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平心而論， 鴉片戰爭時期的“師夷之長技”， 洪秀全的“拜上帝”也應該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洪秀全利用一知半解的基督教知識附會上帝， 並將其納入自己的政治追求當中， 把政治化的宗教與其反清大業有機地融合在一起， 創建了反映廣大農民絕對平均主義要求的“天國”理論， 從而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權。 但是， 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 迅速向專制獨裁轉化；公有制的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 又使層層官吏貪污中飽；洪秀全在建立唯一真神掩蓋下的帝王大業的過程中異化到了反面。 政治化的宗教和宗教化的政治，
作者簡介：李喜所，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原文出處：《廣東社會科學》2012年第3期。
“師夷”是鴉片戰爭前後30年間探求世界、鞏固國防和重新認識西方的產物， 由此建構起中學、西學融會與重構的新型平臺， 促進了傳統社會的近代化或曰現代轉換。 全面考量那時“師夷”的主張與實踐， 包含“師長技”、“采西學”、“拜上帝”三個不同層面。 “長技”較多在軍事方面， “西學”集中體現在科技領域， “拜上帝”則借宗教以改朝換代。 魏源的“師長技”與馮桂芬的“采西學”， 內涵和外延頗為相似， 是民族矛盾尖銳和“防夷”、“制夷”的能動反映， 僅在具體表述和側重點上略有區別。
1、附會基督與唯我獨尊
如史所載， 在洪秀全拜上帝之前， 基督教已經三次入華， 但收效甚微。 鴉片戰爭時期的第四次， 則有明顯的不同。 天朝在戰爭的威懾下， 切實領略了西方文化的強勢， 瞭解西方與民族存亡、國家安定聯繫在了一起，
1836年， 洪秀全第三次科舉考試慘敗後認真閱讀《勸世良言》， “覺已獲得上天堂之真路，
就洪秀全、馮雲山的知識結構、宗教素養和對西方的瞭解， 讓其比較準確地理解和把握經過幾代哲人完成的博大的《聖經》， 頗難。 他們基本以中國文化為參照系， 以鄉村私塾教師所具有的才識和價值判斷， 結合其反清起義的政治目的， 望文生義， 解構基督。 洪秀全通過《原道救世訓》、《原道醒世訓》和《原道救世歌》等，
當洪秀全和馮雲山利用這一套理論和拜上帝會這樣的宗教組織形式，在廣西獲得數萬信眾，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後，洪秀全等人的臆造基督教也逐步升級。1848年，因當地官員逮捕拜上帝會重要成員，一時無法解救，引起信眾疑慮和恐慌的時候，楊秀清、蕭朝貴借用紫金山一帶巫漢降神的迷信手段，假託天父和天兄下凡，從此楊、蕭也有了傳達上帝話語的權力。後來，首義諸王全都變成了天父委託下凡的神，並假借中國傳統的天象神話，稱東王楊秀清為“風”、西王蕭朝貴為“雨”、南王馮雲山為“雲”、北王韋昌輝為“雷”、翼王石達開為“電”，天王洪秀全則為高於其他諸王為“日”。《太平救世歌》中稱：“我兄弟五人，賴蒙天恩主恩，授封為王，承蒙天父親命，下凡輔定真主”。又雲：“天兄是天父之太子，天王是天父第二子也”。⑦更可笑的是，洪秀全還為耶穌安了一位妻子，叫“天嫂”，楊秀清在接見英國來訪者時曾得意洋洋地問道：“爾各國拜上帝、拜耶穌甘久？有人識得耶穌元配是我們天嫂否？”⑧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嬌也被編排為上帝的女兒，稱“帝女”，其丈夫蕭朝貴自然是天父的女婿，即“帝婿”。