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乾與巴金
文潔若大姐寫了一本新作《倆老頭兒——巴金與蕭乾》， 文筆活潑平易， 生動有趣， 既勾勒了這兩個老頭兒的一生和交往，
文潔若說：“假若巴金不認識蕭乾， 巴金還是巴金， 但假若蕭乾不認識巴金， 就不一樣了。 蕭乾曾說：‘我一生最大的幸運之一， 是在三十年代初在北平結識了巴金， 七十年來一直保持友誼。 如果不是這樣， 我一生會走更多的彎路。 沈從文教我怎樣寫文章， 巴金教我怎樣做人。 ’”這些話強調了巴金對蕭乾一生的重要性。
巴金與文潔若
蕭乾總結了他與巴金友誼的三個重要內容， 即摯友、益友、畏友。 前二者比較好理解， 文潔若的書中也有較詳細的描述。 如蕭乾最早是在巴金的啟示、鼓勵、影響下， 有了從事文學創作的信心， 以至後來終於走上一條他認為正確的健康的人生和文學之路。 當他處於人生的低谷， 被社會遺棄的時候， 只有巴金一如既往仍然熱誠相待， 使他懂得在任何境遇下都對自己不要失去信心。
蕭乾與巴金
蕭乾第一次婚變， 巴金“看不慣”
第一個例子是關於蕭乾的感情生活問題。 蕭乾一生有過四次婚姻， 情況各有不同， 文潔若書中都有記述和評點；也說到巴金對蕭乾第一次婚變的批評。 巴金說：“我批評他， 同他爭論過， 我看不慣那種憑個人興趣、愛好或者衝動， 見一個愛一個， 愛一個換一個的辦法， 我勸他多多想到自己的責任， 應該知道怎樣控制感情， 等等。 我談得多， 我想說服他， 沒有用！但是他不是一個玩弄女性的人……”對一個朋友的私生活肯這樣直言不諱， 這樣鮮明表示自己的意見， 在文壇這個圈子裡是很少見的。
當年蕭乾和巴金在香港九龍碼頭見面， 蕭乾要巴金一起等候見他的新女友時， 巴金堅決不見， 掉頭而去。 對巴金來說， 他絕不是矯情， 更不是說教。 他是真誠的。 他對戀愛婚姻歷來主張， 既要有感情， 又要負責任。
年輕的巴金
他對另一位朋友楊苡， 當在生活中碰到不順心的時候，也勸她：結了婚，“算是負上了責任”；“系在一個共同的命運上，就應該互相幫助，互相諒解，互相改進自己。”而且，巴金更主張把更多的精力和時間用在改造社會的事業上。他對於別人如此，對自己的感情生活更是這樣，他與蕭珊堅貞不渝，相愛一生，是眾所周知的。他對自己的寫作生活也是這樣的：他一生覺得自己身內像是充滿著激情，像有一根鞭子在驅使著自己，為人類和民族的進步獻身。他是個言行一致的人。所以蕭乾說他是醫治他的心靈的醫生，視為“益友”“畏友”。
但是當時蕭乾卻聽不進去，任性而為，白白消耗了自己的精力和才華。文潔若說他早年寫出《夢之谷》時的藝術靈感因此都失去了，被藝術女神拋棄了。由此比較巴金與蕭乾兩個人的性情、心靈不同處，導致了不同的後來。蕭乾晚年，對於當年這段婚變，一直歉疚在心。這也正是文潔若書中特意把蕭乾寫的“心債”兩字作為標題的用意。
巴金要蕭乾“器量大些”
第二個例子是關於蕭乾被打成右派時的遭遇。文潔若對此語焉不詳。1979年，我和唐達成曾去看望蕭乾，那時他住在永定門附近的一個陋室。達成和他是老友老同事，我是第一次見到他，但他一樣非常隨意親和，像是與一個相識多年的朋友那樣。談到當年反右派，他漫不經心地說：“我對所有批判過我的人，都不會計較，但對葉君健，我是決不會原諒他的。”
