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光報》， 是香港醫生尹文楷等人於1912年2月8日集資創辦出版的基督教報紙。 據介紹， 尹文楷等人把報紙的名稱定為《大光報》， 有這樣的考慮：第一， 報紙既然是教會報紙， 報名自然要充分表現出教會的色彩， 要包含主的光輝而博大的神韻， 體現神諭對人倫的啟迪， “大光”， 就是要讓基督之光普照於天下。 第二， 報紙是啟發民智、傳播知識的工具， “大光”， 即是要以智慧之光， 去開啟新時代， 去弘揚正義、揭露黑暗。 正因如此， 《大光報》創刊於始， 便得到孫中山“與國同春”的題贈。
《大光報》雖然名為香港基督教會的報紙， 但基本看不出基督教會的色彩和特點， 只是在每年耶誕節期間出特刊以資紀念而已。 反而是對時政作出關注， 如對袁世凱、龍濟光之流的竊國行為予以抨擊， 因而報紙影響日益擴大。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俄國爆發革命，建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世界觀感為之一新。《大光報》敏銳地觀察到社會主義已經登上世界舞臺，適時地站在時代的前列，開展以“社會主義與中國”為中心的宣傳活動，給予讀者以社會主義及勞工解放問題的新知識，頗能喚起社會各界人士的注意，也受到孫中山的贊許。1920年1月，《大光報》為紀念創刊八周年發行年刊，孫中山應邀為之撰寫《為〈大光報〉年刊題詞》：“光明能指示人生之趨向，凡舊社會之迷妄偏執，一一須以此光明照臨破除之。障礙既除，然後此所謂互助者，可得實現。”並且指出“蓋光明者，不外使人認識實在，認識真理之工具。”孫中山在題詞中還說：“《大光報》之立，至今八年，持正義以抗強權，于南方諸報中，能久而不渝者，惟此而已，故余樂為之詞。” ①說明《大光報》雖為教會刊物，但因其亦關心時政，主持正義，受到孫中山的充分肯定並寄於殷切的期望。
1939年7月，大光報社內遷至廣東韶關，社址設韶關民權路109號。1941年4月，大光報社在廣州灣。粵東分社社址設於興城興田路293號。抗戰勝利後粵東分社遷汕頭外馬路278號、國平路2—4號，營業部在升平路72號，於1945年9月19日出版《大光報》汕頭版，同年11月改為升平路72-74號。1947年1月起，編輯部再次搬遷，移至商業街77號，1948年8月17日，又見編輯部地址改為民權路117號，營業部改為升平路80號，1948年12月29日，編輯部又遷至升平五橫街4號，營業部仍在升平路80號不變。
《大光報》（汕頭版）自1945年10月25日正式出版至1949年上半年，一直是每天出版報紙一大張（對開）四版，而且其各版內容安排也較為穩定。第一版以刊登廣告為主，第二版為國際和國內新聞，第三版是經濟和地方新聞，第四版設副刊《火流》，還有《文化週刊》、《方志週刊》、《正議》、《科學》等專題性欄目。
號稱“華南輿論權威”的《大光報》，其汕頭版並沒有在第一版刊載新聞，也沒有跟其它報紙一樣每期必出一篇社論。在1946年2月之前，第一版除廣告，在左下角不定期辟有“特載”、“專論”兩個欄目，不過這些“專論”亦好，“特載”亦好，雖然不是經常出現，每期也就千字左右，但它卻最能代表《大光報》的時政觀點。
