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說到林徽因、金岳霖、徐志摩一干人等， 必說梁思成。
其實， 梁思成， 他的事蹟， 他的貢獻， 他的人， 遠遠不止大家所津津樂道的那些。
我爸是梁任公
1901年初春， 27歲的梁啟超在流亡東瀛之時， 迎來了他的第二個兒子。
因為“長子”的夭折， 這個兒子被重點看護起來。 為了讓他茁壯成長， 崇尚科學的梁啟超聽從了圓夢先生的建議， 令全家改喚他為“二哥”。 他就是梁家的長子梁思成。
家學不治頑皮， 幼年時期的梁思成是個貨真價實的“二哥”。
梁啟超稱他為“不甚寶貝”的“淘氣精”， 屢屢在家書中叮囑“大寶貝”長女梁思順督促他練字、讀書。
就連康有為莊重萬分的剪辮儀式， 他也要放鞭炮摻和一腳， 嚇他一嚇。
當時康有為流亡日本多年， 還留著大清的長辮子。 周圍的人紛紛勸他剪掉， 後來他自己也覺得被日本人取笑太多， 終於同意剪掉。 剪辮子的那一天， 他像舉行大典禮一樣， 朝北京的方向擺了香案， 宣讀了奏文， 再三跪九叩之後， 理髮師終於拿起剪刀。 此時， 忽然鞭炮齊鳴， 把理髮師手上的剪子都嚇掉了。 眾人受驚之下追問， 才發現原來是“二哥”梁思成帶頭鬧的事。
但作為長子， 梁思成無疑被父親寄予了極高的期望。 事實上， 他的人生之路， 其主幹道基本上是由梁啟超規劃的。
1915年， 他將長子送進清華學校接受西式教育。 隨後， 在他的有意安排下， 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他的書房中初次相識。 後來按照他的建議， 梁林攜手共赴美國賓州大學建築系學習。 兩人畢業後， 他還為梁林規劃了歐洲古建築之旅， 並為梁思成選定東北大學任職， 讓他去“吃苦”。
在梁任公的盛名之下， 名門之後樑思成麵包一直不缺， 愛情有了， 愛人還是萬里挑一的， 事業有了， 而且是獨一份的， 任誰看來， 他都是一個再好命不過的幸運兒。 只不過， 一切才剛剛開始。
年輕時的梁思成
病痛的寵兒
梁思成生來便是個殘疾。
繈褓時期， 他的兩條腿誇張地向外撇開， 比所謂的內八字要嚴重得多。 梁啟超請來外科醫生扳正， 再用纏帶纏緊他的小腳， 然後放進一個特製的木盒裡， 矯正一個多月後才好轉過來。
這還不算， 這個生就殘疾的嬰兒還體弱多病， 吃藥打針如同家常便飯。 要不是家境還算優渥， 恐怕他也和自己的“長兄”一樣早早夭折了。
1923年5月7日， 梁思成駕著去年大姐贈送的新摩托，
後座的梁思永當場被撞飛出去， 滿臉鮮血直流， 不過只是皮外傷， 梁思成則被重重壓在車下， 造成右腿骨折， 脊椎受傷。 而肇事者只從車窗擲出一張名片， 便絕塵而去。
如果被撞的人不是梁任公家的公子， 恐怕這一場車禍會跟夏日的陣雨一般稀鬆平常， 迅速雨過天晴。 可惜， 肇事者只是小小的陸軍部次長， 比起大名鼎鼎的梁任公， 實在不足道哉。
梁家得到了誠懇的道歉和應有的賠償， 車禍結束了， 可梁思成的傷痛才剛剛開始， 這些傷痛死皮賴臉地糾纏了他一生。
最初， 醫院給梁思成的傷情診斷是輕傷，
而脊椎受傷所留下來的病痛則折磨了他的一生， 使他後來在外出調查古建築的過程中吃盡了苦頭。
1937年， 在逃離北平前， 梁思成被診斷出患有脊椎間軟組織硬化症， 醫生不得不為他設計了一副鐵架子， 穿在襯衣裡面以支撐他受損的脊骨。