達成是過來人，知道此事的原委。我在反右時還是北大學生，是從當時的文藝報上讀到有關此事的報導的，雖然事隔二十多年，仍留有深刻印象。果然，過些日子，蕭乾在香港雜誌《開卷》1980年第10期上發表文章《貓案真相》，敘述此事的本來面目。巴金看到後，從此到1985年，在長達五六年時間內，至少有六次在信中提到關照蕭乾，不要糾纏此事，不要再提葉君健。但是蕭乾在這時期給巴金寫了許多信，卻沒有什麼反應，直到1985年9月的信中，才勉強回答說：“器量問題我一定注意就是了。”顯然他是有所保留的，但他尊重巴金，還是不再提說此事了。
年輕時的蕭乾
當然，蕭乾所以如此，是有他的原因的：1957年反右派時，曾對蕭乾連續召開批鬥大會，許多批判發言多屬辱駡和人身攻擊。有一次，葉君健以一個戰時也在英國的當事人知情人的身份發言，揭發蕭乾如何向一個英國女人諂媚，像她豢養的一隻貓似的匍匐在她的腳下。
這個繪聲繪色的發言無異像扔了一顆重磅炸彈，使與會者個個義憤填膺，一下子從政治批判轉成對其人格的鄙視和唾棄，進而達到對蕭乾批判的大獲全勝。葉君健的批判是否系會前主持人事先的安排，則不得而知。但這對蕭乾確有極大的殺傷力，即那時流行的說法：把他搞臭了。難怪蕭乾對此耿耿於懷，一旦右派問題得到改正，他是非把此事說個明白加以澄清不可的。但巴金又為什麼幾次三番叫他不要再提此事呢？
其實巴金是非常同情蕭乾曾經受過許多委屈和苦難的，但是，首先他主張對人（包括虧待過自己的人）要寬容，要器量大些，心胸開闊些。他以自己為例：“文革”時，老友趙家璧經不起造反派的逼迫，胡編了許多不實之詞，說巴金有許多反對毛的言論；造反派如獲至寶，以此來整巴金，使巴金吃了許多苦頭。“文革”後，巴金從不對別人提此事；在編《巴金全集》書信卷時，把涉及趙家璧、葉君健等的名字都隱去。但這次在文潔若的書裡，有關巴、蕭來往書信中，卻都明白地保留下了。
其次，他歷來認為蕭乾有才華和文采，可以寫出更好更多的作品來。過去因為政治原因，浪費了二十多年的寶貴時光，現在更要抓緊時機，不要為這些舊事分散精力和時間。
第三，他對當時政治環境頗有看法，曾引用別人的話來告誡蕭乾：“拿棍子的人還有”，“要冷靜些”，“你還得有更大的成就，還需要埋頭，小心地寫下去”。這些肺腑之言，金玉良言，可見巴金對朋友的一片赤誠之心。所以蕭乾對葉君健問題在感情上不一定能夠釋然，但還是聽從了巴金的勸告。
蕭乾和文潔若
巴金說：“……我死了，也難閉上眼睛。”
第三個例子是關於曹禺的《雷雨》發表的問題。前幾年對這件文壇公案聚訟紛紜，頗有歧異。還是上面講的1979年我和唐達成訪見蕭乾那次，蕭乾也講到此事，說：“曹禺寫了《雷雨》劇本，給靳以，靳以壓著不發。有一天，巴金從編輯部辦公桌的底下抽屜裡發現，已是佈滿了灰塵，後來看了以後，決定馬上發表。”
蕭乾講這段話時對章靳以的不滿表情，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晰（據蕭乾文章中說，他在“文革”下放幹校時，在稻田裡，也曾對人民文學出版社同事說過這件文壇掌故）。正是這種情緒，在他後來寫有關巴金文章時，也都統統表露了出來。這就引起巴金極大的不滿，在信中多次嚴詞批評和告誡蕭乾：“你寫文章表揚我卻把靳以掃了一下，這樣對我有什麼好處呢？讀者怎樣看我呢？我死了，也難閉上眼睛。因為這不是我的交友之道……”他希望蕭乾在文章中，“寫出事實就行了”。