如1945年11月2日第一版的“專論”，刊登陳子誠《時代要求與歷史需要——香港應歸還中國的我見》，文中就蔣介石以《完成民族主義，維護國際和平》為題就香港歸屬問題的演講中提出：“今當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之際，我們中國決不籍投降的機會，忽視國際合作和盟邦的主權，所以我們不願派兵接受香港，引起盟邦間的誤會”，“我當依然中英兩國友好的協商關係而建立我們的外交方針和國際政策，主張尊重條約，根據法律以及時代需求與實際需要，而求得合理的解決”，通過引用孫中山在三民主義的論述中“王道”與“霸道”之說，巧妙地對蔣的觀點進行批駁。指出英國對香港的佔領是“帝國主義欺壓弱小民族開拓殖地的侵略行為”，是“霸道”。中國人民自1842年到二戰結束一百多年來，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與英殖民者抗爭和收復香港的運動，如1843年廣東官吏阻止本國人與香港通商、1856年亞羅號事件、1898和1899年排英運動、1922年香港海員罷工事件和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等等。因此，香港確實應該按“時代要求與歷史需要”歸還中國。
1946年2月份，第一版的“特載”“專論”取消，代之以“大光論壇”。“大光論壇”為不定期論壇，一般是5—8天出一期，有時在第一版，有時在第四版。但到1946年7月出版20多期後，就沒再出了。
1948年2月，第一版又恢復“特載”和“專論”，有時也刊登編輯部選編的轉載。如1948年5月6日轉載上海大公報時事座談會紀要《德先生與賽先生》、1948年5月1日《人類歷史與重建世界文化》、1948年6月28日《世界科學的趨勢》等。“專論”則多刊登潮汕著名學者有關對文化的論述，如1949年3月14日謝禮智《柴頭戲——提線傀儡》（潮州民間藝術）、1948年3月14、15日蕭遙天《佛說與愛情》，還有張競生的《山的面面觀》（自1948年2月28日至1948年4月25日連載），蕭遙天《潮州戲劇志長編》（1948年12月9日至1948年12月25日分17期刊登）。
三
《大光報》的副刊《火流》，創自1934年香港，是綜合性文化副刊。經常刊載的有小品、漫談、隨筆、時事小感、雜文、書評、速寫、短篇譯文、歷史小品、文化報導、文化消息等，當然還有現實意味濃烈的讀書心得和雋永動人的科學小品。
誠如編者所說，“火流”，即“如火之奔流”，“所以我們這個園地是最前進、最生氣、最熱情的”。故而，《火流》無論從香港到韶關、到廣州、到廣州灣、到興寧、到汕頭，都一如火之奔流，生氣勃勃，文華四射，成為《大光報》的一個亮麗風景。
人物隨筆或速寫，是《火流》副刊中最富時代感的內容。如1945年11月9日第十六期，刊登老舍《給茅盾兄祝壽》文章，文章借為茅盾五十壽辰慶賀，實則是對我國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文壇的回顧和感慨：“……看看吧，五四運動中的熱血青年，到今天，還有幾個依舊熱烈、依舊時時有握起拳頭呢？哼，有的變成了官僚，有的變為富貴，有的還改為希特勒的崇拜者呀！”“可是我們還沒等到時間找去我們的牙，封閉了我們的耳目，我們自己就先把腿邁到地獄去，這才真可悲哀！”當然，文章主要還是讚揚茅盾這位在大浪淘沙年代，仍然不改本色的五四先鋒：“茅盾兄也變了，但是他只變了外形……眼有點花，而且留下鬍子，他今年五十歲了，他沒法阻止時間的侵略，在精神上，他可是始終沒有變，在五四時代，他便是新文藝的最努力、而且也是最成功的領導者。”現在，“無論他受著怎樣的窘迫，他也始終不閉上他的口，他永遠要說出他以為值得一說的話。勇敢使他永走年輕……從五四到今天，老跑在我們的前面。他使我們敬愛他，甚至於嫉妒他”“時間早晚會毀滅我們的，但是你的著作會讓你永生”。
