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 伴隨新學制、新學堂的建立， 各類教科書在教育領域特別是基礎教育領域開始發揮重要作用， 歷史教科書也不例外。 民國初建的幾年， 百廢待興， 不少教科書自前清改編而來， 所以清末民初的歷史教科書可視作一個整體。 較之中國悠久的傳統史學著述， 歷史教科書這一具有新體裁、新功能的歷史撰述， 帶有明顯的時代特色， 其話語建構尤其如此。
清末的中國， 面臨的是前所未有的危機。 甲午戰爭的失敗和《馬關條約》的簽訂以及此後一系列的巨大屈辱與挫折， 使得“亡國滅種”成為當時的核心話題之一。
作為學校歷史教育的主導資源， 歷史教科書除需傳授基本歷史知識外， 還承擔著傳播正統歷史觀、價值觀以引導民眾的功能， 所以其編寫既反映了學者立場， 也反映了國家政權對歷史資源的態度， 故有“章程”“標準”一類的官方檔予以規範。 而出之於此一時期之時代氛圍下的學堂章程， 對於歷史課程， 即強調“凡教歷史者， 注意在發明實事之關係， 辨文化之由來， 使得省悟強弱興亡之故， 以振發國民之志氣。 ”顯然有正面應對“亡國滅種”危機的用意。 而負有教育未來國民使命的歷史教科書編撰，
這種構建往往出之於對歷史史實中的“亡國滅種”現象的凸顯， 以弱勢話語激發人們的危機意識和自強意識， 達到“省悟強弱興亡之故， 以振發國民之志氣”的目的。 “國恥”和“亡國”成為歷史教科書的主導性話語之一。 民國初建時， 由於根本危機仍在， 歷史教科書的原有話語也就基本延續了下來。
歷史教科書表達“國恥”和“亡國”有—個基本的區分， 即“國恥”話語主要出現於本國史教科書中， “亡國”話語主要出現於外國史教科書中。 在本國史教科書中， 書寫“國恥”以達成歷史教育之目的， 往往是編者的自覺追求。 用“國恥”史實構建起弱勢話語， 以激勵學習者有自立自強之心， 共同奮發努力，
在史實層面， 這些教科書也是通過章、節、目的安排和地圖的呈現等， 來凸顯亡國史跡， 和本國史教科書類似， 雖皆力求不帶感情色彩客觀敘述， 但細緻羅列史實， 使各國亡國歷程步步呈現本身， 就已起到了“亡國”話語所應起的作用。 教科書中有關亞洲亡國史的不少內容， 在本國史和外國史中是互見的， 只不過本國史中稱其為“國恥”， 外國史中稱其為“亡國”， 這是因角度不同而做的區分， 表明話語之間的相通性和一致性。
綜觀清末民初歷史教科書中的“國恥”與“亡國”話語， 可以看出， 它們之被表達， 除了編者在《編輯大意》之類文字中有所流露外，
清末民初， 當歷史教科書在歷史敘述中大行其道之時， 也是“新史學”運動蓬勃開展之際。 在“新史學”運動中， 進化史觀成為主導性的歷史觀念， 各種體裁的史著大都循進化史觀展開論說， 歷史教科書也不例外。 教科書編者不論是趨於保守者， 還是趨於維新、革命者， 大抵皆受進化史觀的影響， 並在歷史教科書的編撰中體現出來， 此已為學術界所公認。
就本質而言， 講求從野蠻到文明、從落後到進步直線發展的進化史觀，
本文作者李帆教授
由此出發，可以說歷史教科書構建“國恥”話語和“亡國”話語，實質上就在反映這種焦慮，並進而表達擺脫困境的現實需求。眾所周知，民族主義是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的產物，面對的是某一具體民族國家，近代人所談的國恥史、亡國史，都是在這一前提下闡發的，歷史教科書表達“國恥”“亡國”話語，基於的理念也為此。所以教科書在談“國恥”“亡國”的慘痛歷史時，一再強調塑造“國民”和“國民”所應有的責任與擔當。教科書所表達出的“國恥”“亡國”話語，反映出對中國于弱肉強食之進化序列中所處位置的焦慮，反映出需以民族主義塑造和動員“國民”、建立並完善近代民族國家以擺脫落後境地的強大意願。
國恥史、亡國史的寫作以及“國恥”“亡國”話語的大行其道，固然基於時代語境，但究其根本，仍是傳統史學思維的延續。在中國傳統史學觀念中，“以史為鑒”的鑒戒史觀一直居於主導地位，而且它不僅局限于史學內部，更是一種政治歷史觀，歷朝歷代都受到最高當政者至少表面上的備加推崇。可以說，在中國古代史學政治化的大背景下，“以史為鑒”似乎是史家治史的不二追求。清末民初之“亡國滅種”的嚴峻局勢，使得史家對“以史為鑒”的熱情遠高過以往，書寫“亡國史鑒”“衰亡史鑒”成為一時風氣。
