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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能俍:北宋宰相的陝北吟

文/李能俍

筆者前曾撰文談及北宋寇准、韓琦、王珪所作與西北邊防有關的一些詩篇。 這三人均為北宋政治家, 均曾官至宰相。

由於北宋時期今之陝北地域處於禦夏最前線, 戰略地位重要, 北宋的許多重臣都曾注目於此, 紛紛賦詩抒寫對其地戰事的關切與對安邦衛疆的期盼。 這些人中曾居相位的不只上述寇、韓、王三位, 他們的諸多詩章, 成為當時榆林歷史的形象記錄。 本文談談北宋另外幾位元宰相的部分涉榆詩作。

宋庠酬贈龐籍詩

宋庠(996—1066), 安州安陸(今屬湖北)人, 天聖二年(1024)進士, 宋仁宗時拜相。 他贈龐籍的詩標題頗長, 題為《淳之太尉相公寄示〈赴鎮小編〉, 三複成誦, 研味之餘, 理當酬繼, 但難於遍和, 輒取首題賦成拙句一首, 既伸高山仰止之願, 並以為謝》。 此題大意為;龐籍(字淳之)寄來《赴鎮小編》組詩, 我再三吟誦玩味, 理應酬答為繼, 但難於做到各首皆和,

就取其中第一首奉和, 表達我對他的“高山仰止”之情, 並以此表示感謝。 古人作詩, 有時為把起因說清楚, 詩題往往較長。 宋庠的這首長題詩為七律, 全詩如下:

西北遮胡晉部疆, 更煩儒將下文昌。

久調玉鉉三司貴, 出倚金城萬里長。

唐畝歲豐禾自合, 汾波秋景草應黃。

須知外警從茲罷, 閑殺邊郵赤白囊。

龐籍曾任樞密使、宰相, 故題中稱其“太尉、相公”。 他曾任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州(今延安)。 至和二年(1055), 他改任河東經略安撫使, 率兵戍邊, 故題中有“赴鎮”之謂。 從他的經歷看, 他的《赴鎮小編》組詩當作于河東路任上, 其時他曾往麟府州一帶巡邊。 這組詩一定會抒寫他在河東禦夏的所見所感(這組詩惜已失傳)。 宋庠在龐籍拜相前一度為相,

二人同為朝臣, 交誼匪淺, 因而龐有詩寄宋, 宋自然當和。 宋庠這首和詩首聯意為:防禦西北方的西夏需要靠晉地的部隊, 更需要你這樣如同文昌星般的儒將來統領部隊。 (龐籍赴任河東路, 轄今山西及榆林東北部麟、府、豐州, 故稱“晉疆”。 “文昌”為星宿名, 古人以為主文運。 )頷聯上句稱頌龐籍久在朝中居官, 政績卓著;下句讚揚其統軍禦邊, 軍隊如萬里長城般堅固, 可以倚重。 (“調玉鉉”喻精於理政。 “三司”古指司馬、司徒、司空, 為最尊顯之官職, 借指龐籍。 “金城”指堅固的長城。 )頸聯上句寫秋日的豐收氣象, 為作者所見之景;下句寫晉地汾水兩岸秋草泛黃的景象, 為作者想像之景。 二者景色殊異, 反差明鮮, 以狀戰地之艱苦, 亦顯對龐籍的關心。
(“唐畝”指田地, 以唐喻宋。 “禾自合”意為秋禾豐滿。 汾水在晉州, 屬河東路。 )尾聯是對龐籍鎮守西北的期盼與祝願;堅信此後邊地將不再傳來告急的警報, 以至於報警的人也無事可做。 (“閑殺”即“閑煞”, 意為極閑。 “邊郵”指邊陲。 “赤白囊”指遞送警急情報的文書袋, 借指報警者。 )全詩表達了對龐籍戍邊的厚望, 抒寫了盼望邊疆安定的情懷。

文彥博題贈麟州知郡詩

文彥博(1006—1097), 汾州介休(今屬山西)人, 天聖五年(1027)進士, 宋仁宗、哲宗時分別拜相。 他題贈麟州知郡的詩, 標題亦頗長, 題為《麟州知郡作坊以彥博昔年所題紅樓拙詩刻石, 複以墨本見寄, 輒成五十六字致謝, 且寄懷舊之意爾》。 從此題可知, 文彥博曾經親蒞麟州(今神木), 並曾在州城的紅樓上題詩(此詩惜已失傳)。

