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四世紀初， 西晉上有宗王內戰， 下有災民流移， 當此多事之秋， 被稱作“五胡”的內遷非漢民族相繼建政， 或盤踞一方， 或攻入中原。 晉朝政府迅速喪失對黃河流域的控制， 懷、湣二帝慘遭俘虜和殺害。 318年， 坐鎮建康（今江蘇南京）的琅邪王司馬睿， 在南遷士民和江東大族的聯合擁戴下登上帝位， 建立東晉。 打回老家去， 是東晉王朝的頭號目標， 是它政權合法性的第一來源， 故其首要之敵， 是在北方次第立國的前趙（329年亡）、後趙（351年亡）、前燕（370年亡）、前秦（394年亡）、後秦（417年亡）、後燕（409年亡）、南燕（410年亡）等胡族政權。 上述各國的國運都不怎麼樣，
淝水之戰前秦潰敗， 短暫臣服苻堅的他族首領乘勢獨立。 386年， 鮮卑貴族拓跋珪在草原複國， 十餘年間， 敗後燕、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稱皇帝， 將疆域展至黃河北岸。 與之相繼踵， 東晉方面， 將軍劉裕開啟“氣吞萬里如虎”的北伐大業， 先後消滅南燕、後秦， 據有青齊， 頓兵關洛， 與拓跋氏的北魏（內部長期沿用代國舊稱）隔河相望。 420年， 劉裕代晉建宋， 爾後， 南方禪代傳國的宋、齊、梁、陳， 與北魏及其繼承者東西魏、北齊北周、隋朝之間有戰有和， 直至589年歸於一統：這南北對峙的一百七十年， 史家習稱為南北朝時代。
十二至十三世紀的中國， 也呈現過長達一百五十年的南北對峙局面， 南為南宋， 北為金、元（蒙古）。 南宋的文人士大夫， 常以東晉南朝自況， 吊古傷今。 然而， 這兩個時代終歸很不一樣。 南宋與金朝之間， 先後凡三次簽訂有效的停戰協定， 最長維持四十一年（隆興和議）的和平， 乃至再度開戰時， 自幼不識干戈的邊境吏民， 對上回戰爭留下的守城兵器“謾知所措”（王致遠《開禧德安守城錄》）。 如此漫長的休戰， 在五至六世紀根本無法想像。
中國地勢圖（局部）
第一階段：從黃河到淮河（420年-469年）
高山大川是自然的地理界線， 南北朝疆界的形成， 也不離於山川險阻。
劉宋建國之初， 西段以秦嶺、伏牛山為界， 秦嶺南緣的漢中盆地為梁州（治漢中）， 伏牛山南緣的南陽盆地設雍州（治襄陽）；東段以黃河為界， 守洛陽城、虎牢關（今河南滎陽西北）、滑台戍（今河南滑縣東）， 碻磝津（今山東茌平西南）， 立司州於虎牢， 兗州於滑台。 最東邊， 是平定南燕後拿下的山東丘陵， 以東陽（今山東青州）、曆城（今山東濟南）為重鎮， 青州刺史領之。
東晉末年， 劉裕攻打後秦， 途中收復洛陽， 把疆土拓展到了黃河岸邊。 當時， 劉裕曾想過把朝廷從建康（今江蘇南京）遷回洛陽， 但被參謀長官王仲德以“暴師日久， 士有歸心”為由勸阻。 不久， 為劉裕留守建康的劉穆之突然病死， 擔心朝局有變的他急忙趕回；部署在長安（今陝西西安）的諸將卻起了內訌， 被赫連勃勃所乘， 大軍倉促退出關中， 部分留守河南。 至此， 劉裕的第二次北伐宣告結束。
此前， 劉裕部隊沿黃河西進時， 因借道北岸， 和魏人起過摩擦。 斷斷續續的戰鬥， 雙方各有勝負， 期間劉裕用戰車配合步兵， 布下著名的“卻月陣”， 大敗來犯的鮮卑騎兵，
《宋略》一書， 是在沈約《宋書》基礎上刪改而來， 但《宋書》並未記載劉裕這一計畫， 故此僅為裴氏的一家之言， 孤證不立。 事實上， 晉末宋初的內外形勢， 不容南軍再有大舉出擊的可能：其前線將士已然疲殆， 後方的三吳、嶺南多處， 又因水災和動亂而敝敗不堪， 後勤實難為繼。 於是， 劉宋方面只能採取“通好北虜”的策略， 借北魏牽制赫連， 以圖河南無事。 “河南安則濟、泗靜”（《宋書》鄭鮮之語）， 說到底， 宋人是把經營重點放在濟水、泗水流域， 而以河南作為最週邊的緩衝區，根本談不上攻略河北。就在去世當年（422年），劉裕還下詔以淮河為界，把豫州一剖為二，分開管理，意味著平時不再用淮南的人力財力去供養淮北的鎮戍，他虛外實內的用意，是非常明顯的。
劉宋在黃河沿線的有限駐軍，既要應對河南的東晉殘餘勢力（司馬楚之等），又要防備河北的魏國軍隊，處境很不樂觀，用何承天《安邊論》的話講：“雖綿河作守，而兵孤援闊”。劉裕在世時，鮮卑尚不敢南侵，他甫一崩殂，魏明元帝拓跋嗣立即發兵渡河攻宋，將南岸的要塞占為己有。當時，跟劉宋一樣，北魏也無力在河南建立深入統治，僅在虎牢等處留兵駐守，“餘眾悉北歸”（《宋書·索虜傳》），郡縣則委之降附的土人，利用他們繼續牽制劉宋。
就實際而言，河南之于宋、魏雙方，都只是前敵緩衝帶，有兩句話最能反映劉宋的態度。元嘉七年（430年），宋文帝劉義隆意圖恢復河南，他對內詔曰：“今民和年豐，方隅無事，宜時經理，以固疆埸。”疆埸者，邊境是也。對外，宋國使者向魏太武帝拓跋燾宣稱：“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兩方面的說辭都表明，南朝出兵不過是要鞏固邊界，非關一統天下之大計。
