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我們是責任的一代

八十年代初的馮驥才

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會開過，我扛著熱烘烘的一團夢想返回天津，準備大幹一場。此時這種感覺我已經充分又飽滿地寫在《淩汛》中了。

心中想寫和要寫的東西很像如今春運時車站裡的人群——緊緊地擠成一團。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身體內潛藏著一種危險，很可怕的危險。記得當時我對人文社的一位責編說，我有一種要爆發的感覺，我信心滿滿，洋洋自得，好像我要創造一個文學奇跡，記得當時我還不知輕重地寫過一篇隨筆《闖出一個新天地》，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體已經承受不住了，要出大問題了。我給自己的壓力太大了！

1979年整整一年，我都陷在一種衝動中，片刻不得安寧，不得喘息。半夜衝動起來披衣伏案揮筆是常有的事。這一年我寫的東西太多太多。中篇就有三部：《鋪花的歧路》《啊！》《鬥寒圖》，都是從心裡掏出的“傷痕文學”。還有許多短篇和散文隨筆。

往往在一部作品寫作的高潮中，會突然冒出一個更強烈的故事和人物，恨不得把正在寫的東西放下，先寫這個更新更有衝擊力的小說。我有點控制不住自己了。我感覺自己整天是在跳動著。我那時煙抽得很凶。因為有了稿費，可以換一些好牌子的煙來抽，把“戰鬥”換成“恒大”。不知是因為好煙抽得過癮，還是煙有助於思維，我的煙抽得愈來愈多。煙使我更興奮更有靈感，還是更理性與更清晰？於是我小小的書桌上天天堆滿大量的手稿、信件和堆滿煙蒂的小碟小碗。有時來不及把煙蒂放進小碗，就帶著火按滅在書桌的側面。煙頭落了一地。這是一種帶點野蠻意味的瘋狂的寫作。

刺激我寫作的另一種力量來自讀者的來信。

那時一部作品發表激起的反響，對於今天的作家是不可思議的。來自天南海北的信件真如雪片一般撲面而來。在沒有電話的時代，讀者迫不及待想要與你說話時只有靠寫信。那個時代的讀者可不是盲目的粉絲，他們都是被你的作品深深打動了，心裡有話渴望對你說，要與你共同思考的陌生人。每天讀者的來信塞滿了我的信箱，我不得不動手用木板自製一個更大的信箱，掛在院中的牆上。每當打開信箱時，讀者來信會像灌滿的水一泄而出，弄不好掉了一地。我每次開信箱時要用一個敞口的提籃接著。

八十年代每一篇作品出來，都會招致數百上千封讀者來信

那是一個純粹的時代，所有的信件都是純粹的。信件包裹著真實的情感與真切的思考。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信使用各式各樣的信封：有的人很窮，信封是用紙自己糊的；有的讀者不知道我的地址，信封上只寫“天津作家馮驥才”，甚至“天津市《×××》（我的某篇小說的篇名）作者馮驥才”。這使我想起契訶夫的小說《萬卡》，

九歲的萬卡第一次給他鄉下的爺爺寫信時，不知道自己家的地址，在信封上只寫了“鄉下的爺爺收”。還好，由於我的信太多，郵局裡的人熟悉我，只要上邊有我的名字，我都能收到。

這些信有的來自遙遠的村鎮，再遠的來自邊疆，大多地名我從來沒聽說過。信裡邊的內容全是掏心窩的話，全是被我感動、反過來又深深感動我的話。他們向你傾訴衷腸，倒苦水，把心中種種無法擺脫的困擾告訴你，把你當作真正可以信賴的朋友，甚至不怕把自己的隱私乃至悔恨告訴你；還有的人把厚厚一遝請求平反的材料認認真真寄給你，他們把你當作“青天大老爺”。碰到這種信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這樣，我才知道當時大地上有那麼廣闊無邊的苦難與冤屈。那部《鋪花的歧路》招致那麼多老紅衛兵寫信給我，叫我知道時代強加給他們的苦惱有多麼深刻。尤以一種來信給我的印象至今不滅。這種信打開時會發出輕輕的沙沙聲。原來這些讀者寫信時，一邊寫一邊流著淚，淚滴紙上，模糊了字跡。我原先不知道眼淚也有一點點黏性。帶淚的信折起來，放在信封裡，郵寄過程中一擠壓，信紙會輕微地黏在一起，打開信時便發出沙沙聲。這極輕微的聲音卻強烈地打動我的心。我從來沒想過自己的寫作，竟與這麼廣泛的未曾謀面的人心靈相通。文學的意義就這樣叫我感悟到了。

1979 年我寫過一篇文章：《作家的社會職責》。我認為作家的社會職責是“回答時代向我們重新提出的問題”，作家的寫作“是在慘痛的歷史教訓中開始的，姍姍而來的新生活還有許多理想乃至幻想的成分。”在這樣的時代，“作家必須探索真理，勇於回答迫切的社會問題，代言於人民。”我在這篇文章中專有一節“作家應是人民的代言人” 。這是“文革”剛剛過去的那一代作家最具社會擔當與思想勇氣的一句話。

這樣一來，不但讓我自覺地把自己釘在“時代責任”的十字架上，也把身上的壓力自我“坐實”。我常說“我們是責任的一代”，就是緣自這個時代。它是特殊時代打在我們這一代骨頭上的烙印，一輩子抹不去，不管背負它有多沉重，不管平時看得見或看不見，到了關鍵時候它就會自動“發作”，直到近二十年我自願承擔起文化遺產保護——這是後話了。

——本文選自《激流中——我與新時期文學（1979-1988）》，馮驥才著

《激流中——我與新時期文學（1979-1988）》，馮驥才著，人民文學出版社，馮驥才回憶八十年代激情的文壇、激情的社會，不僅因為它是中國當代史一個急轉彎，也是空前又獨特的文學時代，由寒冬快速轉入火熱的炎夏。

圖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中國文學好書” （微信ID wenxuehao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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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知道當時大地上有那麼廣闊無邊的苦難與冤屈。那部《鋪花的歧路》招致那麼多老紅衛兵寫信給我，叫我知道時代強加給他們的苦惱有多麼深刻。尤以一種來信給我的印象至今不滅。這種信打開時會發出輕輕的沙沙聲。原來這些讀者寫信時，一邊寫一邊流著淚，淚滴紙上，模糊了字跡。我原先不知道眼淚也有一點點黏性。帶淚的信折起來，放在信封裡，郵寄過程中一擠壓，信紙會輕微地黏在一起，打開信時便發出沙沙聲。這極輕微的聲音卻強烈地打動我的心。我從來沒想過自己的寫作，竟與這麼廣泛的未曾謀面的人心靈相通。文學的意義就這樣叫我感悟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