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中國籍浙江男子劉少堯在巴黎被員警入室槍殺， 讓法國華人圈再次群情激憤。 該事件得到中國外交部高度重視， 通過外交部發言人的表態可以得知， 不僅在巴黎的中國駐法使館迅速啟動領事保護的應急機制， 要求法國警方查明真相， 保護旅法僑胞權益， 也在北京召見了法國駐華使館負責人進行交涉。 法國外交部則承諾， 優先考量保障所有在法中國僑民的安全。
據此間媒體報導， 事情大致經過如下：
3月26日晚8點左右， 巴黎警方接到疑似“家庭糾紛”和“聽到尖叫”的鄰居報案， 趕往巴黎19區的一家華人住處進行干預。
由上可見， 巴黎警方和死者家屬爭執的主要焦點在於， 劉少堯是否襲警？假設確實襲警，
這起案件的來龍去脈不複雜。 劉少堯被殺案的實質， 是公民權利的保障和員警權力的濫用之間的衝突，
但是從另一面來講， 儘管事發原因無關種族偏見， 後續發展卻可能會與華人社群在法國社會的地位息息相關。 從華人安全和維權角度， 甚至考慮到對法國政局可能的影響， 劉少堯案件依然需要謹慎處理和認真觀察。 首先， 華人在法國歷史上長期處於政治和社會影響的弱勢地位， 是不爭的事實， 這與人口比例不高有很大關係。
這導致的現狀就是華人在法國社會被邊緣， 不僅長期被主流社會忽視， 也容易成為不法分子侵害的對象。 長期以往， 由於缺乏有效溝通， 華人社群生活在法國社會的平行空間， 整體社會心理處於自我壓抑狀態， 一旦爆發突發性事件， 就容易導致衝突和偏見的擴大， 消息傳回中國國內， 又往往刺激民族主義情緒， 引起當年類似印尼排華之類的負面回憶。
應當指出， 以2010年6月20日爆發的巴黎美麗城“反暴力要安全”3萬人示威遊行為里程碑事件， 在2011年和2016年又連續兩次爆發數萬人規模的巴黎華人遊行示威後， 法國華人的維權意識已經大大不同以往， 新的維權社團不斷誕生， 而新一代年輕華人已經不再滿足于在華人社群內部展現影響力， 而是開始參與法國社會的公共治理， 甚至有數人已經進入巴黎的區政府任職， 像劉姓男子被殺所在地的巴黎19區副區長王利傑， 就是歷次華人維權運動中積極奔走的年輕華人律師。
與背井離鄉來法國的父輩不同， 他們接受法國的高等教育， 從事商業活動， 或者嘗試參政議政， 雖然規模還不大， 層級還不算高， 但已經出現可喜的變化。 假以時日，如果法國華人家長有意識的培養下一代進入路易大帝中學、亨利四世中學、巴黎政治學院、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巴黎理工學院等法國名校，從小就與法國精英青年為伍，理解他們的思維，參與組建各類團體，畢業後再進入專業領域同時，積極關心法國社會事務，尤其進入主流政黨進行歷練，在總統選舉、議會選舉和市鎮選舉中承擔角色，這樣未來的法國政壇很有可能華人部長和國會議員。進入主流社會的意義並非在於只顧維護華人社群利益，或處處以華人社群代言人自居，而是作為法國社會一分子，為法國社會治理貢獻才華，但屆時法國華人的能見度和社會評價值，將有大大的提升。
法國是遊行示威最多最頻繁的國家，由此也衍生了一批專門趁機搗亂的無政府主義者等激進勢力，他們往往不分主題、不顧一切與政府和員警對抗，這些人通常與遊行示威組織者並無關聯，相反還是正當社會運動訴求的破壞力量。但吊詭之處在於，嗜血的媒體又喜歡拍攝激烈衝突的鏡頭，以吸引觀眾，同時反而把社會運動訴求更大範圍傳播出去。一般情況下，遊行集會等社會運動的組織者都具有豐富的組織經驗、完備的宣傳手段和成熟的組織機構，所以他們並不太在乎無政府主義者等搗亂分子的存在，也能及時向員警報備。如果年輕華人不瞭解這一點，僅僅效仿媒體上報導的破壞行動，只能給人以口實。
巴黎華人每次對社會治安不滿組織的大規模遊行示威，法國民眾的普遍心態都是，華人這麼低調的族群都起來抗議了，那麼法國社會狀況確實糟糕到了一定的程度。但如果採取的方式方法不正確，不能夠有效傳達抗議主題，那麼有可能效果適得其反。假如像一些社交媒體上有人煽動的一樣，到處舉行非法集會，像打遊擊戰一樣洩憤，只會導致華人融入進程更加艱難遙遠，也不容易獲得主流社會的支持和認可。遇到種族歧視或違法行為的事件，尤其員警等公務人員執法犯法當然要反抗，而且要大張旗鼓的通過合法途徑申請遊行集會，在律師和媒體的幫助下擴大影響力，但不是像個法盲一樣自行其是。長遠來講，還不如發動有法籍的華人選民，積極參加投票更能保護自己的利益。