蟄居李莊期間， 為了給脆弱的脊骨減壓， 梁思成甚至不得不把下巴靠在花瓶上， 以支撐自己“沉重”的頭顱。
梁思成、林徽因及他們的女兒梁再冰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1938年春，梁思成一家五口經過四個多月的顛沛流離，終於抵達西南大後方昆明，一家人正打算大松一口氣時，男主人又病倒了。
這一次是因為扁桃體膿毒，不僅使他受傷的脊背再次疼痛難耐，還引發了牙周炎，他不得不將滿口牙齒全部拔掉。為了避免因大量服用止痛藥而中毒，他只能日夜半躺在一張帆布椅子上。為了分散注意力，他還學會了縫補破舊的襪子自遣。
大半生病痛纏身，命運未免也太淒慘了些。可你若以為他的性情也一樣陰鬱消沉，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他的內心總是滿懷期望的。
日本學者斷言中國找不到唐代古建築時，他默默翻遍半個中國，把它找了出來；
抗戰才開始，他撤離時卻是抱著必勝的心走的；
新中國成立在即，他既不肯去臺灣，也不願避居美國，共產黨也是中國人，他相信“前途滿是光明”。
他習慣以君子之心度人之腹，用友善的目光看待一切。你可以說他天真，我更願意稱之為赤誠。
他的內心也是幽默有趣的。
梁思成夫婦的美國好友費慰梅說，“這個沉默寡言的人，在飯桌上可是才華橫溢的。我們吃飯的時候，總是歡鬧聲喧。”
梁再冰回憶，蟄居四川李莊期間，“父親尤其樂觀開朗”，“他從來不愁眉苦臉，仍然酷愛畫圖，畫圖時總愛哼哼唧唧地唱歌”。
建國後，有一次，梁思成向林洙調侃，自己還有一個兩個頭銜——瘦協和廢協的副主席。
“瘦協，是瘦人協會，夏衍是會長，他只有44公斤，我和夏鼐是副會長，一個45公斤，一個47公斤。我們三個人各提一根拐杖，見面不握手而是握杆。而廢協嘛，是廢話協會。”
有一天，梁思成和老舍、華羅庚一起閒聊。老舍抱怨說：
“整天坐著寫稿，屁股都磨出老繭來了。”
梁思成開玩笑說：“為什麼不抹點油？”老舍也回得快：
“只有二兩油（三年困難時期，每人每月供應二兩油），不夠抹的。”
華羅庚也湊趣道：“我那份不要了，全給你。”
後來他總結說，逗貧嘴誰也說不過老舍，所以老舍是廢協主席，他和華羅庚是副主席。說完還自得其樂。
疾病纏身卻天真樂觀，沉默寡言又風趣幽默，梁思成就像一個複雜的多面體，而大多數人只看到其中的一二面，便妄下定論。
梁思成林徽因夫婦與友人合照
娶妻當娶林徽因
今人提起林徽因的名字，大多愛把她跟金岳霖和徐志摩扯在一起，所謂扯談，大概就是這種情形。而她的丈夫梁思成卻很少被人提起，即使提到，大多時候，也是以一種沉默寡言的炮灰形象出現在調侃中。
民國以降，拿“太太的客廳”尋開心的大有人在。腦補女主人談笑風生、男主人端茶倒水的畫面，總能滿足一些人或惡俗或卑劣的趣味。殊不知，梁思成絕非籍籍無名之輩，更不是木訥無趣的呆頭鵝，只用“好男人”概括他也顯得太過蒼白。
1962年6月，已是花甲之年的梁思成再婚了，物件是比他小近三十歲的資料室管理員林洙。這樁婚姻，遭到梁思成生活圈子內各方面的激烈反對。
當年，梁思成親自為程應銓和林洙做主婚人，而如今，程應銓的師長卻娶學生的妻子為妻，這幾乎超越了當時知識份子的道德底線。偏偏這位學生又曾為師長的不公遭遇仗義執言而蒙冤。
梁思成的弟妹們聯名給他寫了一封抗議信。梁思成與林徽因多年的好友張奚若，曾對梁聲稱，若執意與林洙結婚便與梁絕交，並果然從此不與梁來往。
