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是當今世界上主要的國際通用語言之一， 毛澤東以戰略家的眼光清楚地認識到了掌握英語的重要性， 早在1955年他就對人說過：“英語將來是世界語言，
毛澤東早年的英語水準
毛澤東是何時開始學英語的呢？有很多人認為， 毛澤東是晚年才開始學習的， 因為多種回憶錄、史料裡都如此記載， 他本人也這麼說過。 1968年7月28日淩晨， 毛澤東召見紅衛兵“五大領袖”長達5個半小時， 據其中之一的韓愛晶的記錄， 毛澤東在談話中曾這樣說：“還是學英語好， 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虧， 學外文要趕快， 年輕時要學好。 ”但事實上， 毛澤東說自己學英語是“半路出家”應該說不完全準確， 他接觸英語實際上是很早的。
1910年秋， 毛澤東離開了偏僻封閉的韶山沖， 進入湘鄉縣城新式學堂——東山高等小學堂。 該校實行新法教育， 開設了音樂、英語、圖畫和自然科學。
1913年春， 毛澤東考入湖南第四師範學校!”一類簡單的問候語， 熟悉的英語單詞和短語也不多。 於是， 他先從閱讀英文版《人民中國》、《北京週報》雜誌， 新華社的英文新聞稿和英文參考的新聞、通訊、時事評論和政論文章入手，
在毛澤東的遺物中， 有他外巡時專作裝書之用、充當流動圖書館的樟木書箱。 但有一種書一般不裝進箱子， 而是放在公事包裡， 這就是英語書， 以便隨時學習。 據林克回憶：“上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 毛主席學習英語的興致很高， 無論在哪裡我總是要在公事包裡帶著他學習的英語材料。 他善於擠時間學習， 經常在剛剛起床後， 飯前、飯後， 游泳、登山、散步之後休息時， 在開會或會見內外賓客之後或長時間緊張工作之後學習英語。 在外地巡視期間， 無論在火車上、輪船上、飛機上， 他隨時擠時間學英語。
毛澤東有一張廣為流傳的照片， 後來被稱作是他在“飛機上的工作照”， 郭沫若還為之賦詩一首， 而實際上這是毛澤東在飛機上學英語的照片。 林克回憶說：“那是1957年春， 毛主席南下視察工作。 從照片上看， 桌面上有兩隻對放的茶杯， 兩份對擺的文件， 顯然應有兩個人， 那是我正與主席學英語。 兩份‘文件’是《人民日報》文章《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英譯本。 當時侯波同志來跟我打招呼， 說是要為主席攝影， 我便閃到了一邊。 拍照的那一天， 是3月19日晨， 從徐州飛往南京。 ”
毛澤東專機上的工作人員都認為， 毛澤東讀得最多的是英語。 作為空軍副參謀長的何廷一， 從1956年起負責毛澤東的專機任務，
曾為毛澤東開專機的李恩恕也回憶說：“毛主席每次上飛機後， 首先把書放到茶几上。 他在飛機上常看外語書。 有一次， 毛主席視察回來， 飛機已經著陸了。 許多領導和群眾在機場迎接。 可是，左等右等不見毛主席走出飛機。機場上的人都很著急，不知機艙裡發生了什麼事。原來，毛主席正在聚精會神地學外語呢！”對此事的細節，被毛澤東稱為“紅色空中小姐”的郭桂卿有更詳盡的敘述。
毛澤東從飛機起飛不久就開始學，直至飛機下滑、著陸、地面滑行，一直到停機坪停穩，他竟全然不知。機組人員不忍心去打攪他，坐在旁邊，靜靜地等待著。半小時過去，毛澤東仍舊緊鎖雙眉，嘴唇不出聲地動著，邊看邊讀。當地領導等在飛機下面，焦急地踱來踱去。見此情形，郭桂卿提醒道：“主席，我們已經落地了。”“嗯？落地啦？”毛澤東轉頭看了看窗外，證實她的話是對的，才慢慢合上書，欠身站起來。“好啊，轟我走啊?”“不是我轟您呀，是下面首長都等著您啦！”郭桂卿明知道他只不過是開開玩笑，但還是迫不及待地解釋了她的理由。毛澤東也不接她的話茬，自顧自地繼續說：“也不留我們吃飯，小郭真是小氣。不留我們吃飯，我們就走吧！”
這就是毛澤東，在飛機上也抓緊點滴時間，全神貫注地學習，以至達到了忘我的境界。有一次，氣流不好，飛機搖晃顛簸，為了怕影響視力，郭桂卿就把書從毛澤東手裡“搶”了過去，可他笑了笑，不吭聲，也不反抗，可當她一轉身幹別的事去了，他又拿了書讀起來。對為什麼喜歡在飛機上看書、學英語，毛澤東自有理由。1958年3月，毛澤東去成都開會，飛機在西安機場停留。見飛機上帶了那麼多書，大家懇切地請他多休息，注意身體。可毛澤東卻笑了笑，說：“在飛機上看書最好了。我從北京一上飛機就看到現在，一沒有人給你打電話，二沒有人給你送公文，三沒有人找你請示彙報，在這上面看書最安靜、最踏實。”當有人提到“飛機上發動機吵得厲害，汽油味也很難聞”時，毛澤東說：“一看書就什麼也不想了，要思考書上說些什麼，所以我不嘔吐，也不頭昏。”