他離開麟州後, 麟州知郡(即知州)讓作坊把他的題紅樓詩勒於碑上, 並制為拓本寄給他, 於是他寫成五十六字律詩表示感謝, 並寄寓自己懷念麟州往事與故人的情感。 文彥博拜相之前, 一度任河東轉運副使, 曾親往麟州, 並修通了麟州至銀城(今神木城南解家堡)的運糧通道。 他已失傳的題紅樓詩應作于其時。 他題贈麟州知郡的五十六字律詩如下:

昔年持斧按邊州, 閑上高城久駐留。

曾見兵鋒逾白草, 偶題詩句在紅樓。

控弦挽粟成陳事, 緩帶投壺憶舊遊。

狂斐更煩金石刻, 靦顏多謝鎮西侯。

前四句追憶麟州往事。 “持斧”典出《漢書》中“使者持斧逐捕盜賊”之語, 後借指執法之官, 詩中為作者自謂。 “按”即按察、稽察之意。 “邊州”指麟州。“閑上”意為閑來登臨,雖著一“閑”字,卻可見出作者閒時甚少,僅能偶然登樓,故而登樓後留連忘返,乃有“久駐留”之語。“白草”指百草坪,在麟州城西窟野河西岸,宋、夏在此多次交兵,作者亦曾親歷戰事,故雲“曾見”。“偶題”二字可見作者忙於運糧助戰,無暇吟詠,題詩僅為偶然之事。前四句憶事娓娓道來,真切自然,充滿情感。後四句為議論,議中寓情。“控弦挽粟”意為率兵運送糧草,“成陳事”意為運糧之事已成往事,儘管艱辛也不值得誇耀。“緩帶投壺”意為寬束衣帶悠閒自在作投壺遊戲。投壺為古代士大夫中流行的一種遊戲,用竹、木為箭矢投壺,投中者為勝。這是寫作者還朝後的悠閒生活。但儘管生活悠閒,作者卻不忘曾經的麟州之行,故有“憶舊遊”之語。“成陳事”與“憶舊游”形成強烈對比,可以見出作者不居功自傲卻難忘故交的高潔情懷。“狂斐”意為狂妄無知而草率為文,詩中為作者自謙之語。作者指出,我那草率而作的題紅樓拙詩,還煩勞你們鐫刻於碑石,令人慚愧,請允許我帶著愧意賦詩致謝。鎮西侯指麟州知州。全詩記事平實而蓄意深沉,抒情真切卻隱約不顯,體現出作者作為政治家的襟抱氣度。

王安石《明妃曲》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撫州臨川(今屬江西)人,慶曆二年(1042)進士,宋神宗時兩度拜相,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作有《明妃曲》共三首,其中二首為組詩。明妃,即西漢宮妃王昭君,晉避司馬昭諱,改稱明妃或明君,漢元帝時與匈奴和親,被嫁呼韓邪單于。相傳元帝后宮嬪妃眾多,便讓畫工毛延壽等為嬪妃畫像,按圖召幸。眾宮妃爭相賄賂畫工,但昭君不肯行賄,於是不得召幸。直到昭君和親臨行之際,元帝才親睹昭君容顏,見其“貌美為天下第一”,追悔莫及,毛延壽等畫工因之被殺。昭君和親出塞,曾途經今榆林市境。漢代時今榆林地域是漢與匈奴紛爭博弈的集中地,因而透過昭君和親可以窺見當時榆林的某些歷史煙雲。這裡僅錄王安石《明妃曲二首》之一,略作解析。這是一首七言歌行,共十六句: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

