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正直/時拾史事獨家， 未經授權嚴禁轉載搬運
何晏是曹操的養子， 後又成為曹操的女婿， 可以說既是皇親， 又是國戚， 在曹魏政權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齊王曹芳時期， 在曹爽失勢後， 何晏被歸為曹爽黨羽， 遭掌權的司馬氏殺害。 關於司馬懿父子為什麼一定要殺掉何晏， 《三國志》的記載疑點頗多， 值得研究。
一、歷史背景三國不是一段孤立的歷史， 其前承東漢， 後啟兩晉南北朝， 要把前後的歷史聯繫起來， 考慮當時的社會實況， 才能洞察歷史人物的行為動機， 看清歷史的真相。 從東漢到南北朝， 不論從政治、經濟、社會風尚、文化藝術來說， 都可以肯定地說， 這是一個世家大族的時代， 世家大族在這個歷史時期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
但在這樣一個世族時代中， 卻產生了一個異類的政權——曹魏。 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 曹操生於官二代家庭， 出身不算太壞， 可當時的世族不是這樣認為的。 《三國志·武帝紀》說曹操的父親曹嵩“莫能審其生出本末”， 也就是說， 沒有家譜， 出身群眾， 平頭百姓一個。 陳琳在《為袁紹檄豫州》中罵曹操是“贅閹遺醜”， 實為世族對庶族的傲慢嘲諷。
同時， 曹操自從征鎮一方以來， 一直實行抑制世族豪強的政策， 這種做法， 既是因為曹操的個人好惡， 也是現實的需要。 東漢末年戰亂， 導致人口減少， 陳群曾說：“今喪亂之後， 人民至少， 比漢文景之時， 不過一大郡。 ”蔣濟也說：“今雖有十二州，
流失到哪裡去了呢？流到世族的蔭庇之下去了。
在唐朝中晚期實行兩稅法之前， 歷代所征皆為人頭稅， 戶口登記， 實為徵收賦稅和徵發徭役的憑據。 世族私養人口， 自然是不報、少報戶口， 這就導致國家稅源、兵源大量損失， 經濟、軍事實力受到削弱。 為此， 曹操實行屯田政策， 給予屯民種種特權和優惠， 除了積蓄物資之外， 也是著眼於與世族爭奪人口， 從經濟基礎上打擊世族實力。
抑制世族的政策， 是曹魏的立國之本， 所以曹操之後， 曹丕、曹叡都在貫徹。 曹丕多次自廣陵征孫吳， 但當時孫權建都武昌， 且廣陵江面寬闊， 非適於渡江之地， 可見曹丕意不在吳， 而在於借機收奪青、徐世族豪強的兵力， 解決曹操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 曹叡熱衷於徵發人力修治宮室， 除滿足私欲外， 也有在徵發徭役之際清查戶口， 防止世族大戶蔭庇瞞報的意思。 曹叡的皇妃虞氏曾抱怨“曹氏自好立賤”， 這也說明曹氏三代都不與世族通婚， 有意和世族保持距離。
對於非世族的曹氏政權， 出身河內豪族的司馬懿打心底裡是不看好的。 所以在曹操請他出來做公務員時， 他“辭以風痹”， 不去。 司馬懿打的什麼算盤呢？很明顯， 他是想等袁紹消滅曹操， 然後為大世族袁氏服務。 但曹操打敗袁紹， 平定了北方， 使司馬懿不得不“懼而就職”。 顯然， 司馬懿並不真心為曹氏效力， 他心裡一直在另有所謀。 所以他拼命地偽裝， 連曹操這樣的騙人專家都被他騙了。 於是， 世族勢力的定時炸彈就安放在了曹魏政權的心臟裡， 只要時間一到， 曹魏這個平民政權就要被炸得灰飛煙滅。
前面扯了這麼多，主要是做個鋪墊，也就是在世族與平民庶族的複雜鬥爭中考慮何晏的死因。大多數人認為，何晏是曹爽一党，司馬懿要除曹爽，自然要殺何晏，這也是陳壽的觀點。但是筆者以為，陳壽編史，依據的是晉朝的官方資料，包括何晏一案的案卷材料，這既然是司馬氏控制下的司法機關認定的結論，又涉及司馬氏掌權的合法性問題，所以陳壽沒有校正的餘地，只能照錄。現在我們看《曹爽傳》中關於何晏的部分，多稱“晏等”，將何晏與鄧颺、丁謐、李勝完全混在一起，看不出何晏個人在這個團體中起到的作用，模糊了個人責任，只是將一群人作為一個集團來認定，這是陷人於罪的一種慣用手法，不足採信。如果我們多找一些《曹爽傳》以外的材料，可以發現，何晏的政治立場與曹爽集團並非完全一致。
