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 是劉複之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日。 紀念劉複之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在北京召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山出席座談會。
劉複之同志是我國政法戰線的傑出領導人,曾任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20歲加入中國共產黨， 縱觀劉複之的一生， 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949年前， 他是太行山上八路軍三位高級領導人的秘書， 鋤奸部下發了通知， 6月6日， 國務院批准了司法部的報告。 在劉複之主持下， 司法行政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隊伍發展很快。 全國司法行政人員這時已發展到6.5萬人， 行政編制5.5萬人， 律師6200人， 專職司法助理1.6萬人。 調解組織83萬個。 這些組織和力量覆蓋了全國， 為今後的改革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同時， 劉複之還向彭真建議， 公、檢、法常被稱作三道工序， 三個“車間”， 從完善司法程式來說， 培訓幹部， 宣傳教育、調解、律師、公證等司法行政工作可以作為一道工序， 在條件成熟時， 如果把勞改、勞教等工作交給司法行政部門管理， 那就會形成處理犯罪問題比較完善的第四道工序了。 由公檢法之外的另一個部門來進行對罪犯的改造， 會更有利於貫徹改造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 在劉複之主政司法部的幾年中， 不僅司法部的組織機構得到了恢復和加強， 而且， 隊伍建設、法制教育、法制宣傳工作得到了極大發展。
有一點劉複之非常自豪：在他任司法部長期間， 籌建了中國政法大學。 1982年12月， 中國政法大學定址北京昌平， 劉複之親自擔任中國政法大學第一任校長。
記者保留的劉複之修改過的稿件。
“好人怕壞人，
1983年前後， 全國治安形勢出現反彈。 許多地方殺人、搶劫、強姦等嚴重刑事犯罪活動非常猖獗， 重大案件上升。 在北京北海公園、上海控江路等地發生了惡性犯罪案件。 特別是1983年2月12日和5月5日， 東北發生了影響極大的“二王”搶劫殺人案和卓長仁劫機案。
當時公安部統計， 這一年前五個月， 全國發生了殺人、傷害、爆炸、強姦、輪奸、重大盜竊等重大案件2.5萬起。 京、津、滬等18個大城市的發案率呈上升趨勢。 一些地方更是處於“好人怕壞人， 壞人不怕法”的不正常狀態。
刑事犯罪分子的倡狂破壞活動， 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很大的危害， 影響社會安定， 破壞經濟建設。 在這種情況下， 鄧小平提出要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 中央決定調劉複之重新“歸隊”，
從1983年7月開始， 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下， 全國開展了為期三年的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簡稱“嚴打”）。 各級黨委、政府積極貫徹， 各級公安、檢察、法院、司法機關和人民解放軍各司其職， 協同動作， 形成全國範圍的“嚴打”聲勢。
劉複之說， 1983年， 鄧小平同志提出“嚴打”要求後， 公安部于當年7月6日向中央呈送了關於進行“嚴打”及改善公安裝備的報告。 鄧小平很快審閱了這個報告， 認為報告寫得“不痛不癢”， 要求公安部彙報有關情況。
7月19日上午， 劉複之應約前往鄧小平住處談話。 其時，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同志也在那裡。
鄧小平直截了當地說：“你們公安部的這個文件不解決問題。 我跟耀邦等同志談過， 刑事案件、惡性案件大幅度增加，這種情況不得人心。幾年了，這股風不但沒有壓下去，反而發展了。原因在哪裡？主要是下不了手，對犯罪分子打擊不嚴、不快，判得很輕。”
鄧小平要求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態度非常堅決。他說，為什麼不可以組織一次、二次、三次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戰役？每個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內組織幾次戰役。一次戰役打擊一大批，就這麼幹下去。我們說過不搞運動，但集中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還必須發動群眾。對嚴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須堅決逮捕判刑，給予嚴厲的法律制裁。不然的話，犯罪的人無所畏懼，10年20年也解決不了問題。
彭真當場表示完全贊同鄧小平的意見。