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

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

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

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

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

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全詩每四句押一韻,依韻可分四段。第一段寫昭君和親初出漢宮的神態與心態。“春風”指“春風面”,喻貌美,語出杜甫詩“畫圖省識春風面”。昭君雖則貌如“春風面”之美,但出宮時滿面淚痕,鬢腳亂垂,心神不安,徘徊而行,她自顧其影,深感自己此時此刻“無顏色”,並不美麗,但即便如此,也能讓君王神魂搖盪,不能自持。這裡通過描寫昭君“無顏色”而狀其“有顏色”,寫出了昭君對自己容貌的自信。第二段筆觸移向漢元帝:他送別昭君歸來後,責怪丹青手毛延壽的昭君畫像從來不像真實的昭君一樣美。他不懂得人的內心神態是畫不來的,因此毛延壽當時實在是被他枉殺了。這裡通過寫“意態難畫”與“枉殺畫工”,進一步反襯昭君之美。第三段筆鋒指向出塞後的昭君:她心知再也不能歸漢了,但懷念故國,深情永在,因而總是穿著漢服,那些從漢宮帶來的衣服都被她輪換著穿遍了。她累累托人傳話探問塞南的消息,卻總是杳無音訊,她只能年年對著天上的鴻雁聊寄思情。這裡通過描寫昭君不改漢服、空對鴻雁,表現其對故國的深切思念。最後一段移筆於昭君的故鄉親人:遠在萬里的家人傳來問候的消息,勸慰昭君在匈奴的氈城裡要好好活下去,不要思念家鄉;那長門宮裡的陳阿嬌,離皇帝近在咫尺,不是也被鎖在宮裡,不得相見嗎?可見無論是天南還是地北,都會有令人生悲失意的時候。“長門”是西漢宮名,宮妃居於此宮。阿嬌指漢武帝第一任皇后陳阿嬌,因“惑于巫祝”之罪被廢黜,退居長門宮。這裡寫家人以無可奈何之語強為昭君寬解,特別引陳皇后故事以示昭君出塞未嘗不是人生之幸事,從而對昭君寄於深切同情,也進一步加重了悲劇氣氛。宋時,夏、金、遼屢犯宋疆,邊患頻生,在這一背景下,許多詩人借漢言宋,昭君成為他們吟詠的重要題材。據不完全統計,詠昭君的宋詩多達五十餘篇。這些詩篇表達的見解儘管不盡相同,甚至大異其趣,但大都蘊涵著詩人們對民族紛爭的思考,對強國興邦的夢想。

司馬光《將軍行》

司馬光(1019—1086),字君實,陝西夏縣(今屬山西)人,寶元元年(1038)進士,宋哲宗時拜相,編纂有《資治通鑒》。至和二年他曾隨龐籍任職河東路,出巡麟州,見到知州武勘將軍,寫下七言歌行《將軍行》,褒揚武勘的英豪氣概。全詩共十六句:

赤光滿面唇激朱,虯須虎顙三十餘。

腰垂金印結紫綬,諸將不敢過庭除。

羽林精卒二十萬,注聽鐘鼓觀麾旗。

肥牛百頭酒萬石,爛漫一日供歡娛。

自言不喜讀兵法,智略何必求孫吳。

賀蘭山前烽火滿,誰令小虜驕慢延須臾!

開篇狀武勘的外在形象;赤面朱唇,龍鬚虎額,正值三十余歲的盛年,腰垂象徵權力的金印,系以紫色綬帶,顯得威風凜凜,手下眾將不敢輕易踏進他的庭堂。接寫武勘治軍之威嚴:二十萬大軍專注於鐘鼓號令與令旗指向,隨時待命。(“羽林”為禁衛軍之稱,詩中取“為國羽翼,如林之盛”之意,狀軍伍之嚴整。)繼寫武勘的豪放言行,狀其獨特個性:有一日,他讓將士宰牛豪飲,放浪不羈,同歡共樂。他自稱不愛研讀兵法,還說增長智力與謀略何必拘泥于戰國時期孫臏、吳起的兵法。顯然,武勘是一位懂得“張弛之道”的將軍,在緊張的戰爭氛圍裡通過暫時的酒肉歡娛來緩解將士的焦慮情緒;他也是一位不拘泥於古代兵法的將軍,注重在實戰中合理用兵。至此,武勘的完整形象已躍然紙上。這樣一位將軍,自然深得司馬光的信任,於是作者寫道:儘管賀蘭山一帶夏兵作亂,戰火遍地,但我朝有武勘這樣的將軍在,驕橫傲慢的夏軍一定會在須臾間被殲滅。全詩通過頌揚武勘抒發了盼望強國安邦的情感。

範純仁《蕃舞》與《觀疆人翥坡》

範純仁(1027—1101),吳縣(今屬江蘇)人,范仲淹次子,皇祐元年(1049)進士,元祐元年(1086)拜相。他曾于熙甯元年(1068)知慶州(今甘肅慶陽),身處禦夏前線,其時有詩作傳世。這裡談談他的兩首描寫西北少數民族習俗的詩作。