劉宋中期（449年）宋魏對峙形勢（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宋文帝缺乏雄才偉略，又喜遙控戰局，不肯充分放權給前線將領，史稱“授將遣帥，乖分閫之命，才謝光武，而遙制兵略，至於攻日戰時，莫不仰聽成旨”。他在位期間三次北伐，均以失敗告終，不但未能收復河洛，還一度使自家政權陷入險境。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其二次北伐遭遇魏人長驅反擊，拓跋燾親率部隊，一路開進到長江北岸，登上瓜步山（今南京六合區東南），眺望建康城。
劉宋軍事上的挫敗，最直觀的原因是南方缺少騎兵。450年，沈慶之反對北伐時說：“馬步不敵，為日已久矣”。沈是久經沙場的老將，步軍較之馬軍的劣勢，他再清楚不過。對陣交鋒，步兵依靠地形和陣型，或許還能占到上風，但算上行軍和後勤，南北軍隊的差距就非常明顯了。南朝部隊和輜重的運輸，十分仰仗水路，河渠不達之處，或遇暴水、枯水之時，大軍便難行進。北朝騎兵來去如風，給養可賴沿途抄略，機動性遠非南軍可比，更能繞到後方，襲擊對手的陸上糧道，甚至率先進攻南朝防守薄弱的腹心地帶：拓跋燾胡馬飲江，便是極佳的戰例。
南朝執盾武士俑
然在當時，魏軍也有明顯短板，那便是善野戰不善攻城。其南進時，便繞開了彭城（今江蘇徐州）、盱眙（今江蘇盱眙）兩座堅城，歸途欲攻盱眙以洩憤，非但不克，還損兵上萬，“積屍與城等”。另一方面，北魏的軍隊組織尚不完善，頗似淝水之戰時的前秦，或者說，還保留著草原遊牧軍團的特點，屬於以拓跋鮮卑這一強勢部族為核心，裹挾氐、羌、丁零、雜胡、漢兵而成的混編部隊，欠缺整合。故魏軍攻至長江時，已屬強弩之末，外則腹背臨敵，內則軍心不齊，只好草草收場。
幾十年後，北魏大臣高閭上表孝文帝，回顧宋魏之戰說：“昔世祖（即拓跋燾）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辟一廛。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因拿不下彭城等大鎮，兵馬又頗多折損，魏軍連同沿途佔領的郡縣也無力固守，轉而對民眾就地洗劫屠殺，並驅趕降人“五萬餘家分置近畿”，充實平城一帶。
魏人這一階段的南下，達到了震懾宋人，毀傷對方有生力量的目的，其戰馬所過之處，青州（治東陽）、冀州（治曆城）、徐州（治彭城）、豫州（治睢陽，今安徽壽縣）、南兗州（治廣陵，今江蘇揚州），皆大殘破，南起江淮，北抵濟水，村井空荒，無複雞鳴犬吠，人民藏身湖澤葦蕩，百不餘一。宋廷本已久喪進取河北之心，此番元氣大傷後，對恢復河南一事也深感絕望。呂思勉先生將“元嘉草草”視為南北朝歷史的關鍵轉折，其《兩晉南北朝史》雲：“自景平之初，至於元嘉之末，宋魏戰爭，曆三十年，宋多敗衄，北強南弱之形勢，由此遂成，此實關係南北朝百六十年之大局，非徒一時之得失也！”
宋孝武帝劉駿時，周朗上書獻策，主張國家努力積攢馬匹的同時，更應收縮防線。他說，關中河南已然不守，“曆下、泗間”又“何足獨戀”？在他看來，勞師動眾苦撐山東淮北，不過是“空守孤城，徒費財役”，因為魏人只需派三千輕騎，“春來犯麥，秋至侵禾”，不出兩年，便可使鎮戍軍民困迫不已。既然如此，便應把戰略重點移到淮河防線上，“緣淮城壘，皆宜興複”，至於“越淮窮河，跨隴出漠”的征伐大計，就等國力能夠滿足“辦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谷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的條件後再說吧。
劉駿並未理會周朗的建言，但周朗的“行見淮北必非境服”，卻一語成讖。465年，宋湘東王劉彧弑殺前廢帝劉子業，在建康稱帝，改元泰始。次年，鄧琬等人奉晉安王劉子勳在尋陽（今江西九江）即天子位，建元“義嘉”。當時，地方大員多不承認宋明帝劉彧的合法性，鎮守淮北的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司州刺史常珍奇均站在劉子勳一邊。孰料不久，子勳便被擊敗處死，劉彧雖聲言不窮究黨羽，但各人均不自安，紛紛向北魏求援。於是，魏獻文帝拓跋弘趁機遣將攻宋，歷時三年，至469年，幾乎奪取了劉宋置於淮北的全部州郡。戰後，劉宋的青、冀二州移治鬱洲（今江蘇連雲港雲臺山，時為海島），徐州移治鐘離（今安徽鳳陽東北），兗州移治淮陰（今江蘇淮安），司州移治義陽（今河南信陽）。除鬱洲島在淮北海上外，其餘皆在淮南。半個世紀前，劉裕披堅執銳、親冒矢石取得的戰果，至此盡數付諸東流。
第二階段：沿淮拉鋸期（470年-547年）
