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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和美感， 是手錶的兩條不可或缺、不可分割的大腿， 這是任何時代人們對手錶的必備訴求。 兩者或孰輕孰重， 但絕對缺一不可。
眾所周知， 鐳（Ra）元素是居裡夫婦發現的， 這是1900年之後才成熟的事， 所以在此之前的懷錶裡我們看不到螢光設計， 因為螢光還藏在瀝青鈾礦的礦渣中。 奈何既生瑜何生亮， 恰恰在鐳可以做到錶盤上發光的20世紀初期， 電燈已相對普及了（愛迪生啊愛迪生）。 錶盤上的螢光照明基本上不具備什麼實際意義。
一枚1918年售給美國大亨James Ward Packrad的小三針手錶就有螢光指針， 1920年售給同人的兩地時懷錶也有此設計， 這明顯和戰爭無關， 半夜爬起來看手錶？彼時“全球最亮”家庭之一非James Ward Packrad莫屬啊， 他為什麼需要這樣的時計？！
▲售給美國大亨James Ward Packrad的兩枚百達翡麗
不光是James珍藏， 翻閱博物館圖錄重新“梳理”歷史表款， 嘗試把握整個脈絡就會發現， 1925年前後採用螢光指標刻度設計的表款相對比較多。 而到了1940年代， 並未給戰爭軍需品做什麼貢獻的頂級大牌PATEK PHILIPPE（百達翡麗）反而沒做什麼螢光指標刻度。
所以我大膽揣測， 在1920年代佩戴一枚錶盤指標刻度會發光的手錶， 是一種富人的獨特時尚。 而到了1940、1950年代， 指標和刻度要做螢光、好像已是一種old fashion、反而比較少見了。 螢光指標和刻度儘管和軍表相關， 但對於百達翡麗來說它就是一個單純的設計項目， 和任何實用意圖毫無關係。
在軍表時代， 確實有很多軍表採用螢光設計， 這時候實用佔據了上風， 但彼時百達翡麗並非主要軍表供應商， 它的高端身價也沒可能老惦記軍表市場。 所以， 採用螢光這種實用主義的設計， 並非是百達翡麗的傳統。 此外， 螢光針偏寬偏硬朗， 不適合所有表款， 尤其小錶盤， 軍表多螢光就是因為軍表本身大而硬朗， 正是絕配， 其它大口徑的品牌也多有螢光，
▲印度大公所佩戴的Ref.1591A
印度大公戴著螢光Ref.1591A玩馬球不會因為要在黑燈瞎火中策馬奔騰吧；1950、60年代百達翡麗商務總監Georges Delessert用螢光Ref.1463A顯然也不是為了半夜發電報給敵軍啊；美國藏家企業家富二代賽車和帆船愛好者Briggs Swift Cunningham戴著螢光Ref.1463A顯然為日間帆船賽而不是夜間遊艇party呀！
▲（左）百達翡麗商務總監Georges Delessert佩戴的Ref.1463A
（右）Briggs Swift Cunningham佩戴的Ref.1463A
可以這麼說，在1950年代做一款螢光指標和刻度的手錶，在當時來說、那就是一種小眾品味的復古。說小眾，因為當時確實不多見----那並非當時百達翡麗的主流美學。
直到1970年代，大口徑的運動風格的表款Nautilus問世，螢光才在這個系列裡普遍應用，而普遍採用螢光設計的原因顯然也並不“實用”，而是為了配合指標和刻度的比例與設計。
▲1976年，第一代Nautilus Ref.3700/1
可以看到的是，自從Thierry Stern忝掌帥印，百達翡麗的各款手錶裡，螢光指標和刻度又多了起來，當然不僅僅是為了配合更大氣的錶殼錶盤，也是百達翡麗新時代美學的一個小小標誌。
▲百達翡麗2016年新款Ref. 5204/1R-001（左）及Ref. 5930G-001（右）皆採用螢光刻度及指標
END
【表叔周記】
之
手機編輯，人生首次
▲（左）百達翡麗商務總監Georges Delessert佩戴的Ref.1463A
（右）Briggs Swift Cunningham佩戴的Ref.1463A
可以這麼說，在1950年代做一款螢光指標和刻度的手錶，在當時來說、那就是一種小眾品味的復古。說小眾，因為當時確實不多見----那並非當時百達翡麗的主流美學。
直到1970年代，大口徑的運動風格的表款Nautilus問世，螢光才在這個系列裡普遍應用，而普遍採用螢光設計的原因顯然也並不“實用”，而是為了配合指標和刻度的比例與設計。
▲1976年，第一代Nautilus Ref.3700/1
可以看到的是，自從Thierry Stern忝掌帥印，百達翡麗的各款手錶裡，螢光指標和刻度又多了起來，當然不僅僅是為了配合更大氣的錶殼錶盤，也是百達翡麗新時代美學的一個小小標誌。
▲百達翡麗2016年新款Ref. 5204/1R-001（左）及Ref. 5930G-001（右）皆採用螢光刻度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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