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 日本NPO法人日中未來之會代表南村志郎先生向我們暢談了他參與中日交流的故事， 以及對中日關係發展的思考， 我們推送給大家。 原稿日文刊登在《人民中國》2017年第9期雜誌， 歡迎朋友們通過雜誌閱讀。
我之所以要講述中日民間交流的歷史， 是因為本應在1972年之前就被解決的歷史問題， 時至今日仍然是困擾兩國關係的重大障礙。
中日兩國化解歷史問題之道
我從1956年開始和中國打交道， 至今已有60年了。 1956年的時候， 我是一名鋼鐵行業報的記者， 和當時的岩田制鐵總裁——稻山嘉寬先生私交甚好。
中國河北省的唐山市盛產一種著名的煤炭， 叫“開灤煤”。 這種煤作為冶煉鋼鐵的原材料， 品質非常好。 稻山先生委託我去唐山瞭解一下開灤煤礦是否還在運行。 同時， 還希望我到海南田獨、朝鮮茂山去看看那裡礦山的運行情況。 我從小就和中國有很深的淵源， 能夠親自到北京去看一看對我來說是件很開心的事情。
1956年10月6日， 毛澤東主席（右三）在北京展覽館參觀日本商品展覽會（新華社）
展銷會在北京展覽館舉辦， 廣場上升起了日本國旗， 這是戰後的第一次。 展銷會期間， 發生了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 一位中國老奶奶抓著旗杆， 想把日本國旗拽下來， 因為她的親人就死在日本國旗之下， 她不明白為什麼到了新中國， 還要在中國的國土上升起這面旗子。 圍觀的群眾大多和這位老奶奶有著同樣的想法， 因此同情並支持她的抗議。
我一直認為自己對中國有很強的好感，
展銷會結束後， 我依次走訪了開灤、田獨、茂山， 親眼確認了這些地方的礦山仍在正常運轉， 並回到日本報告給了稻山先生。 我問他為何如此重視開灤的情況？他說， 日本鋼鐵業的發展仰仗於開灤的煤炭， 日本的鋼鐵行業有義務全力為中國的社會建設做出貢獻， 這是對開灤的最大回報。
之後， 我曾有幸見到了周恩來總理， 並提到了當年的情況。 周總理說， 政府曾組成教育小組對民眾進行教育，
還有一次， 一位日本的知識份子在中國見到周總理時， 主動上前對周總理說：“我決不會忘記日本曾經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傷害， 也不會忘記我們作為侵略者的立場和言行。 我在平日裡和中國人接觸的時候， 時刻銘記著這一點。 ”當時， 我在現場見證了這一幕， 並且清楚地記得周總理的回答。 周總理說：“你們這樣的想法真是太好了。 加害者能夠銘記歷史， 而受害者努力忘記慘痛的回憶。 如果有一天兩國人民能夠在這樣的心態之上建立起良好的關係，
珍惜前輩的努力， 繼續向前開拓
1958年2月， 稻山先生率日本鋼鐵代表團訪華， 並與中方簽訂了一個為期5年的鋼鐵貿易協定。 協定內容大致為， 1958年到1962年期間， 日本會向中國出口滿足中國需求的鋼材， 而中方則要向日本出口鐵礦石、煤炭以及其他礦物原材料等。 協定總額高達一億英鎊， 周恩來總理和廖承志先生出面磋商此事， 可見其重要性非同一般。 但同年5月， 卻發生了長崎國旗事件。 一名日本青年沖入在長崎濱屋商場舉辦的中國產品展覽會現場， 一把撕下中國國旗甩在地上並踩了上去。當時的日本首相岸信介聽說此事後竟稱，那旗子跟一塊桌布差不多，根本不是什麼國旗。此言一出引起軒然大波，中日之間正式的經濟交流也因此一直停滯到了1960年的秋天。
1958年2月25日，周恩來總理（右一）會見了日本鋼鐵代表團團長稻山嘉寬先生（右二）和全體團員（新華社）
為改善中日間的僵局，1959年3月，日本社會黨黨首淺沼稻次郎訪華並在北京的政協禮堂做了一次演講。演講的前一天，淺沼先生找到西園寺公一，和他探討說什麼樣的內容才能深入人心。在這個過程中，兩人多次提到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這一概念。正因為淺沼先生事前有了這樣的想法，才會在第二天的演講中提到這句話。當時負責接待淺沼先生的是蕭向前先生，負責翻譯演講的是劉德有先生。直到不久前和劉先生見面談及此事時我才知道，原來“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共同的敵人”這句話並沒有出現在淺沼先生最初給劉德有先生的日文演講稿中，而是淺沼先生在演講中臨時追加的，劉德有先生也隨即在現場翻譯了出來。
1969年，《中日長期貿易綜合協定》更名為《中日備忘錄貿易》，成為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最後一場談判。在這一場談判之中，有兩個核心的問題一直無法達成一致，那就是美日安保條約和臺灣問題。談判進展得十分艱難，日方代表古井喜實先生曾撰文回憶稱，自己當時的處境就好比“愚公移山”中的“愚公”，眼前矗立著安保條約和臺灣問題“兩座大山”。自己非常想把這“兩座山”搬走卻想不出好的辦法，恨不得能有神仙出現，幫自己化解這些難題。《中日備忘錄貿易》對中日邦交正常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古井先生等前輩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但如今，像古井先生這樣為中日關係的未來而努力的人似乎已經很少見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簽署邦交正常化協定的過程中，周恩來總理並沒有過多地強調日本對歷史的認識以及賠償金的問題。他在歡迎晚宴中說到，今後中日兩國若能本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宗旨，從人員往來開始加強交流，進而能夠在經濟、文化等領域加強交流的話，那麼對於歷史的認識問題會在未來的潮流之中迎刃而解。與其現在在這裡追究對歷史認識的是非曲直，不如將眼光放長遠一些，雙方攜手走向未來，在未來的大趨勢中化解歷史的問題。我非常欽佩周總理的這一番講話，但很多日本人卻沒有銘記在心，導致今天兩國面臨的局面。今後想要改善兩國之間的關係，必須要從這一點入手去解決。
