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子貢將老師捧為“天縱之聖”， 儘管儒家學說是當時的“顯學”， 但在先秦時代， 儒家終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 創立儒家學說的孔子，
孔子地位的抬升， 淩駕于“諸子”之上， 是在董仲舒成功地向漢武帝推銷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 由此發端， 孔子的身後之名一路上揚， 漸益顯赫：西漢平帝元始元年， 追諡為“褒成宣尼公”；北魏太和十六年， 北魏孝文帝遵奉為“文聖尼父”；隋朝開皇元年， 隋文帝給予了“先師尼父”的稱號；唐朝開元二十七年， 唐玄宗封其為“文宣王”；北宋大中祥符五年， 宋真宗加封為“至聖文宣王”；元朝在此基礎上追加了一個首碼。 大德十一年， 元成宗封其為“大成至聖文宣王”；至明朝， 嘉靖九年， 明世宗將封號改為“至聖先師”；清朝順治二年， 清世祖融上述封號為一爐， 以“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名之……孔子不僅超拔于先秦“諸子”，
但這是後人的造神運動， 濃墨重彩之下， 真實的孔子被遮蔽了， 不復人形和人性， 拒人於千里之外。 是偶像的代價， 與孔子無關。 有血有肉的孔子， 要回到《論語》尋找——記錄孔子的言行， 可信者莫過於此。 在這裡， 可以看到一個活潑潑的孔子， 偉大， 但也平凡， 尤其是和常人一樣的七情六欲喜怒哀樂， 令人感到親切、可愛， 容易親近。
他沒有後世儒生的酸腐， 並不諱言對金錢的喜愛：“富與貴，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處也；貧與賤， 是人之所惡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去也。 ”“富而可求也， 雖執鞭之士， 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則從吾所好。 ”君子愛財， 取之以道。 對金錢的態度，
他對朋友有情有義。
學而優則仕。 做官， 是古代讀書人的經典出路。 這傳統是有淵源的， 作為讀書人祖師爺的孔子， 一生汲汲於出仕做官， 算得上是一個“官迷”。 “官迷”雲者， 並無褒貶之義， 如影迷、球迷一般， 言其熱衷於做官而已。
孔子之求官心切， 在與子貢的一番對話中表露無疑：“子貢曰：‘有美玉於斯， 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在另一個場合， 他又雲：“三年學， 不至於穀， 不易得也。 ”谷， 是古代官吏的俸祿， 言做官也。 其意是說， 讀書三年而沒有做官的念頭， 那是很少很少的， 急迫之狀可掬。
“始吾於人也， 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 聽其言而觀其行。”這是他老人家留下的教訓。且以彼之道還之彼身，在聽其言之後，再來觀其行。《論語 鄉黨》記錄了孔子在君主面前的一系列行為動作，非常的生動：“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在君主面前那份受寵若驚之態，雖千載而下，如在目前。
孔子急於出仕的心態，在兩個事件上也看得分明。其一，“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其二，“佛肸召，子欲往。”公山弗擾和佛肸都是叛變謀反之人，顯然與孔子一貫宣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念不符，難怪耿直的子路當場就給孔子臉色看：“沒有地方去也就算了，為什麼一定要去公山氏呢？”“從前我聽老師說過：‘親自做壞事的人那裡，君子是不去的。’如今佛肸據中牟謀反，您卻要去，這又是為什麼？”雖然最終孔子並沒有前往，然由此亦可見其求仕之迫切。
然則孔子何以如此熱衷於做官？以愚觀之，孔子非為做官而做官，做官不是目的，而是達成目的的手段。孔子一生不斷尋求機會做官，大抵有兩方面的考量。
小而言之，是為了個人的收入。孔子將做官視為君子應該追求的一份體面職業，因為這份職業可以帶來豐厚的俸祿。“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說的明白不過，做官是為了“穀”，也即是俸祿。他老人家“君子”、“小人”的等級觀念分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做官才是君子的選擇。也因為如此，當樊遲請教如何種莊稼和種菜之時，孔子以“吾不如老農”和“吾不如老圃”直接將其打發了——“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真的不懂如何種莊稼和種菜麼？並不然的，他曾經自述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種莊稼和種菜之事大抵是知道的，但這並非君子應該所為，樊遲請學稼在孔子看來，乃是不求上進之舉，故而不屑。君子該做什麼呢？當然是做官來管理“小人”了——“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
大而言之，則是為了救世，挽救在他看來已經“禮崩樂壞”的世道人心。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是“鬱鬱乎文哉”的周朝，那是一個“天下有道”的時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議。而他看到的現實世界，則是“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他之所以孜孜矻矻一生追求做官，無非是為了推行他的儒家學說，來挽救這個不堪的世界。他對子路解釋為什麼想要去公山弗擾那裡，因為“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他也對子路解釋為什麼想要去佛肸那裡，因為“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我難道是匏瓜嗎？怎麼能掛在那裡光給人看而不給人吃！）。”他也自信：“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面對禮崩樂壞的時代，退隱未嘗不是一種選擇，實際上孔子也曾經說過“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這樣的話。但孔子選擇了進取之道，這是比退隱遠為艱難的道路。他與隱者之間的對話，充分地顯示著兩者的理念差異。當隱者微生畝問他“何為是棲棲者與，無乃為佞乎”時，他的回答是：“非敢為佞也，疾固也。”當隱者桀溺規勸“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時，孔子應之以“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子路遇到荷蓧丈人後發表的那一番話，其實最能表達孔子之意：“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魯國都城外門早上看守城門的人（顯然也是一位隱者）說他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實乃知音之言也。是的，要改變這個不堪的世界，就要做事，而要做事，就要做官！因為唯有掌握權力，才能推行自己的理念和主張。這就是孔子一生熱衷於並不斷尋找機會做官的根本原因所在。他是一個“官迷”，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官迷”！
