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往事系列19】
1908年底清朝內部一連串的變故， 正應了一句古話：主少國疑， 大臣未附， 百姓不信。 換句話說：時局不寧。
理論上， 這是革命黨搞事的絕佳時機。
然而， 很奇怪的是， 在此之前鬧騰得很歡的革命黨， 在這次絕佳的機會面前， 卻幾乎沒有任何大的動作。
這是為什麼呢？
很簡單， 此時此刻， 革命黨的大佬們， 正在“掐架”， 而且“掐”得不是一般的“凶”， 幾乎達到了誓不兩立的地步， 自然也就無暇他顧了。
革命黨內部的這次風波， 一般被稱為“第二次倒孫風潮”， 其來勢之猛， 持續時間之長， 影響之深遠， 在同盟會短短六年的歷史上， 都是無有其匹的。
為了避免無謂的爭執， 在敘述這件事情之前， 我覺得有幾點是應該先予以說明的：
1.我們看待歷史上的人物和事件， 不應該立場先行， 而是應該根據史料說話。 至於我個人， 我不是孫（文）粉， 也不是章（太炎）粉， 更不是袁（世凱）粉，
客觀地敘述歷史， 最理想的情況就是如某位元法國歷史學家所吹噓的那樣：“這不是我在說話， 這是歷史在說話！”
當然， 他只是在“吹牛”， 事實上這是做不到的。 我們任何人所敘述的歷史， 必然都只是自己所“讀到”過的歷史， 以及自己所“理解”的歷史， 甚而加上自己“腦補的歷史”， 而並非全然是歷史本身。
但是， “客觀性”仍然是敘述歷史的最高追求。 雖然我們沒有能力做到完全重現歷史， 但我們可以通過扎實的研究無限逼近歷史的某些面相， 這也是歷史學能夠成為一門現代學科的主要理由。
2.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儘量不說過頭的話。
3.不能“倒放電影”， 即不要犯了倒果為因的毛病。 我們作為歷史的敘述者， 相比歷史的當事人， 有一個很大的“優勢”——我們知道他們行事的結果。 但是， 這也很有可能成為我們理解歷史的障礙。 我們很可能會傾向於由結果來推測動機， 卻常常忽略了這樣一點：在後人眼中再牛逼哄哄的人物， 同樣要受到他所處的時代大潮所左右， 大部分情況下他們本人並不能預測到他行事的後果。
4、關於孫文。
為了方便理解我馬上要敘述到的這次風潮， 我想有兩點是必須提前解釋的。
首先， 孫文在今日是一個有爭議性的人物， 這一點是必須承認的。 事實上， 近代歷史上的“大牛”， 就不存在沒有爭議性的人物。
其次， 也是相當重要的一點，
好了， “多餘的話”就說到這裡。 下面， 還是回到歷史的敘述上來吧。
受第一次“倒孫”風潮的影響， 孫文開始對東京本部， 尤其是《民報》社， 不聞不問， 而將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南洋方面。
與此同時， 《民報》社遭遇了更嚴重的經濟困境。
後世的不少學者認為， 造成這一困境的原因， 是《民報》在章太炎和隨後加入的陶成章的主持下， 漸漸傾向於談論國粹與佛學， 失去了對時勢熱點問題的關注， 引起讀者不滿， 因而銷路銳減。
這也許是一個原因， 但不要忘了，那時候革命黨辦的雜誌，不同於現在的商業雜誌，自負盈虧的話，多半是經營不下去的。
於是，為了籌措《民報》及其他革命活動的經費，陶成章於1908年9月，化名為唐繼高，前往南洋募款。
陶成章行前，估計他也決然料想不到，此行會導致他（及光復會）與孫文的矛盾，變得不可調和。
不過，他赴南洋的第一站——新加坡的遭遇，已經是一個很不好的兆頭。
在這裡，他見到了孫文，並請後者撥3000元給《民報》作印刷費。孫文表示無款可撥，並將自己的手錶和一些衣物當場交給陶成章去變賣，算是支持。