就連梁思成昔年在中國營造學社的密友劉敦楨，也給他寄了一封信，上面既沒有抬頭，也沒有落款，只有四字：多此一舉。一向與他親近的女兒梁再冰，還因此與他冷戰了三年之久。
即使是現在，一廂情願認為他娶林洙是自降身價、人生污點的，依然大有人在。
且不論林洙的人品如何，在以上種種看法下，梁思成無疑是作為林徽因的附屬品存在的。為了維護亡妻的聲譽和地位，晚景淒涼的他似乎不應該擁有婚姻自由。
一代才女，當年是“得之我幸，不得我命”，誰能想到後來會招來這樣的無妄之災。
林洙與梁思成
古建築迷弟
沒有人知道林徽因的最愛是誰，但梁思成的最愛，恐怕非古建築莫屬。
根據父親的規劃，梁思成本應從事美術行業，今後在“我國美術界作李、杜”。而他自己最初的願望是成為一名雕塑家。最後，他卻逕自跑去學了新潮的建築學，一頭紮進中國古建築裡再沒有出來過。
1937年6月，夕陽西下，五臺山台外豆村旁，佛光真容禪寺正沐浴在斜陽的餘輝之中。一千年的時光倏忽而過，屋脊和門板上佈滿了它們的斑駁印記，卻依然掩不住山門的恢宏氣勢。那是來自大唐的氣勢。
此時，中國營造學社的法式部主任梁思成，就在禪寺的大殿內。他正趴在腳手架上，一下下擦拭積滿灰塵的大樑，以辨認因年代久遠而暗淡模糊的墨蹟。當最後一行墨蹟重見天日，梁思成帶著一身塵土笑得像個孩子。
此前數年，他已經輾轉了半個中國，考察了不計其數的古建築，但最開心還是這一天的發現。恐怕也是他一生中最開心的一天。
他找到了當時中國最古老的唐代木結構建築（建於875年，即唐大中十一年），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發現。
當時夕陽映得整個庭院都放出光芒，佛光寺出簷深遠，斗拱宏大，襯上美極了的遠山，于他有如人間天堂。當晚，他在日記中寫道：這是我從事古建築調查以來最快樂的一天。
當梁思成還沉浸在發現佛光寺的巨大喜悅中時，抗日戰爭爆發了。
戰事急轉直下，他不得不扶老攜幼逃離京城，開始了他長達十年的流亡生涯。戰亂中，他和家人流離，病倒，窮困，再病倒……無論是身體條件、工作環境還是生活水準，無一例外都在走下坡路。
但他依然一心撲在中國古建築的研究上。一面像‘’乞丐”一樣四處討要經費和生活用品，一面注釋《營造法式》；一面操持家人的一日三餐，一面編寫《中國建築史》……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古建築是他的精神支柱。
《中國建築史》手稿
而他對古建築的愛是不分國界的，即使是在抗日戰爭時期。1944年夏，梁思成在盟軍的軍事地圖上，特意標出了日本古都京都和奈良的位置，使得保有大量唐風古建文物的兩大古都倖免於難。
建國初，他和陳占祥聯合提出的《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簡稱“梁陳方案”）被否決了。在他眼裡，“都市計畫的無比傑作”北京城，即將迎來分崩離析的命運。
在北京市對街道的拆改擴建過程中，梁思成和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在一次國務院辦公會議上，兩人爭得面紅耳赤，吳晗急了站起來指責梁思成說：
“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麼文物鑒賞價值可言!”