（一）曹魏的基本國策是抑制世族，這個國策到曹爽輔政的時候是否還在貫徹，史無明文，但我們根據史書上的一點蛛絲馬跡，可作若干推測。
《三國志》中常引人言，謂曹爽等人“多變易舊章”、“輕改法度”，但怎麼變易、怎麼輕改，卻言之不詳。從與曹爽親近的夏侯玄痛斥中正流弊的議論來看，這些“變易”很可能是針對世族的一些新政策、新措施（例如後來東晉桓溫、劉裕實行的排抑虛名、清查戶口之類），故而引起世家大族的反感。
曹爽固然是個庸才，但他周圍卻頗有一些人材。《三國志》注引《魏略》稱鄧颺“少得士名”、丁謐“頗有才略”、畢軌“文雅智意”、李勝“雅有才智”，這些人享名一時，自然想要有所作為，實行社會改革，可惜領導人缺乏魄力，改革失敗，這些人遂被官方檔描繪為結黨營私、吹牛扯淡的政治流氓，留下種種懸疑。
反觀何晏，卻是一整套的世族公子派頭。
首先，何晏系大將軍何進之孫，出身國戚。《世說新語》載，何晏曾在曹操宅院內畫地為廬，拒絕成為曹操的養子。《太平御覽》引《何晏別傳》載，何晏與曹氏諸子別席而坐，並聲稱：“禮，異族不相貫坐位”，可見，何晏頗以家世自矜，不屑于曹氏，這和司馬懿的態度倒是很像的。
其次，何晏的生活作風，塗脂抹粉、步路顧影、服藥行散、談玄論道，完全是魏晉世族派頭，與曹操的“崇實”風格大相徑庭。
其三，何晏一向以“孝”標榜，所謂“孝”，在當時已淪為世族維護門閥的理論工具，所以曹操才會針鋒相對地提出“唯才是舉”，要求各地推薦“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而作為世族的司馬氏恰恰相反，司馬氏自稱“服膺儒教”、“以孝治”，唐劉知幾《上〈孝經注〉議》中說司馬懿曾上奏曹芳，要求“詔令諸儒注述《孝經》”，而《隋書·經籍志》及《經典釋文·敘錄》均載，在編著這個《孝經注》的“諸儒”當中，就有何晏。何晏的另一部代表作《論語集解》，也是和司馬氏的親信鄭沖、荀顗一起合作的。這樣看來，何晏與曹氏的文化背景大不相同，與司馬懿倒是更有一些相近之處。
（二）在曹爽輔政之前，何晏的地位遠高於曹爽，而且從年紀、輩分等因素來看，何晏與曹爽手下的鄧颺等人根本不可同日而語，何晏不可能成為曹爽的“腹心”、“黨羽”。
何晏與曹家諸公子格格不入，曹丕甚至罵他是“假子”。到了曹叡時，因排抑“浮華”，“頗為冗官”，這裡的“冗官”，大概是指《論語集解》上的結銜“駙馬都尉”，沒有實權，但地位還是很高的。新舊《唐書》均載何晏著有《魏明帝議諡表》，今已佚失，但據考證，《北堂書鈔》引有佚文：“何晏《魏明帝議諡表》雲：‘案外內群僚議，宜曰明’。餘所執難，各不同。……今稱‘明’者可謂眾矣。”
由此可見，曹叡死後群臣為其討論諡號的會議，是由何晏主持並最後拍板定下來的，此時何晏儼然是曹氏皇族中的長者，其地位遠非曹爽可及。
從年紀上看，何晏應與曹丕、曹真等相仿，曹爽應稱之為“叔”或“姑父”。《三國志》注引《魏略》曰：“（何晏）至正始初，曲合于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為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從“曲合”一詞的表述來看，何晏是以長輩之尊，曲意迎合作為晚輩卻得勢的曹爽，才得以掌權的。
而且，曹叡死于景初三年正月，曹芳即位後當年未改元，所以，“至正始初”一詞，表明何晏至少猶豫了一兩年才決定曲意迎合曹爽。何晏之于曹爽，尚需“曲合”，怎會與鄧颺等小輩是一路人呢？