有著“天下第一名園”美譽的杭州劉莊，有一座傍水而建的精緻小樓，是毛澤東來杭多次住過的一號樓，人們稱作“主席樓”。在“主席樓”後面一條小路旁的樹陰下，有一塊秀石，上書“毛澤東學英語處”幾個紅字。有張毛澤東與林克一起學習英語的照片作為佐證，這可能是全國唯一一個紀念毛澤東學英語的地方，也成為了西湖一景。旁邊一塊低矮的石頭表面已有些光滑，顯然是由於遊人坐在這裡拍照留念久而久之被磨光的。
在莫干山巒、錢塘橋畔、夕照峰下、南屏游泳池旁，到處都留下了毛澤東學習英語的朗朗讀書聲，也留下了很多感人的故事。1959年春，毛澤東又來到杭州。清晨，雨朦朧，霧朦朧，毛澤東照例去爬劉莊後面的丁家山。“主席，正下雨哩！”工作人員提醒說。“淋雨很好。”毛澤東微笑著，拿著一本《矛盾論》英譯本沿著山間曲徑，拾級而上，向丁家山頂走去。丁家山上有個亭，可以避雨。毛澤東抖了抖身上的水珠，就讀開了《矛盾論》。林克站在一旁，十分認真地聽著，不時糾正他發音不准的地方。有時讀著讀著鬧出笑話，毛澤東也滿不在乎，一笑了之。下山路上，毛澤東對林克說：“我學英語是為了研究語言，用英語同漢語來比較。如果有機會，我還想學點日語。”他詼諧地說：“我活一天，就要學習一天，盡可能多學一點，不然，見馬克思時怎麼辦？”林克那時還是個青年人，而毛澤東已年過花甲，但毛澤東對他很尊重。在杭州莫干山的一次閒談中，有人說，林克是毛主席的小先生。毛澤東聞言，馬上更正說：“不是小先生，是先生！”
毛澤東對英語的應用
毛澤東曾經這樣說過：“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學習的目的全在於運用”。他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在一些特定場合，毛澤東所學的英語也派上了用場。他卻常常在接見外賓的談話中摻入幾個英語單詞。
1961年9月23日，毛澤東會見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其中談到了接班人的問題。而在前一天，毛澤東和身邊的工作人員就接班人的翻譯問題進行了商談。毛澤東問英文裡“繼承人”是什麼？熊向暉答是“successor”。毛澤東叫他在一張紙上寫出來。毛澤東看了一會說，“success”這個字我知道，意思是“成功”，怎麼加上“or”就變成“繼承人”了？浦壽昌解釋說，在西方，“成功”意味著有財產，而財產則存在繼承問題，需要指定繼承人。毛澤東說：這個名詞不好，我一無土地，二無房產，銀行裡也沒有存款，繼承我什麼呀？“紅領巾”唱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叫“接班人”好，這是無產階級的說法。浦壽昌說：英文裡沒有同“接班人”意思相近的字，“接班人”翻成英文，還是“successor”，習慣上理解為繼承人。毛澤東說，這個元帥講英語，不懂漢語，他是客人，就用“繼承人”吧。
1974年12月23日，周恩來抱病飛赴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四屆人大籌備工作情況。毛澤東在與周恩來談話時，指著在座的王洪文說，鄧小平“politics（政治）比他強”，懂得英語的周恩來心領神會，而一心想搶班奪權的王洪文則不知所云了，從而確立了鄧小平的地位，史稱“長沙決策”。
在現有的資料中，毛澤東說英語最多的一次，是他與老朋友斯諾的最後一次見面中，而且這也是毛澤東晚年與人交談時間最長的一次，以毛澤東的話來說：“總而言之，我跟你反復講的一句話就是，35年前到現在，我們兩個人的基本關係沒有變。我對你不講假話，我看你對我也是不講假話的。”
1970年12月18日清晨，毛澤東身著睡衣，膝蓋上蓋著一條毛毯，在中南海住處與斯諾海闊天空地談話持續了整整5個小時，賓主談笑風生，興致頗高。
吃早飯時，毛澤東宴請斯諾。入座後，毛澤東起立與斯諾熱情碰杯。斯諾用中文祝酒：“毛主席萬歲！”毛澤東則用英語回應：“Long live Snow（斯諾萬歲）！”毛澤東接著又跟坐在自己身旁作為記錄和翻譯的王海容、唐聞生碰杯，然後幽了斯諾一默：“我看你這個說了半天woman（婦女）解放的人就是不尊重woman，你都不跟她們碰杯……”
