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朝嘉靖年間佇立於北京天壇回音壁北面至今， 這些從大運河上“漂”來的臨清貢磚已歷經了近500年的滄桑
暮色蒼茫的傍晚，
何謂金磚？金磚名字的由來有三種說法， 一種是金磚由蘇州所造， 送往京城， 所以是“京磚”， 後來演變成了金磚；另一種說法是金磚燒成後， 質地極為堅硬， 敲擊時會發出金屬的聲音；而王忠華則認同第三種說法，
現在北京故宮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十三陵之一的定陵內鋪墁的都是此磚， 在磚的側面， 有明永樂、正德、清乾隆等年號和“蘇州府督造”等印章字樣。 由於金磚製造難度較大， 故宮鋪設金磚的面積也很有限， 集中在東、中、西三條路線上。 在故宮的核心建築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所在的中路上， 用的金磚是最大的二尺。 中路外側的金磚稍小， 有一尺七的， 也有一尺四的。
營建北京城所需磚塊數量巨大， 砌城牆用城磚， 壘宮殿牆壁也用城磚。 金磚數量有限， 大量應用的磚塊是由江南（今江蘇）、安徽、河南、山東等四省的一些府、州、縣的官窯廠燒制的，
陳喜波所長介紹說， 山東臨清是建設北京時所用磚料的主要供應地。 明清近600年間， 從臨清“漂”到北京城的貢磚已經無法記數， 明清北京各宮殿、城牆， 明十三陵， 清東、西陵所用貢磚， 絕大多數在臨清製造。 臨清燒貢磚的歷史從明代初開始， 明清兩代在臨清設有工部營繕分司， 專門督造臨清貢磚。
“古代貢磚之所以建在臨清， 一是由於這一帶土質好， 細膩而無雜質， 俗稱‘蓮花土’， 用這種土燒制的磚異常堅硬， 是理想的建築原料；二是臨清的水質好，
為什麼是臨清
運河改變了臨清， 臨清磚又建造了北京， 為何在眾多的運河城市中， 偏偏是臨清有這樣的殊榮？我翻看地圖， 直奔山東而去， 只見臨清正處在河北、河南、山東三省交匯處， 而那條從杭州流向北京的大運河， 正好從南向北穿過聊城、臨清，流經臨清境內竟長達百餘公里。於是一個小小的臨清城在明清時期，憑藉著京杭運河400年的漕運碼頭和貨物集散地的地位，一躍成為和蘇州、杭州、張秋齊名的四大商埠（俗話說，南有蘇杭，北有臨張）之一。尤其是明嘉靖年間到清乾隆初年，臨清“帆船如林，百貨山積，……綿亙數十裡，市肆櫛比”。此時的臨清州界超過15公里，人口達100多萬，在北方城市中僅次於天津。
臨清籍學者季羨林這樣描述家鄉當年盛況：“文人學子、達官貴人、販夫走卒、趕考舉子，只要從南方進京，幾乎無不通過臨清。遙想當年舟舶星聚，帆影雲展；市塵撲地，歌吹沸天；車水馬龍，商賈聯翩。景象何等繁華動人！”給臨清已然繁華的景象裡再添一筆的，就是臨清貢磚。
圖為早已被廢棄的臨清河隈張莊古窯址，昔年紅紅火火的忙碌場景，已經被一片安靜茂盛的玉米地所取代。
圖為臨清貢磚燒制技藝傳承人景永祥在自家磚窯裡，他隨手敲擊兩塊剛燒好的磚，傾聽是否有代表合格的鏗鏘之聲。這個新建的磚窯，仍舊延續著臨清磚古老的技藝和傳說。攝影/高紅日
臨清貢磚最初在全國並不是獨佔鰲頭。永樂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攻下舊都南京以後，準備營建新的都城北京，下令向全國征派建築材料。當時政府在北京設立琉璃廠（現在的琉璃廠街是其遺存)燒制琉璃瓦，在“山東河南並直隸河間諸府俱建窯燒磚” 。
然而，嘉靖九年（1530），政府突然停止了河南並直隸河間諸府的磚窯生產，獨在臨清開窯招商。為什麼臨清會受到如此青睞？除了便捷的運河水路交通這一優勢外，臨清貢磚的品質也是重要的因素。山東聊城大學王雲教授對臨清貢磚很有研究，她說：“與河南相比，臨清遍佈的‘蓮花土’非常適合燒磚。這裡屬黃河沖積平原，每次黃河氾濫時，總會留下一層細沙土，覆蓋在當地的粘性土壤上，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層沙土一層粘土的疊狀結構，沙土色淺白，粘土色赤褐，層層相疊，如蓮瓣一樣均勻清晰，因此被當地人稱為‘蓮花土’。制磚坯前取土的時候，有經驗的工人一定會從上往下取到底，讓各種土充分混合在一起，這樣和泥摶坯才有角有棱、不易變形，燒出來的磚自然品質很高。”
