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和明朝進入中葉後， 都面臨著“積貧積弱”的局面。 王安石和張居正就是在這種相近的背景下各自進行了變法與改革。 但是， 將王安石的變法與張居正的改革進行比較， 則王安石變法的成就不能與張居正的改革相提並論。
王安石變法之時就遭到了來自各方面的反對， 以失敗而告終。 後世學者對王安石變法也褒貶不一， 可作為王氏變法不如人意的佐證。 ①
與王安石變法不同， 張居正任相之時改革卻得以全面推行。 雖然張居正身亡之後， 其改革措施(除“一條鞭法”外)被明神宗廢而不用， 他本人也遭誣劾而被削官奪爵；但到萬曆末年， 人們認識到改革的益處。 因此， 他的文集問世後， 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無不對其改革稱許有加， 認為在他執政的“十餘年間， 海宇清晏， 蠻夷賓服”， ②並把他譽為“救時宰相”。 ③天啟朝， 廷臣開始為居正鳴冤。 於是熹宗下詔“複(居正)故官，
儘管王安石和張居正都是為了救弊圖興而進行的改革， 他們的改革卻產生了迥異的社會效果。 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 改革策略不同。 改革是社會危機的產物， 但即使是同一類型改革， 也會因改革者所採取的策略不同而產生不同效應。 和王安石變法相比， 張居正改革阻力較小在於他具有較高的策略水準， 這主要表現在改革所奉行的宗旨方面。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嘉5年(1160年)上《萬言書》時， 就提出要改變現有法度， 使之合乎“先王之政”。 但是， 他任相之後， 卻亮出“天變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的觀點， 表明要更改太祖、太宗以來的法令制度。 安石此舉雖然給希望變法的士人注入了一副興奮劑， 但在思想還很保守的宋代， 改變“祖宗之法”無疑會招來守舊派的激烈反對。 如范純仁向神宗上疏說：“王安石變祖宗法度， 掊克財利， 民心不寧”；在向神宗上《尚書解》時又說：“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 治天下無以易此。 願深究而力行之！”⑤實際上就是要神宗不事更張， 奉行“祖宗法度”， 這種思想在當時的士大夫中是很普遍的。 因此， 王安石亮出的變法旗幟使他在變法之初就遇到了強大阻力。
第二， 改革步驟不同。 宋、明兩朝發展到中葉時， 都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 因此， 王安石和張居正上臺時， 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攤子， 扭轉財政危機是他們的共同任務。 然而， 在制定改革方針， 應該孰先孰後時， 王安石和張居正採取了不同的步驟， 體現了他們在謀略上的差異。
王安石變法， 一開始就著手整頓財政， 而忽略了吏治改革。 “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役、保馬、方田諸役， 相繼並興， 號為新法， 頒行天下”。 ⑧這表明王安石為改革“積貧積弱”局面， 一開始就把改革重點放在整頓財政上，以儉財為先。由於新法在推行過程中用人不當，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為擾民、困民之舉，遭到百姓反對，且變法對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觸犯頗多，故又遭到這部分勢力的反對。可見，在吏治沒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沒有打破之前，改革是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的。
和王安石相比，張居正顯然要老練許多。在他看來，“治理之道莫急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於核吏治”，⑨否則，吏風不正，一切政令都會流於形式。“上澤雖布而不得下疏，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⑩，即是當時官僚作風的寫照。正德、嘉靖年間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正是吏治腐敗所致，張居正對此深有體會。因此，雖然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他卻沒有一上來就貿然整頓財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于萬曆元年(1573年)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機構的行政效率，史稱“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為肅”，“雖萬裡外，朝下而夕奉行。”由此，張居正是在獲得了一個得心應手的政治工具後，然後再運用這個經過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經濟、軍事諸方面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貫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