巴金和曹禺
因為這件事情的當事人，如靳以、巴金、曹禺以及鄭振鐸、李健吾等都已作古，很難再把每個細節都弄清楚。他們生前講到的一些情況，也都有一些出入，與這些老人在半個世紀後記憶有誤不無關係。例如，巴金給蕭乾信中說：當時他聽靳以說，曹禺“寫了一個劇本，放了兩三年了”。
但沒有說清是放在作者手裡，還是放在編輯部。曹禺給巴金信中說：“是你在那裡（指北京三座門大街14號《文學季刊》編輯部）讀了《雷雨》的稿件，放在抽屜裡近一年的稿子，是你看見這個青年還有可為，促使發表這個劇本。”蕭乾說稿子積滿了灰塵，是說在編輯部抽屜裡放的時間久了。
但事實是：1933年9月巴金到北京後，鄭振鐸、章靳以與他一起商量決定創辦一個刊物，定名為《文學季刊》。10月，以這個刊物名義正式宴請在京的著名作家共同籌畫並組稿。1934年1月創刊號出版。曹禺的《雷雨》是在1934年7月即第一卷第3期刊出的。
也就是說，它在編輯部最長的時間也不可能超過九個月，減去一本季刊的正常工作日三個月的週期來算，充其量耽擱了六個月。其次，所以沒有及時選用，巴金說：靳以“把稿子送給了一位朋友看過，那位朋友說：‘寫得亂。’他就不敢用了”。這裡說的這位朋友據說是指李健吾。但是李不是《文學季刊》的編委。《文學季刊》主編是鄭振鐸和章靳以。
靳以主持日常編輯工作，周旋在各編委之間，他與曹禺又是中學老同學，所以有了不同意見，他就為難了。巴金是編委，是創始人之一，文名也大，和靳以一起住在編輯部裡，參與實際編務，說話就比較少拘束和顧慮。他從靳以手裡要來這個劇本，看後很激賞，就決定發表了。所以無論怎麼說，最早“決定發表它”的是巴金，這點是人們一致的看法，是沒有歧義的。
左起：蕭乾、曹禺、沈從文、靳以(攝於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
再次，當事人曹禺、巴金從來沒有說過靳以處理此稿有故意扣壓的問題，相反曹禺在出版這些劇本寫的序跋中，都對巴金、靳以表示很真誠的感謝。1936年1月，曹禺在《雷雨》單行本序的末尾說：“不過這個本頭已和原來的不同，許多小地方都有些改動，這些地方我應該感謝穎如和我的友人文慧（謝謝他的友情，他在病中還替我細心校對和改正）、孝曾、方敘，他們督促著我，鼓勵著我，使《雷雨》才有現在的模樣。”這裡的文慧是巴金的筆名，方敘即章靳以。同年11月，在《日出》單行本出版的《跋》的末尾，曹禺又說：“最後我願意把這個戲獻給我的朋友巴金、靳以、孝曾。”1940年12月，巴金在曹禺的《蛻變》單行本出版時寫的《後記》中說：“從《雷雨》起我就是他的作品的最初的讀者，他的每一本戲都是經過我和另一個朋友的手送到讀者面前的（他相信我們，如人相信他的真實的朋友）。”這裡說的另一個朋友就是靳以，因為曹禺早期的劇本都是在靳以、巴金編輯的《文學季刊》發表的，這些都充分說明曹禺與靳以之間沒有什麼過節，靳以也沒有理由故意去扣壓曹禺的作品。
蕭乾當時是燕京大學的學生，但已進入北平文學界，常來三座門大街14號編輯部會友聊天。在這件事上，他畢竟不是當事人，也只是聽到一些傳說而已。從巴金給蕭乾信中，可知蕭乾與靳以個人間有點不和。所以，他對此事的說法，不足為信，也是引起巴金對他批評的原因。蕭乾還是尊重巴金，在他寫的有關巴金文章中，刪去了他原先的說法。