官窯萬垛青煙嫋
走在臨清運河岸邊的曠野上，一堆堆散落殘敗的青磚，一個個微微隆起的土坎不時可見，“這就是明清時期臨清貢磚的官窯遺址，那個時候這裡遍佈著朝廷的官窯。”指著附近的一個土丘，一位當地老人說。臨清地圖上，與官窯有關的地名也隨處可見，如張窯、窯口、窯地頭、陳窯、東窯、西窯、唐窯等等，都見證著臨清貢磚曾經的輝煌。
1979年到1983年，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的傅崇蘭曾實地考察了臨清磚，他對當年臨清磚窯的規模、分佈可以說瞭若指掌。據傅崇蘭介紹，為了方便運輸，明清兩代所有臨清磚官窯全部分佈在運河兩岸。具體分佈是，從臨清城區西南15公里的東、西吊馬橋到東、西白塔窯，再到臨清城區東北部的張家窯，最後延續到臨清城區東南部的河隈張莊，總長30多公里。
有些地段窯分佈十分稠密，如東、西吊馬橋到東、西白塔窯，不到10公里的運河兩岸，每20多米就有官窯一座（兩個窯）。根據統計，東、西吊馬橋有官窯72座；東、西白塔窯有官窯48座；張家窯和河隈張莊有官窯72座。共計192座，由於每個官窯無一例外地都有兩個窯，因此共計384個窯。按每座窯分別劃給40畝地（專供窯戶取土、蓋窯、堆柴、存放磚坯和成磚之用）計算，192座窯就占地7680畝。
已製作好只等入窯的磚坯，整整齊齊地碼放在空場上晾曬。碼放磚坯也並不是那麼簡單，很講究手法和技巧——在小心翼翼地打掉模具的橫框之後，磚坯還很潮濕柔軟，需要熟練的工人輕輕地掄起它們慢慢地平放在地上，晾曬一會兒後還要給磚坯翻個兒，使其如圖中這樣立起來，能均勻地晾曬到各個立面。攝影／袁陶光
讓人驚歎的數字還不止這些，如果按每處窯有50個工人算，192座窯就意味著每天有近萬人在嫋嫋的青煙中忙碌。如果還算上為官窯提供柴薪的人、把貢磚送到運河碼頭裝船的搬運工人，數量就更加龐大了。
歷經明清兩代，紫禁城裡的燈火明明滅滅，臨清的官窯卻一直紅紅火火。清康熙年間客居臨清的江南文士袁旭詩中還能讓人感受到當時的盛況：“秋槐月落銀河曉，清淵土裡飛枯草。劫灰助盡林泉空，官窯萬垛青煙嫋。”
禦窯的皇家特權
古代人闖禍，愛上山落草。有意思的是，小說《水滸》中著名的梁山離臨清不過200多公里，臨清人闖了禍卻不去梁山落草，而是逃到官窯避禍。當地至今仍有“打架上官窯”之說，意謂不論你闖了什麼禍，只要躲身官窯，就可平安無事。可以說，當時的臨清磚窯就是一個獨立式的王國。
據記載曾有一個館陶縣（與臨清毗鄰，屬今河北省）人，因殺人而跑到臨清張家窯，請求留在窯上幹活避難，說自己力大無比，推土、搬磚，什麼活都能幹。窯戶段喬嶺收留了他。不久，館陶知縣得知了此人下落，親自來索要兇犯。段喬嶺蠻橫地說：“這個人在我這裡幹活，已經三年沒有回家了，不會在你那裡殺人。”縣官無奈，只好悻悻離去。
上邊的3張演示圖是臨清貢磚的製作過程。圖1是磚坯製作，用4塊木板圍成長方形模具，工人準確地將熟泥摔進去，擠壓填滿4個角後將多餘部分刮平即可。圖2是老師傅在指導工人燒窯，僅用鼻子老師傅就能判斷燒窯的程度，等燒到煙聞著“噴噴香”，就能進入圖3示意的工序：洇窯，通過在窯頂放水，滲透進窯內的水會還原燒好的紅色磚塊，要經過至少6天6夜，磚才變成我們常見的青色。
縣一級的最高行政長官為什麼拿一個小小的窯戶沒有辦法呢？莫非窯戶有什麼制勝法寶？的確，窯場門兩側豎立的御賜虎頭牌和黑紅棍（清代還賜窯戶黃馬褂）就足以讓這個小小的九品芝麻官膽戰心驚，尤其是那根直徑約10釐米、長約2米的黑紅棍，雖為木質，卻具有和尚方寶劍同樣的威力，凡有私闖窯場或在窯場鬧事者，用此棍打死，窯戶可以不用承擔任何責任。
臨清磚窯的特權，還體現在朱棣一道蠻橫的聖旨上。永樂三年（1405），朱棣為一件事苦惱不已——營造宮殿的貢磚又供不應求了，雖然專門的運輸船晝夜不停地工作，還是趕不上自己營造宮殿的速度。突然，他想到了父親朱元璋曾經的一個舉措：讓路過長江的客船都順帶捎一些官磚到南京。每天行駛于京杭大運河的船隻如梭，如果用這個方法，貢磚不就能以最快的速度運抵北京嗎？想這裡他嘴角不禁露出一絲微笑，於是立刻下旨：“船每百料（料：古代船隻大小的一種計量單位，相當於明代尺度十立方尺，約為現在0.39立方米）帶磚20塊。”