我認為，中日關係中最重要的是雙方要共同思考問題，商量著解決。既不能日方乾著急，中方置之不理，也不能留給中方單獨面對。我希望在問題出現的時候，雙方可以坐下來共同協商，即使意見不一致，也能夠坦誠地說出各自的想法。中日之間迫切需要這樣一個能夠坐下來談話的時間和空間。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中日之間的關係很難有更大的突破。
南村志郎
NPO法人日中未來之會代表、神奈川縣日中友好協會名譽顧問
《人民中國》
2017年第9期
每月5日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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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撕下中國國旗甩在地上並踩了上去。當時的日本首相岸信介聽說此事後竟稱，那旗子跟一塊桌布差不多，根本不是什麼國旗。此言一出引起軒然大波，中日之間正式的經濟交流也因此一直停滯到了1960年的秋天。1958年2月25日，周恩來總理（右一）會見了日本鋼鐵代表團團長稻山嘉寬先生（右二）和全體團員（新華社）
為改善中日間的僵局，1959年3月，日本社會黨黨首淺沼稻次郎訪華並在北京的政協禮堂做了一次演講。演講的前一天，淺沼先生找到西園寺公一，和他探討說什麼樣的內容才能深入人心。在這個過程中，兩人多次提到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這一概念。正因為淺沼先生事前有了這樣的想法，才會在第二天的演講中提到這句話。當時負責接待淺沼先生的是蕭向前先生，負責翻譯演講的是劉德有先生。直到不久前和劉先生見面談及此事時我才知道，原來“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共同的敵人”這句話並沒有出現在淺沼先生最初給劉德有先生的日文演講稿中，而是淺沼先生在演講中臨時追加的，劉德有先生也隨即在現場翻譯了出來。
1969年，《中日長期貿易綜合協定》更名為《中日備忘錄貿易》，成為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最後一場談判。在這一場談判之中，有兩個核心的問題一直無法達成一致，那就是美日安保條約和臺灣問題。談判進展得十分艱難，日方代表古井喜實先生曾撰文回憶稱，自己當時的處境就好比“愚公移山”中的“愚公”，眼前矗立著安保條約和臺灣問題“兩座大山”。自己非常想把這“兩座山”搬走卻想不出好的辦法，恨不得能有神仙出現，幫自己化解這些難題。《中日備忘錄貿易》對中日邦交正常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古井先生等前輩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但如今，像古井先生這樣為中日關係的未來而努力的人似乎已經很少見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簽署邦交正常化協定的過程中，周恩來總理並沒有過多地強調日本對歷史的認識以及賠償金的問題。他在歡迎晚宴中說到，今後中日兩國若能本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宗旨，從人員往來開始加強交流，進而能夠在經濟、文化等領域加強交流的話，那麼對於歷史的認識問題會在未來的潮流之中迎刃而解。與其現在在這裡追究對歷史認識的是非曲直，不如將眼光放長遠一些，雙方攜手走向未來，在未來的大趨勢中化解歷史的問題。我非常欽佩周總理的這一番講話，但很多日本人卻沒有銘記在心，導致今天兩國面臨的局面。今後想要改善兩國之間的關係，必須要從這一點入手去解決。
我認為，中日關係中最重要的是雙方要共同思考問題，商量著解決。既不能日方乾著急，中方置之不理，也不能留給中方單獨面對。我希望在問題出現的時候，雙方可以坐下來共同協商，即使意見不一致，也能夠坦誠地說出各自的想法。中日之間迫切需要這樣一個能夠坐下來談話的時間和空間。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中日之間的關係很難有更大的突破。
南村志郎
NPO法人日中未來之會代表、神奈川縣日中友好協會名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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