陶成章還要求孫文為籌建中的江、浙、皖、贛、閩五省革命協會募款5萬元，孫文“以近日南洋經濟恐慌，自顧不暇，斷難辦到”，加以回絕。
陶成章遂決計“獨自經營”，直接向南洋華僑募款。鑒於自己在南洋人地兩疏，他遂請孫文作函介紹，但也被後者先是拒絕，思忖良久後方勉強應允。
這一來，陶成章開始對孫文心懷不滿。
接下來的情況就更糟糕，導致雙方從此結下了深仇。
1909年1月，陶成章以江、浙、皖、贛、閩五省革命軍名義，奔赴南洋各地籌款，但所得甚少，還不到3000元。
陶成章於是懷疑是孫文從中作梗，而他的懷疑也不無根據，因為他得知，孫文當時的手下湯伯令就曾在一次演說中，說“陶君來此，不過來遊歷而已，並非籌款而來”，“於是會友疑且信，本可籌至千金，於是遂僅三百數十元……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接著，陶成章遇到了對孫文十分不滿的《中興報》執事員陳威濤，後者向陶提供了許多孫文的“黑材料”。
此後陶成章在南洋的進一步活動，如在緬甸仰光的《光華日報》，連續發文宣揚光復會和江浙革命史等等，日益加深了雙方的誤會和嫌隙。
從孫文方面的立場來說，陶成章到南洋來“橫插一腳”，是非常令人惱火的。要知道，當時的革命黨可不像後來的革命黨，有盧布或者美金可領，因此，海外的那些胼手胝足的華僑，很大程度上就是這個時候的不事生產的革命黨人的“衣食父母”。
但是，海外華僑普遍的在經濟上也並不怎麼充裕，以南洋為例，孫文等人好不容易在此打開局面，然“以近日南洋經濟恐慌”，“自顧且不暇”，哪裡還能容忍陶成章來“分一杯羹”呢？
即使孫文沒有意見，他的左右如胡漢民、湯伯令等人，也不會眼睜睜看著陶成章把他們的“地盤”搶去的。
既然陶如此“不識趣”，孫文等人也“不得不”使出抵制的手段，一則指控陶是保皇黨或者清廷密探，另一方面，孫的手下，甚至據說有找人暗殺陶的打算。
雙方的矛盾到了這樣的程度，事實上就已經很難調和了。
火上焦油的是，這時候，革命黨的另一位大佬李燮和，“亦屢忿孫文以詐術待人”，對孫文非常不滿，而與陶成章走在了一塊。
李燮和是老資格的革命黨，湖南人，比黃興大一歲，兩人私交非常不錯，曾同為華興會主要骨幹。此時，他正在南洋一邊教書，一邊開展革命活動，曾建立同盟會分部30餘處，因而在南洋華僑中擁有很大的威望和潛勢力。
有了他的支援，陶成章迅速組織起了聲勢浩大的第二次“倒孫”運動。
1909年9月，陶成章聯合了李燮和、柳聘農、陳方度、胡國梁、沈鈞業等八人，以川、粵、湘、鄂、江、浙、閩七省同志名義，發佈了《南洋革命党人宣佈孫文罪狀傳單》（又稱《孫文罪狀》或《七省同盟會員意見書》）。
在這份兩年多之後給陶成章帶來了殺身之禍的傳單中，陶成章等人指控孫文犯有三大“罪狀”十二件“事實”。
傳單一開頭，就認為當初推舉孫文做同盟會總理是失策，接著羅列了孫文“殘賊同志”，“蒙蔽同志”，“敗壞全體名譽”，三個方面共十二件“事實”。
結尾，提出善後辦法九條，要求“開除孫文總理之名，發表罪狀，遍告海內外”。
陶成章帶著這份《孫文罪狀》，返回東京，找到了黃興，要求同盟會本部開會討論。但被黃興斷然拒絕。
與此約略同時，章太炎也印發傳單《偽〈民報〉檢舉狀》，分送南洋、美洲各地，指責孫中山“懷挾鉅資，而用之公務者十不及一”。此事的起因則是此前《民報》危急時，屢請孫文接濟，而後者沒有施加援手。
在這份傳單中，章太炎盡情地傾瀉了他對孫文的不滿，他指出：“孫文本一少年無賴，徒以惠州發難，事在最初，故志士樂為援引……推為盟長……而孫文小器易盈，遂借此自為封殖……乘時自利，聚斂萬端……背本忘初，見危不振……此真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