在這類文壇人物隨筆、雜記中，諸如曹禺、老舍、劉半農、郁達夫、冰心、沈從文、田漢、柳亞子、朱自清等都曾登臺亮相。
短篇譯文雖然篇幅短小，但他猶如一扇視窗，讓人得以一窺世界的精彩。《火流》裡的短篇譯文，可以說是最鮮活、“最生氣”的一族。如1947年1月28日刊登美國B·F瑪汀（謝世賢譯）的《美國農村的新氣象》，講述二戰結束後，隨著美軍在世界各地駐紮軍隊，美國各地的鄉道上，每天郵差們都會送來美國“作戰海軍部”、“軍郵服務處”或“美國陸軍郵務處”的RED信件（即免費郵件）。“一封又一封的信，麋集在每一個戰場上的健兒們給他們的家小開了眼界，見到整個嶄新天地。因此，村莊裡以及美國各處都由孤僻的淺狹觀念逐漸轉變為對自己對世界都體認得較寬博了”。因為在二戰前，“美國的農區中很少有顧慮到及身環境以外的事”，戰爭改變了一切。“一個21歲的美國海防哨兵寫給他在牛奶場的母親，說是盟邦新英國州很可愛，它和家鄉物晉尼亞一樣地充滿著生氣；一個水手剛剛18歲，駐紮在華盛頓西北一州，再次地向他家人保證，他能夠在任何地方找到親睦的人民……”；“這些村民經常談及中國、第尼達、澳大利亞、北非洲、法蘭西、義大利、緬甸、新卡裡頓尼亞和菲律賓群島。在廚房下、店鋪裡、十字路口、鄉間的大屋裡，世界各處給談得這麼煞有介事似的”。
1947年元月14日《火流》副刊又開闢新欄目“婦女與兒童”。“婦女與兒童”屬於不定期欄目，大約十天至兩周出一期。內容有談婦女解放（如《不要再做花瓶》1947年4月22日、《南斯拉夫的新女性》1947年1月30日）、兒童教育（如《對小孩的家庭教法》1947年1月14日、《怎樣教育孩子》1947年2月11日）、女權運動（如《國際女權運動概述》1947年3月11日）乃至婚姻問題（如《離婚與怨偶》1947年5月6日），等等。
在《火流》副刊中，潮汕文化亦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如翁子光《潮州先賢軼事》連載 、林仔肩《潮州俗語韻對》連載，還有王顯詔畫作介紹，羅銘、林逸畫展特刊等。值得一提的是對張競生《新食經》的連載。
張競生自參加辛亥革命至從事文化學術活動，一向關注民生問題，其對民眾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均有論述。他寫過兩本食經專著，《新食經》是第二本專著。《新食經》用最通俗的語言，從植物性食物的維生素構成與營養價值、飲食與健康、食物配搭與膳食方法等切入，引導讀者如何擺正食肉是富人、食糧、菜、薯是窮人的不正確觀點。全書分為：食的革命與醫藥革命、小孩老人與病者食法、食與運動及內分泌、食與性情及色欲、絕食與精神食法、饑民食法——鹽與水的利用、素食果食的根本食譜、主婦須知——廚房學等共八章，自1948年6月8日起，《火流》副刊專為這位潮籍哲學博士的新作作連載。1949年1月《新食經》由大光報社結集出版發行。
四
南華學院為著名教育家鐘魯齋（梅縣雁洋三鄉人）於1938秋在香港創辦，參與創辦的人士還有王雲五、王誠等。饒宗頤當時滯留香港，曾協助王雲五編《中山大詞典》。1939年9月南華學院遷梅縣，1945年8月又由梅縣遷汕頭。1946年底，饒宗頤被聘為該校文史系教授及系主任。
1946年11月，南華學院文史系文史學會在《大光報》第四版開設《文史週刊》，第一期於11月26日出版，“文史週刊”四字由饒宗頤題寫。