巴金（中間）與沈從文夫婦
共同的理想追求
從巴金給蕭乾信中，我們可以看到巴金對蕭乾的關心、鼓勵、友善，還常有批評和提醒。他提醒蕭乾要器量大些，眼光遠些，謹慎些。他關心蕭乾的住房、工作、寫作，他欣賞蕭乾有才華、文采，鼓勵他多寫，寫出傳世之作。他批評蕭乾有時過於聰明，顯露鋒芒。他同情蕭乾過去遭遇不幸，為他的右派問題得到改正而高興，稱這是正義得到伸張。但給人印象更深刻的是：他對蕭乾不留情面直言不諱真誠友善的批評。
幾十年來這種肝膽相照的深厚友情使蕭乾視他為亦師亦友，既益又畏；即使有時未必完全同意巴金的意見。因為“巴金使我懂得了什麼是友誼。它不是個實用主義的東西，而應是人與人之間最大的善意。它時刻鼓勵著你向上，總怕你跌跟頭。當你跌了跟頭時，它不是稱快，更不會乘機踹上一腳，而是感到痛：這種痛裡閃著金子般的光輝，把人間（即使是沒有窗子的斗室）也照得通亮”。所以，蕭乾把從年輕時就結識了巴金看作是自己“一生最大的幸運之一”。
巴金和蕭乾的友誼是上個世紀文壇的一段佳話。這種真摯單純的友誼在今天還多嗎？我不知道。他們有很多不同處，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他們的友誼是建立在同一個理想追求上，這就是文潔若在書中說的那樣：“他們通過自己的作品啟迪善良的人性，鞭笞一切醜惡，在國家與民族處於內憂外患的日子裡，為和平，為正義奔走呼號，不遺餘力。”正因為如此，我覺得，文潔若寫這兩個老頭兒的故事是有深意的，有現實意義的。
“
文潔若（蕭乾夫人）附言
編輯部出於好意，在發表此文之前拿給我看了一遍。完全不知道陳丹晨先生到天壇南門東二樓的寓所去看望過蕭乾（“文革”後期，日本文學這一攤從以前的一個和尚發展到兩個和尚，害得我在辦公室住了十年，夜以繼日地搞業務），看了此文方曉得，他對蕭乾的瞭解，比我想像的深得多了。蕭乾認為，在復旦任教時期，倘非章靳以帶著某種情緒對他講郭沫若被稱作郭老，茅盾被稱作茅公，他不會那樣來寫那篇文章（用錢鐘書的話來說：“蕭乾盛年時過於鋒芒畢露”），所以介紹情況時，是戴著有色眼鏡來看靳以的。至於葉君健，由於蕭、葉二人在英國期間打過交道，蕭乾於1946年回國後，葉君健夫人找上門來，著急地告訴蕭乾，丈夫已多日不來信了。蕭乾不假
思索地把剛收到的一封葉的來信拿給葉夫人看。上面是滿紙春風得意。俗語說：“夫妻吵架，狗都不睬。”事後，葉認為蕭乾挑撥了他們夫妻的關係，所以沒把英國人托他帶給蕭乾的照片轉交給蕭乾。
作者：陳丹晨
當在生活中碰到不順心的時候，也勸她：結了婚，“算是負上了責任”；“系在一個共同的命運上，就應該互相幫助，互相諒解，互相改進自己。”而且，巴金更主張把更多的精力和時間用在改造社會的事業上。他對於別人如此，對自己的感情生活更是這樣，他與蕭珊堅貞不渝，相愛一生，是眾所周知的。他對自己的寫作生活也是這樣的：他一生覺得自己身內像是充滿著激情，像有一根鞭子在驅使著自己，為人類和民族的進步獻身。他是個言行一致的人。所以蕭乾說他是醫治他的心靈的醫生，視為“益友”“畏友”。但是當時蕭乾卻聽不進去，任性而為，白白消耗了自己的精力和才華。文潔若說他早年寫出《夢之谷》時的藝術靈感因此都失去了，被藝術女神拋棄了。由此比較巴金與蕭乾兩個人的性情、心靈不同處，導致了不同的後來。蕭乾晚年，對於當年這段婚變，一直歉疚在心。這也正是文潔若書中特意把蕭乾寫的“心債”兩字作為標題的用意。