開窯取磚時，窯場所有人心裡都會充盈著豐收的喜悅。圖中可以看出，窯內磚塊的碼放錯落有致、極其講究。行話說，“三分燒、七分碼”，只有該稀疏的稀疏，該密集的密集，擺成合理的樣式，碼至適合的高度，才能使每一塊磚受熱均勻，達到理想的硬度。如果碼放得不好，即使燒窯師傅技術再高也燒不出好磚，有時甚至一窯磚都可能被廢掉。
朱棣之後，歷任明代君主大有變本加厲之勢：天順年間（1457-1464），政府令糧船每艘帶城磚40塊，民船依船頭長短每尺帶6塊；嘉靖三年（1524），規定每艘糧船帶磚96塊，民船每尺帶10塊；嘉靖十四年（1535），增加到糧船每艘帶120塊，民船每尺帶12塊之多。唯一可以豁免的，是為皇室進宮採購進貢鮮貨的快船。
臨清貢磚重的有70多斤，輕的也有近60斤，如果一艘船帶120塊貢磚，至少要額外地增加7200斤的重量，撐船拉纖都十分吃力。況且，派帶的磚料如有損失，還要全額賠償。這讓當時有些官員也看不下去了，其中有一位叫張瀚的官員給皇帝寫了一封信，說：“糧運帶磚，始于一時權宜，今已遵行年久⋯⋯往運河渠通利，加帶不甚苦難,然數止四十八塊，不令過重以傷挽力。繼因工作迭興，用磚漸多，加帶亦漸增益，以至載重難行。”但由於明清時代大興土木幾乎沒有消停過，建完皇城建宮殿，建完宮殿建陵寢，張翰的信就如同石沉大海，強制性的搭帶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
不過，不堪重負的漕船和民船消極抵抗的事件卻時有發生。有的民船害怕帶磚，北上只好繞道。而漕船則偷偷地乘夜將磚頭拋棄到運河沿岸。順治十五年（1658）曾經在臨清查獲一起巨大的拋棄貢磚案：13艘漕船將所攜帶的675塊貢磚拋棄到天津丁字沽一帶，運完糧原路返回時，在臨清還是遇到了審查，由於沒能出示完成搭帶貢磚的憑據，最後所有責任人都被嚴厲查處。
御用光環的背後
儘管有特權的保護，但是御用光環的背後還是不乏種種嚴格的規定和管制。
據記載，明朝時臨清設有工部營繕分司，相當於“國家建設部皇城建設局”。這一機構在清順治十八年（1661）裁撤，改由山東巡撫分管。工部營繕分司下設磚廠，負責貢磚的徵收、檢驗、北運。驗收合格的貢磚用黃表紙封裝好，通過船隻運送到天津直沽廠，複檢後運送到北京。在臨清設有4個磚廠，有朝廷委派的太監主管，免不了徇私枉法，《金瓶梅》第三十五回就曾記載劉公公擅自“送”給西門慶500塊貢磚以中飽私囊。但從官窯把磚運送磚廠再裝船北運，勞命傷財多，費時費力，後來廢棄，貢磚直接由分佈在運河沿線的官窯檢驗、裝船北運。
儘管經歷了數百個春夏秋冬，目睹了磚隙間花草的歲歲榮枯，身上已滿是歲月留下的傷痕，但貢磚上的臨清印記卻並沒有隨之漫滅，仿佛在向人們嗚咽自己曾經的輝煌……
乾隆五十年（1785）《臨清直隸州志》記載“歲征城磚百萬”。當時每個窯每月可出1窯磚，每年可產磚1000多萬塊。為什麼資料相差如此之大？因為後者所說只是未檢驗的“成品磚”，前者是經過多次反復苛刻驗收後留下的優質磚。
“敲”和“看”是貢磚驗收的主要方法，“以體質堅細、色白聲響者方可入選”，要敲之有聲，斷之無孔。乾隆十四年（1749）《臨清州志》記載：“磚價每塊給工價銀二分七厘；如挑出啞聲者，每塊變價銀一分七厘；不堪用者每塊變價銀一厘七毫。”到了清末，每塊成品磚改付工價錢2吊，其他酌減。貢磚運到天津後還要重新敲驗。經過幾道苛刻的驗收程式，不合格的磚幾乎到不了北京。
即使是被當成廢磚，也會被妥善存放起來，不隨意丟棄——似乎隨時等待“廢物利用”。乾隆十三年（1748）五月，北京建皇陵急需40萬塊壽工磚，要求臨清方面2個月內完成。這可忙壞了山東、臨清方面的官員，又是督促加班，又是趕建新窯，結果天公不作美，陰雨連綿，燒出來大部分是廢磚。無奈之下，工部郎中奉旨到臨清，在各磚廠、窯場經年所存的20萬塊廢磚中重新敲驗，居然能選出12.5萬塊可用的磚運往北京，同時依然以每塊二分七厘的價格折算給窯戶。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臨清磚的質檢嚴格到了何種程度。