毛澤東還說：“你們的尼克森總統不是喜歡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嗎？他是喜歡那個law（法律），是喜歡那個order（秩序）的。我們現在的憲法要有罷工這一條，‘四大’的自由之外，還要加上罷工，這樣可以整官僚主義，整官僚主義要用這一條。”
談到中美關係時，斯諾問：“你看中美會不會建交？”毛澤東回答說：“中美兩國總要建交的。中國和美國難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們又沒有佔領你們那個Long Island（長島）。”
這次談話中，毛澤東一共用了20個英語單詞，尤其all-around civil war（全面內戰）這個詞用得很地道，顯示了毛澤東的英語詞彙功底。
在毛澤東與斯諾談話半年之後，美國總統尼克森派遣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開始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基辛格先後5次見到毛澤東。美國政府最近解密了這幾次會見的談話記錄，人們得以瞭解冷戰時期大國之間合縱連橫的往事，也使人們對毛澤東學習英語的心態略見端倪。
1973年2月17日晚11點半，毛澤東會見基辛格。談話中，基辛格問：“主席現在正學英文嗎？”毛澤東予以否定：“我聽外面傳說我在學英文，都是謠言，我連聽都不想聽，我認識幾個英文字母，但不懂文法。”基辛格說：“主席發明了一個英文單詞。”對此毛澤東爽快地承認了：“是的，我發明了一個英文詞彙paper-tiger。”基辛格馬上對號入座：“紙老虎。對了，那就是我們。”賓主都大笑起來。
1975年10月21日晚6點半，毛澤東在書房接見了基辛格和布希。基辛格關心地詢問82歲高齡的毛澤東的身體狀況。毛澤東說：“一句話，我的身體狀況不好。”然後又笑著補充說：“我是為來訪者準備的一件陳列品。”他繼續泰然自若地說：“我很快就要去見上帝了，我已經收到了上帝的請柬。”毛澤東說完，衰老而且有些浮腫的臉上遲緩地透出一些笑意來。基辛格笑著答道：“不要急於接受。”由於不能連貫說話，毛澤東便在一張紙上費力地寫出幾個字來表達自己的意思：“我接受Doctor的命令。”Doctor在英語裡有“博士”、“醫生”兩義，這是一個雙關語。後來，布希在他的自傳中說，聽到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說出這樣的話，真令人震驚，讓他不得不佩服毛澤東那少有的氣度。
基辛格點了點頭，然後換了話題。談到中美關係，毛澤東說：“以前的對頭，現在我們的關係是叫什麼，friendship（友誼）。所以就這樣（把兩隻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握手）！”毛澤東還說：“我非常重視我們之間的關係。”基辛格後來說：“中國方面說軍事力量不能決定一切，中美雙方有著共同的對手。”毛澤東用英語回答“Yes（是）”，並且寫在了紙上。基辛格馬上說“我看主席學習英文大有進步”，並要求毛澤東把這個字條送給他，毛澤東馬上爽快地答應了。這張小小的紙條，應該是毛澤東流傳於世的唯一不在書上的英文手跡。
毛澤東為什麼學英語
在學生時代，毛澤東學過英語，那是作為一門課程來學習，前後達五六年時間，可惜效果不佳，他對自己的英語成績也始終不滿意。踏入社會後，毛澤東又開始自學英語。全國解放後，毛澤東又懷著很大的熱情重新開始學習英語。這到底是為了什麼呢？筆者認為，毛澤東學英語尤其是年逾花甲學英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鬥爭需要。馬克思曾經說過：“外國語是人生鬥爭的一種武器。”毛澤東學習英語同樣也是為了革命工作和鬥爭的需要。早在學生時代，他就有了學習一門外語便於直接瞭解世界革命的打算。那時他讀報紙、看地圖，常常把各國的城市、港口、山嶽、江河譯成英語，既瞭解了時事，又熟悉了地理，還學習了英語，一舉三得。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作為職業革命家的毛澤東深深感到，一個革命者必須學好外語。