氣得梁思成當場痛哭失聲。勢單力薄，但他還是堅持己見。周恩來不得不親自出面，找他做工作。兩人懇談了幾乎兩個小時，梁思成還極富詩意地描述了帝王廟牌樓在夕陽斜照，漸落西山時的美麗景象。周恩來最後只回了一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不難想像他當時的無奈心傷。他說：“每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每剝去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這樣的痛苦，與精神淩遲何異？！
當時他能夠支撐下來，恐怕要歸功於他心中的另一個摯愛——愛國。至於幸與不幸，很難評說。
學術巨人，政治巨嬰
抗戰結束後，梁思成迎來了他的學術巔峰。
1946年底，他受邀赴美，在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講學，並出任聯合國大廈設計委員會的中國代表。一時風光無兩。大半年後，他披著一身榮光歸來，不久又被中央研究院選為第一屆院士。
當時，建築界一說到中國建築史、城市規劃還有建築教育，梁思成是絕對繞不開的人物，一等一的大師。當然，他在現在的中國建築界一樣是祖師爺級別的人物。
但在政治主導一切的年代，學術註定不可能得到自由發展。作為學術領頭人，梁思成首當其衝，被捲進了政治的漩渦中，再沒能逃脫出來。
1948年12月的一個晚上，兩名解放軍幹部造訪位於清華園內的梁家，請梁思成在地圖上標識出北京古建築的方位，以免炮擊損毀。當時梁思成夫婦正為京城古建文物的安危憂心忡忡，聞知對方來意後，大喜過望，頓時對共產黨大生好感。
不過，最初，他雖然佩服中共能成功領導六億人解放全國，但他並不認為他們會懂建築。他說，搞政治，我不如你；搞建築，你不如我。所以，他帶著那個時代文人特有的赤誠和熱情，投身到了新中國的建設中。
他竭力想把自己的專業和國家的發展融合起來。
國家終於安定下來，那全國的古建文物該著手保護了吧？那就先列個簡表吧。《全國重要文物建築簡目》就這麼產生了；
新中國建築需要不少建築師吧？上海建築師那麼多，得多找幾個回來；於是，一下子，二十多名江南青年建築師被挖了過來；
開國典禮，總得有個國徽、國旗吧？對了，還要建個人民英雄紀念碑。他和妻子，兩個老搭檔、老病號，輪流臥床，硬是在病床上把設計方案熬了出來；
梁思成臥病在床與林徽因商量設計國徽
當然，還有他的心肝寶貝北京城要顧好。他約上陳占祥做出了“梁陳方案”，並自信滿滿地把它呈了上去。
可惜，他迎來的是一波接一波的古建拆除運動。拆完城牆拆城樓，拆了城樓拆牌樓……
既然北京城的破壞在所難免，好，那他就退而求其次，總有一些古建文物是拆不得的！比如故宮，比如北海團城，比如東、西四牌樓……直到目睹一座座古建倒在他腳下，他才忍無可忍，痛心疾首地甩下一句話：
“五十年後，歷史將證明你是錯誤的，我是對的。”如今，再看新永定門和雄安新區，不得不承認，他確實是對的。
梁思成構想中的北京城牆立體公園
無法磨滅的地位
建國後，梁思成在古建築保護上屢屢受挫。學術上，他的理論和主張也多次受到不公的批判。
先是建築工程部開的頭，拉開了批判“大屋頂”（即仿古建築）運動的序幕，梁思成被列為頭號物件。
批判中，頤和園暢觀堂專門成立了一個批判梁思成的寫作班子，參加的人有各部委的，包括北京市委宣傳部長等。在壓力下，清華建築系的師生們，也開始撰寫文章批判系主任梁思成。
實際上，梁思成對那種簡單模仿宮殿建築的“大屋頂”建築並不滿意，更沒有設計過一座大屋頂的建築。甚至仿古建築他也只設計過一個，即揚州市的鑒真紀念堂。
而且，建國初的“復古主義”風格，也是拜蘇聯老大哥之賜。即所謂“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都是在蘇聯專家宣導之下流行的。當初大家都接受這個理論，到頭來卻把主要矛頭指向梁思成，怎麼也說不通。