◎◎◎臨清貢磚上的銘文，類似其身份證明，帶有豐富的資訊，由此可追查到貢磚的生產時間、地點、負責人，甚至是直接製作這塊磚的匠人。如圖1銘文為：嘉靖八年窯戶孫倫造，匠人王信；圖2為：大工，嘉靖九年窯戶盧欽兗州府造；圖3為：嘉靖八年分督造，窯戶楊杲。底圖貢磚銘文為：嘉靖九年臨清廠精造，窯戶孫倫。有的貢磚還會署上用途分類，如“大工”磚為修建皇城專用，“內工”磚是後宮和故宮皇家御花園專用，“壽工”磚則是修建帝皇陵寢專用。 攝影／耿藝
臨清磚上都有刻字，標注了生產年月、地點以及姓名，為什麼幾乎每一塊磚上都會有姓名呢？這牽涉到製作這塊磚的諸多人員。首先是窯戶，相當於官窯“總經理”，掌管著朝廷劃給的土地等生產資料，組織窯場的管理和生產，但並不是窯場的擁有者；其次是作頭，相當於“部門經理”、“專案經理”，是窯場生產的參加者和生產直接組織者、指揮者；此外還有具有一定技術水準的匠人和技術含量相對低、從事駁雜勞動的工人。
貢磚上的姓名一般是窯頭、作頭和匠人等直接負責人的，如磚上有“萬曆二十七年窯戶梁應龍，匠人趙田造”、“康熙二十八年臨清磚窯戶周循魯，作頭張名仕、張化豹造”。這種別具一格的“署名”方式，實際是為了體現“‘磚’責自負”和按質論價（按品質獲得工價銀），一旦貢磚出現問題，就能直接追查到個人。不過，普通遊客去故宮、十三陵等地參觀，卻很少能發現“署名”的臨清貢磚，傅崇蘭說這是因為“署名”一面大部分被砌到內側，他在上世紀70年代末曾從故宮的城牆殘破處看到了這種“署名”。
臨清磚是怎樣煉成的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故宮、天壇、聊城光岳樓等古建築先後展開維修，紛紛來到臨清買‘貢磚’，結果令大家非常失望——歷史上名震全國的臨清貢磚，那時竟沒人燒了！”臨清市博物館原館長馬魯奎說。
這種尷尬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才得到緩解。1996年，作為當年官窯匠人後代，年過花甲的景永祥感到了自己身上的責任，決定自己辦磚廠恢復“貢磚”生產。但是，由於貢磚燒製成本高、週期長、工序多、絕大多數工序要受人力等多種因素制約，磚廠經濟效益不是很好。景永祥只好燒一些週期短、價格便宜的紅磚用來補貼。即使是這樣，他依然執著地堅守著臨清貢磚的燒制，默默地傳承著這一傳統工藝。
明定陵開放以來，遊人如織，但很少人注意地宮入口處的金剛牆。金剛牆是古代陵寢地宮與外界的唯一通道，對堅固性要求極高。如圖所示，定陵這面高8.8米、厚1.6米的金剛牆，除了牆基的石條，全部用臨清磚砌成，磚上面銘刻有“壽工”字樣，是臨清專為建造定陵而燒制的。
臨清磚究竟妙在何處呢？有一組資料很能說明問題：現在製造的磚的一般硬度是70號，國家文物部門曾經用回彈儀對臨清舍利寶塔上的臨清古磚進行測試，其硬度竟然達到200號，比許多天然的石頭硬度都大。是怎樣的方法，讓手工的產品居然勝過了天作之物呢？
傅崇蘭接受筆者採訪時明確表示，他得到山東方面的囑咐，不可透露臨清磚的詳細技術。景永祥也強調，有些技術只能慎重傳給徒弟，不可外傳。這又給臨清貢磚的燒造工藝加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不過這些疑團在山東大學博物館館長于海廣及臨清博物館館長魏輝深入調查後所撰寫的《蓮花土的妙用——臨清燒制貢磚技術》一文中都能找到答案。
令人驚歎的是，文中提及：如果從零開始，燒一窯臨清磚，至少要三年零兩個月時間。據魏輝介紹，臨清貢磚的製作包括取土、上垛、過篩、濾泥、制坯、裝窯、燒窯等工序，其中需時最長的是上垛。上垛是在取到臨清特有的蓮花土後，要將土運到存土場堆成大土堆，一任風吹日曬、霜凍雪飄，目的是降低其鹼性，同時讓其粘性變得均勻，使生土變成可以使用的熟土，僅這一道工序就需要3年左右。