根據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需要，毛澤東一開始就把學習英語的重點放在閱讀政論文章和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上。為進一步加深理解，毛澤東常常用馬列著作的英文版作教材，比如《哥達綱領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共產黨宣言》，一方面學了英語，另一方面也學了理論，用馬列主義來指導革命工作，解決實際問題。在與吳旭君一起讀英語時，毛澤東要求她“多背點政治術語和單詞”。在跟章含之學英語時，毛澤東因英語教材以什麼題材為主和她發生了爭論。章含之堅持以文學題材為主，也有新聞、政治等內容。毛澤東則主張以政治題材為主，“七分政治三分文學”。最後，毛澤東對她說：“你可以告訴學校領導，再增加點政治題材，對學生將來工作有好處。”從這裡可以看出，毛澤東學英語，他首先是從政治角度，從革命工作需要出發的，不是為學習而學習，也不只是為了欣賞英文文學作品。有一次，在飛機上，當服務員問“毛主席，你這麼大年紀了，為什麼還要學英語？”時，毛澤東毫不含糊地回答說：“這是鬥爭的需要啊！”
二是研究語言。毛澤東曾明確地說過：“我學英語是為了研究語言，用英語同漢語來比較。”他對漢語的起源、語法、修辭都有深刻瞭解，常常喜歡把英語同漢語語法、修辭作比較，並提出問題進行討論。他還曾經想學點日語，可後來由於工作實在太忙，未能如願。他實際上想對各種語言進行比較性研究，從而發現規律性的東西。據章含之回憶，毛澤東曾對英語組詞規律發表評論說：“這個英語還蠻科學的。修正主義這個詞從動詞‘修正’來的，加上‘ist’就變人，修正主義者。這個很好記，比漢語有規律。”
1963年《毛主席詩詞》出版後，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立即組織翻譯出版英譯本。翌年1月，毛澤東應英譯者的請求，對自己詩詞中的一些詞句，一一作了口頭解釋。在談到“莫道君行早”時，毛澤東說：“‘君’，指我自己，不是複數，要照單數譯。”不過，由於英語與漢語的語系不同，毛澤東也對英語的一詞多義和變化萬端而大傷腦筋。1970年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斯諾時，曾抱怨說：“你們那個總統是president，銀行行長是president，法院院長也是president，小學校長也是president，都是president，這不是就亂了嗎？最近我看到美國一個組織學生鬧事的宗教團體的材料，它那個組織的領導者也是president。”
三是積極休息。1959年1月，毛澤東在接見巴西外賓時曾說：“學外文好，當作一種消遣，換換腦筋。”據毛澤東警衛人員回憶說，有一段時間，毛澤東每晚都要學習英語，背誦單詞，讓他休息時，他就風趣地說：“看書是用眼睛，現在是用嘴巴，這樣可使兩種神經交替休息嘛！”他還對曾志說過類似的話：“看一種書疲倦了，就換另一本書，調劑腦筋，也就得到了休息。”在長時間的開會、工作或會見外賓之後，毛澤東常常把學英語作為一種調劑手段。
林克回憶說：毛澤東有時“看書、看文件看累了，會議開累了，接見外賓累了，就讓我和他讀英文，一讀英文，腦子就鑽到單詞、句子裡去了，其他別的不想了，也就得到了休息。有時他睡不著覺，也把我找來讀一會兒，讀著讀著打起鼾來了。這是一種特殊的休息，也可說是毛澤東式的休息。”
1955年11月，毛澤東在杭州休息時，遊興很高，接連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頂、莫干山等處。在攀登途中，他常要停下來略作歇息，這時往往就學習一會英語。在國內巡視工作期間，毛澤東也會隨時擠出時間學英語。1957年3月17日至20日，他先後在天津、濟南、南京和上海的上千人幹部大會上作報告，講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當時工作很緊張，但在旅行途中，他仍以學習英語為樂趣。1960年5月6日至10日，他在鄭州連續會見非洲12國、拉丁美洲8國等4批外賓後，多次用學英語作為休息。