先看七言絕句《蕃舞》:

代昂坐作疾如風,羌管夷歌唱和同。

應為降胡能舞抃,不妨全活向軍中。

“蕃”是對西北少數民族之稱,詩中指“降胡”,即歸降宋朝的西夏少數民族。詩篇前兩句描寫蕃人的歌舞情景。他們跳起舞來,或坐或起,或行或止,皆迅疾如風;舞蹈伴隨著樂聲與歌聲,顯得十分協調合拍。(“代昂”為舞名。“坐作”意為坐與起、止與行。“羌管”指羌笛等吹奏樂。“夷歌”指蕃人之歌。)“疾如風”寫舞蹈之輕快靈動,“唱和同”狀舞蹈之整齊協調。快而不亂,迅而能諧,足見蕃舞之妙。後二句緊承前意,轉為議論:因為降胡善於舞蹈,不妨不要傷害他們,讓他們全部活下來,編入我軍,為我軍效力。此議極有見地,在一定意義上體現了民族和合、化敵為友的理念,展示出范純仁作為政治家的遠見卓識。

再看範純仁的《觀疆人翥坡》,這也是一首七絕:

蟻分突騎向高岑,馳下危途萬丈深。

獷俗輕生唯鬥險,垂堂寧夏戒千金。

此詩寫西北邊民(疆人)騎馬飛行於山坡(翥坡)的習俗。首句寫上坡:眾多邊民騎著馬密密麻麻如同蟻群,又如衝鋒陷陣的精銳騎兵,一齊向高坡飛馳。次句寫下坡:他們忽又飛馳下山,儘管道路危險,坡深萬丈,皆毫無顧忌。寫上坡,重在狀騎者之眾多;寫下坡,重在顯道路之危險。如此之多的邊民臨危不懼,自然會引發作者的感歎。末二句即寫所感:這些邊民獷悍不羈,毫不畏死,只知爭鬥於險境,面對他們,邊疆時刻面臨危險,不應只靠財物安撫他們,言下之意是應當通過教化來改變他們的習性。(“垂堂”指堂屋簷下,因簷瓦墜落可以傷人,故借喻險境。“千金”指錢財多。)輕贖買而重教化,體現了一位政治家對民族政策的思考,這種思考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一個地區常常以其獨特的山川地理引起政要或名士的注目,紛紛為其著文吟詠,而社會名流的詩文反過來又會加深這一地區的人文氣息與歷史底蘊,從而使之獲得更高的知名度與影響力。榆林,正是這樣一個充滿魅力的地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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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州”指麟州。“閑上”意為閑來登臨,雖著一“閑”字,卻可見出作者閒時甚少,僅能偶然登樓,故而登樓後留連忘返,乃有“久駐留”之語。“白草”指百草坪,在麟州城西窟野河西岸,宋、夏在此多次交兵,作者亦曾親歷戰事,故雲“曾見”。“偶題”二字可見作者忙於運糧助戰,無暇吟詠,題詩僅為偶然之事。前四句憶事娓娓道來,真切自然,充滿情感。後四句為議論,議中寓情。“控弦挽粟”意為率兵運送糧草,“成陳事”意為運糧之事已成往事,儘管艱辛也不值得誇耀。“緩帶投壺”意為寬束衣帶悠閒自在作投壺遊戲。投壺為古代士大夫中流行的一種遊戲,用竹、木為箭矢投壺,投中者為勝。這是寫作者還朝後的悠閒生活。但儘管生活悠閒,作者卻不忘曾經的麟州之行,故有“憶舊遊”之語。“成陳事”與“憶舊游”形成強烈對比,可以見出作者不居功自傲卻難忘故交的高潔情懷。“狂斐”意為狂妄無知而草率為文,詩中為作者自謙之語。作者指出,我那草率而作的題紅樓拙詩,還煩勞你們鐫刻於碑石,令人慚愧,請允許我帶著愧意賦詩致謝。鎮西侯指麟州知州。全詩記事平實而蓄意深沉,抒情真切卻隱約不顯,體現出作者作為政治家的襟抱氣度。