在景永祥的磚廠，不時會上演這樣奇妙的場景——一位彪形大漢掄起鋼叉鏟起一塊濕泥，用力摔到地上，然後又鏟起來接著摔，如此反復幾次之後，大漢就把這塊泥丟在一邊置之不理了。原來，用力地摔打是為了減少泥中的氣泡，而將其晾在一邊一段時間，就正像我們發麵蒸包子時需要醒面一樣，給泥一個休息和醒發的時間，使其更加柔軟。連對泥料的處理，都如此之複雜和用心，無怪乎臨清磚能成為御用之物了。
不僅僅是工序的精緻，連燒造臨清貢磚的燃料也有講究。“打官司的是秀才，燒磚的是豆秸”，這句至今仍流傳在臨清的俗語，講的就是燒青磚一定要用豆秸杆。據說，臨清的豆秸杆燒起來火候均勻，燒出來的磚，品質和色澤都很好。
景永祥經常在窯旁一待就是一天，尤其是碰到需要掌握火候的關鍵日子，他說，一窯磚，燒制需要30天，在燒到20多天的時候便要停火。至於什麼時候停火，很有學問，火候掌握不好，燒制出的貢磚品質便會大有不同，這個時候便需要他去聞磚窯裡冒出來的煙味，“當煙聞著香噴噴的時候，就可以停火了。”景永祥這樣形容，至於被他形容得如此美妙的氣味到底是什麼樣的？老人避而不答，這大概就是臨清貢磚最後的秘密吧！
正好從南向北穿過聊城、臨清，流經臨清境內竟長達百餘公里。於是一個小小的臨清城在明清時期，憑藉著京杭運河400年的漕運碼頭和貨物集散地的地位，一躍成為和蘇州、杭州、張秋齊名的四大商埠（俗話說，南有蘇杭，北有臨張）之一。尤其是明嘉靖年間到清乾隆初年，臨清“帆船如林，百貨山積，……綿亙數十裡，市肆櫛比”。此時的臨清州界超過15公里，人口達100多萬，在北方城市中僅次於天津。臨清籍學者季羨林這樣描述家鄉當年盛況：“文人學子、達官貴人、販夫走卒、趕考舉子，只要從南方進京，幾乎無不通過臨清。遙想當年舟舶星聚，帆影雲展；市塵撲地，歌吹沸天；車水馬龍，商賈聯翩。景象何等繁華動人！”給臨清已然繁華的景象裡再添一筆的，就是臨清貢磚。
圖為早已被廢棄的臨清河隈張莊古窯址，昔年紅紅火火的忙碌場景，已經被一片安靜茂盛的玉米地所取代。
圖為臨清貢磚燒制技藝傳承人景永祥在自家磚窯裡，他隨手敲擊兩塊剛燒好的磚，傾聽是否有代表合格的鏗鏘之聲。這個新建的磚窯，仍舊延續著臨清磚古老的技藝和傳說。攝影/高紅日
臨清貢磚最初在全國並不是獨佔鰲頭。永樂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攻下舊都南京以後，準備營建新的都城北京，下令向全國征派建築材料。當時政府在北京設立琉璃廠（現在的琉璃廠街是其遺存)燒制琉璃瓦，在“山東河南並直隸河間諸府俱建窯燒磚” 。
然而，嘉靖九年（1530），政府突然停止了河南並直隸河間諸府的磚窯生產，獨在臨清開窯招商。為什麼臨清會受到如此青睞？除了便捷的運河水路交通這一優勢外，臨清貢磚的品質也是重要的因素。山東聊城大學王雲教授對臨清貢磚很有研究，她說：“與河南相比，臨清遍佈的‘蓮花土’非常適合燒磚。這裡屬黃河沖積平原，每次黃河氾濫時，總會留下一層細沙土，覆蓋在當地的粘性土壤上，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層沙土一層粘土的疊狀結構，沙土色淺白，粘土色赤褐，層層相疊，如蓮瓣一樣均勻清晰，因此被當地人稱為‘蓮花土’。制磚坯前取土的時候，有經驗的工人一定會從上往下取到底，讓各種土充分混合在一起，這樣和泥摶坯才有角有棱、不易變形，燒出來的磚自然品質很高。”
官窯萬垛青煙嫋
走在臨清運河岸邊的曠野上，一堆堆散落殘敗的青磚，一個個微微隆起的土坎不時可見，“這就是明清時期臨清貢磚的官窯遺址，那個時候這裡遍佈著朝廷的官窯。”指著附近的一個土丘，一位當地老人說。臨清地圖上，與官窯有關的地名也隨處可見，如張窯、窯口、窯地頭、陳窯、東窯、西窯、唐窯等等，都見證著臨清貢磚曾經的輝煌。
1979年到1983年，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的傅崇蘭曾實地考察了臨清磚，他對當年臨清磚窯的規模、分佈可以說瞭若指掌。據傅崇蘭介紹，為了方便運輸，明清兩代所有臨清磚官窯全部分佈在運河兩岸。具體分佈是，從臨清城區西南15公里的東、西吊馬橋到東、西白塔窯，再到臨清城區東北部的張家窯，最後延續到臨清城區東南部的河隈張莊，總長30多公里。