巴金要蕭乾“器量大些”
第二個例子是關於蕭乾被打成右派時的遭遇。文潔若對此語焉不詳。1979年，我和唐達成曾去看望蕭乾，那時他住在永定門附近的一個陋室。達成和他是老友老同事，我是第一次見到他，但他一樣非常隨意親和，像是與一個相識多年的朋友那樣。談到當年反右派，他漫不經心地說：“我對所有批判過我的人，都不會計較，但對葉君健，我是決不會原諒他的。”
達成是過來人，知道此事的原委。我在反右時還是北大學生，是從當時的文藝報上讀到有關此事的報導的，雖然事隔二十多年，仍留有深刻印象。果然，過些日子，蕭乾在香港雜誌《開卷》1980年第10期上發表文章《貓案真相》，敘述此事的本來面目。巴金看到後，從此到1985年，在長達五六年時間內，至少有六次在信中提到關照蕭乾，不要糾纏此事，不要再提葉君健。但是蕭乾在這時期給巴金寫了許多信，卻沒有什麼反應，直到1985年9月的信中，才勉強回答說：“器量問題我一定注意就是了。”顯然他是有所保留的，但他尊重巴金，還是不再提說此事了。
年輕時的蕭乾
當然，蕭乾所以如此，是有他的原因的：1957年反右派時，曾對蕭乾連續召開批鬥大會，許多批判發言多屬辱駡和人身攻擊。有一次，葉君健以一個戰時也在英國的當事人知情人的身份發言，揭發蕭乾如何向一個英國女人諂媚，像她豢養的一隻貓似的匍匐在她的腳下。
這個繪聲繪色的發言無異像扔了一顆重磅炸彈，使與會者個個義憤填膺，一下子從政治批判轉成對其人格的鄙視和唾棄，進而達到對蕭乾批判的大獲全勝。葉君健的批判是否系會前主持人事先的安排，則不得而知。但這對蕭乾確有極大的殺傷力，即那時流行的說法：把他搞臭了。難怪蕭乾對此耿耿於懷，一旦右派問題得到改正，他是非把此事說個明白加以澄清不可的。但巴金又為什麼幾次三番叫他不要再提此事呢？
其實巴金是非常同情蕭乾曾經受過許多委屈和苦難的，但是，首先他主張對人（包括虧待過自己的人）要寬容，要器量大些，心胸開闊些。他以自己為例：“文革”時，老友趙家璧經不起造反派的逼迫，胡編了許多不實之詞，說巴金有許多反對毛的言論；造反派如獲至寶，以此來整巴金，使巴金吃了許多苦頭。“文革”後，巴金從不對別人提此事；在編《巴金全集》書信卷時，把涉及趙家璧、葉君健等的名字都隱去。但這次在文潔若的書裡，有關巴、蕭來往書信中，卻都明白地保留下了。
其次，他歷來認為蕭乾有才華和文采，可以寫出更好更多的作品來。過去因為政治原因，浪費了二十多年的寶貴時光，現在更要抓緊時機，不要為這些舊事分散精力和時間。
第三，他對當時政治環境頗有看法，曾引用別人的話來告誡蕭乾：“拿棍子的人還有”，“要冷靜些”，“你還得有更大的成就，還需要埋頭，小心地寫下去”。這些肺腑之言，金玉良言，可見巴金對朋友的一片赤誠之心。所以蕭乾對葉君健問題在感情上不一定能夠釋然，但還是聽從了巴金的勸告。
蕭乾和文潔若
巴金說：“……我死了，也難閉上眼睛。”
第三個例子是關於曹禺的《雷雨》發表的問題。前幾年對這件文壇公案聚訟紛紜，頗有歧異。還是上面講的1979年我和唐達成訪見蕭乾那次，蕭乾也講到此事，說：“曹禺寫了《雷雨》劇本，給靳以，靳以壓著不發。有一天，巴金從編輯部辦公桌的底下抽屜裡發現，已是佈滿了灰塵，後來看了以後，決定馬上發表。”