王安石《明妃曲》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撫州臨川(今屬江西)人,慶曆二年(1042)進士,宋神宗時兩度拜相,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作有《明妃曲》共三首,其中二首為組詩。明妃,即西漢宮妃王昭君,晉避司馬昭諱,改稱明妃或明君,漢元帝時與匈奴和親,被嫁呼韓邪單于。相傳元帝后宮嬪妃眾多,便讓畫工毛延壽等為嬪妃畫像,按圖召幸。眾宮妃爭相賄賂畫工,但昭君不肯行賄,於是不得召幸。直到昭君和親臨行之際,元帝才親睹昭君容顏,見其“貌美為天下第一”,追悔莫及,毛延壽等畫工因之被殺。昭君和親出塞,曾途經今榆林市境。漢代時今榆林地域是漢與匈奴紛爭博弈的集中地,因而透過昭君和親可以窺見當時榆林的某些歷史煙雲。這裡僅錄王安石《明妃曲二首》之一,略作解析。這是一首七言歌行,共十六句: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

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

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

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

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

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

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全詩每四句押一韻,依韻可分四段。第一段寫昭君和親初出漢宮的神態與心態。“春風”指“春風面”,喻貌美,語出杜甫詩“畫圖省識春風面”。昭君雖則貌如“春風面”之美,但出宮時滿面淚痕,鬢腳亂垂,心神不安,徘徊而行,她自顧其影,深感自己此時此刻“無顏色”,並不美麗,但即便如此,也能讓君王神魂搖盪,不能自持。這裡通過描寫昭君“無顏色”而狀其“有顏色”,寫出了昭君對自己容貌的自信。第二段筆觸移向漢元帝:他送別昭君歸來後,責怪丹青手毛延壽的昭君畫像從來不像真實的昭君一樣美。他不懂得人的內心神態是畫不來的,因此毛延壽當時實在是被他枉殺了。這裡通過寫“意態難畫”與“枉殺畫工”,進一步反襯昭君之美。第三段筆鋒指向出塞後的昭君:她心知再也不能歸漢了,但懷念故國,深情永在,因而總是穿著漢服,那些從漢宮帶來的衣服都被她輪換著穿遍了。她累累托人傳話探問塞南的消息,卻總是杳無音訊,她只能年年對著天上的鴻雁聊寄思情。這裡通過描寫昭君不改漢服、空對鴻雁,表現其對故國的深切思念。最後一段移筆於昭君的故鄉親人:遠在萬里的家人傳來問候的消息,勸慰昭君在匈奴的氈城裡要好好活下去,不要思念家鄉;那長門宮裡的陳阿嬌,離皇帝近在咫尺,不是也被鎖在宮裡,不得相見嗎?可見無論是天南還是地北,都會有令人生悲失意的時候。“長門”是西漢宮名,宮妃居於此宮。阿嬌指漢武帝第一任皇后陳阿嬌,因“惑于巫祝”之罪被廢黜,退居長門宮。這裡寫家人以無可奈何之語強為昭君寬解,特別引陳皇后故事以示昭君出塞未嘗不是人生之幸事,從而對昭君寄於深切同情,也進一步加重了悲劇氣氛。宋時,夏、金、遼屢犯宋疆,邊患頻生,在這一背景下,許多詩人借漢言宋,昭君成為他們吟詠的重要題材。據不完全統計,詠昭君的宋詩多達五十餘篇。這些詩篇表達的見解儘管不盡相同,甚至大異其趣,但大都蘊涵著詩人們對民族紛爭的思考,對強國興邦的夢想。

司馬光《將軍行》

司馬光(1019—1086),字君實,陝西夏縣(今屬山西)人,寶元元年(1038)進士,宋哲宗時拜相,編纂有《資治通鑒》。至和二年他曾隨龐籍任職河東路,出巡麟州,見到知州武勘將軍,寫下七言歌行《將軍行》,褒揚武勘的英豪氣概。全詩共十六句:

赤光滿面唇激朱,虯須虎顙三十餘。

腰垂金印結紫綬,諸將不敢過庭除。

羽林精卒二十萬,注聽鐘鼓觀麾旗。

肥牛百頭酒萬石,爛漫一日供歡娛。

自言不喜讀兵法,智略何必求孫吳。

賀蘭山前烽火滿,誰令小虜驕慢延須臾!