不久後，他撰文喊冤：直到今天，我還搞不清楚“大屋頂”的定義是什麼！《營造法式》和《清式營造則例》雖然是我整理的，但你看上面寫著“隨宜加減”，我沒有要建築師把它當公式，生搬硬套啊！有人責備我是復古主義者，我不能接受。
後來這場批判及時刹車，被定性為學術領域的問題。使得梁思成沒有像胡適、胡風及梁漱溟一樣被劃為“右派”。
但在隨後的文革中，他就沒那麼幸運了。
文革一開始，梁思成就被揪了出來，罪名是“反動學術權威”。他必須每天掛著巨大的黑牌子出門，到大字報欄學習、反思，然後再一遍遍地寫檢查。出席大大小小的批鬥會和不定時的抄家更是家常便飯。
清華兩派鬥得最狠的時候，全校員工的工資停發，梁思成還被狠狠敲詐了一回。當時幾個自稱是“井岡山”總部的人，帶著手槍和匕首沖進梁家。為首的一個指著梁思成問：“現在全清華的革命群眾都在挨餓，你知不知道？”
“我……我聽說停發工資了。”梁思成低聲道。無休止的批鬥和病弱的身軀過多得消磨了他的信念和意志。
“你打算怎麼辦？現在是看你的實際行動的時候了。”
“我……我願盡我的力量，我們的家務是林洙管，我不知道家裡有沒有錢。”
“放屁！你沒有錢，誰有錢？你每月三四百元的收入，全是人民的血汗錢，你知道嗎？現在你哭他媽的什麼窮？你對革命群眾是什麼感情！”他抬起手給了思成一個耳光。
梁思成晃了一下幾乎摔倒。此時的他，如同一個行將就木、膽小怕事的市井小老頭，無論是意志上還是體力上，都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在他生命最後的那幾年，除了躺在北京醫院的病床上休養外，他做的最多的就是寫檢查，偶爾回首往事。
建國以來，他努力地追趕形勢，急劇改造自己，“只因唯恐落後，所以拼命向前”。眼看自己堅持的建築理想已經被現實全面打倒，而他的學術立場也如同在流沙上，遊移不定。
回顧他的一生，前半葉是在父親的盛名之下徐徐展開的，中途追求建築理想並收穫學術成果，後半葉則被政治運動所累。建築學既為他帶來了巨大的學術聲譽，也給他的晚年招致了無邊的政治風波。他在政治漩渦中，一步步妥協，一步步改變自己的建築理念，一步步推翻自己的學術立場，一步步堅定自己的政治立場……最終在無休止的搖擺中迷失了方向。
但好在沒人能夠奪走他的學術地位，即使是他自己也不行。要論中國建築史研究的開山人物，古建築保護的第一人，除了他，我保證你再找不出第二個。
梁思成、林徽因及他們的女兒梁再冰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1938年春，梁思成一家五口經過四個多月的顛沛流離，終於抵達西南大後方昆明，一家人正打算大松一口氣時，男主人又病倒了。
這一次是因為扁桃體膿毒，不僅使他受傷的脊背再次疼痛難耐，還引發了牙周炎，他不得不將滿口牙齒全部拔掉。為了避免因大量服用止痛藥而中毒，他只能日夜半躺在一張帆布椅子上。為了分散注意力，他還學會了縫補破舊的襪子自遣。
大半生病痛纏身，命運未免也太淒慘了些。可你若以為他的性情也一樣陰鬱消沉，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他的內心總是滿懷期望的。
日本學者斷言中國找不到唐代古建築時，他默默翻遍半個中國，把它找了出來；
抗戰才開始，他撤離時卻是抱著必勝的心走的；
新中國成立在即，他既不肯去臺灣，也不願避居美國，共產黨也是中國人，他相信“前途滿是光明”。
他習慣以君子之心度人之腹，用友善的目光看待一切。你可以說他天真，我更願意稱之為赤誠。
他的內心也是幽默有趣的。
梁思成夫婦的美國好友費慰梅說，“這個沉默寡言的人，在飯桌上可是才華橫溢的。我們吃飯的時候，總是歡鬧聲喧。”
梁再冰回憶，蟄居四川李莊期間，“父親尤其樂觀開朗”，“他從來不愁眉苦臉，仍然酷愛畫圖，畫圖時總愛哼哼唧唧地唱歌”。