四是挑戰自我。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曾說：“主席酷愛讀書是大家都知道的，主席讀書的面也特別寬，為了能夠讀懂馬列的一些原著，他還給自己提出了很高的挑戰，那就是學習英語。”的確如此，毛澤東1954年下決心學英語時，面臨著三大困難：年紀大，基礎差，工作忙，但他知難而進。
無論是見到毛澤東的外國人，還是身邊工作人員，都有一個共同感覺：毛澤東性格中最大的特點就是具有強烈的挑戰意識。我國上世紀70年代出版的英漢小詞典，扉頁上都印著這樣一條毛主席語錄：“為什麼語言要學呢？因為語言這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對此，有很多人不理解，覺得此話邏輯不通，難道“不好學”就一定要學嗎？但對於毛澤東而言，“不是隨便可以學好”、“非下苦功不可”本身就是學習語言的理由，因為這是一種自我挑戰。
1976年元旦前夜，毛澤東在書房裡會見了美國前總統尼克森的女兒朱莉及其丈夫大衛，並與他們進行了寓意深刻的“跨午夜”談話。朱莉把父親的親筆信交給毛澤東，翻譯唐聞生立刻將它翻譯給他聽。毛澤東非常認真地聽著尼克森的來信，高興地說：“歡迎尼克森先生來中國。”他還從唐聞生手中拿過那封信，用英語“清楚而準確”地讀出了信上方標明的日期：“December 23,1975（1975年12月23日）”。朱莉感到驚異，她後來回憶說：“毛主席的這個舉動很有力地向我們說明，雖然他身體欠佳，但是這絲毫不使他的敏捷的思想受到影響。”（來源|黨史縱覽 作者|李光榮 李娜）
可是，左等右等不見毛主席走出飛機。機場上的人都很著急，不知機艙裡發生了什麼事。原來，毛主席正在聚精會神地學外語呢！”對此事的細節，被毛澤東稱為“紅色空中小姐”的郭桂卿有更詳盡的敘述。毛澤東從飛機起飛不久就開始學，直至飛機下滑、著陸、地面滑行，一直到停機坪停穩，他竟全然不知。機組人員不忍心去打攪他，坐在旁邊，靜靜地等待著。半小時過去，毛澤東仍舊緊鎖雙眉，嘴唇不出聲地動著，邊看邊讀。當地領導等在飛機下面，焦急地踱來踱去。見此情形，郭桂卿提醒道：“主席，我們已經落地了。”“嗯？落地啦？”毛澤東轉頭看了看窗外，證實她的話是對的，才慢慢合上書，欠身站起來。“好啊，轟我走啊?”“不是我轟您呀，是下面首長都等著您啦！”郭桂卿明知道他只不過是開開玩笑，但還是迫不及待地解釋了她的理由。毛澤東也不接她的話茬，自顧自地繼續說：“也不留我們吃飯，小郭真是小氣。不留我們吃飯，我們就走吧！”
這就是毛澤東，在飛機上也抓緊點滴時間，全神貫注地學習，以至達到了忘我的境界。有一次，氣流不好，飛機搖晃顛簸，為了怕影響視力，郭桂卿就把書從毛澤東手裡“搶”了過去，可他笑了笑，不吭聲，也不反抗，可當她一轉身幹別的事去了，他又拿了書讀起來。對為什麼喜歡在飛機上看書、學英語，毛澤東自有理由。1958年3月，毛澤東去成都開會，飛機在西安機場停留。見飛機上帶了那麼多書，大家懇切地請他多休息，注意身體。可毛澤東卻笑了笑，說：“在飛機上看書最好了。我從北京一上飛機就看到現在，一沒有人給你打電話，二沒有人給你送公文，三沒有人找你請示彙報，在這上面看書最安靜、最踏實。”當有人提到“飛機上發動機吵得厲害，汽油味也很難聞”時，毛澤東說：“一看書就什麼也不想了，要思考書上說些什麼，所以我不嘔吐，也不頭昏。”
有著“天下第一名園”美譽的杭州劉莊，有一座傍水而建的精緻小樓，是毛澤東來杭多次住過的一號樓，人們稱作“主席樓”。在“主席樓”後面一條小路旁的樹陰下，有一塊秀石，上書“毛澤東學英語處”幾個紅字。有張毛澤東與林克一起學習英語的照片作為佐證，這可能是全國唯一一個紀念毛澤東學英語的地方，也成為了西湖一景。旁邊一塊低矮的石頭表面已有些光滑，顯然是由於遊人坐在這裡拍照留念久而久之被磨光的。
在莫干山巒、錢塘橋畔、夕照峰下、南屏游泳池旁，到處都留下了毛澤東學習英語的朗朗讀書聲，也留下了很多感人的故事。1959年春，毛澤東又來到杭州。清晨，雨朦朧，霧朦朧，毛澤東照例去爬劉莊後面的丁家山。“主席，正下雨哩！”工作人員提醒說。“淋雨很好。”毛澤東微笑著，拿著一本《矛盾論》英譯本沿著山間曲徑，拾級而上，向丁家山頂走去。丁家山上有個亭，可以避雨。毛澤東抖了抖身上的水珠，就讀開了《矛盾論》。林克站在一旁，十分認真地聽著，不時糾正他發音不准的地方。有時讀著讀著鬧出笑話，毛澤東也滿不在乎，一笑了之。下山路上，毛澤東對林克說：“我學英語是為了研究語言，用英語同漢語來比較。如果有機會，我還想學點日語。”他詼諧地說：“我活一天，就要學習一天，盡可能多學一點，不然，見馬克思時怎麼辦？”林克那時還是個青年人，而毛澤東已年過花甲，但毛澤東對他很尊重。在杭州莫干山的一次閒談中，有人說，林克是毛主席的小先生。毛澤東聞言，馬上更正說：“不是小先生，是先生！”
