分行業的市場份額下降，而越南、墨西哥等國在上升，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民幣實際匯率大幅升值、國內工資水準快速上漲
近年來，隨著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國內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中國在全球總出口中占比的上升勢頭趨於停滯。雖然中國在G3（美國、歐盟和日本）總出口市場的份額直到2016年中才開始小幅下降，但在服裝和電子產品等細分領域，中國的市場份額早已開始下降。相反，越南等國在服裝產品的市場份額不斷上升，墨西哥在在交通運輸設備和電子產品上的市場份額明顯提高。
人民幣實際匯率大幅升值和國內單位勞動力成本的快速增長是這種變化背後的重要因素。從2008年到2015年央行啟動匯改之間，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升值了32%，實際有效匯率（調整CPI通脹影響）增長36%，極大地削弱了中國的出口競爭力。即使此後有所貶值，我們估計目前人民幣匯率仍被小幅高估。除了匯率升值因素之外，近年來中國工資漲幅也超過了生產率。因此中國按美元計算的單位勞動力成本增速遠高於大多數發達經濟體以及韓國、墨西哥和菲律賓等重要競爭對手。
當然，中國仍然是全球市場裡毋庸置疑的生產大國和出口大國。中國出口的國內增加值占比也在不斷上升，作為印證，進出口加工貿易占整體貿易的比重都在不斷下降。雖然中國在G3市場喪失了部分勞動力密集產品的市場份額，但在機械產品等行業的市場份額卻在穩步上升。
4. 哪些國家受中國影響最大？
中國是臺灣地區、澳大利亞、韓國、智利、日本和馬來西亞的最大出口市場
中國是全球第二大進口國（如果將歐盟算作一個整體，則中國是第三大進口國），已深度融入一些需求旺盛消費品的全球供應鏈中。僅次於美國，中國是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第二大出口市場。具體來說，中國是臺灣地區、澳大利亞、韓國、智利、日本和馬來西亞等經濟體的最大出口市場。我們計算各經濟體對中國出口占其GDP的比重，以此考察中國需求對不同經濟體的重要性，發現相關經濟體的排序有所變化（剔除轉口貿易比重較高的香港）：臺灣地區仍排在首位，隨後是馬來西亞、韓國、越南和新加坡。
對中國的出口既可能用於中國內需，也可能通過中國出口滿足全球市場需求，或二者兼備
考慮到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上的重要地位，一個經濟體對中國的出口既可能用於中國內需，也可能通過中國出口用於全國市場需求，或二者兼備。主要大宗商品及機械產品出口國往往受中國內需影響最大，比如阿根廷、巴西、俄羅斯、澳大利亞和南非。另一方面，OECD的貿易增加值資料可以考察用於最終需求的中國進口中由某個經濟體創造的增加值，該資料不僅包含該國對中國的直接出口，也包含經由其他國家出口到中國、並最終用於中國內需的出口。在該口徑下，受中國內需影響較大的經濟體包含各種出口型經濟體。
受潛在中美貿易摩擦影響較大的經濟體包括香港、臺灣地區、馬來西亞、韓國和菲律賓
通過中國融入全球供應鏈程度較高的經濟體更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衝擊，因而也更容易受到中國與其他國家貿易摩擦的影響。從這方面考慮，臺灣地區、馬來西亞、韓國和菲律賓等區域性經濟體最容易受到衝擊。不過，來自中國的外部衝擊對香港影響最大，因為香港99%的商品出口都是轉口貿易出口，其中大部分要麼從中國轉口到其他市場、要麼從其他市場轉口到中國。
中國還可能通過影響大宗商品價格或參與市場競爭間接影響其他經濟體
中國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因此其他經濟體可能通過間接管道受到中國出口影響，如大宗商品價格、協力廠商市場競爭，或二者兼備。例如，即便某個大宗商品出口國受中國的直接影響有限，但中國的相關活動依然可能影響大宗商品價格、進而對該國產生深遠影響。
5. 中美貿易的“真實”情況如何？
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在美國貿易逆差中的比重已升至50%左右，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美國石油進口減少
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和貿易順差來源地。特朗普政府希望減少美國貿易逆差、特別是對中國的逆差，最近中美雙邊貿易再次成為市場熱點話題。在考慮中國經由香港轉口到美國的出口後，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占其總出口的比重近20%；此外，從美國的進口占中國總進口的8.5%左右。更引人注意的是，中國整體貨物貿易順差中的近一半來自於美國，而美國貨物貿易逆差中約47%來自中國。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在美國整體貿易逆差中的占比不斷上升，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美國石油進口減少。
如果對加工貿易按增加值調整後，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規模下降30-50%