建國後，有一次，梁思成向林洙調侃，自己還有一個兩個頭銜——瘦協和廢協的副主席。
“瘦協，是瘦人協會，夏衍是會長，他只有44公斤，我和夏鼐是副會長，一個45公斤，一個47公斤。我們三個人各提一根拐杖，見面不握手而是握杆。而廢協嘛，是廢話協會。”
有一天，梁思成和老舍、華羅庚一起閒聊。老舍抱怨說：
“整天坐著寫稿，屁股都磨出老繭來了。”
梁思成開玩笑說：“為什麼不抹點油？”老舍也回得快：
“只有二兩油（三年困難時期，每人每月供應二兩油），不夠抹的。”
華羅庚也湊趣道：“我那份不要了，全給你。”
後來他總結說，逗貧嘴誰也說不過老舍，所以老舍是廢協主席，他和華羅庚是副主席。說完還自得其樂。
疾病纏身卻天真樂觀，沉默寡言又風趣幽默，梁思成就像一個複雜的多面體，而大多數人只看到其中的一二面，便妄下定論。
梁思成林徽因夫婦與友人合照
娶妻當娶林徽因
今人提起林徽因的名字，大多愛把她跟金岳霖和徐志摩扯在一起，所謂扯談，大概就是這種情形。而她的丈夫梁思成卻很少被人提起，即使提到，大多時候，也是以一種沉默寡言的炮灰形象出現在調侃中。
民國以降，拿“太太的客廳”尋開心的大有人在。腦補女主人談笑風生、男主人端茶倒水的畫面，總能滿足一些人或惡俗或卑劣的趣味。殊不知，梁思成絕非籍籍無名之輩，更不是木訥無趣的呆頭鵝，只用“好男人”概括他也顯得太過蒼白。
1962年6月，已是花甲之年的梁思成再婚了，物件是比他小近三十歲的資料室管理員林洙。這樁婚姻，遭到梁思成生活圈子內各方面的激烈反對。
當年，梁思成親自為程應銓和林洙做主婚人，而如今，程應銓的師長卻娶學生的妻子為妻，這幾乎超越了當時知識份子的道德底線。偏偏這位學生又曾為師長的不公遭遇仗義執言而蒙冤。
梁思成的弟妹們聯名給他寫了一封抗議信。梁思成與林徽因多年的好友張奚若，曾對梁聲稱，若執意與林洙結婚便與梁絕交，並果然從此不與梁來往。
就連梁思成昔年在中國營造學社的密友劉敦楨，也給他寄了一封信，上面既沒有抬頭，也沒有落款，只有四字：多此一舉。一向與他親近的女兒梁再冰，還因此與他冷戰了三年之久。
即使是現在，一廂情願認為他娶林洙是自降身價、人生污點的，依然大有人在。
且不論林洙的人品如何，在以上種種看法下，梁思成無疑是作為林徽因的附屬品存在的。為了維護亡妻的聲譽和地位，晚景淒涼的他似乎不應該擁有婚姻自由。
一代才女，當年是“得之我幸，不得我命”，誰能想到後來會招來這樣的無妄之災。
林洙與梁思成
古建築迷弟
沒有人知道林徽因的最愛是誰，但梁思成的最愛，恐怕非古建築莫屬。
根據父親的規劃，梁思成本應從事美術行業，今後在“我國美術界作李、杜”。而他自己最初的願望是成為一名雕塑家。最後，他卻逕自跑去學了新潮的建築學，一頭紮進中國古建築裡再沒有出來過。
1937年6月，夕陽西下，五臺山台外豆村旁，佛光真容禪寺正沐浴在斜陽的餘輝之中。一千年的時光倏忽而過，屋脊和門板上佈滿了它們的斑駁印記，卻依然掩不住山門的恢宏氣勢。那是來自大唐的氣勢。
此時，中國營造學社的法式部主任梁思成，就在禪寺的大殿內。他正趴在腳手架上，一下下擦拭積滿灰塵的大樑，以辨認因年代久遠而暗淡模糊的墨蹟。當最後一行墨蹟重見天日，梁思成帶著一身塵土笑得像個孩子。
此前數年，他已經輾轉了半個中國，考察了不計其數的古建築，但最開心還是這一天的發現。恐怕也是他一生中最開心的一天。
他找到了當時中國最古老的唐代木結構建築（建於875年，即唐大中十一年），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發現。
當時夕陽映得整個庭院都放出光芒，佛光寺出簷深遠，斗拱宏大，襯上美極了的遠山，于他有如人間天堂。當晚，他在日記中寫道：這是我從事古建築調查以來最快樂的一天。
當梁思成還沉浸在發現佛光寺的巨大喜悅中時，抗日戰爭爆發了。
戰事急轉直下，他不得不扶老攜幼逃離京城，開始了他長達十年的流亡生涯。戰亂中，他和家人流離，病倒，窮困，再病倒……無論是身體條件、工作環境還是生活水準，無一例外都在走下坡路。