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明確地澄清了“嚴打”不會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會發生新的冤假錯案，不會變成是搞運動，以及對搞運動應該怎麼認識等問題。
7月21日，劉複之在北戴河召開座談會，傳達貫徹鄧小平的指示。參加會議的有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公安部副部長，河北、遼寧、北京等省市主管政法、公安工作的領導及公安廳（局）長。
會議研究了貫徹落實鄧小平指示的具體措施。彭真接見了與會代表，要求認真貫徹執行鄧小平指示，從根本上扭轉社會治安工作軟弱渙散的被動局面。
彭真說，依法從重從快打擊嚴重刑事犯罪分子，就是要在刑法量刑的幅度內從重，在刑事訴訟規定的時限內從快。
劉複之回憶說，鄧小平、彭真的講話，給他本人和公安系統解放了思想，也打開了思路，解決了前進的根本問題。
三年嚴打
8月2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要求在三年內組織三個戰役，依法將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勞教一大批，註銷城市戶口一大批，並且殺掉一批有嚴重罪行、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犯罪分子。
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和《關於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式的決定》。
“嚴打”勢如破竹。在這場活動中，河北省公安廳和唐山市公安局率先行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粉碎了唐山號稱“菜刀隊”的流氓犯罪團夥，抓獲犯罪分子105名。新華社以《菜刀隊的覆滅》為題發了通稿。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也作了報導。
“嚴打”以大、中城市為重點，採取集中打擊的方式，重拳出擊，霎時間撒下天羅地網，使嚴重的刑事犯罪分子紛紛受到懲處，許多積壓多年的大案要案得到處理，社會上的不良風氣為之一掃，社會治安明顯好轉。
在此期間，全國範圍內摧毀犯罪團夥7萬多個，逮捕流氓犯罪分子數以十萬計，繳獲槍支1.8萬支、子彈42萬多發，群眾扭送犯罪分子4.7萬多人，投案自首的10萬多名。
1983年10月12日，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專門講了“嚴打”問題。他說，最近，在全國範圍內對嚴重刑事犯罪分子依法從重從快的集中打擊，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擁護，非常得人心。群眾只擔心將來處理太寬，放虎歸山，罪犯又來報仇。群眾還認為早就應當從嚴打擊，批評我們搞晚了。這些反映和批評值得高度重視。前兩年我們曾指出各級領導上存在著軟弱渙散的狀況，對嚴重刑事犯罪分子下不了手也是一種表現。由此應當得出教訓，必須堅決克服領導上的軟弱渙散狀態。
作為“嚴打”的具體實施人，劉複之當年密切關注著“嚴打”的進展情況，對工作進行具體指導。在此期間，他及時召開公安廳（局）長會議，通報情況，聽取意見，部署工作，確保了“嚴打”每一階段都周密銜接。
1984年7月，“嚴打”第一階段結束後，公安部召開了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部署第二階段的任務，提出以會殲流竄犯為重點，開展全國打擊流竄犯的統一行動。全國公安機關團結合作，動作迅速，開展了在流竄犯的流出地、流入地和鐵路、水陸交通沿線的集中行動，搜捕流竄作案分子，收到預期效果。
1984年1月17日，彭真就深入開展“嚴打”進一步強調了“穩、准、狠”的要求。他說，穩是有了，現在要注重“准”。劉複之認真傳達貫徹，具體闡釋為一要堅決，二要慎重，務必搞准。他要求各地公安機關和辦案人員要掌握穩、准、狠的原則，可捕可不捕的不要捕；堅持黨委領導，處理涉及幾個部門的重大問題，要在黨內進行磋商和聯合辦公，解決協同動作中的有關問題。他要求打擊現行犯罪要與綜合治理相結合。強調必須貫徹有錯必糾的原則，錯了就痛痛快快地改正。
“嚴打”中，劉複之一直不斷奔波於各地，考察“嚴打”工作，宣傳貫徹執行依法從重從快的方針，強調不准搞指標，不准湊數，涉及死刑的案件要特別謹慎。
1986年，“嚴打”進入第三階段。這一階段，先後開展了以反盜竊為重點的集中打擊行動，解決各類突出治安問題，以及打擊嚴重暴力犯罪和其他現行犯罪活動。同時，抓緊其他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措施的落實等，社會秩序重又恢復，人民群眾拍手叫好。
1987 年 6 月，劉複之重游黃河壺口瀑布。
學習法律知識
1988年，當人生進入第71個年輪之時，心態年輕，精力充沛的劉複之又一次接受了新的任命——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劉複之當選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1988 年 4 月，劉複之出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為儘快熟悉檢察工作，他特意聘請了一批有法律專業知識的年輕幹部給他上課。孫謙（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敬大力（現任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劉佑生（曾任檢察日報社社長、國家檢察官學院黨委書記）等人就是劉複之當時親自選定的“法律教員”。孫謙還被任命為劉複之的法律秘書。