雖然孔子斷斷續續當過幾個官，也曾經一度做到“大司寇行攝相事”，但終其一生，未能將其“克己復禮”的宏圖付諸實踐。《史記·孔子世家》記錄了其生命中的最後一段日子：
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樑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閑。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閑，予始殷人也。”後七日卒。
讀之黯然。
2017/10/5
聽其言而觀其行。”這是他老人家留下的教訓。且以彼之道還之彼身，在聽其言之後，再來觀其行。《論語 鄉黨》記錄了孔子在君主面前的一系列行為動作，非常的生動：“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在君主面前那份受寵若驚之態，雖千載而下，如在目前。孔子急於出仕的心態，在兩個事件上也看得分明。其一，“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其二，“佛肸召，子欲往。”公山弗擾和佛肸都是叛變謀反之人，顯然與孔子一貫宣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念不符，難怪耿直的子路當場就給孔子臉色看：“沒有地方去也就算了，為什麼一定要去公山氏呢？”“從前我聽老師說過：‘親自做壞事的人那裡，君子是不去的。’如今佛肸據中牟謀反，您卻要去，這又是為什麼？”雖然最終孔子並沒有前往，然由此亦可見其求仕之迫切。
然則孔子何以如此熱衷於做官？以愚觀之，孔子非為做官而做官，做官不是目的，而是達成目的的手段。孔子一生不斷尋求機會做官，大抵有兩方面的考量。
小而言之，是為了個人的收入。孔子將做官視為君子應該追求的一份體面職業，因為這份職業可以帶來豐厚的俸祿。“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說的明白不過，做官是為了“穀”，也即是俸祿。他老人家“君子”、“小人”的等級觀念分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做官才是君子的選擇。也因為如此，當樊遲請教如何種莊稼和種菜之時，孔子以“吾不如老農”和“吾不如老圃”直接將其打發了——“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真的不懂如何種莊稼和種菜麼？並不然的，他曾經自述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種莊稼和種菜之事大抵是知道的，但這並非君子應該所為，樊遲請學稼在孔子看來，乃是不求上進之舉，故而不屑。君子該做什麼呢？當然是做官來管理“小人”了——“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
大而言之，則是為了救世，挽救在他看來已經“禮崩樂壞”的世道人心。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是“鬱鬱乎文哉”的周朝，那是一個“天下有道”的時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議。而他看到的現實世界，則是“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他之所以孜孜矻矻一生追求做官，無非是為了推行他的儒家學說，來挽救這個不堪的世界。他對子路解釋為什麼想要去公山弗擾那裡，因為“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他也對子路解釋為什麼想要去佛肸那裡，因為“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我難道是匏瓜嗎？怎麼能掛在那裡光給人看而不給人吃！）。”他也自信：“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面對禮崩樂壞的時代，退隱未嘗不是一種選擇，實際上孔子也曾經說過“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這樣的話。但孔子選擇了進取之道，這是比退隱遠為艱難的道路。他與隱者之間的對話，充分地顯示著兩者的理念差異。當隱者微生畝問他“何為是棲棲者與，無乃為佞乎”時，他的回答是：“非敢為佞也，疾固也。”當隱者桀溺規勸“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時，孔子應之以“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子路遇到荷蓧丈人後發表的那一番話，其實最能表達孔子之意：“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魯國都城外門早上看守城門的人（顯然也是一位隱者）說他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實乃知音之言也。是的，要改變這個不堪的世界，就要做事，而要做事，就要做官！因為唯有掌握權力，才能推行自己的理念和主張。這就是孔子一生熱衷於並不斷尋找機會做官的根本原因所在。他是一個“官迷”，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官迷”！
雖然孔子斷斷續續當過幾個官，也曾經一度做到“大司寇行攝相事”，但終其一生，未能將其“克己復禮”的宏圖付諸實踐。《史記·孔子世家》記錄了其生命中的最後一段日子：
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樑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閑。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閑，予始殷人也。”後七日卒。
讀之黯然。
2017/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