《文史週刊》主要配合南華學院文史系的教學而刊登一些相應的文史知識。撰文均為各該領域的專家學者，如研究建安文學著稱的專家沈達材（著有《建安文學概論》1932年北平樸社出版和《曹植與〈洛神賦〉傳說》上海華通書局1933年出版等論著），在《文史週刊》上連載《曹植辭賦論》；饒宗頤則先後發表《歸群詞叢跋》、《校讐通義箋序》、《蕪城賦發微》、《許班王詩鈔序》和《論羨門非沙門——泰時佛教傳入中國說駁議》等文章；溫丹銘常在《文史週刊》上連載史學文論，如《雌雄兔傳奇》、《廣漢宋齋詩說》、《中國古代刑律變遷考》、《春秋戰國拓地殖民考》、《周禮三權分立說》。此外，黃廷柱、沈炳華、丘玉麟、艾狄、陳湛詮、翁輝東、許偉餘等也曾先後在《文史週刊》上發表專論及選述。
1947年6月16日，《文史週刊》第三十期出版，6月23日，南華學院文史學會在《火流》刊登啟事：“茲因學期結束校友相率離汕，本會所編文史週刊決暫停刊。此啓。”之後，《文史週刊》便沒再出版。
1946年10月25日，由潮州修志委員會主編的《方志》旬刊在《嶺東民國日報》第四版出版連載，至1947年9月15日，《方志》旬刊在《嶺東民國日報》共出版三十期後暫停出版，於1947年11月3日改在《大光報》（汕頭版）上繼續出版，並由旬刊改為週刊。主編單位名稱改稱“潮州修志館”，期號續《方志》旬刊，即從三十一期續起。
1949年4月26日，《方志》週刊第一百零二期出版後，潮州修志委員會在該期同時刊登“方志週刊暫停啟事”，稱“現因州志付梓，印事多忙，短期間內擬暫時停版，一俟館務稍松，當即繼續刊行，可能時再某擴充為月刊，出版單行，尚希各方諸君賜予宥諒是幸”。
在《大光報》（汕頭版）的第四版，《正議》是另一值得一提的專版。該專版由潮汕建設協會主編，編者目的是就潮汕的建設讓大家發表自己的見解。為此，編者在1948年5月16日第二期專刊出版時，特在刊末付上“編後話”：“……現在建設潮汕的問題，頗為一般人所樂道，這是很好的現象。我們知道有好多熱心事業而埋頭苦幹的人士，有開農場的，有設工廠的，有修水利的，有興教育的，有辦報紙的，有經營商務的，有努力以發掘文化寶藏的，有苦心研究地方文獻的，有關心政治問題的，有致力社會事業的，這些都是文章的泉源。我們很誠懇歡迎各界飽學能文之士，把研究的所得，或辦理的經過，寫登本刊……”
二戰結束之後，潮汕大地百廢待興，方方面面均有待恢復、重建或創辦。復興教育就是許多有識之士的共識之一，特別是興辦潮州大學，又被重新提起。《正議》第三期，便刊載翁子光文章《中離山為潮州大學適宜校址議》。文中認為，建“潮大”的適宜校址必須具備“1.有文化歷史之背景；2.必居全潮局勢之正面；3.必水陸交通便利；4.必風景幽美、環境優良、治安安全……”，故認為“惟中離山”最適合。因為中離山居桑浦山東南部，風景幽美，無論水陸路均交通便利，“甚且有開潮文化極盛時代之薛中離先生為歷史之背景”，故是“潮大”校址之理想之地。文章登出後，得到熱烈的討論。不久，第五期的《正議》又刊出張競生的文章《潮大校址及其它》。張文認為“潮大”校址應該設於汕頭的“礐石舊炮臺一帶以至媽嶼對面的海邊山嶺更比中離山為佳”。理由是“礐石因汕頭關係，交通便利，比桑浦山更為潮屬之總匯”；且名為“潮大”，“當為嶺東全區的高等教育區，潮梅以至惠屬的士子當必湊集於一堂”，“由此說來桑浦山更萬萬比不上礐石了”。
① 參見陳華新《近代香港報刊述略》（廣州文史第四十五輯）。
② 參見大光報社粵東分社、《大光報》（汕頭版）資料室編寫資料。