劉複之既聽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也聽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還對黑格爾的《法哲學》感興趣。儘管有些問題他不太清楚，但總覺得聽一下會有啟發。在這期間，他還學習了中國憲法理論、司法學制度理論、刑事法律理論等等。許多人事後說，劉複之在71歲的年紀上還學得這樣認真，他們非常感動。
以反貪污賄賂為重點
1988年4月，在最高檢機關召開的幹部大會上，劉複之提出了他的改革藍圖：發揮檢察職能，開拓監督領域，從健全法制的角度著手準備對民事行政訴訟進行法律監督；制定一部《檢察官法》，建立檢察官體系，對檢察官依法管理和科學管理；辦中央檢察幹部學院，抓經常性的短期培訓；理順各方面的關係，讓檢察工作更上層樓。
1988年第四季度，最高檢黨組經過調查研究，確定了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檢察工作的任務，對工作部署進行了重新調整，這就是：充分發揮法律監督職能，深入開展打擊貪污、賄賂犯罪活動，繼續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加強法紀檢察，積極開展其他各項檢察業務。
調整後的工作部署，突出地把反貪污賄賂作為檢察工作的一個重點來抓。劉複之說，檢察工作應該服從和服務於黨的中心工作，為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創造良好的環境。而檢察機關查辦貪污賄賂犯罪，挖出“蛀蟲”，這就是對經濟建設最好而直接的服務。
1989年8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將經濟檢察廳改名為貪污賄賂檢察廳。名稱的改變，意味著打擊貪污賄賂犯罪的指向性更加明確。隨後，全國各級檢察機關經濟檢察部門的名稱，也都做了相應改變。
1989年8月1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貫徹中央有關指示，會同最高人民法院發佈了《關於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須在期限內自首坦白的通告》。通告規定，從8月15日至10月31日，凡有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行為的人，如果在期限內自首坦白，積極退贓或有檢舉他人犯罪等立功表現的，將得到從輕、減輕處罰；對拒不自首坦白的，將依法予以從嚴懲處。
在貫徹通告期間，全國檢察機關共收到舉報貪污賄賂線索13萬件，受理投案自首3萬多人。對自首坦白的人認真查證處理，基本做到了既貫徹從寬精神，又依法寬嚴適度。
1989 年 11月，劉複之陪同江澤民總書記、李鵬總理等党和國家領導人接見出席全國檢察長工作會議代表
不久，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北京舉辦了“全國檢察機關懲治貪污賄賂展覽”。在北京展出的55天中，接待群眾63萬多人。展覽受到中外人士的關注，讚賞黨和政府對貪污賄賂犯罪的重視，稱道司法機關對懲治腐敗、打擊犯罪所採取的措施。
在北京舉辦的這次展覽結束之後，還在一些省、市進行了巡迴展覽，推動了全國檢察機關打擊貪污賄賂犯罪、促進廉政建設的健康發展。之後，先後有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檢察院、125個市級檢察院舉辦了反貪污賄賂展覽。
與此同時，劉複之要求各級檢察機關抓住有利時機，把偵查破案工作與發動群眾相結合，進行宣傳和發動，依靠黨委和政府的領導、支持，動員群眾參加，掀起反貪污賄賂的“小高潮”，有效擴大社會效果。
1989 年，在高檢院會議上，左起：王曉光、梁國慶、張思卿、劉複之、馮錦汶。
據統計，1988年至1992年，全國共立案查處萬元以上的貪污賄賂大案49122件。其中，10萬元以上不滿50萬元的1782件，50萬元以上不滿100萬元的122件，100 萬元以上的81件。這樣的辦案成效，在當時經濟社會條件下是非常了不起的。
“一要堅決，二要慎重，務必搞准”
在劉複之擔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5年中，他始終把案件品質看得極端重要。強調辦案應貫徹“一要堅決，二要慎重，務必搞准”的原則。
他說，所謂的“堅決”，就是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必須以身作則，嚴格依法辦案，堅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動搖。所謂的“慎重”，就是要審慎從事，凡是有爭議的案件都要反復調查和研究，不拔高、不湊數。所謂的“搞准”，就是辦案的所有事實、證據，都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從這個原則出發，在辦案中堅持有錯必糾，發現辦錯了案件必須加以糾正。1992年8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決定撤銷“中國浙江建築技術發展中心”一個受賄案件。最高檢認為，在工程加固、糾偏過程中，一位元土建工程技術人員收受施工單位的酬金，經過調查，不認定為受賄犯罪。這起案件各界極為關注，定性意見上的分歧終於得到了統一。