更為荒唐的是，洪秀全的兒子洪天貴福被立為太子後，就與“太子耶穌”對應，詭稱耶穌下凡，洪秀全的兒子突然在神那裡變成了他的“兄長”，天王在對外詔書中卻不顧顏面地宣稱：“朕立幼主繼耶穌，雙承哥朕坐天都。幼主一半耶穌主，一半朕子迓天庥。代代幼主上帝子，雙承哥朕一統書”。⑨如此，天國的神都下凡來到了人間，轉化為王朝的君臣乃至皇親國戚，結為新的統治集團。顯然，這些演繹在基督教裡子虛烏有。洪秀全等人的基督教知識和對《聖經》的理解膚淺且隨意。別的先不論，就“天神下凡”一說，本為道教所善用，洪秀全卻演繹到基督教中。再如，聖父、聖子、聖靈(當時譯為“聖神風”)三位一體，統和分都指上帝或主，是合為一體、位格相同的神。洪秀全似乎不明其意，一定按凡人的思維尤其是家庭的組合，把聖父定格為父親，聖子為兒子，他是聖父的第二子，還有上述那一系列的家族排位。他尤其不解“聖靈”為何意，不清楚“聖神風”(聖靈)就是上帝，旨在勸慰人、啟示人、感化人，給人精神，重鑄力量和聖潔。他總認為“聖靈”就是一般的勸慰者，是被上帝使用的風，服務於上帝。所以洪秀全不經意地就將“聖神風”這個上帝的稱號戴在了楊秀清的頭上。還加上了一個只有上帝才有的“勸慰師”和“贖病主”的稱謂。在基督神學那裡，這是對神靈的褻瀆，罪莫大焉！但洪秀全等人卻自鳴得意，籲請那些傳教士到天(南)京來學習基督教義。曾來過南京的傳教士如羅孝全、花蘭芷(J.L.Holmes)、楊篤信(G.John)等，指責洪秀全等曲解上帝，褻瀆神靈，太平天國的官員則毫不謙虛地據“理”辯駁。個別傳教士激憤難忍，發洩對洪秀全的不滿：“天主教教皇如有權治他，早就把他燒死了！”⑩在這些神職人員的眼中，洪秀全簡直把上帝裝扮成了一位不倫不類的“野菩薩”。他們的基本結論是：“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麼好東西，只是一個狂人對神聖之最大的褻瀆而已。而他的部下之宗教，簡直是大笑話和滑稽劇”。(11)洪秀全的基督神學大體是他自己的心得和自我的詮釋，用其所理解的封建文化和鄉間習俗，攝取《聖經》的隻言片語和某些說教，肆意“革新”，上帝完全被納入了其反清起義的政治訴求。
為了打鬼，借助鍾馗。在依賴上帝建立神的權威和個人獨尊的同時，洪秀全也沒有忘記進一步假天父之名，確立自己的思想權威。於是，和多數農民起義尊孔不同，太平天國發動了前所未有的反孔運動。他編造了一個離奇的故事，講孔子和他一起上天見上帝時，天父對孔子傳授的“妖說”極其憤怒，直至鞭打，孔丘苦苦求饒，才留其一命，罰孔子到菜園裡勞教。洪秀全和馮雲山入廣西傳教時，即宣稱孔子為“妖”，砸孔廟，毀神像，焚燒儒家經籍。起義軍所到之處，孔廟、學宮皆毀，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付之一炬。及至南京，對孔子及其典籍全面清算，把所有的孔廟改為屠宰場，聖人先哲的牌位棄之馬廄、豬圈。凡私藏和閱讀儒家“妖書”者，斬！時人記雲：“敢將孔孟橫稱妖，經史文章盡日燒”。(12)“搜得藏書論擔挑，行過廁溷隨手拋，拋之不及以火燒，燒之不及以水澆。讀者斬，收者斬，買者賣者一同斬”。(13)曾國藩貶斥洪秀全“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14)如果將洪秀全如此規模宏大的反孔歸結為與傳統的儒家思想決裂，實屬誤解；就洪秀全以小農經濟為社會根基衍生出的認知水準，絕不可能；如果推導出洪秀全是企圖以基督文化來代替儒家文化，也屬誤讀，就洪秀全等人那種對耶和華膚淺的理解和太平天國的宗教水準，尚無可能，而且中國也嚴重缺乏基督文化茁壯生長的社會土壤和文化底蘊，讓基督教代替儒家文化，不僅洪秀全，恐任何人都難如願。洪秀全的反孔，說到底是為了摧毀孔子的思想權威，以確立他自己的思想權威。洪秀全的反孔，是思想權威的爭奪，絕非思想文化的更換，其目的是通過拜上帝，營造歷代皇權專制所必備的思想權威，以配合專制獨裁的政治權威。就學理言，孔子為代表的儒學，是農業文明的產物，是生活于王朝體系的農民和地主共同維護的意識形態。