毛澤東對英語的應用
毛澤東曾經這樣說過：“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學習的目的全在於運用”。他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在一些特定場合，毛澤東所學的英語也派上了用場。他卻常常在接見外賓的談話中摻入幾個英語單詞。
1961年9月23日，毛澤東會見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其中談到了接班人的問題。而在前一天，毛澤東和身邊的工作人員就接班人的翻譯問題進行了商談。毛澤東問英文裡“繼承人”是什麼？熊向暉答是“successor”。毛澤東叫他在一張紙上寫出來。毛澤東看了一會說，“success”這個字我知道，意思是“成功”，怎麼加上“or”就變成“繼承人”了？浦壽昌解釋說，在西方，“成功”意味著有財產，而財產則存在繼承問題，需要指定繼承人。毛澤東說：這個名詞不好，我一無土地，二無房產，銀行裡也沒有存款，繼承我什麼呀？“紅領巾”唱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叫“接班人”好，這是無產階級的說法。浦壽昌說：英文裡沒有同“接班人”意思相近的字，“接班人”翻成英文，還是“successor”，習慣上理解為繼承人。毛澤東說，這個元帥講英語，不懂漢語，他是客人，就用“繼承人”吧。
1974年12月23日，周恩來抱病飛赴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四屆人大籌備工作情況。毛澤東在與周恩來談話時，指著在座的王洪文說，鄧小平“politics（政治）比他強”，懂得英語的周恩來心領神會，而一心想搶班奪權的王洪文則不知所云了，從而確立了鄧小平的地位，史稱“長沙決策”。
在現有的資料中，毛澤東說英語最多的一次，是他與老朋友斯諾的最後一次見面中，而且這也是毛澤東晚年與人交談時間最長的一次，以毛澤東的話來說：“總而言之，我跟你反復講的一句話就是，35年前到現在，我們兩個人的基本關係沒有變。我對你不講假話，我看你對我也是不講假話的。”
1970年12月18日清晨，毛澤東身著睡衣，膝蓋上蓋著一條毛毯，在中南海住處與斯諾海闊天空地談話持續了整整5個小時，賓主談笑風生，興致頗高。
吃早飯時，毛澤東宴請斯諾。入座後，毛澤東起立與斯諾熱情碰杯。斯諾用中文祝酒：“毛主席萬歲！”毛澤東則用英語回應：“Long live Snow（斯諾萬歲）！”毛澤東接著又跟坐在自己身旁作為記錄和翻譯的王海容、唐聞生碰杯，然後幽了斯諾一默：“我看你這個說了半天woman（婦女）解放的人就是不尊重woman，你都不跟她們碰杯……”
毛澤東還說：“你們的尼克森總統不是喜歡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嗎？他是喜歡那個law（法律），是喜歡那個order（秩序）的。我們現在的憲法要有罷工這一條，‘四大’的自由之外，還要加上罷工，這樣可以整官僚主義，整官僚主義要用這一條。”
談到中美關係時，斯諾問：“你看中美會不會建交？”毛澤東回答說：“中美兩國總要建交的。中國和美國難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們又沒有佔領你們那個Long Island（長島）。”
這次談話中，毛澤東一共用了20個英語單詞，尤其all-around civil war（全面內戰）這個詞用得很地道，顯示了毛澤東的英語詞彙功底。
在毛澤東與斯諾談話半年之後，美國總統尼克森派遣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開始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基辛格先後5次見到毛澤東。美國政府最近解密了這幾次會見的談話記錄，人們得以瞭解冷戰時期大國之間合縱連橫的往事，也使人們對毛澤東學習英語的心態略見端倪。
