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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桐城|顧頡剛與嚴耕望:被遺忘的師生情

嚴耕望(左)錢穆(中)余英時(右)

顧頡剛與嚴耕望:被遺忘的師生情

文|餘輝 來源|南方都市報

顧頡剛是我國著名史學家, 其學術氣魄之宏大,

近代以來罕有人比。 他的學生紛紛在他開闢的領域繼承他的史學風範, 如何定生的詩經學研究, 陳槃的上古史研究, 譚其驤的歷史地理研究等。 但顧頡剛與嚴耕望(1916-1996, 安徽桐城人, 歷史學家, 專治中國中古政治制度和歷史地理。 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人, 耶魯大學客座教授及新亞研究所教授。 )的師承關係是較少被人們注意的, 主要是嚴耕望受顧頡剛師澤時間較少, 後又隨史語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簡稱)去了臺灣。 還有一個更關鍵的, 嚴耕望自稱史學受錢穆影響最大。 所以顧頡剛與嚴耕望的師承關係就較少被大家注意。

嚴耕望於1937年“七·七事變”後進入武漢大學讀書。 當時的國立武漢大學西遷至四川省樂安縣, 教授流動很大, 嚴耕望與一些同學建議聘一些留在敵後的名教授來校任教, 如呂思勉、陳登原、錢穆等。 當時錢穆已應顧頡剛的邀請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任教, 後來他僅僅去武漢大學講學了一月。

而後嚴耕望大學畢業, 一時沒有去處, 因為成績好, 被系主任吳其昌推薦到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 於是嚴耕望進入了該研究所, 開始了與顧頡剛、錢穆等大師朝夕相對的日子。

嚴耕望於1941年8月5日去成都, 《顧頡剛日記》也記錄嚴耕望第一次去拜訪顧頡剛的時間。 當時的生活是簡單而愉快的, 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在一賴姓富家住宅(稱賴家園), 藏書豐富, 環境良好。 嚴耕望曾經把他的畢業論文給顧頡剛看。 平時顧頡剛比較忙, 經常不在所裡, 常去成都市辦事, 所務實際由錢穆和胡厚宣主持。 爾後顧頡剛應朱家驊之邀去重慶北碚辦《文史雜誌》, 顧頡剛說是錢穆故意與他為難, 於是正式脫離了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

嚴耕望在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跟錢穆研習三年,

1943年夏天, 該研究所正式解散, 嚴耕望因家中父母年老決定回安徽老家一趟, 於1944年4月13日離開成都, 回桐城去了。

嚴耕望走到重慶, 因前方湖北戰事複起就停了下來, 留在了顧頡剛主持的史地圖表社, 為中國史學會標點《後漢書》。 不久, 顧頡剛讓嚴耕望留在北碚修志委員會協助傅振倫工作。 此後嚴耕望與顧頡剛的接觸才多了起來。 據《顧頡剛日記》載, 嚴耕望大約半個月去看望顧頡剛一次, 並就此機會問學。 嚴耕望也經常關心老師, 1944年6月19日, 顧頡剛被開水燙傷住院, 嚴耕望在6月21日就來探望了。 當時嚴耕望的女朋友(後成為其妻)段畹蘭正在幫顧頡剛寫回憶錄, 回憶錄由顧頡剛口述段畹蘭撰寫,

再由顧頡剛整理, 一共有六篇。 顧頡剛與嚴耕望的關係也就進了一層。

1944年嚴耕望來了重慶, 錢穆來信想把他的《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出版, 於是嚴耕望請顧頡剛寫序。 此一段時間是嚴耕望與顧頡剛接觸最多的時候, 據顧頡剛日記載, 嚴耕望主動拜訪顧頡剛在1944到1945春有三十次之多, 而嚴耕望居住在傅振倫處, 離顧頡剛的居住地很遠, 走一趟實在不易。