（三）《三國志·曹爽傳》謂“晏典選舉，軌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複由宣王”。把何晏與畢軌、李勝拉扯在一起，含糊其辭，好像司馬懿下野是何晏、畢軌、李勝三人造成的。這個述事方式並不十分嚴謹，可謂《三國志》中的曲筆。
實際上，陳壽自己在前面已經說了：“丁謐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也。”司馬懿下野，實為丁謐之謀，這已經很清楚了。何晏不久之前才剛剛“曲合”于曹爽，是不大可能參與這麼秘密重大的謀劃的。
（四）何晏任吏部尚書，主持幹部選拔工作，是有成績的，與鄧颺等貪財好貨不同。
《三國志·傅鹹傳》載傅咸稱讚何晏：“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眾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觀。”但《三國志·曹爽傳》注引《魏略》卻說：“晏為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兩處記載矛盾，何者可信？
筆者以為，《傅鹹傳》較為可信。前面已提過，《曹爽傳》的編寫資料可能來源於官方案件卷宗，有出入人罪之嫌。而傅咸及其父傅玄、從兄傅嘏都是司馬氏的親信，他對何晏沒有“虛美”的動機，所以，相對來說，傅鹹的評價可能更接近於真相。
同時，《魏略》本身也為何晏作了一些辯護，說“何晏選舉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蓋由交友非其才。”這又說明，何晏的用人標準，不同于鄧颺，其工作受到了鄧颺的干預，兩人越看越不像是一夥的。
（五）何晏並不贊成曹爽的改革政策。
《昭明文選》收錄有應琚的《百一詩》一首，李善注引《文章敘錄》曰：“曹爽多違法度，琚為詩以諷焉。”《三國志·王粲傳》注引《晉陽秋》說，應琚的《百一詩》有一百三十多篇，這在當時是影響很大的一部系列的政治文學作品，主要是批評曹爽的政策。《文心雕龍》注引《楚國先賢傳》雲：“汝南應休璉（應琚）作《百一詩》，譏切時事，遍以示當事者，鹹皆怪愕，或以為當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對批評曹爽的《百一詩》，何晏覺得不奇怪，說明他贊同詩的內容，並不認可曹爽的改革政策。
（六）何晏依違于曹氏和司馬氏之間，思想上有很重的危機感。
《世說新語》注引《名士傳》雲：“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複返也。”並載何晏的言志詩一首，曰：“鴻鵠比翼遊，群飛戲太清。常畏大羅網，憂禍一旦並。豈若集五湖，從流淁浮萍。永甯曠中懷，何為怵惕驚。”表達了對政治前途的憂懼。如果何晏是曹爽的黨羽，他需要這樣擔憂嗎？
我們從何晏的詩中可以體會到他的困境：一方面，何晏是曹魏皇室近親，不可能為司馬氏所信任，另一方面，他又反對曹爽的政策，在思想上與司馬氏接近，還在司馬懿的主持下寫了《論語集解》、《孝經注》等書。這樣夾在兩大勢力之間，得罪了誰都不行。他能不怕嗎？
這樣一個何晏，怎麼會是曹爽的黨羽呢？
既然何晏不是曹爽黨羽，司馬懿為什麼要殺他呢？看看《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的記載，何晏被殺的過程極具戲劇性，甚至是很搞笑的：
司馬懿最先是讓何晏來審理曹爽一案，何晏審理後向司馬懿彙報說：“本案一共牽連七個家族。”
司馬懿說：“不對。一共有八家。”
何晏很納悶：“不會吧，我查來查去只有七家。”
司馬懿用手指著何晏的鼻子道：“你再想想？”
何晏一愣：“難道是我？”
司馬懿笑了：“沒錯，就是你！”
話音剛落，一群衛士呼擁而上，將何晏按倒在地……
筆者以為這一段記載很不靠譜。推獄斷案，在任何時代都是嚴肅的司法活動（即使是冤假錯案，表面上看也是走完了訴訟程式的），何況是攸關司馬氏執政前景的大案要案。按照《魏氏春秋》的說法，司法辦案成了戲弄人的惡作劇。這段故事，很可能是後人編造的。