1973年2月17日晚11點半，毛澤東會見基辛格。談話中，基辛格問：“主席現在正學英文嗎？”毛澤東予以否定：“我聽外面傳說我在學英文，都是謠言，我連聽都不想聽，我認識幾個英文字母，但不懂文法。”基辛格說：“主席發明了一個英文單詞。”對此毛澤東爽快地承認了：“是的，我發明了一個英文詞彙paper-tiger。”基辛格馬上對號入座：“紙老虎。對了，那就是我們。”賓主都大笑起來。
1975年10月21日晚6點半，毛澤東在書房接見了基辛格和布希。基辛格關心地詢問82歲高齡的毛澤東的身體狀況。毛澤東說：“一句話，我的身體狀況不好。”然後又笑著補充說：“我是為來訪者準備的一件陳列品。”他繼續泰然自若地說：“我很快就要去見上帝了，我已經收到了上帝的請柬。”毛澤東說完，衰老而且有些浮腫的臉上遲緩地透出一些笑意來。基辛格笑著答道：“不要急於接受。”由於不能連貫說話，毛澤東便在一張紙上費力地寫出幾個字來表達自己的意思：“我接受Doctor的命令。”Doctor在英語裡有“博士”、“醫生”兩義，這是一個雙關語。後來，布希在他的自傳中說，聽到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說出這樣的話，真令人震驚，讓他不得不佩服毛澤東那少有的氣度。
基辛格點了點頭，然後換了話題。談到中美關係，毛澤東說：“以前的對頭，現在我們的關係是叫什麼，friendship（友誼）。所以就這樣（把兩隻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握手）！”毛澤東還說：“我非常重視我們之間的關係。”基辛格後來說：“中國方面說軍事力量不能決定一切，中美雙方有著共同的對手。”毛澤東用英語回答“Yes（是）”，並且寫在了紙上。基辛格馬上說“我看主席學習英文大有進步”，並要求毛澤東把這個字條送給他，毛澤東馬上爽快地答應了。這張小小的紙條，應該是毛澤東流傳於世的唯一不在書上的英文手跡。
毛澤東為什麼學英語
在學生時代，毛澤東學過英語，那是作為一門課程來學習，前後達五六年時間，可惜效果不佳，他對自己的英語成績也始終不滿意。踏入社會後，毛澤東又開始自學英語。全國解放後，毛澤東又懷著很大的熱情重新開始學習英語。這到底是為了什麼呢？筆者認為，毛澤東學英語尤其是年逾花甲學英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鬥爭需要。馬克思曾經說過：“外國語是人生鬥爭的一種武器。”毛澤東學習英語同樣也是為了革命工作和鬥爭的需要。早在學生時代，他就有了學習一門外語便於直接瞭解世界革命的打算。那時他讀報紙、看地圖，常常把各國的城市、港口、山嶽、江河譯成英語，既瞭解了時事，又熟悉了地理，還學習了英語，一舉三得。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作為職業革命家的毛澤東深深感到，一個革命者必須學好外語。
根據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需要，毛澤東一開始就把學習英語的重點放在閱讀政論文章和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上。為進一步加深理解，毛澤東常常用馬列著作的英文版作教材，比如《哥達綱領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共產黨宣言》，一方面學了英語，另一方面也學了理論，用馬列主義來指導革命工作，解決實際問題。在與吳旭君一起讀英語時，毛澤東要求她“多背點政治術語和單詞”。在跟章含之學英語時，毛澤東因英語教材以什麼題材為主和她發生了爭論。章含之堅持以文學題材為主，也有新聞、政治等內容。毛澤東則主張以政治題材為主，“七分政治三分文學”。最後，毛澤東對她說：“你可以告訴學校領導，再增加點政治題材，對學生將來工作有好處。”從這裡可以看出，毛澤東學英語，他首先是從政治角度，從革命工作需要出發的，不是為學習而學習，也不只是為了欣賞英文文學作品。有一次，在飛機上，當服務員問“毛主席，你這麼大年紀了，為什麼還要學英語？”時，毛澤東毫不含糊地回答說：“這是鬥爭的需要啊！”
二是研究語言。毛澤東曾明確地說過：“我學英語是為了研究語言，用英語同漢語來比較。”他對漢語的起源、語法、修辭都有深刻瞭解，常常喜歡把英語同漢語語法、修辭作比較，並提出問題進行討論。他還曾經想學點日語，可後來由於工作實在太忙，未能如願。他實際上想對各種語言進行比較性研究，從而發現規律性的東西。據章含之回憶，毛澤東曾對英語組詞規律發表評論說：“這個英語還蠻科學的。修正主義這個詞從動詞‘修正’來的，加上‘ist’就變人，修正主義者。這個很好記，比漢語有規律。”