第三，改革者的地位與許可權不同。中國封建社會，權力集中在皇帝手中，皇權至高無上。因此，要革舊圖新，首先就要取得皇權支持，故韓非說：“事在四方，在要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但是，皇帝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變法，不僅決定了改革者所擁有的許可權大小，也決定了改革最終所能取得的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變法也有不如張居正改革之處。
熙甯元年(1068年)，王安石調入京師後，宋神宗謙虛地說：“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聊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躋此道！”雖然孫固、唐介等力言安石不可任相，但神宗不為所動，次年就以其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此時神宗對變法充滿了幻想，因此在變法初期對安石給予了一定的支持，使改革得以逐步展開。但是，隨著反對派聲勢的高漲，神宗對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對變法也動搖起來。當他看了韓琦指責青苗法的上疏後，對安石等執政大臣說：“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審！”雖然安石作了辯駁，神宗仍半信半疑，安石不得不“稱疾家居”。神宗欲罷青苗法，直到安石以辭職相脅時，這才“為巽辭謝之”。又如神宗在親策賢良方正時，太原判官呂陶奏請罷理財之說，神宗讓安石讀卷，見安石神色沮喪時，他又讓反對變法的馮京續讀，並稱其言有理，這對安石等變法派來說，不能不是一種打擊。此類事例甚多，不再枚舉。
其實，宋神宗對安石的牽制遠不止此，在用人政策上他也留了一手。變法之初，安石就提醒神宗不要為異論所惑，神宗表面允諾，卻又把司馬光、馮京、文彥博等反對派留在朝中，以牽制和監視變法。這些人後來雖因政見不合而離開朝廷，但也為反對派阻撓變法提供頌跫６隕褡謖庵痔，安石也有所覺察，歎道“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隨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也？”並暗責神宗“只從得五分時也得也！”這些情況都表明，當反對派大舉進攻新法時，神宗的動搖性就暴露出來，使反對派抓住他這一弱點，從而給變法造成了難以逾越的障礙。
明神宗即位時，只是個十多歲的孩童，還沒有自己獨立的思想，正是這一因素使張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權的支持，牢牢掌握著改革大權。居正任首輔後，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后與司禮太臨馮保的信任，成為他們在朝廷的代言人，而居正又利用自己作為帝師的特殊身份，向神宗灌輸改革思想，這樣，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張居正奉若神明，對改革更唯居正是從。因此，神宗這時只不過是皇權的符號，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權者，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權這把尚方寶劍來清除障礙，有力地推動了改革的進行。
明神宗成年後，更把居正視為頂樑柱，萬曆5年(1577年)9月，居正父在江陵病逝，按封建倫理，他必須回原籍守制三年，然而此時改革正處關鍵時刻，反對派在暗中活動，居正一旦離去，改革和他本人的前程都將凶吉難蔔，因此無論對朝廷還是對他本人來說，居正都不能離開。這一點神宗十分清楚，故有人提議居正“奪情”時，神宗立即同意，並下詔說：“父制當守，君父尤重”，明確表示要居正奪情，使輿論大嘩，甚至有人上疏稱：“國有非此不可以為國，家有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並說這會給國家帶來災難。正好這年有慧星從東南方升起，反對派便把它附會為上天對奪情的不滿，甚至有人“懸謗書通衢”。對這些攻擊性言論，神宗不為所動，並下詔：再論此事者誅無赦。同年12月，朝野又議論紛起，說居正將有異舉。為了闢謠，神宗再次出來為居正說話，重申：“綱常人紀，君臣為大”，斥責反對派“藐朕沖年，忌憚元輔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綱常之說，肆為排擠之計，欲使朕孤立於上，得以任意自恣，殊為悖逆不道，傾危社稷，大傷朕心。”反對派果然被鎮住，使居正得以集中精力把改革推向深入。