按增加值口徑衡量，兩國貿易平衡的實際情況並沒有那麼極端。如前文所述，加工貿易占中國對外貿易的40%左右，這意味著考慮到中國從韓國、臺灣地區和日本等地進口大量零部件和中間產品（用於組裝並再次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區），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以及貿易順差）實際上包含了大量來自其他經濟體的增加值。雖然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規模很大，但中國對韓國、臺灣地區和德國的貿易逆差也很可觀。按用於對方最終需求的出口的國內增加值計算，2015年美國對中國的貨物及服務貿易逆差約為2290億美元，比其名義總貿易逆差3320億美元低31%左右。
中國對美國出口規模最大的是電子產品，但這類產品出口的國內增加值比重非常低
分行業看，中國對美國出口規模最大的類別是電子產品，包括手機、電腦等。2011年，三大電子行業（通信設備、辦公設備和電氣機械）約占美國從中國貨物進口的43%、美國對中國貨物貿易逆差的53%（2016年占比為51%）。中國出口的通信設備（主要為手機）和辦公設備（包括電腦等自動資料處理設備）占美國同類產品進口的市場份額都在50%以上。但這兩個行業的加工貿易成份非常高，美國從中國的進口總量與中國從中創造的增加值之間存在非常大的差距。
全球供應鏈一體化誇大了中國對貿易失衡的影響
按增加值口徑計算，2011年美國與中國在電子產品上的貿易逆差（美國對中國出口中的國內增加值，與中國對美國出口中的國內增加值之差）約為540億美元，相當於名義貿易逆差的35%。此外，如果我們更進一步衡量用於最終需求的增加值口徑貿易逆差（即用於最終需求的中國進口產品中由美國創造的增加值，與用於最終需求的美國進口產品中由中國創造的增加值之差），則增加值口徑貿易逆差占名義貿易逆差的比重低於20%。2016年美國對中國在電子產品上的貿易逆差為1770億美元，而我們估算用於最終需求的增加值口徑貿易逆差不到300億美元。這樣大的差距凸顯了在全球供應鏈一體化的背景下，中國在雙邊貿易失衡中的貢獻可能被誇大。
中國對美國出口的主要類別還包括玩具、服裝、傢俱、金屬產品、鞋類、汽車零件和家電。前10大產品類別占美國從中國進口總量的80%、美中貿易逆差的95%。在增加值占比較低的勞動密集型行業中，例如服裝、傢俱、鞋類、紡織品、電視和燈具等，中國占美國該類進口產品的市場份額都在40%以上。然而，這些產品合計占美國從中國進口的21%、美中貿易逆差的28%，遠低於電子產品的對應比重。
美國對中國的最主要出口類別包括農產品、飛機、陸路車輛和服務。過去十年中，中國從美國進口的車輛增長了8倍，但進口規模略高於100億美元、依然較低。此外，2016年中國乘用車銷量達2430萬輛，而美國品牌所占份額為12%左右，其中大多數都在中國製造。在服務貿易方面，旅遊服務在美國對中國服務出口中的占比最大，其次是智慧財產權、運輸和金融服務等。
6. 中美貿易摩擦可能會如何展開？
市場普遍預計中美貿易摩擦將增加，但貿易摩擦的形式將取決於美國政策的首要目標是減少赤字，還是增加就業
市場普遍預計中美貿易摩擦將增加。特朗普在競選時表示將致力於減少美國貿易逆差，並重談貿易協定、爭取對美有利條款，中國是其貿易政策的重點針對國家。到目前為止，新任特朗普政府已經正式簽署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的行政令，並計畫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但尚未將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也沒有啟動針對中國的重大貿易保護政策。不過，從美國政府經濟部門一些關鍵職務的提名和任命人選，以及最近G20會議公報在美國壓力下刪去有關貿易保護主義表述等方面來看，美國非常有可能出臺針對中國產品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
中美貿易摩擦如何展開，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取決於美國政策的首要目標是什麼。特朗普政府的主要目標包括在美國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製造業回流美國，以及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雖然這些目標相互關聯、存在重疊，但目標之間確實存在差異，可能需要不同的經濟和貿易政策組合。舉例來說，如果政策首要目標是擴大就業，那麼在自由貿易環境下著力拓展外國市場可能更為有效。另一方面，如果首要目標是減少貿易逆差，則關稅和貿易壁壘可能更有效，但這類政策或許對擴大就業幫助不大。此外，在美國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並不等同于創造更多的製造業就業機會。
美國可能對中國產品徵收統一關稅、推出邊境調節稅，或更激進地利用現有貿易法案並設置貿易壁壘
我們認為中美貿易摩擦的發展路徑可能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是美國指控中國為貨幣操縱國，並對中國出口產品徵收統一關稅。這是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強調的政策，但特朗普和美國財政部長在就任之後都對此保持沉默。第二種是美國推出邊境調節稅（BAT），以促進出口、抑制進口。第三種是大幅、激進地利用現有貿易法案和政策工具，迫使中國限制對美國的出口並增加從美國的進口，並進一步對美國公司和產品服務開放中國市場。鑒於邊境調節稅正在作為整體稅改的一部分而不是一項單獨的貿易政策加以討論，因此它可能結合第一種或第三種方式共同實施。