《宋書·索虜傳》記載，“義嘉之難”時，魏人入侵的目的之一，是“納昶反國，定其社稷”，即護送之前被劉子業逼降北魏的宋義陽王劉昶去建康稱帝，建立傀儡政權。其南征詔書大抵是由高允、高閭父子起草，中有“六軍燮伐之期，率土同軌之日”等語，口號指向天下一統。不過，類似的表述，在北魏初年的文書中就已存在，因為草詔者都是漢人，內容又是抄撮典故、潤飾其辭，故並不能反映鮮卑執政者的真實心態。
然而，魏人此次南攻取勝後，與元嘉末年倉促回兵、屠殺百姓不同，是頗致力於安撫民情的，還下詔“曲赦淮北三州之民”，督促“鎮統之主，勤加慰納，遵用輕典，以蒞新化”，若駐守將領敢“令民逃亡”，則將“加罪無縱”。這些舉措，體現了北魏政府華夏化程度的加深，統一南北也不再是紙面虛文，而是要落到實處的長期戰略。
當時，北魏的實際掌權者是漢化程度很深的馮太后（血緣上也是漢人），她執政時期主導一系列改革，推動了魏國政治經濟制度的完善，由她撫養成人的孝文帝拓跋宏，在親政後更是發起了遷都洛陽、全面華夏化的大變革。北魏侵吞南朝疆域的新動向，及表現出的更大野心，想來與馮氏不無關係。
馮太后之墓，大同方山永固陵
正所謂得隴望蜀，佔領了淮北，北魏便又想著進取淮南。479年，齊高帝蕭道成篡宋，旋又殺死宋順帝劉准，給了魏人出兵的口實。是年，魏軍再度以護送劉昶歸國為名，向壽陽（今安徽壽縣）、鐘離、淮陰等沿淮重鎮發起進攻，這仗打到481年，魏軍終無所得。483年起，魏、齊兩國建立通使關係，除去個別局部衝突外，維持了約十年的相對和平。
493年秋天，魏孝文帝以南伐蕭齊為名，帶領百官和軍隊從平城出發，行至洛陽，次年宣佈就地定都。北魏遷洛，宣告南北戰爭從此進入一個更加白熱化的階段。於名，拓跋巨集（元巨集）深以中華天子自居，統一中國的使命感比其祖先們都要迫切；于實，洛陽迫近國土南界，為都城安全計，也亟需進一步打開局面。就這樣，從494年起，南北雙方開始了頻繁的攻防作戰，你來我往，一直打到529年。
蕭齊後期（497年）齊魏對峙形勢
縱觀這35年的戰局，起先占優的仍是北朝。498年，元宏率軍攻陷新野、南陽，次年又于馬圈城（今河南鎮平南）大敗齊軍，奪取南陽盆地之大部。500年，齊國壽陽守將裴叔業因皇帝蕭寶卷不斷誅殺大臣而深感驚懼，舉城降魏，元宏生前苦攻未破的淮河防線，魏人至此不費吹灰之力便撕開了一個口子，兵鋒一直進到巢湖北面，佔領合肥。504年，淮河上游的義陽陷落，下游的角城（今江蘇泗陽境內）投降，南朝在淮河方面全線告急。505年正月，夏侯道遷據南鄭（即漢中）叛梁，漢中盆地亦入于魏，南朝遂全失秦嶺、伏牛之險，退守大巴山-武當山-漢水-桐柏山-線。
局面逐漸倒向南朝，是在梁武帝蕭衍代齊（502年）並穩定政局之後。506年，梁軍收復合肥、霍丘（今安徽霍邱）。509年，魏宿豫城（今江蘇宿遷）降梁。時淮南重鎮壽陽仍在魏人手中，考慮到壽陽城堅兵多，蕭梁方面決定採用水攻之計，自514年起，凡動用數十萬人，在壽陽下游的浮山峽（今江蘇泗洪與安徽明光、五河交界處）構築堤壩阻遏淮水，欲使之回灌壽陽城。516年浮山堰成，水淹數百里，魏軍潰走，然壽陽之戍事先轉移到了八公山上，仍未拔除，沿淮百姓卻因水災飽受損失。
北魏孝明帝時期（515年-528年），內則朝政混亂，外則六鎮反叛，四方多事，蕭梁在這一階段持續取得更多戰果：526年取壽陽，527年取渦陽，528年又取義陽。義陽歸附梁朝，正值魏孝明帝死去，權臣爾朱榮發動“河陰之變”，殺死胡太后、幼帝及王公百官數千人。變亂之後，北魏淮北州郡降梁者甚多，宗室王元顥等人也來投奔蕭衍。蕭衍封元顥為魏王，同年冬，命陳慶之率軍護送元顥入洛，此行創造了南朝百年以來北伐的一個高潮：陳慶之北上途中，一路攻下銍城（今安徽濉溪西南）、滎城（今河南商丘東）、睢陽（今商丘）、考城、大樑（今河南開封）、滎陽、虎牢，經四十七戰，克三十二城，所向披靡，魏孝莊帝倉皇出逃到爾朱榮處求援。
529年五月下旬，梁軍進入洛陽，旋遭爾朱榮來襲。陳慶之率所部進至黃河北岸同敵軍相持，終因寡不敵眾而退。七月，元顥敗死，梁軍覆沒于山洪，慶之倖免於難，輾轉回到建康，先前所得郡縣複被魏軍收回。對此，有學者批評稱，梁武帝組織的這次行動，屬於北伐餘力不濟情況下的一場投機，該決策本身是十分荒唐的。要之，陳慶之戰術上的成功，挽救不了蕭衍戰略上的失敗。
梁朝後期（546年）的南北形勢
入洛失敗後，梁朝無力繼續北進，北魏不久分裂為東、西魏，相互攻伐，南北之間戰事停歇，梁朝疆界維持近二十年，直到侯景來降。
第三階段：從淮漢到長江（548年-589年）
547年，東魏實際統治者高歡病逝，他生前委任去鎮守河南之地的將領侯景，因不服其子高澄，轉而投靠西魏。見西魏並不積極回應，侯景又同時聯絡梁朝，表示願獻土歸附。聞說消息後，利令智昏的梁武帝開始了他的又一場投機，不僅接受降表，還派出軍隊援助侯景共抗東魏。548年，在東魏的攻勢下，侯景軍與梁軍皆敗，河南之地全失。侯景敗後，梁武帝非但沒有將其驅逐，還允許他率殘兵屯駐壽陽並任地方長官，此舉竟成“開門揖盜”。東魏與蕭梁轉眼議和，侯景擔心被蕭衍出賣給高氏，經數月之密謀，終於發動叛亂。