洪秀全與生俱來就受其浸潤，已積聚為一種文化血脈，轉化成了無意識的自覺，在工業文明沒有到來和近代思想理念還沒有植根的歲月裡，洪秀全不可能跳出儒學的窠臼，另創一種新的思想文化體系。所以，洪秀全鞭打孔子和焚燒儒學書籍，爭的是由誰掌握思想的主導權和統治權。事實上，不僅在其批孔的文論和命令中仍存有明顯的儒家文化的印記，而且反孔餘波剛過，就成立刪書衙，僅將儒家經典中的鬼神論述刪掉，准自由閱讀。時人記雲：儒家經典如四書五經等，“經刪改准閱，惟《周易》不用。他書涉鬼神喪祭者削去，《中庸》鬼神為德章，《書》金滕，《禮》喪服諸篇，《左傳》言神降俱刪，《孟子》則可以祀上帝，上帝上加皇字，《詩》蕩蕩上帝，上帝板板皆加皇字，《論語》孔子改孔某，子曰改孔某曰”。(15)如此，當洪秀全借助上帝剝奪了孔子的思想權威而確立了自我的思想統治權威後，儒家文化一如既往，回歸天國，基督文化慢慢被淹沒於儒家的意識形態，變成了一張皮。
2、天國異化與專制腐敗
洪秀全的治國理念、制度設計和施政方針，和反孔相像，空想和折騰一陣後，又轉歸封建傳統。洪秀全基本把上帝教義和《禮記》中所描述的“大同”社會融合起來，治國理政。其理想中的天國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有田同耕，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為此，就要消滅私有制，消滅家庭，消滅貨幣，均分土地，絕對平均；真正將上帝的天堂移植到人間。依據基督教義，洪秀全把一切財富歸於上帝，不許私有，“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16)所有起義眾人，個人一切財產交公，由聖庫統一調配，作戰“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17)根據人人皆是上帝兒女的教導，洪秀全宣揚“天下多男人，皆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群”；男子組成男營，女子歸入女營，“不得授受相親”，雖夫妻也不准團聚。(18)重新丈量土地，好壞搭配，按人口平分；設立和生活密切相關的百工衙，生產日用品；太平天國儼然成了一個無限大的大家庭。洪秀全滿懷信心地認為，如此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19)洪秀全把儒家的大同和上帝的天堂糅合起來，成為歷代農民起義領袖中最富空想的理想主義者。然而，超越現實，最後總會跌入現實，太平天國消滅私有、家庭、金錢等絕對平均的舉措後來都碰壁止行，聖庫名存實亡，取消男行、女行，恢復正常貿易，照常交糧納稅，土地制度照舊，除了崇奉上帝之外，一切又回到了從前。不考慮經濟基礎和社會許可的“超越”，理想越美好，摔得就越重。
毋庸置疑，以上帝教義為思想基礎的公有制和大家庭，保證了金田起義和初期的發展，基本的生活保證以及對絕對平等的美好生活的憧憬，讓數十萬民眾聚集在太平天國的旗幟下，奮力“殺妖”。宗教的狂熱和理想的號召力，難以想像。然而，一旦空想的“天堂”著陸，組成實實在在的社會，就迅速異化，絕對平等帶來的是更大的不平等，公有制演化為少數統治者攫取權力、地位和財富的工具，太平天國的專制和腐敗較“清妖”有過之而無不及。天王高高在上，唯我獨尊，“生殺由天子，諸官莫得違，”“王獨操威柄，讒邪遁九淵，”(20)“只有人錯無天錯，只有臣錯無主錯”。(21)洪秀全及諸王，不顧緊張而殘酷的戰事，在南京大興土木，建造豪華奢靡的王宮。他們不准夫妻團聚，自己卻妻妾成群。各級官吏，稱謂繁瑣，(22)等級森嚴，違者格殺勿論。