1963年《毛主席詩詞》出版後，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立即組織翻譯出版英譯本。翌年1月，毛澤東應英譯者的請求，對自己詩詞中的一些詞句，一一作了口頭解釋。在談到“莫道君行早”時，毛澤東說：“‘君’，指我自己，不是複數，要照單數譯。”不過，由於英語與漢語的語系不同，毛澤東也對英語的一詞多義和變化萬端而大傷腦筋。1970年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斯諾時，曾抱怨說：“你們那個總統是president，銀行行長是president，法院院長也是president，小學校長也是president，都是president，這不是就亂了嗎？最近我看到美國一個組織學生鬧事的宗教團體的材料，它那個組織的領導者也是president。”
三是積極休息。1959年1月，毛澤東在接見巴西外賓時曾說：“學外文好，當作一種消遣，換換腦筋。”據毛澤東警衛人員回憶說，有一段時間，毛澤東每晚都要學習英語，背誦單詞，讓他休息時，他就風趣地說：“看書是用眼睛，現在是用嘴巴，這樣可使兩種神經交替休息嘛！”他還對曾志說過類似的話：“看一種書疲倦了，就換另一本書，調劑腦筋，也就得到了休息。”在長時間的開會、工作或會見外賓之後，毛澤東常常把學英語作為一種調劑手段。
林克回憶說：毛澤東有時“看書、看文件看累了，會議開累了，接見外賓累了，就讓我和他讀英文，一讀英文，腦子就鑽到單詞、句子裡去了，其他別的不想了，也就得到了休息。有時他睡不著覺，也把我找來讀一會兒，讀著讀著打起鼾來了。這是一種特殊的休息，也可說是毛澤東式的休息。”
1955年11月，毛澤東在杭州休息時，遊興很高，接連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頂、莫干山等處。在攀登途中，他常要停下來略作歇息，這時往往就學習一會英語。在國內巡視工作期間，毛澤東也會隨時擠出時間學英語。1957年3月17日至20日，他先後在天津、濟南、南京和上海的上千人幹部大會上作報告，講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當時工作很緊張，但在旅行途中，他仍以學習英語為樂趣。1960年5月6日至10日，他在鄭州連續會見非洲12國、拉丁美洲8國等4批外賓後，多次用學英語作為休息。
四是挑戰自我。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曾說：“主席酷愛讀書是大家都知道的，主席讀書的面也特別寬，為了能夠讀懂馬列的一些原著，他還給自己提出了很高的挑戰，那就是學習英語。”的確如此，毛澤東1954年下決心學英語時，面臨著三大困難：年紀大，基礎差，工作忙，但他知難而進。
無論是見到毛澤東的外國人，還是身邊工作人員，都有一個共同感覺：毛澤東性格中最大的特點就是具有強烈的挑戰意識。我國上世紀70年代出版的英漢小詞典，扉頁上都印著這樣一條毛主席語錄：“為什麼語言要學呢？因為語言這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對此，有很多人不理解，覺得此話邏輯不通，難道“不好學”就一定要學嗎？但對於毛澤東而言，“不是隨便可以學好”、“非下苦功不可”本身就是學習語言的理由，因為這是一種自我挑戰。
1976年元旦前夜，毛澤東在書房裡會見了美國前總統尼克森的女兒朱莉及其丈夫大衛，並與他們進行了寓意深刻的“跨午夜”談話。朱莉把父親的親筆信交給毛澤東，翻譯唐聞生立刻將它翻譯給他聽。毛澤東非常認真地聽著尼克森的來信，高興地說：“歡迎尼克森先生來中國。”他還從唐聞生手中拿過那封信，用英語“清楚而準確”地讀出了信上方標明的日期：“December 23,1975（1975年12月23日）”。朱莉感到驚異，她後來回憶說：“毛主席的這個舉動很有力地向我們說明，雖然他身體欠佳，但是這絲毫不使他的敏捷的思想受到影響。”（來源|黨史縱覽 作者|李光榮 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