有些地段窯分佈十分稠密，如東、西吊馬橋到東、西白塔窯，不到10公里的運河兩岸，每20多米就有官窯一座（兩個窯）。根據統計，東、西吊馬橋有官窯72座；東、西白塔窯有官窯48座；張家窯和河隈張莊有官窯72座。共計192座，由於每個官窯無一例外地都有兩個窯，因此共計384個窯。按每座窯分別劃給40畝地（專供窯戶取土、蓋窯、堆柴、存放磚坯和成磚之用）計算，192座窯就占地7680畝。
已製作好只等入窯的磚坯，整整齊齊地碼放在空場上晾曬。碼放磚坯也並不是那麼簡單，很講究手法和技巧——在小心翼翼地打掉模具的橫框之後，磚坯還很潮濕柔軟，需要熟練的工人輕輕地掄起它們慢慢地平放在地上，晾曬一會兒後還要給磚坯翻個兒，使其如圖中這樣立起來，能均勻地晾曬到各個立面。攝影／袁陶光
讓人驚歎的數字還不止這些，如果按每處窯有50個工人算，192座窯就意味著每天有近萬人在嫋嫋的青煙中忙碌。如果還算上為官窯提供柴薪的人、把貢磚送到運河碼頭裝船的搬運工人，數量就更加龐大了。
歷經明清兩代，紫禁城裡的燈火明明滅滅，臨清的官窯卻一直紅紅火火。清康熙年間客居臨清的江南文士袁旭詩中還能讓人感受到當時的盛況：“秋槐月落銀河曉，清淵土裡飛枯草。劫灰助盡林泉空，官窯萬垛青煙嫋。”
禦窯的皇家特權
古代人闖禍，愛上山落草。有意思的是，小說《水滸》中著名的梁山離臨清不過200多公里，臨清人闖了禍卻不去梁山落草，而是逃到官窯避禍。當地至今仍有“打架上官窯”之說，意謂不論你闖了什麼禍，只要躲身官窯，就可平安無事。可以說，當時的臨清磚窯就是一個獨立式的王國。
據記載曾有一個館陶縣（與臨清毗鄰，屬今河北省）人，因殺人而跑到臨清張家窯，請求留在窯上幹活避難，說自己力大無比，推土、搬磚，什麼活都能幹。窯戶段喬嶺收留了他。不久，館陶知縣得知了此人下落，親自來索要兇犯。段喬嶺蠻橫地說：“這個人在我這裡幹活，已經三年沒有回家了，不會在你那裡殺人。”縣官無奈，只好悻悻離去。
上邊的3張演示圖是臨清貢磚的製作過程。圖1是磚坯製作，用4塊木板圍成長方形模具，工人準確地將熟泥摔進去，擠壓填滿4個角後將多餘部分刮平即可。圖2是老師傅在指導工人燒窯，僅用鼻子老師傅就能判斷燒窯的程度，等燒到煙聞著“噴噴香”，就能進入圖3示意的工序：洇窯，通過在窯頂放水，滲透進窯內的水會還原燒好的紅色磚塊，要經過至少6天6夜，磚才變成我們常見的青色。
縣一級的最高行政長官為什麼拿一個小小的窯戶沒有辦法呢？莫非窯戶有什麼制勝法寶？的確，窯場門兩側豎立的御賜虎頭牌和黑紅棍（清代還賜窯戶黃馬褂）就足以讓這個小小的九品芝麻官膽戰心驚，尤其是那根直徑約10釐米、長約2米的黑紅棍，雖為木質，卻具有和尚方寶劍同樣的威力，凡有私闖窯場或在窯場鬧事者，用此棍打死，窯戶可以不用承擔任何責任。
臨清磚窯的特權，還體現在朱棣一道蠻橫的聖旨上。永樂三年（1405），朱棣為一件事苦惱不已——營造宮殿的貢磚又供不應求了，雖然專門的運輸船晝夜不停地工作，還是趕不上自己營造宮殿的速度。突然，他想到了父親朱元璋曾經的一個舉措：讓路過長江的客船都順帶捎一些官磚到南京。每天行駛于京杭大運河的船隻如梭，如果用這個方法，貢磚不就能以最快的速度運抵北京嗎？想這裡他嘴角不禁露出一絲微笑，於是立刻下旨：“船每百料（料：古代船隻大小的一種計量單位，相當於明代尺度十立方尺，約為現在0.39立方米）帶磚20塊。”
開窯取磚時，窯場所有人心裡都會充盈著豐收的喜悅。圖中可以看出，窯內磚塊的碼放錯落有致、極其講究。行話說，“三分燒、七分碼”，只有該稀疏的稀疏，該密集的密集，擺成合理的樣式，碼至適合的高度，才能使每一塊磚受熱均勻，達到理想的硬度。如果碼放得不好，即使燒窯師傅技術再高也燒不出好磚，有時甚至一窯磚都可能被廢掉。
朱棣之後，歷任明代君主大有變本加厲之勢：天順年間（1457-1464），政府令糧船每艘帶城磚40塊，民船依船頭長短每尺帶6塊；嘉靖三年（1524），規定每艘糧船帶磚96塊，民船每尺帶10塊；嘉靖十四年（1535），增加到糧船每艘帶120塊，民船每尺帶12塊之多。唯一可以豁免的，是為皇室進宮採購進貢鮮貨的快船。