儘管有人認為神宗對居正的尊敬是長期受李太后、居正嚴格管束所產生的敬畏心理的表現，並不是其內心思想的真實反映，但不可否認的是，神宗在改革過程中是給予了居正以極大的支持的，而不是像宋神宗那樣處處制肘王安石。至於居正死後，神宗幾乎盡廢其法，並抄居正家產和削官奪爵，卻不是神宗反對改革本身所致，而是諸種因素綜合作用所引發的悲劇。
第四，與同僚關係不同。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能不依賴官僚機構和各級官吏。改革者如何處理與同僚的關係，就顯得尤為重要。在這方面，張居正顯然又比王安石略勝一籌。
王安石在變法時，對反對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擊和排擠，就掃清變法障礙而言，此舉無可指責。然而，對那些只是指陳新法過失、對新法並無惡意的大臣，以及居於變法與反變法之間的大臣，安石也沒有採取積極措施爭取他們，而是一律予以壓制，把他們推向了反對派一方，壯大了對立勢力，給改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後果。此外，變法派內部也存在集團利益之爭，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安石與呂惠卿之間的鬥爭。當安石應詔二次任相時，呂惠卿“忌安石複用，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廷臣“遂更朋附之”。安石複相後，立即上疏反斥惠卿，終於把他趕出朝廷。但惠卿並不甘心，又在地方上疏稱：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力行力年歲之間。雖矢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竭力想扳倒安石。可見，安石不僅不善於處理與中間派的關係，即使同是變法派內部，一旦涉及切身利益時，他們也會作殊死搏鬥，暴露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短視，這就難怪變法會以失敗而告終了。
張居正在處理與同僚關係方面的情況，要分期來看。在奪情以前，居正在這個問題上很有理智，對於那些“以言亂政”者堅決予以清除，而對持不同政見者，則把他們安排到非要害部門，或令其退休。同時，他又注意錄用人才，“無問是誰親故鄉党，無計從來所作眚過，但能辦國家事、有禮於君者，即舉而錄之。”事實上，居正也是按這一原則來舉薦官員的，如素逆于居正的馬自強因精明能幹而受推薦，自強“不自意得之，頗德居正”。高拱的心腹楊博也被任為吏部尚書。這樣，一些懷才不遇的官員把居正看成了升遷的希望，一部分高拱舊屬也轉而支援居正，居正也因此大大加強了自己的威信和權力，故時人稱“相權之重，本朝罕儷”。正是憑藉這一有利形勢，居正得以把改革全面推行開來。在奪情以後，居正受到極大刺激，加上已大權在握，對形勢判斷不清，凡反對改革，或上疏言事但有利於改革的士大夫，他一概貶斥不用。從此以後，居正開始以個人感情任用官員，給改革造成了不利影響。不過，由於居正掌握了內外大權，仍能按既定的方針施政，所以改革能推行無阻，但居正身死之後新法被廢的隱患也由此種下。
第五，改革者信念和毅力不同。歷來凡是改革者都會遭到攻擊和誹謗，因為改革會觸動一部分人利益，他們勢必不遺餘力地阻撓、破壞改革。這時，改革者信念和毅力就會經受嚴峻考驗，其信念和毅力也將決定他們採用什麼態度來反擊反對派的進攻，從而繼續推行改革，取得更大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也不如張居正。
王安石任相前，曾大力提倡要求重視人才，可當他開始變法時，卻沒按這一方針來推行吏治改革，而是把目光放在經濟改革方面，這其中固然有宋神宗急於求成的原因在內，但安石鑒於慶曆新政的失敗，不敢得罪大官僚等既得利益者，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正因為下面官吏的陽奉陰違，才使王安石變法失去了初衷。因此，不敢力行吏治改革，可以說是安石毅力欠缺的一種表現。安石任相後，禦史中丞呂誨上疏說安石“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希望神宗不要受其欺騙。神宗不受，呂誨求去，安石亦求去。當神宗說：“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時，安石立即向神宗表示：“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跡自嫌，苟為去就”。從安石的話表面看來，他似乎真的是“以身許國”，毫不計較個人得失，但言外之意卻是只有呂誨被斥後，他才出來變法！宋神宗當然聽出了話外之意，只好貶出呂誨，安石這才滿足心願。在以後的變法中，安石也多以謝病來消極抵抗神宗的動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複相後意氣消沉，屢次謝病求去，還在信中對人說“自念行不足以悅眾”，“智不足以知人”。這時他對變法的畏難情緒是顯而易見的。當他兒子王雨方死後，安石更是悲傷難抑，力請辭職。神宗見他去意已決，也對他失去信心，讓他去了江寧。從此，王安石就以寫詩來消愁解悶。由此可見，王安石對變法並沒有堅定的信念，他本人的毅力也不足以使他擔當北宋中葉救弊圖興的變法重任。