“凡東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駕處，侯、丞相駕出，凡朝內軍中大小官員兵士如不回避，冒充儀仗者，斬首不留；凡東王駕出，如各有官兵回避不及，當跪於道旁，如敢對面行走者，斬首不留；凡檢點、指揮各官轎出，卑小之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規矩，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旁者，斬首不留”。(23)1856年諸王內訌後，洪秀全曾發誓再不封王，但1859年其族弟洪仁玕來南京後，立刻封幹王。接著，其兄弟和兒子，不論有功無功，賢能愚笨，一律封王。為化解有功將士的不滿和爭封王位的尖銳矛盾，洪秀全索性生“開恩”，封王竟達2700多個。一位文人寫詩說王爺們：“宮室車馬及衣服，竭來詳盡天堂福。志驕氣盈樂宜極，百計營求供大欲。金魚數十缸，珍禽數百籠，去年人獻十四鳳，今年令捉千斤龍。夏鼎商彝舉室空，瑤草奇花掘地窮。竹未槎枒鬥雕刻，玉石磊落資磨龍。”(24)這詩不免有些誇張，但基本屬實，起義時的簡樸、平等和兄弟姐妹的親情、團結，已經一掃殆盡。
3、理想主義與政治宗教
洪秀全作為一位決心為民眾創建絕對平等、人人富有的“天國”美好社會的政治領袖，不經意間就演變為獨裁專制的帝王，如此180度的逆轉，歸根結蒂是理想主義和政治宗教使然。
古今中外，“天堂”式的絕對完美的社會藍圖不絕於書。孔子《禮運》篇所描述的“大同”社會，亞里斯多德夢寐以求的“幸福島”，英國摩爾所精心設計的人間樂園——“烏托邦”，上帝所創建的極樂世界——“伊甸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智者都試圖建構一個沒有矛盾、沒有利害、大公無私、相親相愛、富足美滿的幸福社會。但這只是理想主義者的空想，是永不可及的地平線。洪秀全步這些理想主義者的後塵，帶領千軍萬馬，試圖找到這條地平線，告別專制和不平等，結果得來的卻是更嚴厲的專制和更大的不平等。之所以出現這種“豆”得“瓜”的逆反結果，是因為“空想”一旦著于實地，必然異化為一種與“空想”有一定聯繫但必須是摸得著的嚴酷的實際，不但抽象意義的空想化為泡影，而且會引發極其嚴重的問題。就洪秀全的眼界，那時的“實際”只有王朝專制，稱帝是其必然選擇。而且，洪秀全精心設計的“聖庫”式的公有、絕對平均的分配制度、軍事式的社會組織、“人人不為私”的道德化的意識形態，甚至企圖消滅貨幣、消滅家庭等，不但很難實行，而且會依託財產“公有”和道德化政治的平臺，進一步擴大和加強了各級官吏的權勢，方便官僚的假公濟私和中飽私囊，皇權得以強化，比一般的封建體制更容易專制集權和腐敗墮落。洪秀全的理想主義還和基督教融合起來，推行宗教化的政治，專制統治罩上了“神”的光環，必然層層加碼，步入黑暗的中世紀。
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旨在追夢“天國”，企求“出世”，多集中于道德、信仰、價值取向和情感歸宿，著眼於淨化人的心靈，安頓人的心性，超越世俗塵世，理想多於實際，和空想社會主義義理相投，一拍即合，特別容易被理想主義者所利用。儘管一些理想主義的政治家或思想家並不承認他們有宗教情懷，否認在推行政治宗教，但其思想和行為總是與宗教不謀而合，熱衷於推行宗教化的政治。洪秀全很真誠，公開承認信奉基督教，將其空想直接納入耶穌教義，集幾千年國人夢寐的“大同”理想，與基督教的“天國”追求，嫁接糅合，一心將上帝的天國變為現實的天國，毫不掩飾地推行宗教政治。如此政治化的宗教統治，皇權和神權結合，政治權威借神的權威，把政治變成了一種宗教信仰，較之一般王朝專制更利於左右和鉗制民眾，更便於展示皇權的專制淫威。宗教最突出的一個特點是善於“捆綁人心”，製造“狂熱”。宗教化的政治，在政治泛化的過程中，人人都心向政治，被政治化，這就無意中被專制集權理論所俘虜，被“捆綁”于野心家的政治戰車上，心甘情願地被誘騙驅趕。如此可怕的思想和“心靈專制”，既凝聚了太平天國早期堅不可摧的力量，又為洪秀全後來的專制集權奠定基礎。太平天國的政治，神權強化皇權，皇權依賴神權，神權加皇權，獨裁專制走向極端。歐洲中世紀政教合一的獨裁、腐敗、黑暗，由洪秀全首次搬到了中國，所幸時間短促，區域有限，僅是一次真切的演示。