美國很難將中國認定為貨幣操縱國，而對中國出口產品徵收統一關稅會損害美國消費者利益、也無法降低貿易赤字
我們認為短期內中美貿易摩擦不會涉及匯率領域。目前中國並不符合美國財政部認定“貨幣操縱國”的現行標準。實際上，為減小人民幣貶值幅度，過去兩年中國已動用80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維穩匯率，同時也著力擴大內需、增加進口。另一方面，對中國產品徵收高額統一關稅可能會損害美國消費者或經濟，也並非實現目標的最優政策。該舉措可能會促使美國增加其他國家的產品進口，因此無法明顯減少美國貿易赤字。此外，將中國定義為貨幣操縱國並徵收統一高額關稅可能引發人民幣大幅貶值。因此，儘管我們預計美國會繼續對中國施壓、阻止人民幣貶值，我們認為採取匯率政策這一路徑的可能性很低。
邊境調節稅會對進口徵稅、對出口補貼，但至少在2017年不太可能推行
至少在2017年，推出邊境調節稅的可能性非常低。邊境調節稅是共和黨稅制改革方案的一部分，可以為政府增加稅收、從而有助於推進其他減稅政策。簡單來說，邊境調節稅實際上是對進口徵稅、同時對出口補貼，稅率可能與企業所得稅稅率一致。鑒於美國國內企業對邊境調節稅的分歧較大、稅改方案也仍在討論中，美國稅改和邊境調節稅的最終方案和實施規模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我們認為，邊境調節稅不太可能很快實施、至少不會以現有形式實施，而且至少不會在2017年內落地。
無論是對中國產品徵收統一關稅還是推行邊境調節稅，中國的應對措施可能都會包括謹慎引導人民幣進一步貶值
無論是哪種情況，中國的應對措施中都有可能包括匯率政策。在貿易政策方面，中國對美國徵收統一關稅和推行邊境調節稅的反應可能有所不同。對於前者，中國可能針對美國某些產品和服務採取報復性措施，同時引導部分對美出口借道其他經濟體，以規避針對中國產品的關稅。但如果是後者，則兩種措施的可能性都不太大。無論哪種情況，中國都可能設法提高對其他市場的出口，推進各類區域性貿易協定，加大出口退稅力度，並通過宏觀政策支持提振內需。中國還可能引導人民幣進一步貶值，以部分抵消上述貿易政策的負面拖累。然而，如果人民幣匯率大幅貶值，這可能會惡化國內市場預期並加大人民幣對其他貨幣的匯率波動，因此我們認為中國在使用匯率工具時會很小心。如果美國推出邊境調節稅，人民幣的走勢則將取決於美元走勢。如果美元升值幅度超過了4%-5%的預測值，我們認為人民幣就可能出現更大幅度的貶值，但可能不會和美元波動完全成正比。
美國可能大幅且激進地利用現有的貿易法案限制中國產品對美出口，並要求中國增加自美進口、放鬆市場准入
我們認為中美貿易摩擦最可能的情形是美國增加對某些產品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包括可能更大幅且激進地利用現有的貿易法案限制中國產品對美出口。被提名出任美國貿易代表的Lighthizer在2010年所作聽證報告和最新的美國貿易政策報告都顯示，美國政府選擇這種方式的可能性較大。我們預計美國會更多地指責中國使用不公平的補貼政策和其他措施，並可能會針對中國出口在WTO框架內外均提起更多訴訟。這可能包括大幅使用保障措施（Safeguard clause）及貿易法301條款，為中國出口設置更多障礙、啟動更多貿易調查、對中國出口產品實行更高的反傾銷和反補貼關稅，並通過其他調節手段來減少對中國的貿易逆差。
中國可能會增加進口美國的農產品和智慧財產權等產品及服務，並進一步放開國內金融和服務業市場
作為回應，中國可以增加從美國的進口。無論是作為避免美國採用更激進手段的預防措施，還是作為雙邊貿易協定的一部分，中國都可能會購買更多美國產品和服務，特別是農產品、生物科技產品、交通運輸設備、IT產品和智慧財產權。此外，中國還可能進一步放寬對美國企業在金融服務、智慧財產權服務和旅遊業市場的准入標準。中國可能再次敦促美國放寬高科技產品的出口限制，還有可能減少某些產品對美國的出口並增加在美國的投資。
7. 中美貿易摩擦可能有哪些影響？
如果美國對中國出口產品徵收15%的統一關稅，可能直接拖累中國GDP增速放緩0.5個百分點，不過中國可能會加碼政策支持
雖然可能性較低，但如果美國對中國出口產品徵收15%的統一關稅，我們估算這將直接拖累中國GDP增速放緩0.5個百分點。徵收15%的統一關稅相當於中國出口產品價格上升了15%，這將導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量出現類似幅度的下滑，具體跌幅將取決於是否有其他國家產品可以代替中國產品。中國實際出口量增速可能因此下降約3個百分點，我們估算這將直接拖累中國GDP增速放緩0.5個百分點。出口行業以及與出口供應鏈關係密切的企業會直接受到衝擊。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可能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以抵消出口惡化，對美國進口產品採取反制性措施，並有可能引導人民幣進一步貶值。雖然人民幣貶值步伐可能加快，但考慮到大幅貶值可能惡化市場預期，這可能不會是率先動用亦非最重要的手段。
邊境調節稅對中國的影響可能至少和全面提高關稅一樣嚴重，包括通過拖累全球經濟增長這一管道