相反，張居正在這方面卻勝過王安石。早在隆慶年間，徐階致仕，將國事託付居正，他表示：“大丈夫既以身許國家、許知己，惟鞠躬盡瘁而已，他複何言！”改開始後，居正明知整頓吏治會招致既得利益者反對，但他毫無畏懼，表示自己“且受深恩，義當死報，雖怨誹有所弗恤也。”當他遭到自己門生劉台彈劾時，仍堅持初衷，聲稱“吾但欲安國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使吾為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表現了改革者的無畏精神。居正直到臨死時還把改革大權抓在手中，在病榻上還想著如何把改革推向深入。因此，張居正改革能夠取得巨大成就，與他堅定不移的信念及勇於任事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綜上所述，就“政治家”這一稱謂而言，王安石有不如張居正之處；就變法本身而言，王安石變法在策略和步驟上不如張居正改革那樣靈活；就改革者的地位和許可權而言，王安石更不能和張居正相比；就改革班子而言，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也不如以張居正為首的改革派那樣齊心協力。因此，王安石變法的成就自然不能與張居正改革相提並論。
一開始就把改革重點放在整頓財政上，以儉財為先。由於新法在推行過程中用人不當，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為擾民、困民之舉，遭到百姓反對，且變法對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觸犯頗多，故又遭到這部分勢力的反對。可見，在吏治沒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沒有打破之前，改革是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的。和王安石相比，張居正顯然要老練許多。在他看來，“治理之道莫急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於核吏治”，⑨否則，吏風不正，一切政令都會流於形式。“上澤雖布而不得下疏，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⑩，即是當時官僚作風的寫照。正德、嘉靖年間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正是吏治腐敗所致，張居正對此深有體會。因此，雖然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他卻沒有一上來就貿然整頓財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于萬曆元年(1573年)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機構的行政效率，史稱“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為肅”，“雖萬裡外，朝下而夕奉行。”由此，張居正是在獲得了一個得心應手的政治工具後，然後再運用這個經過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經濟、軍事諸方面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貫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
第三，改革者的地位與許可權不同。中國封建社會，權力集中在皇帝手中，皇權至高無上。因此，要革舊圖新，首先就要取得皇權支持，故韓非說：“事在四方，在要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但是，皇帝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變法，不僅決定了改革者所擁有的許可權大小，也決定了改革最終所能取得的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變法也有不如張居正改革之處。
