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夢麟（1886-1964）
原名夢熊， 字兆賢， 號孟鄰， 浙江余姚人， 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教育家。 曾參加科舉考試並中秀才， 1912年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育學本科畢業，
蔣夢麟：功過自有後人評
提起北大校長， 你應該非常熟悉蔡元培， 瞭解一些胡適， 或許知道傅斯年， 但幾乎未曾聽聞蔣夢麟。 事實上， 在北大歷任校長中， 蔣夢麟是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位。 但在他離開之後的北大校史中， 蔣夢麟卻成了被刻意淡化的一個名字。
蔣夢麟與北大的緣分， 結於1919年， 當年他辭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之後， 受聘于北京大學， 任教育系教授。 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
抗戰期間， 北京大學猶如一葉扁舟， 落入飄搖風雨中。 為了躲避戰亂， 蔣夢麟組織了從北京到長沙、再從長沙到昆明的北大師生萬里遷徙。 在與清華、南開臨時組建的西南聯合大學（在長沙時稱“長沙臨時大學”）中， 蔣夢麟與梅貽琦和張伯苓共持校務。 其後戰事持續蔓延， 大批逃難人群接踵而至， 使昆明陷入喧囂、嘈雜和物價飛漲之中， 蔣夢麟於是再度組織聯大師生轉移到雲南蒙自。
在治校中， 蔣夢麟有意識地發揚光大蔡元培提出的“相容並包，
左起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
傅斯年對他的評價是：“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
在“相容並包， 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下， 硬幣的另一面——“紀律弛， 群治弛”也逐漸顯露， 尤其在他掌校的後幾年， 學生運動乃至教員運動此起彼伏。 對於學生參與政治鬥爭， 蔣夢麟素來極為反對。 一是因為， 政治鬥爭總是難以避免無謂的犧牲生命；二是他認為， 救國的基礎是“文化之增進”， 這是搖旗呐喊的運動無法企及的， “荒唐的中老年人鬧下亂子，
蔣夢麟代任校長時， “三·一八”慘案奪走北大數名學生的生命， 蔣夢麟眼見學生犧牲卻無法挽救， 在追悼會上悲憤陳詞， 放聲慟哭。 當他無法阻止運動發生時， 只有以一己之力提供保護。 1941年， 一場“批孔”（“孔”為孔祥熙）示威遊行浩浩蕩蕩地展開， 蔣夢麟暗中隨行保護， 準備在必要時出面與軍警調解。
抗戰勝利前夕， 蔣夢麟受宋子文的邀請， 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 起初他仍想繼續留任北大， 等宋子文離任後再回來重掌大局， 竟忘了“大學校長不得兼任政府官員”是1929年他親自制定的規章條文。 加之北大內部掀起了“倒蔣舉胡”的風潮， 教員向當局要求校長一職應由胡適接任。 蔣夢麟只好徹底退出北大和西南聯大，自此棄學從政。
作為戰亂時期的北大功臣，為何蔣夢麟會如此輕易地決定離開北大，離開時又為何是如此難堪的局面？根據公開史料推斷，原因或許有三。
原因猜想之一：雖然西南聯大戰抗戰時期在後方譜寫了弦歌不絕的佳話，但是三所高校臨時合為一體，摩擦矛盾也難以避免。例如，蔣夢麟力主聯大學生從昆明遷至雲南蒙自時，多位教授表示並不認同，原因是校址與機場幾乎相連，一旦戰事彌漫至此，戰機可能選擇此處起降，西南聯大所有人員、設備、圖書、校舍將再次被迫遷移。類似矛盾累加起來，形成了積怨。
原因猜想之二：從五四運動開始，形形色色的學生運動就未曾休止，複雜的社會形勢，加上校園之外共產黨員、國民黨員的支持，學生運動愈演愈烈，就像隨時可能被點燃的火藥。甚至曾有一次學校按照常規收取講義費，也立即遭到學生集會反對。蔣夢麟身為校長，出面勸解學生、調和矛盾的家常便飯之外，他本人也深受其害，曾有一次因拒絕了學生們的一個要求，被盛怒的學生圍攻，關在辦公室裡幾個小時。時逢亂世，他的精神壓力見諸筆端，治校信心已漸漸耗損。