張作霖自幼出身貧苦農家，參加過中日甲午戰爭，後投身綠林，勢力壯大，清政府無力征剿，就將其招安。張作霖協助清廷剿滅杜立三等土匪勢力，後又消除蒙患，維護國家統一，逐步提升，先後擔任奉天督軍、東三省巡閱使等，號稱“東北王”，成為北洋軍奉系首領。成立東三省陸軍整理處 。與孫中山、段祺瑞及盧永祥結成同盟 。第二次直奉戰爭勝利後，張作霖打進北京，任陸海軍大元帥，代表中華民國行使統治權，成為國家最高統治者 。在位期間曾多次抵制日本人的拉攏，拒絕簽訂賣國條約。1928年因前線戰事不利，張作霖被迫返回東北。1928年6月4日，張作霖乘火車被日本關東軍預埋的炸藥炸成重傷，史稱皇姑屯事件，當日送回瀋陽官邸後即逝世。
因而報紙影響日益擴大。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俄國爆發革命，建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世界觀感為之一新。《大光報》敏銳地觀察到社會主義已經登上世界舞臺，適時地站在時代的前列，開展以“社會主義與中國”為中心的宣傳活動，給予讀者以社會主義及勞工解放問題的新知識，頗能喚起社會各界人士的注意，也受到孫中山的贊許。1920年1月，《大光報》為紀念創刊八周年發行年刊，孫中山應邀為之撰寫《為〈大光報〉年刊題詞》：“光明能指示人生之趨向，凡舊社會之迷妄偏執，一一須以此光明照臨破除之。障礙既除，然後此所謂互助者，可得實現。”並且指出“蓋光明者，不外使人認識實在，認識真理之工具。”孫中山在題詞中還說：“《大光報》之立，至今八年，持正義以抗強權，于南方諸報中，能久而不渝者，惟此而已，故余樂為之詞。” ①說明《大光報》雖為教會刊物，但因其亦關心時政，主持正義，受到孫中山的充分肯定並寄於殷切的期望。
1939年7月，大光報社內遷至廣東韶關，社址設韶關民權路109號。1941年4月，大光報社在廣州灣。粵東分社社址設於興城興田路293號。抗戰勝利後粵東分社遷汕頭外馬路278號、國平路2—4號，營業部在升平路72號，於1945年9月19日出版《大光報》汕頭版，同年11月改為升平路72-74號。1947年1月起，編輯部再次搬遷，移至商業街77號，1948年8月17日，又見編輯部地址改為民權路117號，營業部改為升平路80號，1948年12月29日，編輯部又遷至升平五橫街4號，營業部仍在升平路80號不變。
《大光報》（汕頭版）自1945年10月25日正式出版至1949年上半年，一直是每天出版報紙一大張（對開）四版，而且其各版內容安排也較為穩定。第一版以刊登廣告為主，第二版為國際和國內新聞，第三版是經濟和地方新聞，第四版設副刊《火流》，還有《文化週刊》、《方志週刊》、《正議》、《科學》等專題性欄目。
號稱“華南輿論權威”的《大光報》，其汕頭版並沒有在第一版刊載新聞，也沒有跟其它報紙一樣每期必出一篇社論。在1946年2月之前，第一版除廣告，在左下角不定期辟有“特載”、“專論”兩個欄目，不過這些“專論”亦好，“特載”亦好，雖然不是經常出現，每期也就千字左右，但它卻最能代表《大光報》的時政觀點。
如1945年11月2日第一版的“專論”，刊登陳子誠《時代要求與歷史需要——香港應歸還中國的我見》，文中就蔣介石以《完成民族主義，維護國際和平》為題就香港歸屬問題的演講中提出：“今當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之際，我們中國決不籍投降的機會，忽視國際合作和盟邦的主權，所以我們不願派兵接受香港，引起盟邦間的誤會”，“我當依然中英兩國友好的協商關係而建立我們的外交方針和國際政策，主張尊重條約，根據法律以及時代需求與實際需要，而求得合理的解決”，通過引用孫中山在三民主義的論述中“王道”與“霸道”之說，巧妙地對蔣的觀點進行批駁。指出英國對香港的佔領是“帝國主義欺壓弱小民族開拓殖地的侵略行為”，是“霸道”。