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亞當·斯密（Adam Smith）以降， 現代經濟的整個分析框架其實都濃縮在那本大部頭的《國富論》之中， 後世所做的事情無非將斯密的口頭表達精煉為各種概念， 將他的邏輯用各種各樣的數學形式表達出來， 然後用這套邏輯去解釋現實經濟中的各種現象， 因此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曾經笑言， 經濟學研討只有“這個亞當·斯密說過”和“這個亞當·斯密沒說過”兩種標準。
在經典的經濟學中， 我們將人抽象為理性的精密計算器， 用相同的方式去追求最大化的利益， 並得到一個于人於己都最優的結果。 但這顯然與現實不符， 理查·泰勒（Richard Thaler），
△理查·泰勒（Richard Thaler）
在他看來， 人在面臨複雜問題時是很難獲得最優化答案的， 並且在大多數情況下， 我們也都無法得到一個正確的解決方法，
而這些就是以泰勒為代表的學者在1980年代推動心理學分析框架納入經濟學之中的動因。 他們發現， 人類的決策機制要遠比我們已知的更加複雜， 我們絕非事事精明的完全理性， 也非純粹自利的自我隔絕， 我們並非千人一面， 卻也不是各自為戰。
絕對理性並非沒有被傳統經濟學家反思過， 但是他們提出的解決辦法是適應性預期（基於歷史）和理性預期（基於長期）， 用超長的跨度和不斷的修正中和我們的選擇的各種偏差。 而在行為經濟學研究者看來， 人類沒有能力去處理長期的問題， 我們所有人都更偏好當下而非遙遠的未來， 這意味著我們大多數時候所做的都是短期的決策， 這會帶來短視的問題， 但我們並不能意識到。
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很早就發現， 人的決策與理性決策相比， 並非偶爾的偏離， 而是存在基礎性的偏差。
此後兩人設計了一系列心理學和行為學的實驗， 提出了行為經濟學最重要的理論基礎——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 這一理論認為我們並非基於利益最大化做出決策， 相反我們經驗主導型的決策， 但是我們的特定經驗並不適用於所有事件， 這使得我們往往會做出許多自相矛盾的決定， 或者為了與群體保持一致而做出與大眾一致的決定（從眾效應）， 這是我們智慧的反映， 其實也是我們作為社會動物的必然要求。
那麼我們的行為為何如此呢？行為經濟學家認為原因在於我們的偏好。 比如：比起收益， 我們往往對損失更為敏感， 絕大多數投資者都是風險規避而非中性的；從經濟學角度來說， 壟斷價格同樣是理性的，但是消費者往往會拒絕壟斷產品，即便產品價格是合理的，原因在於人們對公平正義的追求；隨著人所處經濟階層、社會環境的變化，人們的偏好次序也是不穩定的，所以特沃斯基曾經提出過“偏好的顛倒”的理念。
而人類行為對經典理性的偏離，往往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我們依賴於事物存在的代表性特徵，當代表性的現象出現時，我們會誤判這種現象的信號價值；第二，我們擁有一個“心理帳戶（Mental Accounting）”，這個由泰勒提出的概念提出，他認為我們的損失厭惡其實存在參照點，比如在10塊錢的基礎上損失100塊和在1000塊錢的基礎上損失100塊是不一致的，但100塊本身並沒有差別，這使得我們會將不同的事件隔絕在我們的心理帳戶之間，並進行編碼計算，一個本質上一樣的事件對我們的影響在不同時期是不一致的；第三，我們會過度自信，過度自信會導致錯誤，錯誤反過來會讓我們喪失自信，於是我們的行為就會由於這兩種心態，出現反應過度或者反應不足的現象；第四，我們總是相信經驗可以消除我們選擇的偏差，但是卡尼曼等人的研究卻發現，經驗豐富者並不一定有更低的幾率犯錯，也就是所謂的“分離效應”，即我們會由於經驗使然自行篩選資訊，忽略一些重要的資訊而專注一些不重要的，這也會導致我們行為的偏差。汪丁丁將此總結為三個原則：第一是回報原則，即那些歷史上帶來回報的行為比不能帶來回報的行為更容易被行為主體重複；第二是激勵原則，即那些歷史上曾經帶來回報的激勵比不能帶來回報的激勵更容易被行為主體接受；第三是強化行為，即如果我們的決策結果不如預期，我們會更傾向於採取自認為可以彌補損失的行為。
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行為經濟學開始成為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門派，但是大多數傳統經濟學者對行為經濟學一直秉持懷疑的態度，甚至認為這一研究不屬於經濟學範疇，所以目前市面上的大多數經濟思想史的書籍中很少包括這一部分的內容。這一局面直到卡尼曼在2002年拿到諾獎才有所改觀，儘管很多行為經濟學者認為，貝克爾（Gary Becker）和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也是他們派別中的一員，但經濟學家們一般不這麼看，其實比起上述兩人，13年獲獎的席勒（Robert Shiller）要更接近行為經濟學家一些。而行為經濟學家也總是強調，自己的目標並非傾覆經濟學的大廈，而是為了讓經濟學能夠更專注于現實中的反常，然後進一步豐富這個學科的研究體系。