從政治上看，司馬氏並沒有一定要殺何晏的理由。何晏被殺，大體應該是出於私怨。何晏跟司馬懿有私怨嗎？看不出來。查遍各路史料，隱約可以看到，何晏與司馬師的關係似乎不太友好。
司馬師自視甚高，在其密友王弼死去時，司馬師嗟歎累日，曰：“天喪予。”“天喪予”是孔子悼念顏回的話，司馬師反復引此語，無疑是公開以孔子自比。孔子在當時可是至高無上的聖人，司馬師的此種言行，表明其自我定位是極高的。
而在當時，夏侯玄、何晏均與司馬師齊名。何晏對自己和夏侯玄、司馬師的評價是：“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司馬師）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實際上，他是“蓋欲以‘神’況諸己也”。“幾”即“機”，解為心機、機謀，何晏是說司馬師有智謀，能夠籌策方略之類，表面上是在讚揚司馬師，但他的真實用意卻是以“神”自況，從他描述的“神”來看，顯然比司馬師的“幾”要高明得多，這是以至聖孔夫子自比的司馬師所不能接受的。
人物評論在漢末魏晉是極受重視的大事，影響著被評論者的政治聲譽，司馬師對出言不遜的何晏痛下殺手，可能性是很大的。從另一齊名者夏侯玄的下場來看，最後也是被司馬師殺掉，可見司馬師對與其齊名者非常忌諱，何況何晏不甘與其齊名，還要高於其上。司馬師豈不欲先除之而後快？
最後補充一點，在高平陵政變的時候，司馬師實為主持者。一方面，司馬懿當時年事已高，另一方面，政變的主力，是司馬師暗中收羅組織的“死士三千”。按史載，司馬懿既為太傅，已無調遣兵馬之權，但在政變時，司馬懿卻能“部勒兵馬，先據武庫”，哪來的兵馬呢？恐怕大部分是司馬師的那三千名恐怖分子吧。
司馬師父子策劃政變，是極為隱秘的，連司馬昭也是在政變前一天才知道。這表明司馬師和司馬昭雖為兄弟，但聲望、地位相差甚遠。司馬懿死時，群臣都以為“伊尹既卒，伊陟嗣事”，毫無異議地讓司馬師以撫軍大將軍輔政，但到了司馬師死時，司馬昭就沒有這麼順利，當時司馬師留下大軍在壽春，曹髦使了一點手段，命令司馬昭出鎮許昌，讓尚書傅嘏帥六軍還京師，好在傅嘏是司馬氏的人，他和鐘會合謀，讓司馬昭接管了大軍，並帶回洛陽，從而進位大將軍。要是司馬昭一念之差，去了許昌，那司馬家的革命事業就完了，曹髦說不定也可以成為康熙那樣的“大帝”了，呵呵。
扯遠了，總之，司馬師在高平陵政變時就已經擁有很高的名聲和地位，他完全有理由、有能力殺掉何晏。至少可以說，何晏為司馬師所殺，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
最後總結兩點結論：
1.何晏不是曹爽的黨羽，是被冤枉地牽連進曹爽一案的；
2.何晏被殺，不是出自司馬懿，而是出自司馬師的決策。
參考文獻
【西晉】陳壽：《三國志》，中華書局2000年版。
【唐】房玄齡：《晉書》，中華書局2000年版。
盧弼：《三國志集解》，中華書局2012年版。
呂思勉：《三國史話》，中華書局2009年版。
方詩銘：《論三國人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田余慶：《秦漢魏晉史探微》，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蒙思明：《魏晉南北朝的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仇鹿鳴：《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二、何晏是曹爽的黨羽嗎？前面扯了這麼多，主要是做個鋪墊，也就是在世族與平民庶族的複雜鬥爭中考慮何晏的死因。大多數人認為，何晏是曹爽一党，司馬懿要除曹爽，自然要殺何晏，這也是陳壽的觀點。但是筆者以為，陳壽編史，依據的是晉朝的官方資料，包括何晏一案的案卷材料，這既然是司馬氏控制下的司法機關認定的結論，又涉及司馬氏掌權的合法性問題，所以陳壽沒有校正的餘地，只能照錄。現在我們看《曹爽傳》中關於何晏的部分，多稱“晏等”，將何晏與鄧颺、丁謐、李勝完全混在一起，看不出何晏個人在這個團體中起到的作用，模糊了個人責任，只是將一群人作為一個集團來認定，這是陷人於罪的一種慣用手法，不足採信。如果我們多找一些《曹爽傳》以外的材料，可以發現，何晏的政治立場與曹爽集團並非完全一致。