熙甯元年(1068年)，王安石調入京師後，宋神宗謙虛地說：“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聊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躋此道！”雖然孫固、唐介等力言安石不可任相，但神宗不為所動，次年就以其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此時神宗對變法充滿了幻想，因此在變法初期對安石給予了一定的支持，使改革得以逐步展開。但是，隨著反對派聲勢的高漲，神宗對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對變法也動搖起來。當他看了韓琦指責青苗法的上疏後，對安石等執政大臣說：“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審！”雖然安石作了辯駁，神宗仍半信半疑，安石不得不“稱疾家居”。神宗欲罷青苗法，直到安石以辭職相脅時，這才“為巽辭謝之”。又如神宗在親策賢良方正時，太原判官呂陶奏請罷理財之說，神宗讓安石讀卷，見安石神色沮喪時，他又讓反對變法的馮京續讀，並稱其言有理，這對安石等變法派來說，不能不是一種打擊。此類事例甚多，不再枚舉。
其實，宋神宗對安石的牽制遠不止此，在用人政策上他也留了一手。變法之初，安石就提醒神宗不要為異論所惑，神宗表面允諾，卻又把司馬光、馮京、文彥博等反對派留在朝中，以牽制和監視變法。這些人後來雖因政見不合而離開朝廷，但也為反對派阻撓變法提供頌跫６隕褡謖庵痔，安石也有所覺察，歎道“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隨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也？”並暗責神宗“只從得五分時也得也！”這些情況都表明，當反對派大舉進攻新法時，神宗的動搖性就暴露出來，使反對派抓住他這一弱點，從而給變法造成了難以逾越的障礙。
明神宗即位時，只是個十多歲的孩童，還沒有自己獨立的思想，正是這一因素使張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權的支持，牢牢掌握著改革大權。居正任首輔後，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后與司禮太臨馮保的信任，成為他們在朝廷的代言人，而居正又利用自己作為帝師的特殊身份，向神宗灌輸改革思想，這樣，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張居正奉若神明，對改革更唯居正是從。因此，神宗這時只不過是皇權的符號，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權者，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權這把尚方寶劍來清除障礙，有力地推動了改革的進行。
明神宗成年後，更把居正視為頂樑柱，萬曆5年(1577年)9月，居正父在江陵病逝，按封建倫理，他必須回原籍守制三年，然而此時改革正處關鍵時刻，反對派在暗中活動，居正一旦離去，改革和他本人的前程都將凶吉難蔔，因此無論對朝廷還是對他本人來說，居正都不能離開。這一點神宗十分清楚，故有人提議居正“奪情”時，神宗立即同意，並下詔說：“父制當守，君父尤重”，明確表示要居正奪情，使輿論大嘩，甚至有人上疏稱：“國有非此不可以為國，家有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並說這會給國家帶來災難。正好這年有慧星從東南方升起，反對派便把它附會為上天對奪情的不滿，甚至有人“懸謗書通衢”。對這些攻擊性言論，神宗不為所動，並下詔：再論此事者誅無赦。同年12月，朝野又議論紛起，說居正將有異舉。為了闢謠，神宗再次出來為居正說話，重申：“綱常人紀，君臣為大”，斥責反對派“藐朕沖年，忌憚元輔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綱常之說，肆為排擠之計，欲使朕孤立於上，得以任意自恣，殊為悖逆不道，傾危社稷，大傷朕心。”反對派果然被鎮住，使居正得以集中精力把改革推向深入。
儘管有人認為神宗對居正的尊敬是長期受李太后、居正嚴格管束所產生的敬畏心理的表現，並不是其內心思想的真實反映，但不可否認的是，神宗在改革過程中是給予了居正以極大的支持的，而不是像宋神宗那樣處處制肘王安石。至於居正死後，神宗幾乎盡廢其法，並抄居正家產和削官奪爵，卻不是神宗反對改革本身所致，而是諸種因素綜合作用所引發的悲劇。
第四，與同僚關係不同。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能不依賴官僚機構和各級官吏。改革者如何處理與同僚的關係，就顯得尤為重要。在這方面，張居正顯然又比王安石略勝一籌。
王安石在變法時，對反對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擊和排擠，就掃清變法障礙而言，此舉無可指責。然而，對那些只是指陳新法過失、對新法並無惡意的大臣，以及居於變法與反變法之間的大臣，安石也沒有採取積極措施爭取他們，而是一律予以壓制，把他們推向了反對派一方，壯大了對立勢力，給改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後果。此外，變法派內部也存在集團利益之爭，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安石與呂惠卿之間的鬥爭。當安石應詔二次任相時，呂惠卿“忌安石複用，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廷臣“遂更朋附之”。安石複相後，立即上疏反斥惠卿，終於把他趕出朝廷。但惠卿並不甘心，又在地方上疏稱：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力行力年歲之間。雖矢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竭力想扳倒安石。可見，安石不僅不善於處理與中間派的關係，即使同是變法派內部，一旦涉及切身利益時，他們也會作殊死搏鬥，暴露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短視，這就難怪變法會以失敗而告終了。