梁武帝在位近半個世紀，政權與社會內部積累的結構性問題，以侯景之亂為契機，一下子爆發出來。奴婢的倒戈，宗室的背叛，都是侯景的重要助力。549年，侯景攻入建康台城，梁武帝病餓而死。就在侯景軍洗劫建康、蹂躪江東的同時，梁朝的皇子和宗室們卻在互相爭鬥，為了取勝或自保，他們不惜向敵國求援，以致國土落入外人之手：雍州刺史蕭詧不敵荊州刺史蕭繹，求西魏保護，魏人得襄陽；北徐州刺史（治鐘離）蕭正表投靠侯景，被南兗州刺史蕭會理擊退後，舉州投東魏；合州刺史（治合肥）蕭范向東魏請兵助討侯景，而州竟為魏軍所踞。
552年，蕭繹命王僧辯東下，平定了侯景之亂。同年蕭繹在江陵（今湖北荊州）即帝位，是為梁元帝。元帝向西魏稱藩，請兵伐蜀（蕭紀），導致四川盆地入于魏人版圖。554年，元帝要求西魏歸還所占梁境，魏人大為不滿，直接消滅了蕭繹政權，改立傀儡蕭詧於江陵。與此相先後，淮東的南兗、北兗（治淮陰）、秦（今江蘇六合）等州被取代東魏的北齊佔有。至此，南朝自東向西的淮水、漢水、大巴山防線全告喪失，只剩半條長江可守了。
陳朝中期（572年）的南北形勢
就在南朝瀕臨全面崩盤的危難時刻，陳霸先挺身而出，力挽狂瀾，於556年擊退渡江圍困建康的北齊大軍，次年代梁，建立陳朝。陳初，武帝（霸先）、文帝（陳蒨）叔侄致力於平息內亂，及至宣帝陳頊時，始圖突破長江，拓展國境。時，西魏已被宇文氏取代，北周建立。北周欲執行大臣韋孝寬提出的聯陳滅齊方針，得到陳朝方面的積極回應。573年三月，陳宣帝派吳明徹督軍北上，陳軍沒有遇到強大抵抗，用了兩年時間，順利收復淮南諸城。時齊人聞陳軍北上，說“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北齊書》源文宗語），意思是齊朝根本不重視淮南。而所以如此，是因北齊正集中兵力防禦北周，實在不暇南顧。
577年北周滅齊，消息傳到建康，陳宣帝令吳明徹進軍淮北，與周人搶奪勝利果實。次年，陳軍攻彭城途中遭北周野戰部隊包抄，主帥被俘。接著的一年多內，周師兩伐淮南，579年突破淮河西段，陳朝見勢不妙，趕忙將剩餘的各城軍隊連同百姓一併遷往江南，淮南之地盡為北周所得。從此直至滅亡，南朝都無力量再向淮甸。
走向統一
581年，楊堅代周稱帝，建立隋朝。588年冬，隋兵五十餘萬分八路攻打陳朝。待大江中、上段的陳朝部隊相繼擊破後，次年正月，於下游待命的隋軍，其主力由韓擒虎、賀若弼率領，分別從橫江（今安徽和縣東南）和廣陵渡江，拿下姑熟（今安徽當塗）、京口（今江蘇鎮江），合圍建康。正如杜牧《台城曲》所寫的那樣，“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589年正月二十日，帶著寵妃張麗華一同躲入井中的陳後主被韓擒虎部下抓獲，陳朝滅亡。曠日持久的南北戰爭，至此告一段落。
戰爭是南北朝歷史的主旋律，但正如歐洲中世史上的英法百年戰爭，最長曾休戰二十年一樣，南朝北朝交兵的間隙，也有過短暫的和平。《禮記》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左傳》雲：“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十年八載無大戰的歲月，於農業社會元氣之恢復而言，亦已足矣。局部地區，甚至還能出現欣欣向榮的小康面貌。《南齊書·良政傳》雲：“永明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袨服華妝，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永明之世（482年-493年）的十許年，正是南齊北魏刀兵暫止的十許年。雨季再短，不礙夏蟲歡樂，但若站在上帝視角，俯瞰這轉瞬即逝的繁華，恐怕任誰都不免生起浮世無常、國土危脆的悲涼感吧。
學界前賢都說，南北朝的歷史，其進程之主流在北而不在南，南方不唯武力不如北方，人口財力也逐漸不如北方，北方統一南方，誠為歷史之必然。但是，歷史的走向絕非線性，而系呈現一種必然與偶然交織的混沌狀態。如果劉裕和他的助手劉穆之都能更長壽一些，晉宋是否有望蕩平河朔，統一北方？若沒有侯景之亂，保有淮河兩岸和巴蜀的南朝，能否多撐持數十上百年，甚至北伐成功？ 惜乎，歷史不容假設。
不過，無論誰勝誰敗，中國的統一都將是大勢所趨。北方政權華夏化的深入，南方對北方認同度的提高，此等文化心理層面的因素，在影響歷史走向的方面畢竟居於次要位置，更為根本的，還是中國地理的大格局，不容南北形成長期穩定的對立狀態。農耕時代的中國，最主要的產糧地，一在黃淮海平原，一在長江中下游平原。兩大平原相連屬，江、河、淮、濟“四瀆”流於其上，都非不可逾越的障礙。河川既然不足憑恃，南北政權欲守護各自的經濟要區，便需動用大量人力來填補地理的“縫隙”。然以兵守邊，耗費甚巨，非但百姓困苦，官員的日子也不好過。這一點的弊害，在戍兵稍多、經濟稍弱的南朝，表現得尤為明顯。