蕭乾講這段話時對章靳以的不滿表情，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晰（據蕭乾文章中說，他在“文革”下放幹校時，在稻田裡，也曾對人民文學出版社同事說過這件文壇掌故）。正是這種情緒，在他後來寫有關巴金文章時，也都統統表露了出來。這就引起巴金極大的不滿，在信中多次嚴詞批評和告誡蕭乾：“你寫文章表揚我卻把靳以掃了一下，這樣對我有什麼好處呢？讀者怎樣看我呢？我死了，也難閉上眼睛。因為這不是我的交友之道……”他希望蕭乾在文章中，“寫出事實就行了”。
巴金和曹禺
因為這件事情的當事人，如靳以、巴金、曹禺以及鄭振鐸、李健吾等都已作古，很難再把每個細節都弄清楚。他們生前講到的一些情況，也都有一些出入，與這些老人在半個世紀後記憶有誤不無關係。例如，巴金給蕭乾信中說：當時他聽靳以說，曹禺“寫了一個劇本，放了兩三年了”。
但沒有說清是放在作者手裡，還是放在編輯部。曹禺給巴金信中說：“是你在那裡（指北京三座門大街14號《文學季刊》編輯部）讀了《雷雨》的稿件，放在抽屜裡近一年的稿子，是你看見這個青年還有可為，促使發表這個劇本。”蕭乾說稿子積滿了灰塵，是說在編輯部抽屜裡放的時間久了。
但事實是：1933年9月巴金到北京後，鄭振鐸、章靳以與他一起商量決定創辦一個刊物，定名為《文學季刊》。10月，以這個刊物名義正式宴請在京的著名作家共同籌畫並組稿。1934年1月創刊號出版。曹禺的《雷雨》是在1934年7月即第一卷第3期刊出的。
也就是說，它在編輯部最長的時間也不可能超過九個月，減去一本季刊的正常工作日三個月的週期來算，充其量耽擱了六個月。其次，所以沒有及時選用，巴金說：靳以“把稿子送給了一位朋友看過，那位朋友說：‘寫得亂。’他就不敢用了”。這裡說的這位朋友據說是指李健吾。但是李不是《文學季刊》的編委。《文學季刊》主編是鄭振鐸和章靳以。
靳以主持日常編輯工作，周旋在各編委之間，他與曹禺又是中學老同學，所以有了不同意見，他就為難了。巴金是編委，是創始人之一，文名也大，和靳以一起住在編輯部裡，參與實際編務，說話就比較少拘束和顧慮。他從靳以手裡要來這個劇本，看後很激賞，就決定發表了。所以無論怎麼說，最早“決定發表它”的是巴金，這點是人們一致的看法，是沒有歧義的。
左起：蕭乾、曹禺、沈從文、靳以(攝於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
再次，當事人曹禺、巴金從來沒有說過靳以處理此稿有故意扣壓的問題，相反曹禺在出版這些劇本寫的序跋中，都對巴金、靳以表示很真誠的感謝。1936年1月，曹禺在《雷雨》單行本序的末尾說：“不過這個本頭已和原來的不同，許多小地方都有些改動，這些地方我應該感謝穎如和我的友人文慧（謝謝他的友情，他在病中還替我細心校對和改正）、孝曾、方敘，他們督促著我，鼓勵著我，使《雷雨》才有現在的模樣。”這裡的文慧是巴金的筆名，方敘即章靳以。同年11月，在《日出》單行本出版的《跋》的末尾，曹禺又說：“最後我願意把這個戲獻給我的朋友巴金、靳以、孝曾。”1940年12月，巴金在曹禺的《蛻變》單行本出版時寫的《後記》中說：“從《雷雨》起我就是他的作品的最初的讀者，他的每一本戲都是經過我和另一個朋友的手送到讀者面前的（他相信我們，如人相信他的真實的朋友）。”這裡說的另一個朋友就是靳以，因為曹禺早期的劇本都是在靳以、巴金編輯的《文學季刊》發表的，這些都充分說明曹禺與靳以之間沒有什麼過節，靳以也沒有理由故意去扣壓曹禺的作品。