文中，章太炎對孫文還有更嚴重的指控，如說他“雲南本中國之地，而欲贈送法人”；“試觀黃興，非與孫文死生共濟者耶？而以爭權懷恨，外好內猜，精衛演說，至以楊秀清相擬”等等，文末章太炎寫道：“綜觀孫文所為，豈欲為民請命，伸大義於天下，但擾亂耳！”
這兩份傳單給當時的革命黨人帶來的混亂是巨大的，無意中還為當時的保皇黨，免費提供了攻擊孫文的重磅炸彈。
這一次“倒孫”風潮，也比上一次風潮，來勢洶猛得多。
而且，這一次掀起風潮的陶、章等人，態度決絕，不可能再遷就或者妥協。
風潮愈演愈烈之際，時在法國的張繼，也來信要求孫中山“退隱深山”或“佈告天下，辭退同盟會總理”。
這一年對於孫文而言，真可謂晦氣罩頭、生死攸關（從政治生命上來講）。
面對陶、章等人的指控，孫文不得不反復向黨內同志“闢謠”，同時致信巴黎的吳稚暉（也是老資格的同盟會員，舉人出身，此時頗富盛名，而與章私怨甚深），請他在巴黎《新世紀》上撰文反駁陶章等言，“並下以公平之評判”。
與此同時，他在給張繼的覆信中則稱不接受辭職或退隱的提議，因為現在是“革命最衰微之時”，是宜“進取之時代”，而“非退隱之時代”。此外，他還稱自己早已“不承認為彼等（按：指陶章等人）之總理者久矣”。
然而，真正能決定這一次風潮走向的關鍵人物，還是非黃興莫屬。
若黃興稍有動搖，或黃興真是“楊秀清第二”（汪精衛語，有趣的是孫文曾自詡為“洪秀全第二”），那麼，孫文的政治生命也差不多就終結了——雖然此時孫文已經是具備了世界級聲望的革命家，但若沒有了同盟會這一堅實的後盾，他即使重起爐灶，就像他不久之後一度嘗試的那樣，也不可能有什麼作為。
孫文最大的軟肋，就是他空有海外的聲望，而在國內缺乏根基，因此，黃興的鼎力相助是他不可或缺的。
孫文應該感到慶倖的是，黃興早已認定中國革命的前途少不了他。
因而，風潮初起時，黃興就努力調停。
自然，這引起了陶成章等人的極大不滿，抱怨“惟彼一力袒護孫文，真不可解”，“弟及兄等與中山已不兩立”。
當調停無果時，黃興致函孫文，表達了對他的堅定的支持：“陶等雖悍，弟當以身力拒之！”
甚至，為了平息孫文心中的怒意，黃興還不惜在私函中猛烈抨擊陶、章等人，“其卑劣無恥之手段，令人見之羞憤欲死”。
同時，黃興也委婉勸孫：“總觀陶、章前後之所為，勢將無可調和。然在我等以大度包之，將亦不失眾望，不知公之見意若何也？”
然而，黃興的一片苦心，不但陶、章等人是不可能諒解，就是實際上深受其利的孫文，也未必真正領情。
1910年2月，由於為黃興所阻，陶成章等改組同盟會、另選總理（自然，大家所屬意的新總理人選就是黃興）的計畫受挫，於是，他們撇開同盟會，另立門庭——也即重組光復會，設總部于日本東京，並在南洋各地遍設分會，為的就是要與孫文“分庭抗禮”。
與此同時，時在美國的孫文也對原先的同盟會有些“棄若敝屣”，他在重組三藩市同盟會支部時，就易名以“中華革命黨”（注意，孫文後來于1914年組建的那個要求會員“打指模按手印”的“中華革命黨”，動念最早就來自於此），打算另起爐灶。同年秋，他又致函南洋各地同盟會分會，要求一律改名為“中華革命黨”，但是遭抵制而只得作罷。
至此，原來盛極一時的同盟會，事實上已有些分崩離析。當初宋教仁所言“或不免於燒炭黨人之譏”，亦可謂不幸而言中。
但不要忘了，那時候革命黨辦的雜誌，不同於現在的商業雜誌，自負盈虧的話，多半是經營不下去的。於是，為了籌措《民報》及其他革命活動的經費，陶成章於1908年9月，化名為唐繼高，前往南洋募款。
陶成章行前，估計他也決然料想不到，此行會導致他（及光復會）與孫文的矛盾，變得不可調和。