如果實行邊境調節稅，其對中國的影響可能至少和對中國出口產品徵收統一關稅一樣嚴重。實行邊境調節稅相當於美國對所有進口產品都提高進口關稅，這會削減美國的進口需求，包括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同時，美國產品可能會因價格競爭力相對提升而增加全球市場份額。雖然相比於只對中國產品徵收統一關稅的情況，中國產品面臨的替代效應較小，但鑒於邊境調節稅會拖累全球經濟增長，中國對世界其他經濟體的出口會不可避免的受到牽連。美國淨進口行業/公司以及在美國銷售產品的國際企業會受到不利影響，而美國淨出口公司可能受益。瑞銀估算推出邊境稅可能會推動美元匯率升值4%-5%。
從政治和其他因素考慮，美國貿易政策可能針對的行業包括：汽車零部件、家電、傢俱等
基於上文所述的中美貿易結構，我們可以推測出哪些行業可能成為美國貿易政策的針對目標。如果要有效降低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電子產品行業似乎是最顯而易見的選擇。然而，電子產品供應鏈很長、來自中國的增加值較低，政策效果將較為有限。考慮到較為明顯的政治及其他因素，我們認為美國貿易政策可能針對的行業包括汽車零部件、家電、傢俱等。近年來，美國已對中國的鋼鐵和輪胎徵收了高額的反傾銷或反補貼稅，中國對美國鋼鐵出口額已明顯下跌至17億美元左右。
宏觀影響有限，但對部分行業的影響較為嚴重
不同行業受到的影響可能有所不同。美國可能對部分中國出口產品徵收反傾銷和反補貼稅，顯然這些行業因此受到的不利影響會高於其他行業。如前文所述，受影響較大的行業包括汽車零部件、家電、傢俱、電子產品等。由此產生的宏觀影響則可能不那麼明顯或明確，但應包括中國貿易順差有所降低，部分企業轉移生產基地、增加對外投資等。
預計受中美貿易戰影響最大的經濟體包括香港、臺灣地區、韓國和馬來西亞。越南等經濟體則可能擴大在美市場份額
對其他經濟體的影響：無論是對中國產品徵收統一關稅還是推出邊境調節稅，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最大的應是那些對華出口主要最終用於美國等發達國家消費的經濟體。舉例來說，臺灣地區70%以上的對大陸出口、馬來西亞60%以上的對中國出口、韓國和菲律賓55%以上的對中國出口都不是用於中國內需、而是用於中國出口。在提高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情況下（可能性較高），臺灣地區、韓國等經濟體所受衝擊可能較小。當然，中國相關的貿易規模縮減會直接衝擊香港。中國的競爭對手可能會增加美國市場份額，從而受益於中美貿易摩擦或至少會降低不利影響。這可能包括越南等東盟國家、孟加拉和墨西哥（當然墨西哥也存在與美國的貿易摩擦問題）。
同時應注意中美貿易摩擦還可能產生間接影響。如果中國對美出口受限，中國就可能在其他市場加強競爭。雖然中國的競爭對手在美國的市場份額可能擴大，但它們可能在其他市場面臨更激烈的競爭、包括它們的本土市場。
2017-2018年展望：
我們的基準預測是今年中國進出口都有所反彈，明年有所放緩
我們的基準預測是今年中國出口復蘇。我們認為中美之間出現重大的貿易摩擦可能要至少推遲到2017年底或2018年，而且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是美國針對某些產品提高貿易壁壘，而不是對中國產品徵收統一關稅或推出邊境調節稅。因此，我們預計今年隨著全球和美國經濟增長回暖，中國實際出口量將有所復蘇。我們預計以美元計的名義出口額將從2016年的下跌7.2%轉為增長4.5%。隨著內需好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進口也應有所反彈。我們預計貿易順差占GDP的比重將從2016年的4.3%降至2017年的3.6%，經常帳戶順差占GDP的比重將從1.9%降至1.1%。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加劇可能會抑制出口增長，而國內地產調整可能拉低整體投資需求和大宗商品價格從而拖累進口增長。
如果經濟增長強於預期、貿易摩擦溫和可控，出口增速可能超預期
我們的基準情景預期面臨上行和下行風險，兩者基本均衡。上行風險方面，如果全球經濟增長強於預期（美國財政刺激規模超過預期，或者歐洲增長強於預期且未爆發重大政治風險），或中美貿易摩擦溫和可控，那麼中國出口增長可能強於預期。我們估算全球經濟增長（除中國外）提高1個百分點，可能會帶動中國出口增速加快1.5個百分點。在這種情況下，淨出口對經濟增長拉動有所加大。如果美元沒有出現明顯升值，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可能強於預期。
下行情景下，實際出口增速可能較基準情形下滑3-4個百分點，人民幣匯率進一步貶值
如果全球增長低於預期或貿易保護主義嚴重，出口增速可能慢於預期。如果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下半年開始增加對中國的貿易壁壘（如徵收15%的統一關稅或10%的邊境調節稅），我們預計今年中國實際出口增速可能較基準情形下降1.5個百分點，明年下降3-4個百分點。出口需求惡化會抑制加工貿易進口，但一般貿易進口可能受益於政府加碼政策支持以抵消外部衝擊。在下行情形下，中國貿易順差將有所降低，人民幣匯率面臨更大的下行風險，2017年底可能貶至7.3-7.4，2018年底貶至7.5-7.6。■
作者為瑞銀集團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如今則主要轉變為大宗商品和加工貿易零部件。目前，初級產品占總進口的近30%；中國此前是石油、煤炭等大宗商品的淨出口國，20世紀 90年代中期之後逐漸轉為大多數大宗商品的主要淨進口國，而且進口規模不斷上升。此外，另一類主要進口產品是電子產品，這也印證了中國在全球電子產品供應鏈上的核心地位。機械產品曾是中國最主要的進口貨物，但隨著國內工業化的快速推進，其在總進口中的比重不斷下降。3. 中國是否正在喪失出口競爭力？