因為軍費開支龐大，政府財政捉襟見肘，南朝建康城中，靠俸祿養家糊口的寄生官僚，很多在世時家人每餐便難於“兼肉”（有兩種肉類），死去後子女更常落入“孤貧”的境地。所以，他們經常希望到待遇較優、撈錢方便的地方郡縣任官，而朝廷將外職授予部分在京官員，允許他們掛數職、吃空餉，也成例行的恩賞。國家的集權需以財政為依託，要走出財政的困境，擴大稅收底盤無疑是最便捷的辦法。稅收底盤是什麼？那就是土地和人民。所以，南朝有為之君，無一不思北伐。
戰爭是一場豪賭，其賭注之一，是比平時投入更多的軍費。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北伐，為籌措糧餉，立將百官俸祿減少三分之一，號召王公、後妃、公主、內外官員捐獻金銀財寶，又向後方較富有的寺院和民家征借25%的資產。梁武帝普通五年（524年）北伐，“京師穀貴”，昭明太子“菲衣減膳，改常饌為小食”——連儲君都得跟著艱苦樸素。是可謂進亦憂，退亦憂，戰亦苦，不戰亦苦。如此，南北混一，四海一家，于君於民，都是最好的結果。南朝政權再怎麼“本土化”，處境再怎麼不利，統治集團都沒有拋棄過統一天下的思想。生在南朝、長在南朝的蕭道成，于立國未穩之際，曾對豫州刺史垣崇祖說過：“卿視吾是守江東而已邪？所少者食，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虜寇！”豈帝王天生自帶理想光環？蓋形勢與視野，使其不得不然耳。
（讎溫社是我們南京的幾位青年學者在2015年組織的讀書會，兩年來每週活動一次，共讀中古史料。夫對讀互正曰讎，因故知新曰溫，又《魏書》雲李奇冗散數年而與高允讎溫古籍，讀書會既未始有意於形式，因以“讎溫”名之，兼志冗散也。本文是讎溫社系列作品之一。）
而以河南作為最週邊的緩衝區，根本談不上攻略河北。就在去世當年（422年），劉裕還下詔以淮河為界，把豫州一剖為二，分開管理，意味著平時不再用淮南的人力財力去供養淮北的鎮戍，他虛外實內的用意，是非常明顯的。劉宋在黃河沿線的有限駐軍，既要應對河南的東晉殘餘勢力（司馬楚之等），又要防備河北的魏國軍隊，處境很不樂觀，用何承天《安邊論》的話講：“雖綿河作守，而兵孤援闊”。劉裕在世時，鮮卑尚不敢南侵，他甫一崩殂，魏明元帝拓跋嗣立即發兵渡河攻宋，將南岸的要塞占為己有。當時，跟劉宋一樣，北魏也無力在河南建立深入統治，僅在虎牢等處留兵駐守，“餘眾悉北歸”（《宋書·索虜傳》），郡縣則委之降附的土人，利用他們繼續牽制劉宋。
就實際而言，河南之于宋、魏雙方，都只是前敵緩衝帶，有兩句話最能反映劉宋的態度。元嘉七年（430年），宋文帝劉義隆意圖恢復河南，他對內詔曰：“今民和年豐，方隅無事，宜時經理，以固疆埸。”疆埸者，邊境是也。對外，宋國使者向魏太武帝拓跋燾宣稱：“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兩方面的說辭都表明，南朝出兵不過是要鞏固邊界，非關一統天下之大計。
劉宋中期（449年）宋魏對峙形勢（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宋文帝缺乏雄才偉略，又喜遙控戰局，不肯充分放權給前線將領，史稱“授將遣帥，乖分閫之命，才謝光武，而遙制兵略，至於攻日戰時，莫不仰聽成旨”。他在位期間三次北伐，均以失敗告終，不但未能收復河洛，還一度使自家政權陷入險境。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其二次北伐遭遇魏人長驅反擊，拓跋燾親率部隊，一路開進到長江北岸，登上瓜步山（今南京六合區東南），眺望建康城。
劉宋軍事上的挫敗，最直觀的原因是南方缺少騎兵。450年，沈慶之反對北伐時說：“馬步不敵，為日已久矣”。沈是久經沙場的老將，步軍較之馬軍的劣勢，他再清楚不過。對陣交鋒，步兵依靠地形和陣型，或許還能占到上風，但算上行軍和後勤，南北軍隊的差距就非常明顯了。南朝部隊和輜重的運輸，十分仰仗水路，河渠不達之處，或遇暴水、枯水之時，大軍便難行進。北朝騎兵來去如風，給養可賴沿途抄略，機動性遠非南軍可比，更能繞到後方，襲擊對手的陸上糧道，甚至率先進攻南朝防守薄弱的腹心地帶：拓跋燾胡馬飲江，便是極佳的戰例。
南朝執盾武士俑
然在當時，魏軍也有明顯短板，那便是善野戰不善攻城。其南進時，便繞開了彭城（今江蘇徐州）、盱眙（今江蘇盱眙）兩座堅城，歸途欲攻盱眙以洩憤，非但不克，還損兵上萬，“積屍與城等”。另一方面，北魏的軍隊組織尚不完善，頗似淝水之戰時的前秦，或者說，還保留著草原遊牧軍團的特點，屬於以拓跋鮮卑這一強勢部族為核心，裹挾氐、羌、丁零、雜胡、漢兵而成的混編部隊，欠缺整合。故魏軍攻至長江時，已屬強弩之末，外則腹背臨敵，內則軍心不齊，只好草草收場。