劉複之還特別重視檢察機關的自我監督。過去，檢察機關辦理自行偵查的案件，往往採取“一竿子到底”的辦法，從案件受理、立案偵查、決定逮捕、審查起訴，一直到出庭支持公訴，都是由自偵部門負責，有時甚至一個案子從頭到尾是由兩三個辦案人員負責到底。這樣做的弊端是缺乏制約，容易導致工作粗糙，品質不高。
劉複之提出要把建立內部制約機制作為深化改革的重點，實行分權管理，即把偵查、預審與決定逮捕、起訴分開，分別由兩個部門和兩位副檢察長主管。對有爭議的案件，要提到檢察委員會審議。同時，要求對免訴案件要報上一級檢察院備案備查，上一級檢察院發現免訴決定不當時，有權變更、撤銷或指令糾正。這樣做了以後，辦案品質有了明顯提高。
對新生事物，劉複之總是充滿熱情。1988年，廣東省深圳市檢察院創建了我國第一個舉報中心，向社會公佈了舉報電話。劉複之和最高檢領導敏銳意識到這一創舉的深遠意義，對此予以充分肯定，並率先和新聞輿論界公開自己的態度。
隨後，在他的大力推動下，舉報中心這一制度開始向全國檢察機關進行推廣。最高檢要求各級檢察機關特別是大中城市檢察院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建立舉報中心，開展舉報工作。6月份，中央在《關於黨和國家機關必須保持廉潔的通知》中，提出在各級監察機關和檢察機關設立舉報中心，以及時揭露貪污、賄賂等違法違紀行為。到1992年底，全國已有3600多個檢察院建立了舉報機構，通過舉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案15萬多件。
1989年8月，廣東省檢察院建立了全國第一個反貪污賄賂局。劉複之更是熱情支持。最高檢首先肯定和推廣了廣東省的做法。接著，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也都給予了肯定，社會各界和人民群眾也表示出極大關注。地方各級檢察機關先後組建了反貪污賄賂工作局，進一步強化了對國家工作人員發生的貪污賄犯罪的法律監督。
1993 年初春，劉複之與孫子、孫女在院中踢球。
倡議反貪污立法
在劉複之任期內，他下工夫比較大的一件事是倡議反貪污立法。
1989年5月30日，劉複之就反貪污賄賂問題給最高檢黨組成員寫了一封信，提出“要制定一個懲治貪污賄賂的條例”。五個月後，最高檢分別向中央和全國人大報送了《關於建議將“檢察官條例”和“反貪污法”列入人大1991年立法計畫的報告》。
七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後，最高檢加快研究起草《反貪污賄賂法》的步伐，成立了專門的班子，抽調骨幹，聘請專家，並加強與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政法委、中央紀委、全國人大等20多個部門的聯繫，並一個部門一個部門地上門通報情況，聽取意見。
1991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同意將《反貪污賄賂法》列入立法規劃。1992年1月，中央批准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規劃，並確定最高檢為這部法律的起草單位。7月2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工作更好地為開放和建設服務的意見》，明確要求抓緊制定《懲治貪污賄賂法》。
後因種種原因，《懲治貪污賄賂法》沒有單獨成法，但1997年10月1日公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已將貪污賄賂罪單列為第八章，使反貪污賄賂有了有力的法律武器。
在劉複之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五年間，還有幾件事件值得一提：一是最高人民檢察院設立了政治部，地方各級檢察院也相繼設立了政治工作機構；二是創辦了中央檢察官學院（後改名為國家檢察官學院）；三是建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四是成立了中國檢察出版社、中國檢察理論研究所，創辦了《中國檢察報》，並請鄧小平題寫了報名（後更名為《檢察日報》）等。
1992 年 5 月，劉複之檢察長和張思卿、肖揚副檢察長審看《中國檢察報》清樣。
1993年3月2日，在八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劉複之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他回顧了五年的檢察工作，提出要堅持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指導思想；堅持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堅持嚴厲打擊嚴重經濟犯罪和嚴重刑事犯罪；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不斷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等。