（一）曹魏的基本國策是抑制世族，這個國策到曹爽輔政的時候是否還在貫徹，史無明文，但我們根據史書上的一點蛛絲馬跡，可作若干推測。
《三國志》中常引人言，謂曹爽等人“多變易舊章”、“輕改法度”，但怎麼變易、怎麼輕改，卻言之不詳。從與曹爽親近的夏侯玄痛斥中正流弊的議論來看，這些“變易”很可能是針對世族的一些新政策、新措施（例如後來東晉桓溫、劉裕實行的排抑虛名、清查戶口之類），故而引起世家大族的反感。
曹爽固然是個庸才，但他周圍卻頗有一些人材。《三國志》注引《魏略》稱鄧颺“少得士名”、丁謐“頗有才略”、畢軌“文雅智意”、李勝“雅有才智”，這些人享名一時，自然想要有所作為，實行社會改革，可惜領導人缺乏魄力，改革失敗，這些人遂被官方檔描繪為結黨營私、吹牛扯淡的政治流氓，留下種種懸疑。
反觀何晏，卻是一整套的世族公子派頭。
首先，何晏系大將軍何進之孫，出身國戚。《世說新語》載，何晏曾在曹操宅院內畫地為廬，拒絕成為曹操的養子。《太平御覽》引《何晏別傳》載，何晏與曹氏諸子別席而坐，並聲稱：“禮，異族不相貫坐位”，可見，何晏頗以家世自矜，不屑于曹氏，這和司馬懿的態度倒是很像的。
其次，何晏的生活作風，塗脂抹粉、步路顧影、服藥行散、談玄論道，完全是魏晉世族派頭，與曹操的“崇實”風格大相徑庭。
其三，何晏一向以“孝”標榜，所謂“孝”，在當時已淪為世族維護門閥的理論工具，所以曹操才會針鋒相對地提出“唯才是舉”，要求各地推薦“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而作為世族的司馬氏恰恰相反，司馬氏自稱“服膺儒教”、“以孝治”，唐劉知幾《上〈孝經注〉議》中說司馬懿曾上奏曹芳，要求“詔令諸儒注述《孝經》”，而《隋書·經籍志》及《經典釋文·敘錄》均載，在編著這個《孝經注》的“諸儒”當中，就有何晏。何晏的另一部代表作《論語集解》，也是和司馬氏的親信鄭沖、荀顗一起合作的。這樣看來，何晏與曹氏的文化背景大不相同，與司馬懿倒是更有一些相近之處。
（二）在曹爽輔政之前，何晏的地位遠高於曹爽，而且從年紀、輩分等因素來看，何晏與曹爽手下的鄧颺等人根本不可同日而語，何晏不可能成為曹爽的“腹心”、“黨羽”。
何晏與曹家諸公子格格不入，曹丕甚至罵他是“假子”。到了曹叡時，因排抑“浮華”，“頗為冗官”，這裡的“冗官”，大概是指《論語集解》上的結銜“駙馬都尉”，沒有實權，但地位還是很高的。新舊《唐書》均載何晏著有《魏明帝議諡表》，今已佚失，但據考證，《北堂書鈔》引有佚文：“何晏《魏明帝議諡表》雲：‘案外內群僚議，宜曰明’。餘所執難，各不同。……今稱‘明’者可謂眾矣。”
由此可見，曹叡死後群臣為其討論諡號的會議，是由何晏主持並最後拍板定下來的，此時何晏儼然是曹氏皇族中的長者，其地位遠非曹爽可及。
從年紀上看，何晏應與曹丕、曹真等相仿，曹爽應稱之為“叔”或“姑父”。《三國志》注引《魏略》曰：“（何晏）至正始初，曲合于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為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從“曲合”一詞的表述來看，何晏是以長輩之尊，曲意迎合作為晚輩卻得勢的曹爽，才得以掌權的。
而且，曹叡死于景初三年正月，曹芳即位後當年未改元，所以，“至正始初”一詞，表明何晏至少猶豫了一兩年才決定曲意迎合曹爽。何晏之于曹爽，尚需“曲合”，怎會與鄧颺等小輩是一路人呢？
