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
1921年， 胡適不過30歲， 卻已名聲大噪並享有新文學“泰斗”之盛譽， 時任北京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 這年暑假， 他有過一趟上海之行，
這年春天，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來北京找到胡適， 力勸他辭去北大教職， 到商務接替自己的職位， 並語含懇切地對胡適說:“我們那邊缺少一個眼睛， 我們盼望你來做我們的眼睛。 ”胡適沒有明確表態， 他承認“得著一個商務印書館， 比得著什麼學校更重要”， 但他又認為“我是30歲的人， 我還有我自己的事業要做；我自己至少應該再做十年、二十年的自己的事業， 況且我自己相信不是一個沒有可以貢獻的能力的人”。 猶疑之間， 他答應高夢旦， 暑假期間去上海實地考察一次。
7月16日晚10點， 胡適乘火車到上海。 張元濟、高夢旦、李拔可等數位商務印書館的頭面人物候于月臺， 把胡適接到大東旅館。
商務編譯所規模可觀， 分國文、英文、詞典、理化、東文等部， 有160人之多， 並且不乏“才俊”之輩。 胡適一去， 就把編譯所的一間會客室當辦公處， 對編譯所的高級編輯及商務各雜誌主編來了個輪流“召見”。 幾十年後， 當年也是商務一員的茅盾曾憶及當時的情形:
我也是被“召見”的一個。 我從沒見過胡適， 但早從陳獨秀夾《新青年》到上海來編輯、發行那時， 就知道在北京大學的教授中， 胡適是保守勢力的頭子。 我只回答他的詢問(那都是瑣屑的事)， 不想多談。 我只覺得這位大教授的服裝有點奇特。
從胡適日記看， 這天是7月18日， 他也只是一筆帶過:“見李石岑、鄭振鐸、沈雁冰、葉聖陶。 ”倒是對同一天“召見”的鄭貞文(心南)， 日記流露出器重之語:“他是日本東京帝大理學士， 甚有思想， 甚不滿意於編譯所。 我徵求他的意見。 他說， 知道我要來， 曾做一個改良此間組織的計畫……此計畫甚好。 他說， 組織是一事， 人才又是一事；有好組織而無好人， 是無用的。 這話也是實情。 ”對此， 高夢旦說:“鄭心南諸人只要‘立憲’， 我要的是‘革命’。 ”胡適則認為:“編譯所是不能完全不要的。 革命也只革得一部分， 畢竟還免不了立憲的改革。
另一位編輯楊端六的看法也引起胡適的重視， 他在7月20日的日記裡寫道:
端六說， 改良編譯所不容易， 因為須從全部的組織改良起。 現在館中事權不統一， 館中元老皆(1)退職官僚， (2)工人， (3)文人， 沒有一個人能知道營業的道理的。 館中最大的弊是不用全力注重出版而做許多不相干的小買賣。 編譯所中待遇甚劣， 設備(圖書、房子)甚不完備， 決不能得第一流人才。 (終年無假期， 暑假名為可以自由， 而又以加薪之法鼓勵人不告假。 )(薪俸也極薄。 )
胡適接著又寫道:“楊君所言， 極中肯要。 他們方以為待編輯甚優， 然一入門即可見所謂‘優待賓師’之道了！”
胡適不僅輪番找人談話， 還佈置一些編輯提出書面的編譯所改革方案， 並列席常規的“編譯會議”。
從這些日記片斷來看， 這次考察， 商務留給胡適的負面印象甚多。 一個多月後， 胡適終於決定仍留在北大教書， 並推薦他的老師王雲五以自代。 當然， 胡適決意不幹， 不完全取決於這些負面印象， 也有他自己的打算。 8月13日， 商務的掌門人物張元濟到編譯所訪胡適， 高夢旦也從旁再三相勸， 挽留胡適。 胡適則認為:“這個編譯所確是很緊要的一個教育機關， ——一種教育大勢力。 我現在所以遲疑，只因為我是30歲的人，不應該放棄自己的事，去辦那完全為人的事。”胡適不幹並舉薦王雲五的另一個理由，是他對商務當局表示:自己是個書呆子，不善於應付人際關係，王雲五則既有學問，又有辦事才能。（來源丨人民政協報）
我現在所以遲疑，只因為我是30歲的人，不應該放棄自己的事，去辦那完全為人的事。”胡適不幹並舉薦王雲五的另一個理由，是他對商務當局表示:自己是個書呆子，不善於應付人際關係，王雲五則既有學問，又有辦事才能。（來源丨人民政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