戰“妖”的說法也純屬臆造。耶穌為“太子”和自封其為上帝次子之說，更是洪秀全的編排。至於“三十三重天”的說法，為道教、佛教用語，《聖經》絕無。有趣的是，太平天國還為這種臆造而自豪，楊秀清在接見西方傳教士時曾得意地問他們：“有人識得天上有幾重天否？”“有人識得天上頭頂重天是何樣否？”⑤這些傳教士被弄得一頭霧水，哭笑不得。為了論證皇上帝為中國人所共有，洪秀全還借用夏商時期中國人曾經崇拜過“上帝”的宗教觀念，來論證上帝本來就是華人的唯一真神。《天情條理書》中講：“《書》曰‘肆類於上帝’，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詩》曰‘昭示上帝’，又曰‘克配上帝’。《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⑥的確，中國人在形成對“天”的崇拜之前，曾視“上帝”至高無上，但此“上帝”非基督教所言之上帝。洪秀全的用意，一方面要說明上帝在中國早已有之，太平天國的崇拜與推崇，無非是繼承先民，弘揚傳統，無可非議；另一方面，既然前輩信過上帝，信眾自然有一種親切感，洪秀全所推崇的洋上帝，即使是金髮碧眼，古代中國人也曾深信過，也就無須大驚小怪，更不必排斥。從這種牽強附會的推演出發，甚至附會出“上帝原來是老親”的說教，還將“耶和華”的“華”與中華的“華”等同視之，論證耶和華和華人關係密切，是中國人的唯一真神。洪秀全的這一番理論推導，不管其主觀意識到與否，在確立皇上帝至高、至上、至尊地位的同時，也使其代表上帝的“驅妖反清”，具有了神聖性、正義性和權威性，他則借助神的力量、神的話語、神的精神去宣傳民眾、組織民眾、指揮民眾，通過上帝來實現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作為上帝的次子下凡，洪秀全就成了現實生活中能夠代表上帝的惟一真神，他的話語就是上帝的話語，真理的化身。對神的不可懷疑和絕對服從，在實際操作中就變成了對洪秀全的不可懷疑和絕對服從。當洪秀全和馮雲山利用這一套理論和拜上帝會這樣的宗教組織形式，在廣西獲得數萬信眾，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後，洪秀全等人的臆造基督教也逐步升級。1848年，因當地官員逮捕拜上帝會重要成員，一時無法解救，引起信眾疑慮和恐慌的時候，楊秀清、蕭朝貴借用紫金山一帶巫漢降神的迷信手段，假託天父和天兄下凡，從此楊、蕭也有了傳達上帝話語的權力。後來，首義諸王全都變成了天父委託下凡的神，並假借中國傳統的天象神話，稱東王楊秀清為“風”、西王蕭朝貴為“雨”、南王馮雲山為“雲”、北王韋昌輝為“雷”、翼王石達開為“電”，天王洪秀全則為高於其他諸王為“日”。《太平救世歌》中稱：“我兄弟五人，賴蒙天恩主恩，授封為王，承蒙天父親命，下凡輔定真主”。又雲：“天兄是天父之太子，天王是天父第二子也”。⑦更可笑的是，洪秀全還為耶穌安了一位妻子，叫“天嫂”，楊秀清在接見英國來訪者時曾得意洋洋地問道：“爾各國拜上帝、拜耶穌甘久？有人識得耶穌元配是我們天嫂否？”⑧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嬌也被編排為上帝的女兒，稱“帝女”，其丈夫蕭朝貴自然是天父的女婿，即“帝婿”。更為荒唐的是，洪秀全的兒子洪天貴福被立為太子後，就與“太子耶穌”對應，詭稱耶穌下凡，洪秀全的兒子突然在神那裡變成了他的“兄長”，天王在對外詔書中卻不顧顏面地宣稱：“朕立幼主繼耶穌，雙承哥朕坐天都。幼主一半耶穌主，一半朕子迓天庥。代代幼主上帝子，雙承哥朕一統書”。⑨如此，天國的神都下凡來到了人間，轉化為王朝的君臣乃至皇親國戚，結為新的統治集團。