不過，他赴南洋的第一站——新加坡的遭遇，已經是一個很不好的兆頭。
在這裡，他見到了孫文，並請後者撥3000元給《民報》作印刷費。孫文表示無款可撥，並將自己的手錶和一些衣物當場交給陶成章去變賣，算是支持。
陶成章還要求孫文為籌建中的江、浙、皖、贛、閩五省革命協會募款5萬元，孫文“以近日南洋經濟恐慌，自顧不暇，斷難辦到”，加以回絕。
陶成章遂決計“獨自經營”，直接向南洋華僑募款。鑒於自己在南洋人地兩疏，他遂請孫文作函介紹，但也被後者先是拒絕，思忖良久後方勉強應允。
這一來，陶成章開始對孫文心懷不滿。
接下來的情況就更糟糕，導致雙方從此結下了深仇。
1909年1月，陶成章以江、浙、皖、贛、閩五省革命軍名義，奔赴南洋各地籌款，但所得甚少，還不到3000元。
陶成章於是懷疑是孫文從中作梗，而他的懷疑也不無根據，因為他得知，孫文當時的手下湯伯令就曾在一次演說中，說“陶君來此，不過來遊歷而已，並非籌款而來”，“於是會友疑且信，本可籌至千金，於是遂僅三百數十元……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接著，陶成章遇到了對孫文十分不滿的《中興報》執事員陳威濤，後者向陶提供了許多孫文的“黑材料”。
此後陶成章在南洋的進一步活動，如在緬甸仰光的《光華日報》，連續發文宣揚光復會和江浙革命史等等，日益加深了雙方的誤會和嫌隙。
從孫文方面的立場來說，陶成章到南洋來“橫插一腳”，是非常令人惱火的。要知道，當時的革命黨可不像後來的革命黨，有盧布或者美金可領，因此，海外的那些胼手胝足的華僑，很大程度上就是這個時候的不事生產的革命黨人的“衣食父母”。
但是，海外華僑普遍的在經濟上也並不怎麼充裕，以南洋為例，孫文等人好不容易在此打開局面，然“以近日南洋經濟恐慌”，“自顧且不暇”，哪裡還能容忍陶成章來“分一杯羹”呢？
即使孫文沒有意見，他的左右如胡漢民、湯伯令等人，也不會眼睜睜看著陶成章把他們的“地盤”搶去的。
既然陶如此“不識趣”，孫文等人也“不得不”使出抵制的手段，一則指控陶是保皇黨或者清廷密探，另一方面，孫的手下，甚至據說有找人暗殺陶的打算。
雙方的矛盾到了這樣的程度，事實上就已經很難調和了。
火上焦油的是，這時候，革命黨的另一位大佬李燮和，“亦屢忿孫文以詐術待人”，對孫文非常不滿，而與陶成章走在了一塊。
李燮和是老資格的革命黨，湖南人，比黃興大一歲，兩人私交非常不錯，曾同為華興會主要骨幹。此時，他正在南洋一邊教書，一邊開展革命活動，曾建立同盟會分部30餘處，因而在南洋華僑中擁有很大的威望和潛勢力。
有了他的支援，陶成章迅速組織起了聲勢浩大的第二次“倒孫”運動。
1909年9月，陶成章聯合了李燮和、柳聘農、陳方度、胡國梁、沈鈞業等八人，以川、粵、湘、鄂、江、浙、閩七省同志名義，發佈了《南洋革命党人宣佈孫文罪狀傳單》（又稱《孫文罪狀》或《七省同盟會員意見書》）。
在這份兩年多之後給陶成章帶來了殺身之禍的傳單中，陶成章等人指控孫文犯有三大“罪狀”十二件“事實”。
傳單一開頭，就認為當初推舉孫文做同盟會總理是失策，接著羅列了孫文“殘賊同志”，“蒙蔽同志”，“敗壞全體名譽”，三個方面共十二件“事實”。
結尾，提出善後辦法九條，要求“開除孫文總理之名，發表罪狀，遍告海內外”。
陶成章帶著這份《孫文罪狀》，返回東京，找到了黃興，要求同盟會本部開會討論。但被黃興斷然拒絕。
與此約略同時，章太炎也印發傳單《偽〈民報〉檢舉狀》，分送南洋、美洲各地，指責孫中山“懷挾鉅資，而用之公務者十不及一”。此事的起因則是此前《民報》危急時，屢請孫文接濟，而後者沒有施加援手。