在法國近年來日漸激烈的反恐形勢下，以及面對進入倒計時的法國大選，任何過激舉動都可能會被放大。劉少堯案件最不應該選擇的處理方式就是朝著種族歧視的方向走，這等於送給宣導反移民政策的極右翼一份大禮。對於風頭正盛卻可能在第二輪敗北的極右翼候選人瑪麗娜·勒龐來說，任何外來移民與員警之間的大規模衝突都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一定會幫助她提升在選舉中的支持率。更何況除了少部分別有用心的搗亂分子，會有很多圍觀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在員警的強力鎮壓下受傷流血，付出不必要的犧牲。但是並不等於不表達死者家屬的訴求和彰顯華人社群的存在，如果有機會見到法國大選的總統候選人和相關選區的議員候選人，當然要抓住機會從控制員警權力的角度就劉少堯案件進行提問，通過當前法國最為聚焦的大選舞臺得到某種修訂法律的承諾，這也是推動法國社會進步的負責任表現。
為了後續事項的有序有效處理，筆者建議在征得劉少堯家屬同意後，由中法相關人士成立案件處理委員會，不管組織對死者的悼念活動，還是面對媒體的採訪，以及跟警察局之間談判的條件，都要通過律師審訂。同時由志願者負責在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上張貼準確的媒體資料和統一的行動資訊，尤其是符合法國人思維習慣的法文材料。如果在有識之士的推動之下，劉少堯及家庭個人的悲劇，成為改變法國司法進步的契機，這將讓死者的鮮血不會白流，也會讓華人社群在法國生活的更有尊嚴。（完）
法國是遊行示威最多最頻繁的國家，由此也衍生了一批專門趁機搗亂的無政府主義者等激進勢力，他們往往不分主題、不顧一切與政府和員警對抗，這些人通常與遊行示威組織者並無關聯，相反還是正當社會運動訴求的破壞力量。但吊詭之處在於，嗜血的媒體又喜歡拍攝激烈衝突的鏡頭，以吸引觀眾，同時反而把社會運動訴求更大範圍傳播出去。一般情況下，遊行集會等社會運動的組織者都具有豐富的組織經驗、完備的宣傳手段和成熟的組織機構，所以他們並不太在乎無政府主義者等搗亂分子的存在，也能及時向員警報備。如果年輕華人不瞭解這一點，僅僅效仿媒體上報導的破壞行動，只能給人以口實。
巴黎華人每次對社會治安不滿組織的大規模遊行示威，法國民眾的普遍心態都是，華人這麼低調的族群都起來抗議了，那麼法國社會狀況確實糟糕到了一定的程度。但如果採取的方式方法不正確，不能夠有效傳達抗議主題，那麼有可能效果適得其反。假如像一些社交媒體上有人煽動的一樣，到處舉行非法集會，像打遊擊戰一樣洩憤，只會導致華人融入進程更加艱難遙遠，也不容易獲得主流社會的支持和認可。遇到種族歧視或違法行為的事件，尤其員警等公務人員執法犯法當然要反抗，而且要大張旗鼓的通過合法途徑申請遊行集會，在律師和媒體的幫助下擴大影響力，但不是像個法盲一樣自行其是。長遠來講，還不如發動有法籍的華人選民，積極參加投票更能保護自己的利益。
在法國近年來日漸激烈的反恐形勢下，以及面對進入倒計時的法國大選，任何過激舉動都可能會被放大。劉少堯案件最不應該選擇的處理方式就是朝著種族歧視的方向走，這等於送給宣導反移民政策的極右翼一份大禮。對於風頭正盛卻可能在第二輪敗北的極右翼候選人瑪麗娜·勒龐來說，任何外來移民與員警之間的大規模衝突都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一定會幫助她提升在選舉中的支持率。更何況除了少部分別有用心的搗亂分子，會有很多圍觀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在員警的強力鎮壓下受傷流血，付出不必要的犧牲。但是並不等於不表達死者家屬的訴求和彰顯華人社群的存在，如果有機會見到法國大選的總統候選人和相關選區的議員候選人，當然要抓住機會從控制員警權力的角度就劉少堯案件進行提問，通過當前法國最為聚焦的大選舞臺得到某種修訂法律的承諾，這也是推動法國社會進步的負責任表現。
為了後續事項的有序有效處理，筆者建議在征得劉少堯家屬同意後，由中法相關人士成立案件處理委員會，不管組織對死者的悼念活動，還是面對媒體的採訪，以及跟警察局之間談判的條件，都要通過律師審訂。同時由志願者負責在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上張貼準確的媒體資料和統一的行動資訊，尤其是符合法國人思維習慣的法文材料。如果在有識之士的推動之下，劉少堯及家庭個人的悲劇，成為改變法國司法進步的契機，這將讓死者的鮮血不會白流，也會讓華人社群在法國生活的更有尊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