而泰勒在卡尼曼獲獎十五年之後再度折桂，和近些年來諾獎對微觀行為研究的重視，都意味著行為經濟學派的愈發勢大，以及傳統“黑板經濟學”的式微，而這也是經濟學重點從宏觀經濟變數的交響曲變為精細化微觀研究的必然結果。從現實來看，08年金融危機以來，傳統經濟學預測和問題解決的能力受到了廣泛的質疑，甚至傳統經濟、金融學本身就是危機的來源，這些恐怕都會改變未來經濟學的研究模式發生改變，而作為經濟學研究中最根本和最複雜的因素，人和人的行為將更多地進入經濟學的研究課題之中。
卡尼曼在2002年獲獎時，就將自己獲獎歸功於泰勒將心理學引入經濟學研究框架之中。作為這個領域最重要的開創者之一，新世紀以後的泰勒將研究的重點轉向人們的選擇問題。對此他引入了“助推（nudge）”這個概念，強調環境其實是人們做出選擇的根本出發點，當我們有限理性的行為模式本身不可逆轉時，我們可以通過機制設計的方式盡可能地規避錯誤的選擇，給予公眾更充分的資訊，讓工具更符合人們的行為習慣，通過更好的頂層設計來干預人們的決策。這樣的思路早已跳出了傳統經濟學的研究框架，也難以與經典經濟學的思維模式達成一致。但從泰勒本人的目標來看，這是為了讓人類從現有運行秩序的桎梏中解脫出來，改善自己效用的必由之路，我們不再是冷酷無情的理性人，但在從眾效應、社會壓力、情緒波動、認知不足、資訊不對稱等諸多的不利條件約束之下，我們依然有機會去追求和實現更幸福的生活方式，這恐怕是泰勒最偉大的成就，也是未來經濟學研究最重要的目標所在。
另外，泰勒除了是一名著作等身的學者，還是一名暢銷書作家，他的《贏者詛咒》、《助推》等書都淺顯易懂地介紹了行為經濟學的概念和應用，而最近的《錯誤的行為》一書則系統梳理了他行為經濟學研究思想的來源和研究歷程，如果對這方面的研究有興趣，推薦大家閱讀。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一名一輩子與人類的非理性行為的學者，泰勒在斬獲諾獎後接受採訪時說，他打算盡可能以最不理性的方式花掉這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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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行為經濟學開始成為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門派，但是大多數傳統經濟學者對行為經濟學一直秉持懷疑的態度，甚至認為這一研究不屬於經濟學範疇，所以目前市面上的大多數經濟思想史的書籍中很少包括這一部分的內容。這一局面直到卡尼曼在2002年拿到諾獎才有所改觀，儘管很多行為經濟學者認為，貝克爾（Gary Becker）和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也是他們派別中的一員，但經濟學家們一般不這麼看，其實比起上述兩人，13年獲獎的席勒（Robert Shiller）要更接近行為經濟學家一些。而行為經濟學家也總是強調，自己的目標並非傾覆經濟學的大廈，而是為了讓經濟學能夠更專注于現實中的反常，然後進一步豐富這個學科的研究體系。
而泰勒在卡尼曼獲獎十五年之後再度折桂，和近些年來諾獎對微觀行為研究的重視，都意味著行為經濟學派的愈發勢大，以及傳統“黑板經濟學”的式微，而這也是經濟學重點從宏觀經濟變數的交響曲變為精細化微觀研究的必然結果。從現實來看，08年金融危機以來，傳統經濟學預測和問題解決的能力受到了廣泛的質疑，甚至傳統經濟、金融學本身就是危機的來源，這些恐怕都會改變未來經濟學的研究模式發生改變，而作為經濟學研究中最根本和最複雜的因素，人和人的行為將更多地進入經濟學的研究課題之中。
卡尼曼在2002年獲獎時，就將自己獲獎歸功於泰勒將心理學引入經濟學研究框架之中。作為這個領域最重要的開創者之一，新世紀以後的泰勒將研究的重點轉向人們的選擇問題。對此他引入了“助推（nudge）”這個概念，強調環境其實是人們做出選擇的根本出發點，當我們有限理性的行為模式本身不可逆轉時，我們可以通過機制設計的方式盡可能地規避錯誤的選擇，給予公眾更充分的資訊，讓工具更符合人們的行為習慣，通過更好的頂層設計來干預人們的決策。這樣的思路早已跳出了傳統經濟學的研究框架，也難以與經典經濟學的思維模式達成一致。但從泰勒本人的目標來看，這是為了讓人類從現有運行秩序的桎梏中解脫出來，改善自己效用的必由之路，我們不再是冷酷無情的理性人，但在從眾效應、社會壓力、情緒波動、認知不足、資訊不對稱等諸多的不利條件約束之下，我們依然有機會去追求和實現更幸福的生活方式，這恐怕是泰勒最偉大的成就，也是未來經濟學研究最重要的目標所在。
另外，泰勒除了是一名著作等身的學者，還是一名暢銷書作家，他的《贏者詛咒》、《助推》等書都淺顯易懂地介紹了行為經濟學的概念和應用，而最近的《錯誤的行為》一書則系統梳理了他行為經濟學研究思想的來源和研究歷程，如果對這方面的研究有興趣，推薦大家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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