中國人民自1842年到二戰結束一百多年來，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與英殖民者抗爭和收復香港的運動，如1843年廣東官吏阻止本國人與香港通商、1856年亞羅號事件、1898和1899年排英運動、1922年香港海員罷工事件和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等等。因此，香港確實應該按“時代要求與歷史需要”歸還中國。
1946年2月份，第一版的“特載”“專論”取消，代之以“大光論壇”。“大光論壇”為不定期論壇，一般是5—8天出一期，有時在第一版，有時在第四版。但到1946年7月出版20多期後，就沒再出了。
1948年2月，第一版又恢復“特載”和“專論”，有時也刊登編輯部選編的轉載。如1948年5月6日轉載上海大公報時事座談會紀要《德先生與賽先生》、1948年5月1日《人類歷史與重建世界文化》、1948年6月28日《世界科學的趨勢》等。“專論”則多刊登潮汕著名學者有關對文化的論述，如1949年3月14日謝禮智《柴頭戲——提線傀儡》（潮州民間藝術）、1948年3月14、15日蕭遙天《佛說與愛情》，還有張競生的《山的面面觀》（自1948年2月28日至1948年4月25日連載），蕭遙天《潮州戲劇志長編》（1948年12月9日至1948年12月25日分17期刊登）。
三
《大光報》的副刊《火流》，創自1934年香港，是綜合性文化副刊。經常刊載的有小品、漫談、隨筆、時事小感、雜文、書評、速寫、短篇譯文、歷史小品、文化報導、文化消息等，當然還有現實意味濃烈的讀書心得和雋永動人的科學小品。
誠如編者所說，“火流”，即“如火之奔流”，“所以我們這個園地是最前進、最生氣、最熱情的”。故而，《火流》無論從香港到韶關、到廣州、到廣州灣、到興寧、到汕頭，都一如火之奔流，生氣勃勃，文華四射，成為《大光報》的一個亮麗風景。
人物隨筆或速寫，是《火流》副刊中最富時代感的內容。如1945年11月9日第十六期，刊登老舍《給茅盾兄祝壽》文章，文章借為茅盾五十壽辰慶賀，實則是對我國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文壇的回顧和感慨：“……看看吧，五四運動中的熱血青年，到今天，還有幾個依舊熱烈、依舊時時有握起拳頭呢？哼，有的變成了官僚，有的變為富貴，有的還改為希特勒的崇拜者呀！”“可是我們還沒等到時間找去我們的牙，封閉了我們的耳目，我們自己就先把腿邁到地獄去，這才真可悲哀！”當然，文章主要還是讚揚茅盾這位在大浪淘沙年代，仍然不改本色的五四先鋒：“茅盾兄也變了，但是他只變了外形……眼有點花，而且留下鬍子，他今年五十歲了，他沒法阻止時間的侵略，在精神上，他可是始終沒有變，在五四時代，他便是新文藝的最努力、而且也是最成功的領導者。”現在，“無論他受著怎樣的窘迫，他也始終不閉上他的口，他永遠要說出他以為值得一說的話。勇敢使他永走年輕……從五四到今天，老跑在我們的前面。他使我們敬愛他，甚至於嫉妒他”“時間早晚會毀滅我們的，但是你的著作會讓你永生”。
在這類文壇人物隨筆、雜記中，諸如曹禺、老舍、劉半農、郁達夫、冰心、沈從文、田漢、柳亞子、朱自清等都曾登臺亮相。