開篇狀武勘的外在形象;赤面朱唇,龍鬚虎額,正值三十余歲的盛年,腰垂象徵權力的金印,系以紫色綬帶,顯得威風凜凜,手下眾將不敢輕易踏進他的庭堂。接寫武勘治軍之威嚴:二十萬大軍專注於鐘鼓號令與令旗指向,隨時待命。(“羽林”為禁衛軍之稱,詩中取“為國羽翼,如林之盛”之意,狀軍伍之嚴整。)繼寫武勘的豪放言行,狀其獨特個性:有一日,他讓將士宰牛豪飲,放浪不羈,同歡共樂。他自稱不愛研讀兵法,還說增長智力與謀略何必拘泥于戰國時期孫臏、吳起的兵法。顯然,武勘是一位懂得“張弛之道”的將軍,在緊張的戰爭氛圍裡通過暫時的酒肉歡娛來緩解將士的焦慮情緒;他也是一位不拘泥於古代兵法的將軍,注重在實戰中合理用兵。至此,武勘的完整形象已躍然紙上。這樣一位將軍,自然深得司馬光的信任,於是作者寫道:儘管賀蘭山一帶夏兵作亂,戰火遍地,但我朝有武勘這樣的將軍在,驕橫傲慢的夏軍一定會在須臾間被殲滅。全詩通過頌揚武勘抒發了盼望強國安邦的情感。

範純仁《蕃舞》與《觀疆人翥坡》

範純仁(1027—1101),吳縣(今屬江蘇)人,范仲淹次子,皇祐元年(1049)進士,元祐元年(1086)拜相。他曾于熙甯元年(1068)知慶州(今甘肅慶陽),身處禦夏前線,其時有詩作傳世。這裡談談他的兩首描寫西北少數民族習俗的詩作。

先看七言絕句《蕃舞》:

代昂坐作疾如風,羌管夷歌唱和同。

應為降胡能舞抃,不妨全活向軍中。

“蕃”是對西北少數民族之稱,詩中指“降胡”,即歸降宋朝的西夏少數民族。詩篇前兩句描寫蕃人的歌舞情景。他們跳起舞來,或坐或起,或行或止,皆迅疾如風;舞蹈伴隨著樂聲與歌聲,顯得十分協調合拍。(“代昂”為舞名。“坐作”意為坐與起、止與行。“羌管”指羌笛等吹奏樂。“夷歌”指蕃人之歌。)“疾如風”寫舞蹈之輕快靈動,“唱和同”狀舞蹈之整齊協調。快而不亂,迅而能諧,足見蕃舞之妙。後二句緊承前意,轉為議論:因為降胡善於舞蹈,不妨不要傷害他們,讓他們全部活下來,編入我軍,為我軍效力。此議極有見地,在一定意義上體現了民族和合、化敵為友的理念,展示出范純仁作為政治家的遠見卓識。

再看範純仁的《觀疆人翥坡》,這也是一首七絕:

蟻分突騎向高岑,馳下危途萬丈深。

獷俗輕生唯鬥險,垂堂寧夏戒千金。

此詩寫西北邊民(疆人)騎馬飛行於山坡(翥坡)的習俗。首句寫上坡:眾多邊民騎著馬密密麻麻如同蟻群,又如衝鋒陷陣的精銳騎兵,一齊向高坡飛馳。次句寫下坡:他們忽又飛馳下山,儘管道路危險,坡深萬丈,皆毫無顧忌。寫上坡,重在狀騎者之眾多;寫下坡,重在顯道路之危險。如此之多的邊民臨危不懼,自然會引發作者的感歎。末二句即寫所感:這些邊民獷悍不羈,毫不畏死,只知爭鬥於險境,面對他們,邊疆時刻面臨危險,不應只靠財物安撫他們,言下之意是應當通過教化來改變他們的習性。(“垂堂”指堂屋簷下,因簷瓦墜落可以傷人,故借喻險境。“千金”指錢財多。)輕贖買而重教化,體現了一位政治家對民族政策的思考,這種思考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一個地區常常以其獨特的山川地理引起政要或名士的注目,紛紛為其著文吟詠,而社會名流的詩文反過來又會加深這一地區的人文氣息與歷史底蘊,從而使之獲得更高的知名度與影響力。榆林,正是這樣一個充滿魅力的地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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