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食貨志》這麼描述貞觀之治的成就：“至四年(即貞觀四年)， 米鬥四五錢， 外戶不閉者數月， 馬牛被野， 人行數千里不齎糧。 ”就是說， 貞觀四年時社會生產力已得到最根本的恢復， 社會治安已有最根本的改觀， 商業狀況也得到最根本的扭轉。
其實， 用“米鬥四五錢”來強調政績顯然缺乏說服力。 《漢書·食貨志上》就說：“糴甚貴， 傷民；甚賤， 傷農。 民傷則離散， 農傷則國貧。 ”意思是糧價過低就會損害農民的利益， 糧價過高又會危及國家的經濟命脈， 所以說糧價過低不但不能算是治道上的成功， 反倒可能釀成普遍性的社會危機。
再說， 唐代京畿地區根本不可能會有“米鬥四五錢”的咄咄怪事。 同樣是《新唐書·食貨志三》， 開篇就說唐都長安所處的關中地區， 雖稱沃野， 然幅員有限， 所出並不足供京師消耗， 所以常要靠東南漕米的接濟。 而漕米須經水、陸轉運， 水路自江淮至東都洛陽“率一斛得八鬥”， 也就是說漕米自出產地至東都洛陽， 運價便要占去貨物本身價值的二成。 再以車或馱轉運至陝， 僅三百里地， “率兩斛計傭錢千”， 算下來每鬥又需費去運價五十錢。 如此一路折騰， 縱是那些米都是天下掉下來的， 不要一文錢， “米鬥四五錢”， 也僅及洛陽至長安那段旱路運費的十分之一呢！
長安米貴， 本是不爭的事實。 大詩人白居易當年遊學公卿，
貞元初年， 當時的關中地區， 還真有過一次穀賤的特例， 宰相陸贄便建議政府趁機以平價向民間購買， 計在途所費， 到太倉後每鬥穀子也得費“錢四十有餘”， 每斗米則要費“錢七十”。 元和十五年(820年)， 李翱在《疏改稅法》一文中介紹說， 建中元年(780年)， “米一鬥為錢二百”， 經過政府的平抑， 到元和十五年， “米一鬥為錢五十”。 (事見《李文公集》卷九。 )
貞觀時的米價， 僅為谷賤時米鬥“錢七十”的十四分之一， 是經過政府平抑之後“米一鬥為錢五十”的十分之一，
那麼出現在初唐那一幕天下大同的治世， 就很值得懷疑了。
一個國家的國力如何， 還要看局外人的評價， 當時的國際友人、高昌國的國王麴文泰， 便一直認為初唐時的國力， 根本比不上前朝， 他曾對自己的國民公開說過這樣的話：“往吾入朝， 見秦、隴之北， 城邑蕭條， 非複有隋之比也。 ”(語見《資治通鑒》第一百九十五卷。 )麴文泰在貞觀四年(630年)十二月入朝， 這正是史臣最為稱讚的一年， 麴文泰沿路所見， 卻是“城邑蕭條”， 完全不同于《新唐書·食貨志》的說法。
其實， 終李世民一生， 大唐帝國不僅在經濟上無法與前朝比匹， 在人口上也不及前朝甚遠。
從兩代經濟與人口情況的對比， 貞觀時的國力可見一斑。
《新唐書·食貨志》所謂“人行數千里不齎糧”， 也就是說行旅於途有得到食物補給的足夠保障， 無需自備乾糧， 這僅能說明商業的初步恢復。 至於所謂的“外戶不閉者數月”， 只要參照麴文泰的“非複有隋之比也”的感慨，
其實， 貞觀之治的由來， 是有其現成的摹本的， 也就是說， “盛世”造假， 早有人為之。 所謂的貞觀之治， 不過是一幫御用史家依樣畫的葫蘆罷了。 晉人幹寶在《晉紀總論》中提到太康時的社會現狀時， 就有這樣的溢美之詞：“牛馬被野， 餘糧棲畝， 行旅草舍， 外閭不閉， 民相遇者如親， 其匱乏者取資于道路。 ”其口吻與貞觀之治的描述何相似耳。 如此的太平盛世， 卻是不三代而亡， 這牛皮未免吹大了， 難怪後來房玄齡在主修《晉書》時， 要棄幹寶的《晉紀》如敝屣了。 本文摘自《洗腳上岸讀歷史》， 華夏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