但他依然一心撲在中國古建築的研究上。一面像‘’乞丐”一樣四處討要經費和生活用品，一面注釋《營造法式》；一面操持家人的一日三餐，一面編寫《中國建築史》……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古建築是他的精神支柱。
《中國建築史》手稿
而他對古建築的愛是不分國界的，即使是在抗日戰爭時期。1944年夏，梁思成在盟軍的軍事地圖上，特意標出了日本古都京都和奈良的位置，使得保有大量唐風古建文物的兩大古都倖免於難。
建國初，他和陳占祥聯合提出的《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簡稱“梁陳方案”）被否決了。在他眼裡，“都市計畫的無比傑作”北京城，即將迎來分崩離析的命運。
在北京市對街道的拆改擴建過程中，梁思成和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在一次國務院辦公會議上，兩人爭得面紅耳赤，吳晗急了站起來指責梁思成說：
“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麼文物鑒賞價值可言!”
氣得梁思成當場痛哭失聲。勢單力薄，但他還是堅持己見。周恩來不得不親自出面，找他做工作。兩人懇談了幾乎兩個小時，梁思成還極富詩意地描述了帝王廟牌樓在夕陽斜照，漸落西山時的美麗景象。周恩來最後只回了一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不難想像他當時的無奈心傷。他說：“每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每剝去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這樣的痛苦，與精神淩遲何異？！
當時他能夠支撐下來，恐怕要歸功於他心中的另一個摯愛——愛國。至於幸與不幸，很難評說。
學術巨人，政治巨嬰
抗戰結束後，梁思成迎來了他的學術巔峰。
1946年底，他受邀赴美，在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講學，並出任聯合國大廈設計委員會的中國代表。一時風光無兩。大半年後，他披著一身榮光歸來，不久又被中央研究院選為第一屆院士。
當時，建築界一說到中國建築史、城市規劃還有建築教育，梁思成是絕對繞不開的人物，一等一的大師。當然，他在現在的中國建築界一樣是祖師爺級別的人物。
但在政治主導一切的年代，學術註定不可能得到自由發展。作為學術領頭人，梁思成首當其衝，被捲進了政治的漩渦中，再沒能逃脫出來。
1948年12月的一個晚上，兩名解放軍幹部造訪位於清華園內的梁家，請梁思成在地圖上標識出北京古建築的方位，以免炮擊損毀。當時梁思成夫婦正為京城古建文物的安危憂心忡忡，聞知對方來意後，大喜過望，頓時對共產黨大生好感。
不過，最初，他雖然佩服中共能成功領導六億人解放全國，但他並不認為他們會懂建築。他說，搞政治，我不如你；搞建築，你不如我。所以，他帶著那個時代文人特有的赤誠和熱情，投身到了新中國的建設中。
他竭力想把自己的專業和國家的發展融合起來。
國家終於安定下來，那全國的古建文物該著手保護了吧？那就先列個簡表吧。《全國重要文物建築簡目》就這麼產生了；
新中國建築需要不少建築師吧？上海建築師那麼多，得多找幾個回來；於是，一下子，二十多名江南青年建築師被挖了過來；
開國典禮，總得有個國徽、國旗吧？對了，還要建個人民英雄紀念碑。他和妻子，兩個老搭檔、老病號，輪流臥床，硬是在病床上把設計方案熬了出來；
梁思成臥病在床與林徽因商量設計國徽
當然，還有他的心肝寶貝北京城要顧好。他約上陳占祥做出了“梁陳方案”，並自信滿滿地把它呈了上去。