臨清貢磚重的有70多斤，輕的也有近60斤，如果一艘船帶120塊貢磚，至少要額外地增加7200斤的重量，撐船拉纖都十分吃力。況且，派帶的磚料如有損失，還要全額賠償。這讓當時有些官員也看不下去了，其中有一位叫張瀚的官員給皇帝寫了一封信，說：“糧運帶磚，始于一時權宜，今已遵行年久⋯⋯往運河渠通利，加帶不甚苦難,然數止四十八塊，不令過重以傷挽力。繼因工作迭興，用磚漸多，加帶亦漸增益，以至載重難行。”但由於明清時代大興土木幾乎沒有消停過，建完皇城建宮殿，建完宮殿建陵寢，張翰的信就如同石沉大海，強制性的搭帶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
不過，不堪重負的漕船和民船消極抵抗的事件卻時有發生。有的民船害怕帶磚，北上只好繞道。而漕船則偷偷地乘夜將磚頭拋棄到運河沿岸。順治十五年（1658）曾經在臨清查獲一起巨大的拋棄貢磚案：13艘漕船將所攜帶的675塊貢磚拋棄到天津丁字沽一帶，運完糧原路返回時，在臨清還是遇到了審查，由於沒能出示完成搭帶貢磚的憑據，最後所有責任人都被嚴厲查處。
御用光環的背後
儘管有特權的保護，但是御用光環的背後還是不乏種種嚴格的規定和管制。
據記載，明朝時臨清設有工部營繕分司，相當於“國家建設部皇城建設局”。這一機構在清順治十八年（1661）裁撤，改由山東巡撫分管。工部營繕分司下設磚廠，負責貢磚的徵收、檢驗、北運。驗收合格的貢磚用黃表紙封裝好，通過船隻運送到天津直沽廠，複檢後運送到北京。在臨清設有4個磚廠，有朝廷委派的太監主管，免不了徇私枉法，《金瓶梅》第三十五回就曾記載劉公公擅自“送”給西門慶500塊貢磚以中飽私囊。但從官窯把磚運送磚廠再裝船北運，勞命傷財多，費時費力，後來廢棄，貢磚直接由分佈在運河沿線的官窯檢驗、裝船北運。
儘管經歷了數百個春夏秋冬，目睹了磚隙間花草的歲歲榮枯，身上已滿是歲月留下的傷痕，但貢磚上的臨清印記卻並沒有隨之漫滅，仿佛在向人們嗚咽自己曾經的輝煌……
乾隆五十年（1785）《臨清直隸州志》記載“歲征城磚百萬”。當時每個窯每月可出1窯磚，每年可產磚1000多萬塊。為什麼資料相差如此之大？因為後者所說只是未檢驗的“成品磚”，前者是經過多次反復苛刻驗收後留下的優質磚。
“敲”和“看”是貢磚驗收的主要方法，“以體質堅細、色白聲響者方可入選”，要敲之有聲，斷之無孔。乾隆十四年（1749）《臨清州志》記載：“磚價每塊給工價銀二分七厘；如挑出啞聲者，每塊變價銀一分七厘；不堪用者每塊變價銀一厘七毫。”到了清末，每塊成品磚改付工價錢2吊，其他酌減。貢磚運到天津後還要重新敲驗。經過幾道苛刻的驗收程式，不合格的磚幾乎到不了北京。
即使是被當成廢磚，也會被妥善存放起來，不隨意丟棄——似乎隨時等待“廢物利用”。乾隆十三年（1748）五月，北京建皇陵急需40萬塊壽工磚，要求臨清方面2個月內完成。這可忙壞了山東、臨清方面的官員，又是督促加班，又是趕建新窯，結果天公不作美，陰雨連綿，燒出來大部分是廢磚。無奈之下，工部郎中奉旨到臨清，在各磚廠、窯場經年所存的20萬塊廢磚中重新敲驗，居然能選出12.5萬塊可用的磚運往北京，同時依然以每塊二分七厘的價格折算給窯戶。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臨清磚的質檢嚴格到了何種程度。
◎◎◎臨清貢磚上的銘文，類似其身份證明，帶有豐富的資訊，由此可追查到貢磚的生產時間、地點、負責人，甚至是直接製作這塊磚的匠人。如圖1銘文為：嘉靖八年窯戶孫倫造，匠人王信；圖2為：大工，嘉靖九年窯戶盧欽兗州府造；圖3為：嘉靖八年分督造，窯戶楊杲。底圖貢磚銘文為：嘉靖九年臨清廠精造，窯戶孫倫。有的貢磚還會署上用途分類，如“大工”磚為修建皇城專用，“內工”磚是後宮和故宮皇家御花園專用，“壽工”磚則是修建帝皇陵寢專用。 攝影／耿藝
臨清磚上都有刻字，標注了生產年月、地點以及姓名，為什麼幾乎每一塊磚上都會有姓名呢？這牽涉到製作這塊磚的諸多人員。首先是窯戶，相當於官窯“總經理”，掌管著朝廷劃給的土地等生產資料，組織窯場的管理和生產，但並不是窯場的擁有者；其次是作頭，相當於“部門經理”、“專案經理”，是窯場生產的參加者和生產直接組織者、指揮者；此外還有具有一定技術水準的匠人和技術含量相對低、從事駁雜勞動的工人。