中國在部分行業的市場份額下降，而越南、墨西哥等國在上升，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民幣實際匯率大幅升值、國內工資水準快速上漲
近年來，隨著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國內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中國在全球總出口中占比的上升勢頭趨於停滯。雖然中國在G3（美國、歐盟和日本）總出口市場的份額直到2016年中才開始小幅下降，但在服裝和電子產品等細分領域，中國的市場份額早已開始下降。相反，越南等國在服裝產品的市場份額不斷上升，墨西哥在在交通運輸設備和電子產品上的市場份額明顯提高。
人民幣實際匯率大幅升值和國內單位勞動力成本的快速增長是這種變化背後的重要因素。從2008年到2015年央行啟動匯改之間，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升值了32%，實際有效匯率（調整CPI通脹影響）增長36%，極大地削弱了中國的出口競爭力。即使此後有所貶值，我們估計目前人民幣匯率仍被小幅高估。除了匯率升值因素之外，近年來中國工資漲幅也超過了生產率。因此中國按美元計算的單位勞動力成本增速遠高於大多數發達經濟體以及韓國、墨西哥和菲律賓等重要競爭對手。
當然，中國仍然是全球市場裡毋庸置疑的生產大國和出口大國。中國出口的國內增加值占比也在不斷上升，作為印證，進出口加工貿易占整體貿易的比重都在不斷下降。雖然中國在G3市場喪失了部分勞動力密集產品的市場份額，但在機械產品等行業的市場份額卻在穩步上升。
4. 哪些國家受中國影響最大？
中國是臺灣地區、澳大利亞、韓國、智利、日本和馬來西亞的最大出口市場
中國是全球第二大進口國（如果將歐盟算作一個整體，則中國是第三大進口國），已深度融入一些需求旺盛消費品的全球供應鏈中。僅次於美國，中國是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第二大出口市場。具體來說，中國是臺灣地區、澳大利亞、韓國、智利、日本和馬來西亞等經濟體的最大出口市場。我們計算各經濟體對中國出口占其GDP的比重，以此考察中國需求對不同經濟體的重要性，發現相關經濟體的排序有所變化（剔除轉口貿易比重較高的香港）：臺灣地區仍排在首位，隨後是馬來西亞、韓國、越南和新加坡。
對中國的出口既可能用於中國內需，也可能通過中國出口滿足全球市場需求，或二者兼備
考慮到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上的重要地位，一個經濟體對中國的出口既可能用於中國內需，也可能通過中國出口用於全國市場需求，或二者兼備。主要大宗商品及機械產品出口國往往受中國內需影響最大，比如阿根廷、巴西、俄羅斯、澳大利亞和南非。另一方面，OECD的貿易增加值資料可以考察用於最終需求的中國進口中由某個經濟體創造的增加值，該資料不僅包含該國對中國的直接出口，也包含經由其他國家出口到中國、並最終用於中國內需的出口。在該口徑下，受中國內需影響較大的經濟體包含各種出口型經濟體。
受潛在中美貿易摩擦影響較大的經濟體包括香港、臺灣地區、馬來西亞、韓國和菲律賓
通過中國融入全球供應鏈程度較高的經濟體更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衝擊，因而也更容易受到中國與其他國家貿易摩擦的影響。從這方面考慮，臺灣地區、馬來西亞、韓國和菲律賓等區域性經濟體最容易受到衝擊。不過，來自中國的外部衝擊對香港影響最大，因為香港99%的商品出口都是轉口貿易出口，其中大部分要麼從中國轉口到其他市場、要麼從其他市場轉口到中國。
中國還可能通過影響大宗商品價格或參與市場競爭間接影響其他經濟體
中國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因此其他經濟體可能通過間接管道受到中國出口影響，如大宗商品價格、協力廠商市場競爭，或二者兼備。例如，即便某個大宗商品出口國受中國的直接影響有限，但中國的相關活動依然可能影響大宗商品價格、進而對該國產生深遠影響。
5. 中美貿易的“真實”情況如何？
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在美國貿易逆差中的比重已升至50%左右，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美國石油進口減少
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和貿易順差來源地。特朗普政府希望減少美國貿易逆差、特別是對中國的逆差，最近中美雙邊貿易再次成為市場熱點話題。在考慮中國經由香港轉口到美國的出口後，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占其總出口的比重近20%；此外，從美國的進口占中國總進口的8.5%左右。更引人注意的是，中國整體貨物貿易順差中的近一半來自於美國，而美國貨物貿易逆差中約47%來自中國。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在美國整體貿易逆差中的占比不斷上升，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美國石油進口減少。