顯然，這些演繹在基督教裡子虛烏有。洪秀全等人的基督教知識和對《聖經》的理解膚淺且隨意。別的先不論，就“天神下凡”一說，本為道教所善用，洪秀全卻演繹到基督教中。再如，聖父、聖子、聖靈(當時譯為“聖神風”)三位一體，統和分都指上帝或主，是合為一體、位格相同的神。洪秀全似乎不明其意，一定按凡人的思維尤其是家庭的組合，把聖父定格為父親，聖子為兒子，他是聖父的第二子，還有上述那一系列的家族排位。他尤其不解“聖靈”為何意，不清楚“聖神風”(聖靈)就是上帝，旨在勸慰人、啟示人、感化人，給人精神，重鑄力量和聖潔。他總認為“聖靈”就是一般的勸慰者，是被上帝使用的風，服務於上帝。所以洪秀全不經意地就將“聖神風”這個上帝的稱號戴在了楊秀清的頭上。還加上了一個只有上帝才有的“勸慰師”和“贖病主”的稱謂。在基督神學那裡，這是對神靈的褻瀆，罪莫大焉！但洪秀全等人卻自鳴得意，籲請那些傳教士到天(南)京來學習基督教義。曾來過南京的傳教士如羅孝全、花蘭芷(J.L.Holmes)、楊篤信(G.John)等，指責洪秀全等曲解上帝，褻瀆神靈，太平天國的官員則毫不謙虛地據“理”辯駁。個別傳教士激憤難忍，發洩對洪秀全的不滿：“天主教教皇如有權治他，早就把他燒死了！”⑩在這些神職人員的眼中，洪秀全簡直把上帝裝扮成了一位不倫不類的“野菩薩”。他們的基本結論是：“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麼好東西，只是一個狂人對神聖之最大的褻瀆而已。而他的部下之宗教，簡直是大笑話和滑稽劇”。(11)洪秀全的基督神學大體是他自己的心得和自我的詮釋，用其所理解的封建文化和鄉間習俗，攝取《聖經》的隻言片語和某些說教，肆意“革新”，上帝完全被納入了其反清起義的政治訴求。
為了打鬼，借助鍾馗。在依賴上帝建立神的權威和個人獨尊的同時，洪秀全也沒有忘記進一步假天父之名，確立自己的思想權威。於是，和多數農民起義尊孔不同，太平天國發動了前所未有的反孔運動。他編造了一個離奇的故事，講孔子和他一起上天見上帝時，天父對孔子傳授的“妖說”極其憤怒，直至鞭打，孔丘苦苦求饒，才留其一命，罰孔子到菜園裡勞教。洪秀全和馮雲山入廣西傳教時，即宣稱孔子為“妖”，砸孔廟，毀神像，焚燒儒家經籍。起義軍所到之處，孔廟、學宮皆毀，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付之一炬。及至南京，對孔子及其典籍全面清算，把所有的孔廟改為屠宰場，聖人先哲的牌位棄之馬廄、豬圈。凡私藏和閱讀儒家“妖書”者，斬！時人記雲：“敢將孔孟橫稱妖，經史文章盡日燒”。(12)“搜得藏書論擔挑，行過廁溷隨手拋，拋之不及以火燒，燒之不及以水澆。讀者斬，收者斬，買者賣者一同斬”。(13)曾國藩貶斥洪秀全“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14)如果將洪秀全如此規模宏大的反孔歸結為與傳統的儒家思想決裂，實屬誤解；就洪秀全以小農經濟為社會根基衍生出的認知水準，絕不可能；如果推導出洪秀全是企圖以基督文化來代替儒家文化，也屬誤讀，就洪秀全等人那種對耶和華膚淺的理解和太平天國的宗教水準，尚無可能，而且中國也嚴重缺乏基督文化茁壯生長的社會土壤和文化底蘊，讓基督教代替儒家文化，不僅洪秀全，恐任何人都難如願。洪秀全的反孔，說到底是為了摧毀孔子的思想權威，以確立他自己的思想權威。洪秀全的反孔，是思想權威的爭奪，絕非思想文化的更換，其目的是通過拜上帝，營造歷代皇權專制所必備的思想權威，以配合專制獨裁的政治權威。就學理言，孔子為代表的儒學，是農業文明的產物，是生活于王朝體系的農民和地主共同維護的意識形態。洪秀全與生俱來就受其浸潤，已積聚為一種文化血脈，轉化成了無意識的自覺，在工業文明沒有到來和近代思想理念還沒有植根的歲月裡，洪秀全不可能跳出儒學的窠臼，另創一種新的思想文化體系。所以，洪秀全鞭打孔子和焚燒儒學書籍，爭的是由誰掌握思想的主導權和統治權。