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帝犯了一個大錯誤，看似高明，最終導致明朝一步步被玩死了！

近年來， 萬曆皇帝朱翊鈞身價倍增， 很多人將其歸列入千古明君行列， 極力證明他是一個被清史極度污蔑的皇帝， 不夠否認，

這位皇帝很有作為， 然而， 晚年卻犯了一個大錯誤， 就是遼餉加派， 可謂是亡國之舉。

"遼餉"始征于萬曆46年， 就是為了應付東事而加派的田賦， 在原本基礎上加了二百萬兩左右的份額， 畝加銀三厘五毫， 第二年再加三厘五毫， 第三年又加二厘， 前後三加， 即每畝加征銀九厘， 每年"遼餉"銀五百二十萬兩。 到了崇禎三年(西元1630年)， 又強征"遼餉"， 畝加征銀三厘。

這件事可謂貽害無窮， 萬曆和以後的天啟、崇禎三帝也因此被讀書人罵了個狗血淋頭。

加派遼餉這事萬曆皇帝做得確實不是很地道。 萬曆初年張居正主持朝政時候， 是明帝國經濟狀況最好的時代， 當時戶部太倉庫歲收入四百萬兩白銀， 號稱國庫充溢。 然而， 三大征把張居正積攢下來的家當用得乾乾淨淨，

庫藏空虛是確實的。 但萬曆本人手頭又確實有錢， 別的不說， 萬曆一死， 泰昌皇帝就連發內帑銀， 加起來應該是有好幾百萬兩之多。

從帝王角度來說， 家國一體，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既然邊有警而國用不足， 先用自己的體己銀子又如何？可是萬曆皇帝，

遼事剛起他就加派， 按照他心思， 憑甚地一有事就用他自己的銀子？這些士大夫平時忠君愛國說的嘴響， 一旦有事就指著皇帝拿錢， 憑什麼？既然國用不足， 軍餉不夠開銷， 那麼按實際用度加田賦， 一加便是二百萬之多。

表面上看， 明朝的賦稅水準， 農稅向來不超過百分之五， 商稅還要更低一些， 加派二百萬問題不大， 事實也是如此， 到崇禎年間， 又加派了兩次， 而且這種額度的加派在清季成為正賦， 二百多年沒有太大的變化， 百姓也照樣承受了這樣額度的賦稅。

但問題在於， 明朝中央對地方控制相當薄弱， 對士紳的控制， 又要更弱一些。 以體制而言， 僵化老大， 官紳和胥吏一體， 加二百萬兩銀子於下，

這些蠹蟲最少得收入一千萬兩到自己荷包之中， 可謂是得不償失。

此外， 加派的賦稅， 又不注重各地發展的不平均， 全國一致， 對江南人來說， 加派這點銀子無非是多紡幾尺布就賺到， 一直到明亡， 南方各省還是很安靜， 鮮有百姓造反之事， 而在北方，

特別是西北， 小冰期災害嚴重， 原本老百姓基本上靠農業吃飯， 加稅加上天災， 加上賑濟不力， 走投無路之下， 終於演化成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萬曆加派遼餉， 絕對是一招臭棋， 而且後來皇帝延續， 到了崇禎三年又強征“遼餉”， 畝加征銀三厘。 崇禎十年， 為鎮壓農民起義， 開徵“剿餉”， 每年加派銀三百三十余萬兩。 崇禎十二年又加征“練餉”， 每年征銀七百三十余萬兩。 從萬曆到崇禎， 這一系列加餉舉措， 無異於飲鴆止渴， 使貪贓枉法官吏大撈好處， 東林黨等士人無半點傷害， 只是苦了下層老百姓， 導致矛盾激化， 農民起義此起彼伏， 也給八旗軍有了可乘之機。

當然了若是萬曆皇帝不死， 憑他對朝局掌握， 不會出現嚴重內耗， 遼事雖有小挫， 最終還是會往解決的正道上走，可是兩年後，這位掌握大明近半個世紀的皇帝就撒手而去。

說起來，這位萬曆皇帝死得真不是時候，在明朝和整個中國最關鍵的節點上，換了皇帝，後來者別的沒有學會，卻把加餉這一招學去了，一步步把大明帝國玩死了，可悲可歎。

最終還是會往解決的正道上走，可是兩年後，這位掌握大明近半個世紀的皇帝就撒手而去。

說起來，這位萬曆皇帝死得真不是時候，在明朝和整個中國最關鍵的節點上，換了皇帝，後來者別的沒有學會，卻把加餉這一招學去了，一步步把大明帝國玩死了，可悲可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