如果對加工貿易按增加值調整後，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規模下降30-50%
按增加值口徑衡量，兩國貿易平衡的實際情況並沒有那麼極端。如前文所述，加工貿易占中國對外貿易的40%左右，這意味著考慮到中國從韓國、臺灣地區和日本等地進口大量零部件和中間產品（用於組裝並再次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區），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以及貿易順差）實際上包含了大量來自其他經濟體的增加值。雖然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規模很大，但中國對韓國、臺灣地區和德國的貿易逆差也很可觀。按用於對方最終需求的出口的國內增加值計算，2015年美國對中國的貨物及服務貿易逆差約為2290億美元，比其名義總貿易逆差3320億美元低31%左右。
中國對美國出口規模最大的是電子產品，但這類產品出口的國內增加值比重非常低
分行業看，中國對美國出口規模最大的類別是電子產品，包括手機、電腦等。2011年，三大電子行業（通信設備、辦公設備和電氣機械）約占美國從中國貨物進口的43%、美國對中國貨物貿易逆差的53%（2016年占比為51%）。中國出口的通信設備（主要為手機）和辦公設備（包括電腦等自動資料處理設備）占美國同類產品進口的市場份額都在50%以上。但這兩個行業的加工貿易成份非常高，美國從中國的進口總量與中國從中創造的增加值之間存在非常大的差距。
全球供應鏈一體化誇大了中國對貿易失衡的影響
按增加值口徑計算，2011年美國與中國在電子產品上的貿易逆差（美國對中國出口中的國內增加值，與中國對美國出口中的國內增加值之差）約為540億美元，相當於名義貿易逆差的35%。此外，如果我們更進一步衡量用於最終需求的增加值口徑貿易逆差（即用於最終需求的中國進口產品中由美國創造的增加值，與用於最終需求的美國進口產品中由中國創造的增加值之差），則增加值口徑貿易逆差占名義貿易逆差的比重低於20%。2016年美國對中國在電子產品上的貿易逆差為1770億美元，而我們估算用於最終需求的增加值口徑貿易逆差不到300億美元。這樣大的差距凸顯了在全球供應鏈一體化的背景下，中國在雙邊貿易失衡中的貢獻可能被誇大。
中國對美國出口的主要類別還包括玩具、服裝、傢俱、金屬產品、鞋類、汽車零件和家電。前10大產品類別占美國從中國進口總量的80%、美中貿易逆差的95%。在增加值占比較低的勞動密集型行業中，例如服裝、傢俱、鞋類、紡織品、電視和燈具等，中國占美國該類進口產品的市場份額都在40%以上。然而，這些產品合計占美國從中國進口的21%、美中貿易逆差的28%，遠低於電子產品的對應比重。
美國對中國的最主要出口類別包括農產品、飛機、陸路車輛和服務。過去十年中，中國從美國進口的車輛增長了8倍，但進口規模略高於100億美元、依然較低。此外，2016年中國乘用車銷量達2430萬輛，而美國品牌所占份額為12%左右，其中大多數都在中國製造。在服務貿易方面，旅遊服務在美國對中國服務出口中的占比最大，其次是智慧財產權、運輸和金融服務等。
6. 中美貿易摩擦可能會如何展開？
市場普遍預計中美貿易摩擦將增加，但貿易摩擦的形式將取決於美國政策的首要目標是減少赤字，還是增加就業
市場普遍預計中美貿易摩擦將增加。特朗普在競選時表示將致力於減少美國貿易逆差，並重談貿易協定、爭取對美有利條款，中國是其貿易政策的重點針對國家。到目前為止，新任特朗普政府已經正式簽署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的行政令，並計畫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但尚未將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也沒有啟動針對中國的重大貿易保護政策。不過，從美國政府經濟部門一些關鍵職務的提名和任命人選，以及最近G20會議公報在美國壓力下刪去有關貿易保護主義表述等方面來看，美國非常有可能出臺針對中國產品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
中美貿易摩擦如何展開，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取決於美國政策的首要目標是什麼。特朗普政府的主要目標包括在美國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製造業回流美國，以及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雖然這些目標相互關聯、存在重疊，但目標之間確實存在差異，可能需要不同的經濟和貿易政策組合。舉例來說，如果政策首要目標是擴大就業，那麼在自由貿易環境下著力拓展外國市場可能更為有效。另一方面，如果首要目標是減少貿易逆差，則關稅和貿易壁壘可能更有效，但這類政策或許對擴大就業幫助不大。此外，在美國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並不等同于創造更多的製造業就業機會。
美國可能對中國產品徵收統一關稅、推出邊境調節稅，或更激進地利用現有貿易法案並設置貿易壁壘