事實上，不僅在其批孔的文論和命令中仍存有明顯的儒家文化的印記，而且反孔餘波剛過，就成立刪書衙，僅將儒家經典中的鬼神論述刪掉，准自由閱讀。時人記雲：儒家經典如四書五經等，“經刪改准閱，惟《周易》不用。他書涉鬼神喪祭者削去，《中庸》鬼神為德章，《書》金滕，《禮》喪服諸篇，《左傳》言神降俱刪，《孟子》則可以祀上帝，上帝上加皇字，《詩》蕩蕩上帝，上帝板板皆加皇字，《論語》孔子改孔某，子曰改孔某曰”。(15)如此，當洪秀全借助上帝剝奪了孔子的思想權威而確立了自我的思想統治權威後，儒家文化一如既往，回歸天國，基督文化慢慢被淹沒於儒家的意識形態，變成了一張皮。
2、天國異化與專制腐敗
洪秀全的治國理念、制度設計和施政方針，和反孔相像，空想和折騰一陣後，又轉歸封建傳統。洪秀全基本把上帝教義和《禮記》中所描述的“大同”社會融合起來，治國理政。其理想中的天國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有田同耕，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為此，就要消滅私有制，消滅家庭，消滅貨幣，均分土地，絕對平均；真正將上帝的天堂移植到人間。依據基督教義，洪秀全把一切財富歸於上帝，不許私有，“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16)所有起義眾人，個人一切財產交公，由聖庫統一調配，作戰“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17)根據人人皆是上帝兒女的教導，洪秀全宣揚“天下多男人，皆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群”；男子組成男營，女子歸入女營，“不得授受相親”，雖夫妻也不准團聚。(18)重新丈量土地，好壞搭配，按人口平分；設立和生活密切相關的百工衙，生產日用品；太平天國儼然成了一個無限大的大家庭。洪秀全滿懷信心地認為，如此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19)洪秀全把儒家的大同和上帝的天堂糅合起來，成為歷代農民起義領袖中最富空想的理想主義者。然而，超越現實，最後總會跌入現實，太平天國消滅私有、家庭、金錢等絕對平均的舉措後來都碰壁止行，聖庫名存實亡，取消男行、女行，恢復正常貿易，照常交糧納稅，土地制度照舊，除了崇奉上帝之外，一切又回到了從前。不考慮經濟基礎和社會許可的“超越”，理想越美好，摔得就越重。
毋庸置疑，以上帝教義為思想基礎的公有制和大家庭，保證了金田起義和初期的發展，基本的生活保證以及對絕對平等的美好生活的憧憬，讓數十萬民眾聚集在太平天國的旗幟下，奮力“殺妖”。宗教的狂熱和理想的號召力，難以想像。然而，一旦空想的“天堂”著陸，組成實實在在的社會，就迅速異化，絕對平等帶來的是更大的不平等，公有制演化為少數統治者攫取權力、地位和財富的工具，太平天國的專制和腐敗較“清妖”有過之而無不及。天王高高在上，唯我獨尊，“生殺由天子，諸官莫得違，”“王獨操威柄，讒邪遁九淵，”(20)“只有人錯無天錯，只有臣錯無主錯”。(21)洪秀全及諸王，不顧緊張而殘酷的戰事，在南京大興土木，建造豪華奢靡的王宮。他們不准夫妻團聚，自己卻妻妾成群。各級官吏，稱謂繁瑣，(22)等級森嚴，違者格殺勿論。“凡東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駕處，侯、丞相駕出，凡朝內軍中大小官員兵士如不回避，冒充儀仗者，斬首不留；凡東王駕出，如各有官兵回避不及，當跪於道旁，如敢對面行走者，斬首不留；凡檢點、指揮各官轎出，卑小之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規矩，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旁者，斬首不留”。