短篇譯文雖然篇幅短小，但他猶如一扇視窗，讓人得以一窺世界的精彩。《火流》裡的短篇譯文，可以說是最鮮活、“最生氣”的一族。如1947年1月28日刊登美國B·F瑪汀（謝世賢譯）的《美國農村的新氣象》，講述二戰結束後，隨著美軍在世界各地駐紮軍隊，美國各地的鄉道上，每天郵差們都會送來美國“作戰海軍部”、“軍郵服務處”或“美國陸軍郵務處”的RED信件（即免費郵件）。“一封又一封的信，麋集在每一個戰場上的健兒們給他們的家小開了眼界，見到整個嶄新天地。因此，村莊裡以及美國各處都由孤僻的淺狹觀念逐漸轉變為對自己對世界都體認得較寬博了”。因為在二戰前，“美國的農區中很少有顧慮到及身環境以外的事”，戰爭改變了一切。“一個21歲的美國海防哨兵寫給他在牛奶場的母親，說是盟邦新英國州很可愛，它和家鄉物晉尼亞一樣地充滿著生氣；一個水手剛剛18歲，駐紮在華盛頓西北一州，再次地向他家人保證，他能夠在任何地方找到親睦的人民……”；“這些村民經常談及中國、第尼達、澳大利亞、北非洲、法蘭西、義大利、緬甸、新卡裡頓尼亞和菲律賓群島。在廚房下、店鋪裡、十字路口、鄉間的大屋裡，世界各處給談得這麼煞有介事似的”。
1947年元月14日《火流》副刊又開闢新欄目“婦女與兒童”。“婦女與兒童”屬於不定期欄目，大約十天至兩周出一期。內容有談婦女解放（如《不要再做花瓶》1947年4月22日、《南斯拉夫的新女性》1947年1月30日）、兒童教育（如《對小孩的家庭教法》1947年1月14日、《怎樣教育孩子》1947年2月11日）、女權運動（如《國際女權運動概述》1947年3月11日）乃至婚姻問題（如《離婚與怨偶》1947年5月6日），等等。
在《火流》副刊中，潮汕文化亦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如翁子光《潮州先賢軼事》連載 、林仔肩《潮州俗語韻對》連載，還有王顯詔畫作介紹，羅銘、林逸畫展特刊等。值得一提的是對張競生《新食經》的連載。
張競生自參加辛亥革命至從事文化學術活動，一向關注民生問題，其對民眾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均有論述。他寫過兩本食經專著，《新食經》是第二本專著。《新食經》用最通俗的語言，從植物性食物的維生素構成與營養價值、飲食與健康、食物配搭與膳食方法等切入，引導讀者如何擺正食肉是富人、食糧、菜、薯是窮人的不正確觀點。全書分為：食的革命與醫藥革命、小孩老人與病者食法、食與運動及內分泌、食與性情及色欲、絕食與精神食法、饑民食法——鹽與水的利用、素食果食的根本食譜、主婦須知——廚房學等共八章，自1948年6月8日起，《火流》副刊專為這位潮籍哲學博士的新作作連載。1949年1月《新食經》由大光報社結集出版發行。
四
南華學院為著名教育家鐘魯齋（梅縣雁洋三鄉人）於1938秋在香港創辦，參與創辦的人士還有王雲五、王誠等。饒宗頤當時滯留香港，曾協助王雲五編《中山大詞典》。1939年9月南華學院遷梅縣，1945年8月又由梅縣遷汕頭。1946年底，饒宗頤被聘為該校文史系教授及系主任。
1946年11月，南華學院文史系文史學會在《大光報》第四版開設《文史週刊》，第一期於11月26日出版，“文史週刊”四字由饒宗頤題寫。
《文史週刊》主要配合南華學院文史系的教學而刊登一些相應的文史知識。撰文均為各該領域的專家學者，如研究建安文學著稱的專家沈達材（著有《建安文學概論》1932年北平樸社出版和《曹植與〈洛神賦〉傳說》上海華通書局1933年出版等論著），在《文史週刊》上連載《曹植辭賦論》；饒宗頤則先後發表《歸群詞叢跋》、《校讐通義箋序》、《蕪城賦發微》、《許班王詩鈔序》和《論羨門非沙門——泰時佛教傳入中國說駁議》等文章；溫丹銘常在《文史週刊》上連載史學文論，如《雌雄兔傳奇》、《廣漢宋齋詩說》、《中國古代刑律變遷考》、《春秋戰國拓地殖民考》、《周禮三權分立說》。此外，黃廷柱、沈炳華、丘玉麟、艾狄、陳湛詮、翁輝東、許偉餘等也曾先後在《文史週刊》上發表專論及選述。