蕭乾當時是燕京大學的學生，但已進入北平文學界，常來三座門大街14號編輯部會友聊天。在這件事上，他畢竟不是當事人，也只是聽到一些傳說而已。從巴金給蕭乾信中，可知蕭乾與靳以個人間有點不和。所以，他對此事的說法，不足為信，也是引起巴金對他批評的原因。蕭乾還是尊重巴金，在他寫的有關巴金文章中，刪去了他原先的說法。
巴金（中間）與沈從文夫婦
共同的理想追求
從巴金給蕭乾信中，我們可以看到巴金對蕭乾的關心、鼓勵、友善，還常有批評和提醒。他提醒蕭乾要器量大些，眼光遠些，謹慎些。他關心蕭乾的住房、工作、寫作，他欣賞蕭乾有才華、文采，鼓勵他多寫，寫出傳世之作。他批評蕭乾有時過於聰明，顯露鋒芒。他同情蕭乾過去遭遇不幸，為他的右派問題得到改正而高興，稱這是正義得到伸張。但給人印象更深刻的是：他對蕭乾不留情面直言不諱真誠友善的批評。
幾十年來這種肝膽相照的深厚友情使蕭乾視他為亦師亦友，既益又畏；即使有時未必完全同意巴金的意見。因為“巴金使我懂得了什麼是友誼。它不是個實用主義的東西，而應是人與人之間最大的善意。它時刻鼓勵著你向上，總怕你跌跟頭。當你跌了跟頭時，它不是稱快，更不會乘機踹上一腳，而是感到痛：這種痛裡閃著金子般的光輝，把人間（即使是沒有窗子的斗室）也照得通亮”。所以，蕭乾把從年輕時就結識了巴金看作是自己“一生最大的幸運之一”。
巴金和蕭乾的友誼是上個世紀文壇的一段佳話。這種真摯單純的友誼在今天還多嗎？我不知道。他們有很多不同處，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他們的友誼是建立在同一個理想追求上，這就是文潔若在書中說的那樣：“他們通過自己的作品啟迪善良的人性，鞭笞一切醜惡，在國家與民族處於內憂外患的日子裡，為和平，為正義奔走呼號，不遺餘力。”正因為如此，我覺得，文潔若寫這兩個老頭兒的故事是有深意的，有現實意義的。
“
文潔若（蕭乾夫人）附言
編輯部出於好意，在發表此文之前拿給我看了一遍。完全不知道陳丹晨先生到天壇南門東二樓的寓所去看望過蕭乾（“文革”後期，日本文學這一攤從以前的一個和尚發展到兩個和尚，害得我在辦公室住了十年，夜以繼日地搞業務），看了此文方曉得，他對蕭乾的瞭解，比我想像的深得多了。蕭乾認為，在復旦任教時期，倘非章靳以帶著某種情緒對他講郭沫若被稱作郭老，茅盾被稱作茅公，他不會那樣來寫那篇文章（用錢鐘書的話來說：“蕭乾盛年時過於鋒芒畢露”），所以介紹情況時，是戴著有色眼鏡來看靳以的。至於葉君健，由於蕭、葉二人在英國期間打過交道，蕭乾於1946年回國後，葉君健夫人找上門來，著急地告訴蕭乾，丈夫已多日不來信了。蕭乾不假
思索地把剛收到的一封葉的來信拿給葉夫人看。上面是滿紙春風得意。俗語說：“夫妻吵架，狗都不睬。”事後，葉認為蕭乾挑撥了他們夫妻的關係，所以沒把英國人托他帶給蕭乾的照片轉交給蕭乾。
作者：陳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