報告結束時，台下一片掌聲。1993年4月，任期屆滿的劉複之離開了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崗位。
本文刊登在《方圓》雜誌2013年10月上期
- END -
編輯丨肖玲燕
設計丨劉岩
記者丨郭洪平 高洪
刑事案件、惡性案件大幅度增加，這種情況不得人心。幾年了，這股風不但沒有壓下去，反而發展了。原因在哪裡？主要是下不了手，對犯罪分子打擊不嚴、不快，判得很輕。”鄧小平要求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態度非常堅決。他說，為什麼不可以組織一次、二次、三次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戰役？每個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內組織幾次戰役。一次戰役打擊一大批，就這麼幹下去。我們說過不搞運動，但集中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還必須發動群眾。對嚴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須堅決逮捕判刑，給予嚴厲的法律制裁。不然的話，犯罪的人無所畏懼，10年20年也解決不了問題。
彭真當場表示完全贊同鄧小平的意見。
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明確地澄清了“嚴打”不會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會發生新的冤假錯案，不會變成是搞運動，以及對搞運動應該怎麼認識等問題。
7月21日，劉複之在北戴河召開座談會，傳達貫徹鄧小平的指示。參加會議的有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公安部副部長，河北、遼寧、北京等省市主管政法、公安工作的領導及公安廳（局）長。
會議研究了貫徹落實鄧小平指示的具體措施。彭真接見了與會代表，要求認真貫徹執行鄧小平指示，從根本上扭轉社會治安工作軟弱渙散的被動局面。
彭真說，依法從重從快打擊嚴重刑事犯罪分子，就是要在刑法量刑的幅度內從重，在刑事訴訟規定的時限內從快。
劉複之回憶說，鄧小平、彭真的講話，給他本人和公安系統解放了思想，也打開了思路，解決了前進的根本問題。
三年嚴打
8月2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要求在三年內組織三個戰役，依法將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勞教一大批，註銷城市戶口一大批，並且殺掉一批有嚴重罪行、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犯罪分子。
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和《關於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式的決定》。
“嚴打”勢如破竹。在這場活動中，河北省公安廳和唐山市公安局率先行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粉碎了唐山號稱“菜刀隊”的流氓犯罪團夥，抓獲犯罪分子105名。新華社以《菜刀隊的覆滅》為題發了通稿。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也作了報導。
“嚴打”以大、中城市為重點，採取集中打擊的方式，重拳出擊，霎時間撒下天羅地網，使嚴重的刑事犯罪分子紛紛受到懲處，許多積壓多年的大案要案得到處理，社會上的不良風氣為之一掃，社會治安明顯好轉。
在此期間，全國範圍內摧毀犯罪團夥7萬多個，逮捕流氓犯罪分子數以十萬計，繳獲槍支1.8萬支、子彈42萬多發，群眾扭送犯罪分子4.7萬多人，投案自首的10萬多名。
1983年10月12日，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專門講了“嚴打”問題。他說，最近，在全國範圍內對嚴重刑事犯罪分子依法從重從快的集中打擊，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擁護，非常得人心。群眾只擔心將來處理太寬，放虎歸山，罪犯又來報仇。群眾還認為早就應當從嚴打擊，批評我們搞晚了。這些反映和批評值得高度重視。前兩年我們曾指出各級領導上存在著軟弱渙散的狀況，對嚴重刑事犯罪分子下不了手也是一種表現。由此應當得出教訓，必須堅決克服領導上的軟弱渙散狀態。
作為“嚴打”的具體實施人，劉複之當年密切關注著“嚴打”的進展情況，對工作進行具體指導。在此期間，他及時召開公安廳（局）長會議，通報情況，聽取意見，部署工作，確保了“嚴打”每一階段都周密銜接。
1984年7月，“嚴打”第一階段結束後，公安部召開了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部署第二階段的任務，提出以會殲流竄犯為重點，開展全國打擊流竄犯的統一行動。全國公安機關團結合作，動作迅速，開展了在流竄犯的流出地、流入地和鐵路、水陸交通沿線的集中行動，搜捕流竄作案分子，收到預期效果。
1984年1月17日，彭真就深入開展“嚴打”進一步強調了“穩、准、狠”的要求。他說，穩是有了，現在要注重“准”。劉複之認真傳達貫徹，具體闡釋為一要堅決，二要慎重，務必搞准。他要求各地公安機關和辦案人員要掌握穩、准、狠的原則，可捕可不捕的不要捕；堅持黨委領導，處理涉及幾個部門的重大問題，要在黨內進行磋商和聯合辦公，解決協同動作中的有關問題。他要求打擊現行犯罪要與綜合治理相結合。強調必須貫徹有錯必糾的原則，錯了就痛痛快快地改正。