我們認為中美貿易摩擦的發展路徑可能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是美國指控中國為貨幣操縱國，並對中國出口產品徵收統一關稅。這是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強調的政策，但特朗普和美國財政部長在就任之後都對此保持沉默。第二種是美國推出邊境調節稅（BAT），以促進出口、抑制進口。第三種是大幅、激進地利用現有貿易法案和政策工具，迫使中國限制對美國的出口並增加從美國的進口，並進一步對美國公司和產品服務開放中國市場。鑒於邊境調節稅正在作為整體稅改的一部分而不是一項單獨的貿易政策加以討論，因此它可能結合第一種或第三種方式共同實施。
美國很難將中國認定為貨幣操縱國，而對中國出口產品徵收統一關稅會損害美國消費者利益、也無法降低貿易赤字
我們認為短期內中美貿易摩擦不會涉及匯率領域。目前中國並不符合美國財政部認定“貨幣操縱國”的現行標準。實際上，為減小人民幣貶值幅度，過去兩年中國已動用80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維穩匯率，同時也著力擴大內需、增加進口。另一方面，對中國產品徵收高額統一關稅可能會損害美國消費者或經濟，也並非實現目標的最優政策。該舉措可能會促使美國增加其他國家的產品進口，因此無法明顯減少美國貿易赤字。此外，將中國定義為貨幣操縱國並徵收統一高額關稅可能引發人民幣大幅貶值。因此，儘管我們預計美國會繼續對中國施壓、阻止人民幣貶值，我們認為採取匯率政策這一路徑的可能性很低。
邊境調節稅會對進口徵稅、對出口補貼，但至少在2017年不太可能推行
至少在2017年，推出邊境調節稅的可能性非常低。邊境調節稅是共和黨稅制改革方案的一部分，可以為政府增加稅收、從而有助於推進其他減稅政策。簡單來說，邊境調節稅實際上是對進口徵稅、同時對出口補貼，稅率可能與企業所得稅稅率一致。鑒於美國國內企業對邊境調節稅的分歧較大、稅改方案也仍在討論中，美國稅改和邊境調節稅的最終方案和實施規模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我們認為，邊境調節稅不太可能很快實施、至少不會以現有形式實施，而且至少不會在2017年內落地。
無論是對中國產品徵收統一關稅還是推行邊境調節稅，中國的應對措施可能都會包括謹慎引導人民幣進一步貶值
無論是哪種情況，中國的應對措施中都有可能包括匯率政策。在貿易政策方面，中國對美國徵收統一關稅和推行邊境調節稅的反應可能有所不同。對於前者，中國可能針對美國某些產品和服務採取報復性措施，同時引導部分對美出口借道其他經濟體，以規避針對中國產品的關稅。但如果是後者，則兩種措施的可能性都不太大。無論哪種情況，中國都可能設法提高對其他市場的出口，推進各類區域性貿易協定，加大出口退稅力度，並通過宏觀政策支持提振內需。中國還可能引導人民幣進一步貶值，以部分抵消上述貿易政策的負面拖累。然而，如果人民幣匯率大幅貶值，這可能會惡化國內市場預期並加大人民幣對其他貨幣的匯率波動，因此我們認為中國在使用匯率工具時會很小心。如果美國推出邊境調節稅，人民幣的走勢則將取決於美元走勢。如果美元升值幅度超過了4%-5%的預測值，我們認為人民幣就可能出現更大幅度的貶值，但可能不會和美元波動完全成正比。
美國可能大幅且激進地利用現有的貿易法案限制中國產品對美出口，並要求中國增加自美進口、放鬆市場准入
我們認為中美貿易摩擦最可能的情形是美國增加對某些產品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包括可能更大幅且激進地利用現有的貿易法案限制中國產品對美出口。被提名出任美國貿易代表的Lighthizer在2010年所作聽證報告和最新的美國貿易政策報告都顯示，美國政府選擇這種方式的可能性較大。我們預計美國會更多地指責中國使用不公平的補貼政策和其他措施，並可能會針對中國出口在WTO框架內外均提起更多訴訟。這可能包括大幅使用保障措施（Safeguard clause）及貿易法301條款，為中國出口設置更多障礙、啟動更多貿易調查、對中國出口產品實行更高的反傾銷和反補貼關稅，並通過其他調節手段來減少對中國的貿易逆差。
中國可能會增加進口美國的農產品和智慧財產權等產品及服務，並進一步放開國內金融和服務業市場
作為回應，中國可以增加從美國的進口。無論是作為避免美國採用更激進手段的預防措施，還是作為雙邊貿易協定的一部分，中國都可能會購買更多美國產品和服務，特別是農產品、生物科技產品、交通運輸設備、IT產品和智慧財產權。此外，中國還可能進一步放寬對美國企業在金融服務、智慧財產權服務和旅遊業市場的准入標準。中國可能再次敦促美國放寬高科技產品的出口限制，還有可能減少某些產品對美國的出口並增加在美國的投資。
7. 中美貿易摩擦可能有哪些影響？
如果美國對中國出口產品徵收15%的統一關稅，可能直接拖累中國GDP增速放緩0.5個百分點，不過中國可能會加碼政策支持
雖然可能性較低，但如果美國對中國出口產品徵收15%的統一關稅，我們估算這將直接拖累中國GDP增速放緩0.5個百分點。徵收15%的統一關稅相當於中國出口產品價格上升了15%，這將導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量出現類似幅度的下滑，具體跌幅將取決於是否有其他國家產品可以代替中國產品。中國實際出口量增速可能因此下降約3個百分點，我們估算這將直接拖累中國GDP增速放緩0.5個百分點。出口行業以及與出口供應鏈關係密切的企業會直接受到衝擊。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可能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以抵消出口惡化，對美國進口產品採取反制性措施，並有可能引導人民幣進一步貶值。雖然人民幣貶值步伐可能加快，但考慮到大幅貶值可能惡化市場預期，這可能不會是率先動用亦非最重要的手段。
邊境調節稅對中國的影響可能至少和全面提高關稅一樣嚴重，包括通過拖累全球經濟增長這一管道