幾十年後，北魏大臣高閭上表孝文帝，回顧宋魏之戰說：“昔世祖（即拓跋燾）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辟一廛。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因拿不下彭城等大鎮，兵馬又頗多折損，魏軍連同沿途佔領的郡縣也無力固守，轉而對民眾就地洗劫屠殺，並驅趕降人“五萬餘家分置近畿”，充實平城一帶。
魏人這一階段的南下，達到了震懾宋人，毀傷對方有生力量的目的，其戰馬所過之處，青州（治東陽）、冀州（治曆城）、徐州（治彭城）、豫州（治睢陽，今安徽壽縣）、南兗州（治廣陵，今江蘇揚州），皆大殘破，南起江淮，北抵濟水，村井空荒，無複雞鳴犬吠，人民藏身湖澤葦蕩，百不餘一。宋廷本已久喪進取河北之心，此番元氣大傷後，對恢復河南一事也深感絕望。呂思勉先生將“元嘉草草”視為南北朝歷史的關鍵轉折，其《兩晉南北朝史》雲：“自景平之初，至於元嘉之末，宋魏戰爭，曆三十年，宋多敗衄，北強南弱之形勢，由此遂成，此實關係南北朝百六十年之大局，非徒一時之得失也！”
宋孝武帝劉駿時，周朗上書獻策，主張國家努力積攢馬匹的同時，更應收縮防線。他說，關中河南已然不守，“曆下、泗間”又“何足獨戀”？在他看來，勞師動眾苦撐山東淮北，不過是“空守孤城，徒費財役”，因為魏人只需派三千輕騎，“春來犯麥，秋至侵禾”，不出兩年，便可使鎮戍軍民困迫不已。既然如此，便應把戰略重點移到淮河防線上，“緣淮城壘，皆宜興複”，至於“越淮窮河，跨隴出漠”的征伐大計，就等國力能夠滿足“辦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谷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的條件後再說吧。
劉駿並未理會周朗的建言，但周朗的“行見淮北必非境服”，卻一語成讖。465年，宋湘東王劉彧弑殺前廢帝劉子業，在建康稱帝，改元泰始。次年，鄧琬等人奉晉安王劉子勳在尋陽（今江西九江）即天子位，建元“義嘉”。當時，地方大員多不承認宋明帝劉彧的合法性，鎮守淮北的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司州刺史常珍奇均站在劉子勳一邊。孰料不久，子勳便被擊敗處死，劉彧雖聲言不窮究黨羽，但各人均不自安，紛紛向北魏求援。於是，魏獻文帝拓跋弘趁機遣將攻宋，歷時三年，至469年，幾乎奪取了劉宋置於淮北的全部州郡。戰後，劉宋的青、冀二州移治鬱洲（今江蘇連雲港雲臺山，時為海島），徐州移治鐘離（今安徽鳳陽東北），兗州移治淮陰（今江蘇淮安），司州移治義陽（今河南信陽）。除鬱洲島在淮北海上外，其餘皆在淮南。半個世紀前，劉裕披堅執銳、親冒矢石取得的戰果，至此盡數付諸東流。
第二階段：沿淮拉鋸期（470年-547年）
《宋書·索虜傳》記載，“義嘉之難”時，魏人入侵的目的之一，是“納昶反國，定其社稷”，即護送之前被劉子業逼降北魏的宋義陽王劉昶去建康稱帝，建立傀儡政權。其南征詔書大抵是由高允、高閭父子起草，中有“六軍燮伐之期，率土同軌之日”等語，口號指向天下一統。不過，類似的表述，在北魏初年的文書中就已存在，因為草詔者都是漢人，內容又是抄撮典故、潤飾其辭，故並不能反映鮮卑執政者的真實心態。
然而，魏人此次南攻取勝後，與元嘉末年倉促回兵、屠殺百姓不同，是頗致力於安撫民情的，還下詔“曲赦淮北三州之民”，督促“鎮統之主，勤加慰納，遵用輕典，以蒞新化”，若駐守將領敢“令民逃亡”，則將“加罪無縱”。這些舉措，體現了北魏政府華夏化程度的加深，統一南北也不再是紙面虛文，而是要落到實處的長期戰略。
當時，北魏的實際掌權者是漢化程度很深的馮太后（血緣上也是漢人），她執政時期主導一系列改革，推動了魏國政治經濟制度的完善，由她撫養成人的孝文帝拓跋宏，在親政後更是發起了遷都洛陽、全面華夏化的大變革。北魏侵吞南朝疆域的新動向，及表現出的更大野心，想來與馮氏不無關係。
馮太后之墓，大同方山永固陵
正所謂得隴望蜀，佔領了淮北，北魏便又想著進取淮南。479年，齊高帝蕭道成篡宋，旋又殺死宋順帝劉准，給了魏人出兵的口實。是年，魏軍再度以護送劉昶歸國為名，向壽陽（今安徽壽縣）、鐘離、淮陰等沿淮重鎮發起進攻，這仗打到481年，魏軍終無所得。483年起，魏、齊兩國建立通使關係，除去個別局部衝突外，維持了約十年的相對和平。
493年秋天，魏孝文帝以南伐蕭齊為名，帶領百官和軍隊從平城出發，行至洛陽，次年宣佈就地定都。北魏遷洛，宣告南北戰爭從此進入一個更加白熱化的階段。於名，拓跋巨集（元巨集）深以中華天子自居，統一中國的使命感比其祖先們都要迫切；于實，洛陽迫近國土南界，為都城安全計，也亟需進一步打開局面。就這樣，從494年起，南北雙方開始了頻繁的攻防作戰，你來我往，一直打到529年。
蕭齊後期（497年）齊魏對峙形勢