可惜，他迎來的是一波接一波的古建拆除運動。拆完城牆拆城樓，拆了城樓拆牌樓……
既然北京城的破壞在所難免，好，那他就退而求其次，總有一些古建文物是拆不得的！比如故宮，比如北海團城，比如東、西四牌樓……直到目睹一座座古建倒在他腳下，他才忍無可忍，痛心疾首地甩下一句話：
“五十年後，歷史將證明你是錯誤的，我是對的。”如今，再看新永定門和雄安新區，不得不承認，他確實是對的。
梁思成構想中的北京城牆立體公園
無法磨滅的地位
建國後，梁思成在古建築保護上屢屢受挫。學術上，他的理論和主張也多次受到不公的批判。
先是建築工程部開的頭，拉開了批判“大屋頂”（即仿古建築）運動的序幕，梁思成被列為頭號物件。
批判中，頤和園暢觀堂專門成立了一個批判梁思成的寫作班子，參加的人有各部委的，包括北京市委宣傳部長等。在壓力下，清華建築系的師生們，也開始撰寫文章批判系主任梁思成。
實際上，梁思成對那種簡單模仿宮殿建築的“大屋頂”建築並不滿意，更沒有設計過一座大屋頂的建築。甚至仿古建築他也只設計過一個，即揚州市的鑒真紀念堂。
而且，建國初的“復古主義”風格，也是拜蘇聯老大哥之賜。即所謂“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都是在蘇聯專家宣導之下流行的。當初大家都接受這個理論，到頭來卻把主要矛頭指向梁思成，怎麼也說不通。
不久後，他撰文喊冤：直到今天，我還搞不清楚“大屋頂”的定義是什麼！《營造法式》和《清式營造則例》雖然是我整理的，但你看上面寫著“隨宜加減”，我沒有要建築師把它當公式，生搬硬套啊！有人責備我是復古主義者，我不能接受。
後來這場批判及時刹車，被定性為學術領域的問題。使得梁思成沒有像胡適、胡風及梁漱溟一樣被劃為“右派”。
但在隨後的文革中，他就沒那麼幸運了。
文革一開始，梁思成就被揪了出來，罪名是“反動學術權威”。他必須每天掛著巨大的黑牌子出門，到大字報欄學習、反思，然後再一遍遍地寫檢查。出席大大小小的批鬥會和不定時的抄家更是家常便飯。
清華兩派鬥得最狠的時候，全校員工的工資停發，梁思成還被狠狠敲詐了一回。當時幾個自稱是“井岡山”總部的人，帶著手槍和匕首沖進梁家。為首的一個指著梁思成問：“現在全清華的革命群眾都在挨餓，你知不知道？”
“我……我聽說停發工資了。”梁思成低聲道。無休止的批鬥和病弱的身軀過多得消磨了他的信念和意志。
“你打算怎麼辦？現在是看你的實際行動的時候了。”
“我……我願盡我的力量，我們的家務是林洙管，我不知道家裡有沒有錢。”
“放屁！你沒有錢，誰有錢？你每月三四百元的收入，全是人民的血汗錢，你知道嗎？現在你哭他媽的什麼窮？你對革命群眾是什麼感情！”他抬起手給了思成一個耳光。
梁思成晃了一下幾乎摔倒。此時的他，如同一個行將就木、膽小怕事的市井小老頭，無論是意志上還是體力上，都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在他生命最後的那幾年，除了躺在北京醫院的病床上休養外，他做的最多的就是寫檢查，偶爾回首往事。
建國以來，他努力地追趕形勢，急劇改造自己，“只因唯恐落後，所以拼命向前”。眼看自己堅持的建築理想已經被現實全面打倒，而他的學術立場也如同在流沙上，遊移不定。
回顧他的一生，前半葉是在父親的盛名之下徐徐展開的，中途追求建築理想並收穫學術成果，後半葉則被政治運動所累。建築學既為他帶來了巨大的學術聲譽，也給他的晚年招致了無邊的政治風波。他在政治漩渦中，一步步妥協，一步步改變自己的建築理念，一步步推翻自己的學術立場，一步步堅定自己的政治立場……最終在無休止的搖擺中迷失了方向。
但好在沒人能夠奪走他的學術地位，即使是他自己也不行。要論中國建築史研究的開山人物，古建築保護的第一人，除了他，我保證你再找不出第二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