（三）《三國志·曹爽傳》謂“晏典選舉，軌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複由宣王”。把何晏與畢軌、李勝拉扯在一起，含糊其辭，好像司馬懿下野是何晏、畢軌、李勝三人造成的。這個述事方式並不十分嚴謹，可謂《三國志》中的曲筆。
實際上，陳壽自己在前面已經說了：“丁謐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也。”司馬懿下野，實為丁謐之謀，這已經很清楚了。何晏不久之前才剛剛“曲合”于曹爽，是不大可能參與這麼秘密重大的謀劃的。
（四）何晏任吏部尚書，主持幹部選拔工作，是有成績的，與鄧颺等貪財好貨不同。
《三國志·傅鹹傳》載傅咸稱讚何晏：“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眾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觀。”但《三國志·曹爽傳》注引《魏略》卻說：“晏為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兩處記載矛盾，何者可信？
筆者以為，《傅鹹傳》較為可信。前面已提過，《曹爽傳》的編寫資料可能來源於官方案件卷宗，有出入人罪之嫌。而傅咸及其父傅玄、從兄傅嘏都是司馬氏的親信，他對何晏沒有“虛美”的動機，所以，相對來說，傅鹹的評價可能更接近於真相。
同時，《魏略》本身也為何晏作了一些辯護，說“何晏選舉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蓋由交友非其才。”這又說明，何晏的用人標準，不同于鄧颺，其工作受到了鄧颺的干預，兩人越看越不像是一夥的。
（五）何晏並不贊成曹爽的改革政策。
《昭明文選》收錄有應琚的《百一詩》一首，李善注引《文章敘錄》曰：“曹爽多違法度，琚為詩以諷焉。”《三國志·王粲傳》注引《晉陽秋》說，應琚的《百一詩》有一百三十多篇，這在當時是影響很大的一部系列的政治文學作品，主要是批評曹爽的政策。《文心雕龍》注引《楚國先賢傳》雲：“汝南應休璉（應琚）作《百一詩》，譏切時事，遍以示當事者，鹹皆怪愕，或以為當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對批評曹爽的《百一詩》，何晏覺得不奇怪，說明他贊同詩的內容，並不認可曹爽的改革政策。
（六）何晏依違于曹氏和司馬氏之間，思想上有很重的危機感。
《世說新語》注引《名士傳》雲：“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複返也。”並載何晏的言志詩一首，曰：“鴻鵠比翼遊，群飛戲太清。常畏大羅網，憂禍一旦並。豈若集五湖，從流淁浮萍。永甯曠中懷，何為怵惕驚。”表達了對政治前途的憂懼。如果何晏是曹爽的黨羽，他需要這樣擔憂嗎？
我們從何晏的詩中可以體會到他的困境：一方面，何晏是曹魏皇室近親，不可能為司馬氏所信任，另一方面，他又反對曹爽的政策，在思想上與司馬氏接近，還在司馬懿的主持下寫了《論語集解》、《孝經注》等書。這樣夾在兩大勢力之間，得罪了誰都不行。他能不怕嗎？
這樣一個何晏，怎麼會是曹爽的黨羽呢？
既然何晏不是曹爽黨羽，司馬懿為什麼要殺他呢？看看《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的記載，何晏被殺的過程極具戲劇性，甚至是很搞笑的：
司馬懿最先是讓何晏來審理曹爽一案，何晏審理後向司馬懿彙報說：“本案一共牽連七個家族。”
司馬懿說：“不對。一共有八家。”
何晏很納悶：“不會吧，我查來查去只有七家。”
司馬懿用手指著何晏的鼻子道：“你再想想？”
何晏一愣：“難道是我？”
司馬懿笑了：“沒錯，就是你！”