縱觀這35年的戰局，起先占優的仍是北朝。498年，元宏率軍攻陷新野、南陽，次年又于馬圈城（今河南鎮平南）大敗齊軍，奪取南陽盆地之大部。500年，齊國壽陽守將裴叔業因皇帝蕭寶卷不斷誅殺大臣而深感驚懼，舉城降魏，元宏生前苦攻未破的淮河防線，魏人至此不費吹灰之力便撕開了一個口子，兵鋒一直進到巢湖北面，佔領合肥。504年，淮河上游的義陽陷落，下游的角城（今江蘇泗陽境內）投降，南朝在淮河方面全線告急。505年正月，夏侯道遷據南鄭（即漢中）叛梁，漢中盆地亦入于魏，南朝遂全失秦嶺、伏牛之險，退守大巴山-武當山-漢水-桐柏山-線。
局面逐漸倒向南朝，是在梁武帝蕭衍代齊（502年）並穩定政局之後。506年，梁軍收復合肥、霍丘（今安徽霍邱）。509年，魏宿豫城（今江蘇宿遷）降梁。時淮南重鎮壽陽仍在魏人手中，考慮到壽陽城堅兵多，蕭梁方面決定採用水攻之計，自514年起，凡動用數十萬人，在壽陽下游的浮山峽（今江蘇泗洪與安徽明光、五河交界處）構築堤壩阻遏淮水，欲使之回灌壽陽城。516年浮山堰成，水淹數百里，魏軍潰走，然壽陽之戍事先轉移到了八公山上，仍未拔除，沿淮百姓卻因水災飽受損失。
北魏孝明帝時期（515年-528年），內則朝政混亂，外則六鎮反叛，四方多事，蕭梁在這一階段持續取得更多戰果：526年取壽陽，527年取渦陽，528年又取義陽。義陽歸附梁朝，正值魏孝明帝死去，權臣爾朱榮發動“河陰之變”，殺死胡太后、幼帝及王公百官數千人。變亂之後，北魏淮北州郡降梁者甚多，宗室王元顥等人也來投奔蕭衍。蕭衍封元顥為魏王，同年冬，命陳慶之率軍護送元顥入洛，此行創造了南朝百年以來北伐的一個高潮：陳慶之北上途中，一路攻下銍城（今安徽濉溪西南）、滎城（今河南商丘東）、睢陽（今商丘）、考城、大樑（今河南開封）、滎陽、虎牢，經四十七戰，克三十二城，所向披靡，魏孝莊帝倉皇出逃到爾朱榮處求援。
529年五月下旬，梁軍進入洛陽，旋遭爾朱榮來襲。陳慶之率所部進至黃河北岸同敵軍相持，終因寡不敵眾而退。七月，元顥敗死，梁軍覆沒于山洪，慶之倖免於難，輾轉回到建康，先前所得郡縣複被魏軍收回。對此，有學者批評稱，梁武帝組織的這次行動，屬於北伐餘力不濟情況下的一場投機，該決策本身是十分荒唐的。要之，陳慶之戰術上的成功，挽救不了蕭衍戰略上的失敗。
梁朝後期（546年）的南北形勢
入洛失敗後，梁朝無力繼續北進，北魏不久分裂為東、西魏，相互攻伐，南北之間戰事停歇，梁朝疆界維持近二十年，直到侯景來降。
第三階段：從淮漢到長江（548年-589年）
547年，東魏實際統治者高歡病逝，他生前委任去鎮守河南之地的將領侯景，因不服其子高澄，轉而投靠西魏。見西魏並不積極回應，侯景又同時聯絡梁朝，表示願獻土歸附。聞說消息後，利令智昏的梁武帝開始了他的又一場投機，不僅接受降表，還派出軍隊援助侯景共抗東魏。548年，在東魏的攻勢下，侯景軍與梁軍皆敗，河南之地全失。侯景敗後，梁武帝非但沒有將其驅逐，還允許他率殘兵屯駐壽陽並任地方長官，此舉竟成“開門揖盜”。東魏與蕭梁轉眼議和，侯景擔心被蕭衍出賣給高氏，經數月之密謀，終於發動叛亂。
梁武帝在位近半個世紀，政權與社會內部積累的結構性問題，以侯景之亂為契機，一下子爆發出來。奴婢的倒戈，宗室的背叛，都是侯景的重要助力。549年，侯景攻入建康台城，梁武帝病餓而死。就在侯景軍洗劫建康、蹂躪江東的同時，梁朝的皇子和宗室們卻在互相爭鬥，為了取勝或自保，他們不惜向敵國求援，以致國土落入外人之手：雍州刺史蕭詧不敵荊州刺史蕭繹，求西魏保護，魏人得襄陽；北徐州刺史（治鐘離）蕭正表投靠侯景，被南兗州刺史蕭會理擊退後，舉州投東魏；合州刺史（治合肥）蕭范向東魏請兵助討侯景，而州竟為魏軍所踞。
552年，蕭繹命王僧辯東下，平定了侯景之亂。同年蕭繹在江陵（今湖北荊州）即帝位，是為梁元帝。元帝向西魏稱藩，請兵伐蜀（蕭紀），導致四川盆地入于魏人版圖。554年，元帝要求西魏歸還所占梁境，魏人大為不滿，直接消滅了蕭繹政權，改立傀儡蕭詧於江陵。與此相先後，淮東的南兗、北兗（治淮陰）、秦（今江蘇六合）等州被取代東魏的北齊佔有。至此，南朝自東向西的淮水、漢水、大巴山防線全告喪失，只剩半條長江可守了。
陳朝中期（572年）的南北形勢
就在南朝瀕臨全面崩盤的危難時刻，陳霸先挺身而出，力挽狂瀾，於556年擊退渡江圍困建康的北齊大軍，次年代梁，建立陳朝。陳初，武帝（霸先）、文帝（陳蒨）叔侄致力於平息內亂，及至宣帝陳頊時，始圖突破長江，拓展國境。時，西魏已被宇文氏取代，北周建立。北周欲執行大臣韋孝寬提出的聯陳滅齊方針，得到陳朝方面的積極回應。573年三月，陳宣帝派吳明徹督軍北上，陳軍沒有遇到強大抵抗，用了兩年時間，順利收復淮南諸城。時齊人聞陳軍北上，說“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北齊書》源文宗語），意思是齊朝根本不重視淮南。而所以如此，是因北齊正集中兵力防禦北周，實在不暇南顧。