如果實行邊境調節稅，其對中國的影響可能至少和對中國出口產品徵收統一關稅一樣嚴重。實行邊境調節稅相當於美國對所有進口產品都提高進口關稅，這會削減美國的進口需求，包括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同時，美國產品可能會因價格競爭力相對提升而增加全球市場份額。雖然相比於只對中國產品徵收統一關稅的情況，中國產品面臨的替代效應較小，但鑒於邊境調節稅會拖累全球經濟增長，中國對世界其他經濟體的出口會不可避免的受到牽連。美國淨進口行業/公司以及在美國銷售產品的國際企業會受到不利影響，而美國淨出口公司可能受益。瑞銀估算推出邊境稅可能會推動美元匯率升值4%-5%。
從政治和其他因素考慮，美國貿易政策可能針對的行業包括：汽車零部件、家電、傢俱等
基於上文所述的中美貿易結構，我們可以推測出哪些行業可能成為美國貿易政策的針對目標。如果要有效降低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電子產品行業似乎是最顯而易見的選擇。然而，電子產品供應鏈很長、來自中國的增加值較低，政策效果將較為有限。考慮到較為明顯的政治及其他因素，我們認為美國貿易政策可能針對的行業包括汽車零部件、家電、傢俱等。近年來，美國已對中國的鋼鐵和輪胎徵收了高額的反傾銷或反補貼稅，中國對美國鋼鐵出口額已明顯下跌至17億美元左右。
宏觀影響有限，但對部分行業的影響較為嚴重
不同行業受到的影響可能有所不同。美國可能對部分中國出口產品徵收反傾銷和反補貼稅，顯然這些行業因此受到的不利影響會高於其他行業。如前文所述，受影響較大的行業包括汽車零部件、家電、傢俱、電子產品等。由此產生的宏觀影響則可能不那麼明顯或明確，但應包括中國貿易順差有所降低，部分企業轉移生產基地、增加對外投資等。
預計受中美貿易戰影響最大的經濟體包括香港、臺灣地區、韓國和馬來西亞。越南等經濟體則可能擴大在美市場份額
對其他經濟體的影響：無論是對中國產品徵收統一關稅還是推出邊境調節稅，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最大的應是那些對華出口主要最終用於美國等發達國家消費的經濟體。舉例來說，臺灣地區70%以上的對大陸出口、馬來西亞60%以上的對中國出口、韓國和菲律賓55%以上的對中國出口都不是用於中國內需、而是用於中國出口。在提高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情況下（可能性較高），臺灣地區、韓國等經濟體所受衝擊可能較小。當然，中國相關的貿易規模縮減會直接衝擊香港。中國的競爭對手可能會增加美國市場份額，從而受益於中美貿易摩擦或至少會降低不利影響。這可能包括越南等東盟國家、孟加拉和墨西哥（當然墨西哥也存在與美國的貿易摩擦問題）。
同時應注意中美貿易摩擦還可能產生間接影響。如果中國對美出口受限，中國就可能在其他市場加強競爭。雖然中國的競爭對手在美國的市場份額可能擴大，但它們可能在其他市場面臨更激烈的競爭、包括它們的本土市場。
2017-2018年展望：
我們的基準預測是今年中國進出口都有所反彈，明年有所放緩
我們的基準預測是今年中國出口復蘇。我們認為中美之間出現重大的貿易摩擦可能要至少推遲到2017年底或2018年，而且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是美國針對某些產品提高貿易壁壘，而不是對中國產品徵收統一關稅或推出邊境調節稅。因此，我們預計今年隨著全球和美國經濟增長回暖，中國實際出口量將有所復蘇。我們預計以美元計的名義出口額將從2016年的下跌7.2%轉為增長4.5%。隨著內需好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進口也應有所反彈。我們預計貿易順差占GDP的比重將從2016年的4.3%降至2017年的3.6%，經常帳戶順差占GDP的比重將從1.9%降至1.1%。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加劇可能會抑制出口增長，而國內地產調整可能拉低整體投資需求和大宗商品價格從而拖累進口增長。
如果經濟增長強於預期、貿易摩擦溫和可控，出口增速可能超預期
我們的基準情景預期面臨上行和下行風險，兩者基本均衡。上行風險方面，如果全球經濟增長強於預期（美國財政刺激規模超過預期，或者歐洲增長強於預期且未爆發重大政治風險），或中美貿易摩擦溫和可控，那麼中國出口增長可能強於預期。我們估算全球經濟增長（除中國外）提高1個百分點，可能會帶動中國出口增速加快1.5個百分點。在這種情況下，淨出口對經濟增長拉動有所加大。如果美元沒有出現明顯升值，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可能強於預期。
下行情景下，實際出口增速可能較基準情形下滑3-4個百分點，人民幣匯率進一步貶值
如果全球增長低於預期或貿易保護主義嚴重，出口增速可能慢於預期。如果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下半年開始增加對中國的貿易壁壘（如徵收15%的統一關稅或10%的邊境調節稅），我們預計今年中國實際出口增速可能較基準情形下降1.5個百分點，明年下降3-4個百分點。出口需求惡化會抑制加工貿易進口，但一般貿易進口可能受益於政府加碼政策支持以抵消外部衝擊。在下行情形下，中國貿易順差將有所降低，人民幣匯率面臨更大的下行風險，2017年底可能貶至7.3-7.4，2018年底貶至7.5-7.6。■
作者為瑞銀集團中國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