在這份傳單中，章太炎盡情地傾瀉了他對孫文的不滿，他指出：“孫文本一少年無賴，徒以惠州發難，事在最初，故志士樂為援引……推為盟長……而孫文小器易盈，遂借此自為封殖……乘時自利，聚斂萬端……背本忘初，見危不振……此真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
文中，章太炎對孫文還有更嚴重的指控，如說他“雲南本中國之地，而欲贈送法人”；“試觀黃興，非與孫文死生共濟者耶？而以爭權懷恨，外好內猜，精衛演說，至以楊秀清相擬”等等，文末章太炎寫道：“綜觀孫文所為，豈欲為民請命，伸大義於天下，但擾亂耳！”
這兩份傳單給當時的革命黨人帶來的混亂是巨大的，無意中還為當時的保皇黨，免費提供了攻擊孫文的重磅炸彈。
這一次“倒孫”風潮，也比上一次風潮，來勢洶猛得多。
而且，這一次掀起風潮的陶、章等人，態度決絕，不可能再遷就或者妥協。
風潮愈演愈烈之際，時在法國的張繼，也來信要求孫中山“退隱深山”或“佈告天下，辭退同盟會總理”。
這一年對於孫文而言，真可謂晦氣罩頭、生死攸關（從政治生命上來講）。
面對陶、章等人的指控，孫文不得不反復向黨內同志“闢謠”，同時致信巴黎的吳稚暉（也是老資格的同盟會員，舉人出身，此時頗富盛名，而與章私怨甚深），請他在巴黎《新世紀》上撰文反駁陶章等言，“並下以公平之評判”。
與此同時，他在給張繼的覆信中則稱不接受辭職或退隱的提議，因為現在是“革命最衰微之時”，是宜“進取之時代”，而“非退隱之時代”。此外，他還稱自己早已“不承認為彼等（按：指陶章等人）之總理者久矣”。
然而，真正能決定這一次風潮走向的關鍵人物，還是非黃興莫屬。
若黃興稍有動搖，或黃興真是“楊秀清第二”（汪精衛語，有趣的是孫文曾自詡為“洪秀全第二”），那麼，孫文的政治生命也差不多就終結了——雖然此時孫文已經是具備了世界級聲望的革命家，但若沒有了同盟會這一堅實的後盾，他即使重起爐灶，就像他不久之後一度嘗試的那樣，也不可能有什麼作為。
孫文最大的軟肋，就是他空有海外的聲望，而在國內缺乏根基，因此，黃興的鼎力相助是他不可或缺的。
孫文應該感到慶倖的是，黃興早已認定中國革命的前途少不了他。
因而，風潮初起時，黃興就努力調停。
自然，這引起了陶成章等人的極大不滿，抱怨“惟彼一力袒護孫文，真不可解”，“弟及兄等與中山已不兩立”。
當調停無果時，黃興致函孫文，表達了對他的堅定的支持：“陶等雖悍，弟當以身力拒之！”
甚至，為了平息孫文心中的怒意，黃興還不惜在私函中猛烈抨擊陶、章等人，“其卑劣無恥之手段，令人見之羞憤欲死”。
同時，黃興也委婉勸孫：“總觀陶、章前後之所為，勢將無可調和。然在我等以大度包之，將亦不失眾望，不知公之見意若何也？”
然而，黃興的一片苦心，不但陶、章等人是不可能諒解，就是實際上深受其利的孫文，也未必真正領情。
1910年2月，由於為黃興所阻，陶成章等改組同盟會、另選總理（自然，大家所屬意的新總理人選就是黃興）的計畫受挫，於是，他們撇開同盟會，另立門庭——也即重組光復會，設總部于日本東京，並在南洋各地遍設分會，為的就是要與孫文“分庭抗禮”。
與此同時，時在美國的孫文也對原先的同盟會有些“棄若敝屣”，他在重組三藩市同盟會支部時，就易名以“中華革命黨”（注意，孫文後來于1914年組建的那個要求會員“打指模按手印”的“中華革命黨”，動念最早就來自於此），打算另起爐灶。同年秋，他又致函南洋各地同盟會分會，要求一律改名為“中華革命黨”，但是遭抵制而只得作罷。
至此，原來盛極一時的同盟會，事實上已有些分崩離析。當初宋教仁所言“或不免於燒炭黨人之譏”，亦可謂不幸而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