貢磚上的姓名一般是窯頭、作頭和匠人等直接負責人的，如磚上有“萬曆二十七年窯戶梁應龍，匠人趙田造”、“康熙二十八年臨清磚窯戶周循魯，作頭張名仕、張化豹造”。這種別具一格的“署名”方式，實際是為了體現“‘磚’責自負”和按質論價（按品質獲得工價銀），一旦貢磚出現問題，就能直接追查到個人。不過，普通遊客去故宮、十三陵等地參觀，卻很少能發現“署名”的臨清貢磚，傅崇蘭說這是因為“署名”一面大部分被砌到內側，他在上世紀70年代末曾從故宮的城牆殘破處看到了這種“署名”。
臨清磚是怎樣煉成的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故宮、天壇、聊城光岳樓等古建築先後展開維修，紛紛來到臨清買‘貢磚’，結果令大家非常失望——歷史上名震全國的臨清貢磚，那時竟沒人燒了！”臨清市博物館原館長馬魯奎說。
這種尷尬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才得到緩解。1996年，作為當年官窯匠人後代，年過花甲的景永祥感到了自己身上的責任，決定自己辦磚廠恢復“貢磚”生產。但是，由於貢磚燒製成本高、週期長、工序多、絕大多數工序要受人力等多種因素制約，磚廠經濟效益不是很好。景永祥只好燒一些週期短、價格便宜的紅磚用來補貼。即使是這樣，他依然執著地堅守著臨清貢磚的燒制，默默地傳承著這一傳統工藝。
明定陵開放以來，遊人如織，但很少人注意地宮入口處的金剛牆。金剛牆是古代陵寢地宮與外界的唯一通道，對堅固性要求極高。如圖所示，定陵這面高8.8米、厚1.6米的金剛牆，除了牆基的石條，全部用臨清磚砌成，磚上面銘刻有“壽工”字樣，是臨清專為建造定陵而燒制的。
臨清磚究竟妙在何處呢？有一組資料很能說明問題：現在製造的磚的一般硬度是70號，國家文物部門曾經用回彈儀對臨清舍利寶塔上的臨清古磚進行測試，其硬度竟然達到200號，比許多天然的石頭硬度都大。是怎樣的方法，讓手工的產品居然勝過了天作之物呢？
傅崇蘭接受筆者採訪時明確表示，他得到山東方面的囑咐，不可透露臨清磚的詳細技術。景永祥也強調，有些技術只能慎重傳給徒弟，不可外傳。這又給臨清貢磚的燒造工藝加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不過這些疑團在山東大學博物館館長于海廣及臨清博物館館長魏輝深入調查後所撰寫的《蓮花土的妙用——臨清燒制貢磚技術》一文中都能找到答案。
令人驚歎的是，文中提及：如果從零開始，燒一窯臨清磚，至少要三年零兩個月時間。據魏輝介紹，臨清貢磚的製作包括取土、上垛、過篩、濾泥、制坯、裝窯、燒窯等工序，其中需時最長的是上垛。上垛是在取到臨清特有的蓮花土後，要將土運到存土場堆成大土堆，一任風吹日曬、霜凍雪飄，目的是降低其鹼性，同時讓其粘性變得均勻，使生土變成可以使用的熟土，僅這一道工序就需要3年左右。
在景永祥的磚廠，不時會上演這樣奇妙的場景——一位彪形大漢掄起鋼叉鏟起一塊濕泥，用力摔到地上，然後又鏟起來接著摔，如此反復幾次之後，大漢就把這塊泥丟在一邊置之不理了。原來，用力地摔打是為了減少泥中的氣泡，而將其晾在一邊一段時間，就正像我們發麵蒸包子時需要醒面一樣，給泥一個休息和醒發的時間，使其更加柔軟。連對泥料的處理，都如此之複雜和用心，無怪乎臨清磚能成為御用之物了。
不僅僅是工序的精緻，連燒造臨清貢磚的燃料也有講究。“打官司的是秀才，燒磚的是豆秸”，這句至今仍流傳在臨清的俗語，講的就是燒青磚一定要用豆秸杆。據說，臨清的豆秸杆燒起來火候均勻，燒出來的磚，品質和色澤都很好。
景永祥經常在窯旁一待就是一天，尤其是碰到需要掌握火候的關鍵日子，他說，一窯磚，燒制需要30天，在燒到20多天的時候便要停火。至於什麼時候停火，很有學問，火候掌握不好，燒制出的貢磚品質便會大有不同，這個時候便需要他去聞磚窯裡冒出來的煙味，“當煙聞著香噴噴的時候，就可以停火了。”景永祥這樣形容，至於被他形容得如此美妙的氣味到底是什麼樣的？老人避而不答，這大概就是臨清貢磚最後的秘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