1947年6月16日，《文史週刊》第三十期出版，6月23日，南華學院文史學會在《火流》刊登啟事：“茲因學期結束校友相率離汕，本會所編文史週刊決暫停刊。此啓。”之後，《文史週刊》便沒再出版。
1946年10月25日，由潮州修志委員會主編的《方志》旬刊在《嶺東民國日報》第四版出版連載，至1947年9月15日，《方志》旬刊在《嶺東民國日報》共出版三十期後暫停出版，於1947年11月3日改在《大光報》（汕頭版）上繼續出版，並由旬刊改為週刊。主編單位名稱改稱“潮州修志館”，期號續《方志》旬刊，即從三十一期續起。
1949年4月26日，《方志》週刊第一百零二期出版後，潮州修志委員會在該期同時刊登“方志週刊暫停啟事”，稱“現因州志付梓，印事多忙，短期間內擬暫時停版，一俟館務稍松，當即繼續刊行，可能時再某擴充為月刊，出版單行，尚希各方諸君賜予宥諒是幸”。
在《大光報》（汕頭版）的第四版，《正議》是另一值得一提的專版。該專版由潮汕建設協會主編，編者目的是就潮汕的建設讓大家發表自己的見解。為此，編者在1948年5月16日第二期專刊出版時，特在刊末付上“編後話”：“……現在建設潮汕的問題，頗為一般人所樂道，這是很好的現象。我們知道有好多熱心事業而埋頭苦幹的人士，有開農場的，有設工廠的，有修水利的，有興教育的，有辦報紙的，有經營商務的，有努力以發掘文化寶藏的，有苦心研究地方文獻的，有關心政治問題的，有致力社會事業的，這些都是文章的泉源。我們很誠懇歡迎各界飽學能文之士，把研究的所得，或辦理的經過，寫登本刊……”
二戰結束之後，潮汕大地百廢待興，方方面面均有待恢復、重建或創辦。復興教育就是許多有識之士的共識之一，特別是興辦潮州大學，又被重新提起。《正議》第三期，便刊載翁子光文章《中離山為潮州大學適宜校址議》。文中認為，建“潮大”的適宜校址必須具備“1.有文化歷史之背景；2.必居全潮局勢之正面；3.必水陸交通便利；4.必風景幽美、環境優良、治安安全……”，故認為“惟中離山”最適合。因為中離山居桑浦山東南部，風景幽美，無論水陸路均交通便利，“甚且有開潮文化極盛時代之薛中離先生為歷史之背景”，故是“潮大”校址之理想之地。文章登出後，得到熱烈的討論。不久，第五期的《正議》又刊出張競生的文章《潮大校址及其它》。張文認為“潮大”校址應該設於汕頭的“礐石舊炮臺一帶以至媽嶼對面的海邊山嶺更比中離山為佳”。理由是“礐石因汕頭關係，交通便利，比桑浦山更為潮屬之總匯”；且名為“潮大”，“當為嶺東全區的高等教育區，潮梅以至惠屬的士子當必湊集於一堂”，“由此說來桑浦山更萬萬比不上礐石了”。
① 參見陳華新《近代香港報刊述略》（廣州文史第四十五輯）。
② 參見大光報社粵東分社、《大光報》（汕頭版）資料室編寫資料。
張作霖自幼出身貧苦農家，參加過中日甲午戰爭，後投身綠林，勢力壯大，清政府無力征剿，就將其招安。張作霖協助清廷剿滅杜立三等土匪勢力，後又消除蒙患，維護國家統一，逐步提升，先後擔任奉天督軍、東三省巡閱使等，號稱“東北王”，成為北洋軍奉系首領。成立東三省陸軍整理處 。與孫中山、段祺瑞及盧永祥結成同盟 。第二次直奉戰爭勝利後，張作霖打進北京，任陸海軍大元帥，代表中華民國行使統治權，成為國家最高統治者 。在位期間曾多次抵制日本人的拉攏，拒絕簽訂賣國條約。1928年因前線戰事不利，張作霖被迫返回東北。1928年6月4日，張作霖乘火車被日本關東軍預埋的炸藥炸成重傷，史稱皇姑屯事件，當日送回瀋陽官邸後即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