1945年8月21日, 嚴耕望得傅斯年應允, 得以到史語所當研究員(所址在四川南溪縣李莊鎮), 便離開了顧頡剛的北碚修志委員會。 在嚴耕望離開之後, 顧頡剛還在幫嚴耕望修改文章, 為此還專門去信給嚴耕望。 1946年史語所回遷到南京雞鳴寺舊址, 嚴耕望也隨之到了南京。 顧頡剛在回蘇州舊家處理了家產問題便來到了上海, 專心做起圖書出版工作,有時也來南京,曾在街上碰到了嚴耕望,還隨嚴耕望去了他家。顧頡剛去中研院時嚴耕望還會同史語所同人請顧頡剛吃飯,有時嚴耕望也去探望顧頡剛。

1948年6月1日,是顧頡剛最後寫信給嚴耕望的日子,因為史語所在傅斯年的帶領下準備東渡臺灣。後海峽兩岸隔絕,師徒二人未再有聯繫。

從嚴耕望的自述來看,他受錢穆的影響最深,大概因為錢穆和嚴耕望有三年多朝夕相處的關係。晚年錢穆又離開大陸,與嚴耕望多有交往,所以嚴耕望確實受益錢穆更多一些。當然,顧頡剛的影響也不可忽視。顧頡剛提倡歷史地理學,在民國時期方興未艾,加之顧頡剛的《禹貢》影響巨大,當時治史之人多引為新潮,歷史地理學便蓬勃發展了。

嚴耕望稱錢穆治史有兩大鑰匙:“政治制度”與“地理沿革”,錢穆自己也是按照這個做的。但顧頡剛的歷史地理學卻更為宏大。從《顧頡剛日記》來看,嚴耕望的《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後期也是顧頡剛幫他修改的。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嚴耕望的回憶錄沒有顧頡剛的任何專憶文章,只是散見於回憶錢穆的文字中,是不是由於錢穆和齊魯大學的張維華聯合倒顧,不得而知。嚴耕望為尊者諱,故意不寫顧頡剛的回憶文章,也有可能。

總之,嚴耕望與顧頡剛交往之情是一段被遺忘的師生感情,無論是當事人還是後人。

◎餘輝,歷史專欄作家,現居南昌。

專心做起圖書出版工作,有時也來南京,曾在街上碰到了嚴耕望,還隨嚴耕望去了他家。顧頡剛去中研院時嚴耕望還會同史語所同人請顧頡剛吃飯,有時嚴耕望也去探望顧頡剛。

1948年6月1日,是顧頡剛最後寫信給嚴耕望的日子,因為史語所在傅斯年的帶領下準備東渡臺灣。後海峽兩岸隔絕,師徒二人未再有聯繫。

從嚴耕望的自述來看,他受錢穆的影響最深,大概因為錢穆和嚴耕望有三年多朝夕相處的關係。晚年錢穆又離開大陸,與嚴耕望多有交往,所以嚴耕望確實受益錢穆更多一些。當然,顧頡剛的影響也不可忽視。顧頡剛提倡歷史地理學,在民國時期方興未艾,加之顧頡剛的《禹貢》影響巨大,當時治史之人多引為新潮,歷史地理學便蓬勃發展了。

嚴耕望稱錢穆治史有兩大鑰匙:“政治制度”與“地理沿革”,錢穆自己也是按照這個做的。但顧頡剛的歷史地理學卻更為宏大。從《顧頡剛日記》來看,嚴耕望的《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後期也是顧頡剛幫他修改的。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嚴耕望的回憶錄沒有顧頡剛的任何專憶文章,只是散見於回憶錢穆的文字中,是不是由於錢穆和齊魯大學的張維華聯合倒顧,不得而知。嚴耕望為尊者諱,故意不寫顧頡剛的回憶文章,也有可能。

總之,嚴耕望與顧頡剛交往之情是一段被遺忘的師生感情,無論是當事人還是後人。

◎餘輝,歷史專欄作家,現居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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