(23)1856年諸王內訌後，洪秀全曾發誓再不封王，但1859年其族弟洪仁玕來南京後，立刻封幹王。接著，其兄弟和兒子，不論有功無功，賢能愚笨，一律封王。為化解有功將士的不滿和爭封王位的尖銳矛盾，洪秀全索性生“開恩”，封王竟達2700多個。一位文人寫詩說王爺們：“宮室車馬及衣服，竭來詳盡天堂福。志驕氣盈樂宜極，百計營求供大欲。金魚數十缸，珍禽數百籠，去年人獻十四鳳，今年令捉千斤龍。夏鼎商彝舉室空，瑤草奇花掘地窮。竹未槎枒鬥雕刻，玉石磊落資磨龍。”(24)這詩不免有些誇張，但基本屬實，起義時的簡樸、平等和兄弟姐妹的親情、團結，已經一掃殆盡。
3、理想主義與政治宗教
洪秀全作為一位決心為民眾創建絕對平等、人人富有的“天國”美好社會的政治領袖，不經意間就演變為獨裁專制的帝王，如此180度的逆轉，歸根結蒂是理想主義和政治宗教使然。
古今中外，“天堂”式的絕對完美的社會藍圖不絕於書。孔子《禮運》篇所描述的“大同”社會，亞里斯多德夢寐以求的“幸福島”，英國摩爾所精心設計的人間樂園——“烏托邦”，上帝所創建的極樂世界——“伊甸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智者都試圖建構一個沒有矛盾、沒有利害、大公無私、相親相愛、富足美滿的幸福社會。但這只是理想主義者的空想，是永不可及的地平線。洪秀全步這些理想主義者的後塵，帶領千軍萬馬，試圖找到這條地平線，告別專制和不平等，結果得來的卻是更嚴厲的專制和更大的不平等。之所以出現這種“豆”得“瓜”的逆反結果，是因為“空想”一旦著于實地，必然異化為一種與“空想”有一定聯繫但必須是摸得著的嚴酷的實際，不但抽象意義的空想化為泡影，而且會引發極其嚴重的問題。就洪秀全的眼界，那時的“實際”只有王朝專制，稱帝是其必然選擇。而且，洪秀全精心設計的“聖庫”式的公有、絕對平均的分配制度、軍事式的社會組織、“人人不為私”的道德化的意識形態，甚至企圖消滅貨幣、消滅家庭等，不但很難實行，而且會依託財產“公有”和道德化政治的平臺，進一步擴大和加強了各級官吏的權勢，方便官僚的假公濟私和中飽私囊，皇權得以強化，比一般的封建體制更容易專制集權和腐敗墮落。洪秀全的理想主義還和基督教融合起來，推行宗教化的政治，專制統治罩上了“神”的光環，必然層層加碼，步入黑暗的中世紀。
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旨在追夢“天國”，企求“出世”，多集中于道德、信仰、價值取向和情感歸宿，著眼於淨化人的心靈，安頓人的心性，超越世俗塵世，理想多於實際，和空想社會主義義理相投，一拍即合，特別容易被理想主義者所利用。儘管一些理想主義的政治家或思想家並不承認他們有宗教情懷，否認在推行政治宗教，但其思想和行為總是與宗教不謀而合，熱衷於推行宗教化的政治。洪秀全很真誠，公開承認信奉基督教，將其空想直接納入耶穌教義，集幾千年國人夢寐的“大同”理想，與基督教的“天國”追求，嫁接糅合，一心將上帝的天國變為現實的天國，毫不掩飾地推行宗教政治。如此政治化的宗教統治，皇權和神權結合，政治權威借神的權威，把政治變成了一種宗教信仰，較之一般王朝專制更利於左右和鉗制民眾，更便於展示皇權的專制淫威。宗教最突出的一個特點是善於“捆綁人心”，製造“狂熱”。宗教化的政治，在政治泛化的過程中，人人都心向政治，被政治化，這就無意中被專制集權理論所俘虜，被“捆綁”于野心家的政治戰車上，心甘情願地被誘騙驅趕。如此可怕的思想和“心靈專制”，既凝聚了太平天國早期堅不可摧的力量，又為洪秀全後來的專制集權奠定基礎。太平天國的政治，神權強化皇權，皇權依賴神權，神權加皇權，獨裁專制走向極端。歐洲中世紀政教合一的獨裁、腐敗、黑暗，由洪秀全首次搬到了中國，所幸時間短促，區域有限，僅是一次真切的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