話音剛落，一群衛士呼擁而上，將何晏按倒在地……
筆者以為這一段記載很不靠譜。推獄斷案，在任何時代都是嚴肅的司法活動（即使是冤假錯案，表面上看也是走完了訴訟程式的），何況是攸關司馬氏執政前景的大案要案。按照《魏氏春秋》的說法，司法辦案成了戲弄人的惡作劇。這段故事，很可能是後人編造的。
從政治上看，司馬氏並沒有一定要殺何晏的理由。何晏被殺，大體應該是出於私怨。何晏跟司馬懿有私怨嗎？看不出來。查遍各路史料，隱約可以看到，何晏與司馬師的關係似乎不太友好。
司馬師自視甚高，在其密友王弼死去時，司馬師嗟歎累日，曰：“天喪予。”“天喪予”是孔子悼念顏回的話，司馬師反復引此語，無疑是公開以孔子自比。孔子在當時可是至高無上的聖人，司馬師的此種言行，表明其自我定位是極高的。
而在當時，夏侯玄、何晏均與司馬師齊名。何晏對自己和夏侯玄、司馬師的評價是：“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司馬師）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實際上，他是“蓋欲以‘神’況諸己也”。“幾”即“機”，解為心機、機謀，何晏是說司馬師有智謀，能夠籌策方略之類，表面上是在讚揚司馬師，但他的真實用意卻是以“神”自況，從他描述的“神”來看，顯然比司馬師的“幾”要高明得多，這是以至聖孔夫子自比的司馬師所不能接受的。
人物評論在漢末魏晉是極受重視的大事，影響著被評論者的政治聲譽，司馬師對出言不遜的何晏痛下殺手，可能性是很大的。從另一齊名者夏侯玄的下場來看，最後也是被司馬師殺掉，可見司馬師對與其齊名者非常忌諱，何況何晏不甘與其齊名，還要高於其上。司馬師豈不欲先除之而後快？
最後補充一點，在高平陵政變的時候，司馬師實為主持者。一方面，司馬懿當時年事已高，另一方面，政變的主力，是司馬師暗中收羅組織的“死士三千”。按史載，司馬懿既為太傅，已無調遣兵馬之權，但在政變時，司馬懿卻能“部勒兵馬，先據武庫”，哪來的兵馬呢？恐怕大部分是司馬師的那三千名恐怖分子吧。
司馬師父子策劃政變，是極為隱秘的，連司馬昭也是在政變前一天才知道。這表明司馬師和司馬昭雖為兄弟，但聲望、地位相差甚遠。司馬懿死時，群臣都以為“伊尹既卒，伊陟嗣事”，毫無異議地讓司馬師以撫軍大將軍輔政，但到了司馬師死時，司馬昭就沒有這麼順利，當時司馬師留下大軍在壽春，曹髦使了一點手段，命令司馬昭出鎮許昌，讓尚書傅嘏帥六軍還京師，好在傅嘏是司馬氏的人，他和鐘會合謀，讓司馬昭接管了大軍，並帶回洛陽，從而進位大將軍。要是司馬昭一念之差，去了許昌，那司馬家的革命事業就完了，曹髦說不定也可以成為康熙那樣的“大帝”了，呵呵。
扯遠了，總之，司馬師在高平陵政變時就已經擁有很高的名聲和地位，他完全有理由、有能力殺掉何晏。至少可以說，何晏為司馬師所殺，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
最後總結兩點結論：
1.何晏不是曹爽的黨羽，是被冤枉地牽連進曹爽一案的；
2.何晏被殺，不是出自司馬懿，而是出自司馬師的決策。
參考文獻
【西晉】陳壽：《三國志》，中華書局2000年版。
【唐】房玄齡：《晉書》，中華書局2000年版。
盧弼：《三國志集解》，中華書局2012年版。
呂思勉：《三國史話》，中華書局2009年版。
方詩銘：《論三國人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田余慶：《秦漢魏晉史探微》，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蒙思明：《魏晉南北朝的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仇鹿鳴：《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