原因猜想之三：蔣夢麟與第二任夫人陶曾谷從新婚開始，身邊朋友的非議就持續不斷。陶曾谷本是蔣夢麟擔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時的秘書，同時是他同事高仁山的妻子。高仁山遭北洋政府槍決遇難後，蔣夢麟宣稱要盡朋友之責，要“更愛他愛過的人，且更加倍地愛她，這樣才對得起亡友”，於是拋棄原配，改娶高仁山的遺孀陶曾谷。在昆明時，善於交際並且虛榮的陶曾穀，經常帶領聯大女學生前往美軍司令部，陪美國軍官跳舞尋樂，自認“名媛”，引發了聯大教師的憤慨。陳寅恪的詩作“酒醉不妨胡舞亂，花羞翻訝漢妝紅。誰知萬國騰歡地，卻在山河破碎中。”正是那“商女不知亡國恨”般荒唐場景的寫照。另外，在物價飛漲的抗戰年代，比起教授們拮据困苦的生活，當局政府官員的生活卻相當奢華，有一個公認的論斷是，蔣夢麟從政的背後，陶曾穀的“枕旁風”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此去，竟是永別。
1948年，蔣夢麟隨國民黨軍隊撤往臺灣，從事他在美留學初期學習的專業——農業，致力於臺灣農業振興和人口節育工作，1964年6月病逝於臺北。1988年，北大舉辦90周年校慶時出版了《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作為執掌北大時間最長的校長，蔣夢麟的名字未被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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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夢麟只好徹底退出北大和西南聯大，自此棄學從政。作為戰亂時期的北大功臣，為何蔣夢麟會如此輕易地決定離開北大，離開時又為何是如此難堪的局面？根據公開史料推斷，原因或許有三。
原因猜想之一：雖然西南聯大戰抗戰時期在後方譜寫了弦歌不絕的佳話，但是三所高校臨時合為一體，摩擦矛盾也難以避免。例如，蔣夢麟力主聯大學生從昆明遷至雲南蒙自時，多位教授表示並不認同，原因是校址與機場幾乎相連，一旦戰事彌漫至此，戰機可能選擇此處起降，西南聯大所有人員、設備、圖書、校舍將再次被迫遷移。類似矛盾累加起來，形成了積怨。
原因猜想之二：從五四運動開始，形形色色的學生運動就未曾休止，複雜的社會形勢，加上校園之外共產黨員、國民黨員的支持，學生運動愈演愈烈，就像隨時可能被點燃的火藥。甚至曾有一次學校按照常規收取講義費，也立即遭到學生集會反對。蔣夢麟身為校長，出面勸解學生、調和矛盾的家常便飯之外，他本人也深受其害，曾有一次因拒絕了學生們的一個要求，被盛怒的學生圍攻，關在辦公室裡幾個小時。時逢亂世，他的精神壓力見諸筆端，治校信心已漸漸耗損。
原因猜想之三：蔣夢麟與第二任夫人陶曾谷從新婚開始，身邊朋友的非議就持續不斷。陶曾谷本是蔣夢麟擔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時的秘書，同時是他同事高仁山的妻子。高仁山遭北洋政府槍決遇難後，蔣夢麟宣稱要盡朋友之責，要“更愛他愛過的人，且更加倍地愛她，這樣才對得起亡友”，於是拋棄原配，改娶高仁山的遺孀陶曾谷。在昆明時，善於交際並且虛榮的陶曾穀，經常帶領聯大女學生前往美軍司令部，陪美國軍官跳舞尋樂，自認“名媛”，引發了聯大教師的憤慨。陳寅恪的詩作“酒醉不妨胡舞亂，花羞翻訝漢妝紅。誰知萬國騰歡地，卻在山河破碎中。”正是那“商女不知亡國恨”般荒唐場景的寫照。另外，在物價飛漲的抗戰年代，比起教授們拮据困苦的生活，當局政府官員的生活卻相當奢華，有一個公認的論斷是，蔣夢麟從政的背後，陶曾穀的“枕旁風”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此去，竟是永別。
1948年，蔣夢麟隨國民黨軍隊撤往臺灣，從事他在美留學初期學習的專業——農業，致力於臺灣農業振興和人口節育工作，1964年6月病逝於臺北。1988年，北大舉辦90周年校慶時出版了《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作為執掌北大時間最長的校長，蔣夢麟的名字未被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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