張居正在處理與同僚關係方面的情況，要分期來看。在奪情以前，居正在這個問題上很有理智，對於那些“以言亂政”者堅決予以清除，而對持不同政見者，則把他們安排到非要害部門，或令其退休。同時，他又注意錄用人才，“無問是誰親故鄉党，無計從來所作眚過，但能辦國家事、有禮於君者，即舉而錄之。”事實上，居正也是按這一原則來舉薦官員的，如素逆于居正的馬自強因精明能幹而受推薦，自強“不自意得之，頗德居正”。高拱的心腹楊博也被任為吏部尚書。這樣，一些懷才不遇的官員把居正看成了升遷的希望，一部分高拱舊屬也轉而支援居正，居正也因此大大加強了自己的威信和權力，故時人稱“相權之重，本朝罕儷”。正是憑藉這一有利形勢，居正得以把改革全面推行開來。在奪情以後，居正受到極大刺激，加上已大權在握，對形勢判斷不清，凡反對改革，或上疏言事但有利於改革的士大夫，他一概貶斥不用。從此以後，居正開始以個人感情任用官員，給改革造成了不利影響。不過，由於居正掌握了內外大權，仍能按既定的方針施政，所以改革能推行無阻，但居正身死之後新法被廢的隱患也由此種下。
第五，改革者信念和毅力不同。歷來凡是改革者都會遭到攻擊和誹謗，因為改革會觸動一部分人利益，他們勢必不遺餘力地阻撓、破壞改革。這時，改革者信念和毅力就會經受嚴峻考驗，其信念和毅力也將決定他們採用什麼態度來反擊反對派的進攻，從而繼續推行改革，取得更大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也不如張居正。
王安石任相前，曾大力提倡要求重視人才，可當他開始變法時，卻沒按這一方針來推行吏治改革，而是把目光放在經濟改革方面，這其中固然有宋神宗急於求成的原因在內，但安石鑒於慶曆新政的失敗，不敢得罪大官僚等既得利益者，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正因為下面官吏的陽奉陰違，才使王安石變法失去了初衷。因此，不敢力行吏治改革，可以說是安石毅力欠缺的一種表現。安石任相後，禦史中丞呂誨上疏說安石“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希望神宗不要受其欺騙。神宗不受，呂誨求去，安石亦求去。當神宗說：“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時，安石立即向神宗表示：“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跡自嫌，苟為去就”。從安石的話表面看來，他似乎真的是“以身許國”，毫不計較個人得失，但言外之意卻是只有呂誨被斥後，他才出來變法！宋神宗當然聽出了話外之意，只好貶出呂誨，安石這才滿足心願。在以後的變法中，安石也多以謝病來消極抵抗神宗的動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複相後意氣消沉，屢次謝病求去，還在信中對人說“自念行不足以悅眾”，“智不足以知人”。這時他對變法的畏難情緒是顯而易見的。當他兒子王雨方死後，安石更是悲傷難抑，力請辭職。神宗見他去意已決，也對他失去信心，讓他去了江寧。從此，王安石就以寫詩來消愁解悶。由此可見，王安石對變法並沒有堅定的信念，他本人的毅力也不足以使他擔當北宋中葉救弊圖興的變法重任。
相反，張居正在這方面卻勝過王安石。早在隆慶年間，徐階致仕，將國事託付居正，他表示：“大丈夫既以身許國家、許知己，惟鞠躬盡瘁而已，他複何言！”改開始後，居正明知整頓吏治會招致既得利益者反對，但他毫無畏懼，表示自己“且受深恩，義當死報，雖怨誹有所弗恤也。”當他遭到自己門生劉台彈劾時，仍堅持初衷，聲稱“吾但欲安國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使吾為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表現了改革者的無畏精神。居正直到臨死時還把改革大權抓在手中，在病榻上還想著如何把改革推向深入。因此，張居正改革能夠取得巨大成就，與他堅定不移的信念及勇於任事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綜上所述，就“政治家”這一稱謂而言，王安石有不如張居正之處；就變法本身而言，王安石變法在策略和步驟上不如張居正改革那樣靈活；就改革者的地位和許可權而言，王安石更不能和張居正相比；就改革班子而言，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也不如以張居正為首的改革派那樣齊心協力。因此，王安石變法的成就自然不能與張居正改革相提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