歷史教科書構建“國恥”和“亡國”話語，實則也是對“以史為鑒”傳統的繼承，並成為這一風氣的重要組成部分。基於教科書育人的特殊性質和廣大的發行量，“國恥”和“亡國”話語所表達的“史鑒”，更能超越學術、政治層面，擴展而為普通人的“資治通鑒”。
清末民初，“新史學”成為史壇要角，以反對中國“舊史學”為旗幟的“新史學”當然不會將“史鑒”置於至高位置，但也並非不留一點空間，實則“新史學”講求的進化史觀中就有“史鑒”可存在的某種空間。因進化論下的歷史書寫是一種單線因果論性質的書寫，這意味著必然要關注歷史演進中的因果關係，而“以史為鑒”的核心要義是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為現實提供借鑒，其中暗含著總結歷史演進的因果關係，雙方有非常大的融合空間。
實際上，作為史學和政治觀念的“以史為鑒”，近些年來已遭到不少學者質疑，更有學者指出，當清末劇烈的時代變遷導致援引國史成例不再能夠有效地解決現實問題的時候，國人所提出的“借他人之閱歷而用之”“以各國近百年來史乘為用”的主張，仍是以“個別事例褒貶法戒”的“史鑒”傳統的延續，其實際效能是非常值得懷疑的，就史學發展而言，“在劇烈的時代變遷中，大多數西方史家已經不再相信歷史個別事件具有可模仿的範例性”，“個別歷史事件不再能夠提供直接的行為根據”。就此而言，清末民初歷史教科書中“國恥”和“亡國”話語所表達的“史鑒”觀念，其作用邊際恐怕是有限的，相關問題實有很大的再探討空間。
本文作者李帆教授
由此出發，可以說歷史教科書構建“國恥”話語和“亡國”話語，實質上就在反映這種焦慮，並進而表達擺脫困境的現實需求。眾所周知，民族主義是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的產物，面對的是某一具體民族國家，近代人所談的國恥史、亡國史，都是在這一前提下闡發的，歷史教科書表達“國恥”“亡國”話語，基於的理念也為此。所以教科書在談“國恥”“亡國”的慘痛歷史時，一再強調塑造“國民”和“國民”所應有的責任與擔當。教科書所表達出的“國恥”“亡國”話語，反映出對中國于弱肉強食之進化序列中所處位置的焦慮，反映出需以民族主義塑造和動員“國民”、建立並完善近代民族國家以擺脫落後境地的強大意願。
國恥史、亡國史的寫作以及“國恥”“亡國”話語的大行其道，固然基於時代語境，但究其根本，仍是傳統史學思維的延續。在中國傳統史學觀念中，“以史為鑒”的鑒戒史觀一直居於主導地位，而且它不僅局限于史學內部，更是一種政治歷史觀，歷朝歷代都受到最高當政者至少表面上的備加推崇。可以說，在中國古代史學政治化的大背景下，“以史為鑒”似乎是史家治史的不二追求。清末民初之“亡國滅種”的嚴峻局勢，使得史家對“以史為鑒”的熱情遠高過以往，書寫“亡國史鑒”“衰亡史鑒”成為一時風氣。
歷史教科書構建“國恥”和“亡國”話語，實則也是對“以史為鑒”傳統的繼承，並成為這一風氣的重要組成部分。基於教科書育人的特殊性質和廣大的發行量，“國恥”和“亡國”話語所表達的“史鑒”，更能超越學術、政治層面，擴展而為普通人的“資治通鑒”。
清末民初，“新史學”成為史壇要角，以反對中國“舊史學”為旗幟的“新史學”當然不會將“史鑒”置於至高位置，但也並非不留一點空間，實則“新史學”講求的進化史觀中就有“史鑒”可存在的某種空間。因進化論下的歷史書寫是一種單線因果論性質的書寫，這意味著必然要關注歷史演進中的因果關係，而“以史為鑒”的核心要義是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為現實提供借鑒，其中暗含著總結歷史演進的因果關係，雙方有非常大的融合空間。
實際上，作為史學和政治觀念的“以史為鑒”，近些年來已遭到不少學者質疑，更有學者指出，當清末劇烈的時代變遷導致援引國史成例不再能夠有效地解決現實問題的時候，國人所提出的“借他人之閱歷而用之”“以各國近百年來史乘為用”的主張，仍是以“個別事例褒貶法戒”的“史鑒”傳統的延續，其實際效能是非常值得懷疑的，就史學發展而言，“在劇烈的時代變遷中，大多數西方史家已經不再相信歷史個別事件具有可模仿的範例性”，“個別歷史事件不再能夠提供直接的行為根據”。就此而言，清末民初歷史教科書中“國恥”和“亡國”話語所表達的“史鑒”觀念，其作用邊際恐怕是有限的，相關問題實有很大的再探討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