577年北周滅齊，消息傳到建康，陳宣帝令吳明徹進軍淮北，與周人搶奪勝利果實。次年，陳軍攻彭城途中遭北周野戰部隊包抄，主帥被俘。接著的一年多內，周師兩伐淮南，579年突破淮河西段，陳朝見勢不妙，趕忙將剩餘的各城軍隊連同百姓一併遷往江南，淮南之地盡為北周所得。從此直至滅亡，南朝都無力量再向淮甸。
走向統一
581年，楊堅代周稱帝，建立隋朝。588年冬，隋兵五十餘萬分八路攻打陳朝。待大江中、上段的陳朝部隊相繼擊破後，次年正月，於下游待命的隋軍，其主力由韓擒虎、賀若弼率領，分別從橫江（今安徽和縣東南）和廣陵渡江，拿下姑熟（今安徽當塗）、京口（今江蘇鎮江），合圍建康。正如杜牧《台城曲》所寫的那樣，“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589年正月二十日，帶著寵妃張麗華一同躲入井中的陳後主被韓擒虎部下抓獲，陳朝滅亡。曠日持久的南北戰爭，至此告一段落。
戰爭是南北朝歷史的主旋律，但正如歐洲中世史上的英法百年戰爭，最長曾休戰二十年一樣，南朝北朝交兵的間隙，也有過短暫的和平。《禮記》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左傳》雲：“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十年八載無大戰的歲月，於農業社會元氣之恢復而言，亦已足矣。局部地區，甚至還能出現欣欣向榮的小康面貌。《南齊書·良政傳》雲：“永明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袨服華妝，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永明之世（482年-493年）的十許年，正是南齊北魏刀兵暫止的十許年。雨季再短，不礙夏蟲歡樂，但若站在上帝視角，俯瞰這轉瞬即逝的繁華，恐怕任誰都不免生起浮世無常、國土危脆的悲涼感吧。
學界前賢都說，南北朝的歷史，其進程之主流在北而不在南，南方不唯武力不如北方，人口財力也逐漸不如北方，北方統一南方，誠為歷史之必然。但是，歷史的走向絕非線性，而系呈現一種必然與偶然交織的混沌狀態。如果劉裕和他的助手劉穆之都能更長壽一些，晉宋是否有望蕩平河朔，統一北方？若沒有侯景之亂，保有淮河兩岸和巴蜀的南朝，能否多撐持數十上百年，甚至北伐成功？ 惜乎，歷史不容假設。
不過，無論誰勝誰敗，中國的統一都將是大勢所趨。北方政權華夏化的深入，南方對北方認同度的提高，此等文化心理層面的因素，在影響歷史走向的方面畢竟居於次要位置，更為根本的，還是中國地理的大格局，不容南北形成長期穩定的對立狀態。農耕時代的中國，最主要的產糧地，一在黃淮海平原，一在長江中下游平原。兩大平原相連屬，江、河、淮、濟“四瀆”流於其上，都非不可逾越的障礙。河川既然不足憑恃，南北政權欲守護各自的經濟要區，便需動用大量人力來填補地理的“縫隙”。然以兵守邊，耗費甚巨，非但百姓困苦，官員的日子也不好過。這一點的弊害，在戍兵稍多、經濟稍弱的南朝，表現得尤為明顯。
因為軍費開支龐大，政府財政捉襟見肘，南朝建康城中，靠俸祿養家糊口的寄生官僚，很多在世時家人每餐便難於“兼肉”（有兩種肉類），死去後子女更常落入“孤貧”的境地。所以，他們經常希望到待遇較優、撈錢方便的地方郡縣任官，而朝廷將外職授予部分在京官員，允許他們掛數職、吃空餉，也成例行的恩賞。國家的集權需以財政為依託，要走出財政的困境，擴大稅收底盤無疑是最便捷的辦法。稅收底盤是什麼？那就是土地和人民。所以，南朝有為之君，無一不思北伐。
戰爭是一場豪賭，其賭注之一，是比平時投入更多的軍費。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北伐，為籌措糧餉，立將百官俸祿減少三分之一，號召王公、後妃、公主、內外官員捐獻金銀財寶，又向後方較富有的寺院和民家征借25%的資產。梁武帝普通五年（524年）北伐，“京師穀貴”，昭明太子“菲衣減膳，改常饌為小食”——連儲君都得跟著艱苦樸素。是可謂進亦憂，退亦憂，戰亦苦，不戰亦苦。如此，南北混一，四海一家，于君於民，都是最好的結果。南朝政權再怎麼“本土化”，處境再怎麼不利，統治集團都沒有拋棄過統一天下的思想。生在南朝、長在南朝的蕭道成，于立國未穩之際，曾對豫州刺史垣崇祖說過：“卿視吾是守江東而已邪？所少者食，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虜寇！”豈帝王天生自帶理想光環？蓋形勢與視野，使其不得不然耳。
（讎溫社是我們南京的幾位青年學者在2015年組織的讀書會，兩年來每週活動一次，共讀中古史料。夫對讀互正曰讎，因故知新曰溫，又《魏書》雲李奇冗散數年而與高允讎溫古籍，讀書會既未始有意於形式，因以“讎溫”名之，兼志冗散也。本文是讎溫社系列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