“嚴打”中，劉複之一直不斷奔波於各地，考察“嚴打”工作，宣傳貫徹執行依法從重從快的方針，強調不准搞指標，不准湊數，涉及死刑的案件要特別謹慎。
1986年，“嚴打”進入第三階段。這一階段，先後開展了以反盜竊為重點的集中打擊行動，解決各類突出治安問題，以及打擊嚴重暴力犯罪和其他現行犯罪活動。同時，抓緊其他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措施的落實等，社會秩序重又恢復，人民群眾拍手叫好。
1987 年 6 月，劉複之重游黃河壺口瀑布。
學習法律知識
1988年，當人生進入第71個年輪之時，心態年輕，精力充沛的劉複之又一次接受了新的任命——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劉複之當選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1988 年 4 月，劉複之出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為儘快熟悉檢察工作，他特意聘請了一批有法律專業知識的年輕幹部給他上課。孫謙（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敬大力（現任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劉佑生（曾任檢察日報社社長、國家檢察官學院黨委書記）等人就是劉複之當時親自選定的“法律教員”。孫謙還被任命為劉複之的法律秘書。
劉複之既聽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也聽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還對黑格爾的《法哲學》感興趣。儘管有些問題他不太清楚，但總覺得聽一下會有啟發。在這期間，他還學習了中國憲法理論、司法學制度理論、刑事法律理論等等。許多人事後說，劉複之在71歲的年紀上還學得這樣認真，他們非常感動。
以反貪污賄賂為重點
1988年4月，在最高檢機關召開的幹部大會上，劉複之提出了他的改革藍圖：發揮檢察職能，開拓監督領域，從健全法制的角度著手準備對民事行政訴訟進行法律監督；制定一部《檢察官法》，建立檢察官體系，對檢察官依法管理和科學管理；辦中央檢察幹部學院，抓經常性的短期培訓；理順各方面的關係，讓檢察工作更上層樓。
1988年第四季度，最高檢黨組經過調查研究，確定了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檢察工作的任務，對工作部署進行了重新調整，這就是：充分發揮法律監督職能，深入開展打擊貪污、賄賂犯罪活動，繼續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加強法紀檢察，積極開展其他各項檢察業務。
調整後的工作部署，突出地把反貪污賄賂作為檢察工作的一個重點來抓。劉複之說，檢察工作應該服從和服務於黨的中心工作，為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創造良好的環境。而檢察機關查辦貪污賄賂犯罪，挖出“蛀蟲”，這就是對經濟建設最好而直接的服務。
1989年8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將經濟檢察廳改名為貪污賄賂檢察廳。名稱的改變，意味著打擊貪污賄賂犯罪的指向性更加明確。隨後，全國各級檢察機關經濟檢察部門的名稱，也都做了相應改變。
1989年8月1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貫徹中央有關指示，會同最高人民法院發佈了《關於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須在期限內自首坦白的通告》。通告規定，從8月15日至10月31日，凡有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行為的人，如果在期限內自首坦白，積極退贓或有檢舉他人犯罪等立功表現的，將得到從輕、減輕處罰；對拒不自首坦白的，將依法予以從嚴懲處。
在貫徹通告期間，全國檢察機關共收到舉報貪污賄賂線索13萬件，受理投案自首3萬多人。對自首坦白的人認真查證處理，基本做到了既貫徹從寬精神，又依法寬嚴適度。
1989 年 11月，劉複之陪同江澤民總書記、李鵬總理等党和國家領導人接見出席全國檢察長工作會議代表
不久，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北京舉辦了“全國檢察機關懲治貪污賄賂展覽”。在北京展出的55天中，接待群眾63萬多人。展覽受到中外人士的關注，讚賞黨和政府對貪污賄賂犯罪的重視，稱道司法機關對懲治腐敗、打擊犯罪所採取的措施。
在北京舉辦的這次展覽結束之後，還在一些省、市進行了巡迴展覽，推動了全國檢察機關打擊貪污賄賂犯罪、促進廉政建設的健康發展。之後，先後有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檢察院、125個市級檢察院舉辦了反貪污賄賂展覽。
與此同時，劉複之要求各級檢察機關抓住有利時機，把偵查破案工作與發動群眾相結合，進行宣傳和發動，依靠黨委和政府的領導、支持，動員群眾參加，掀起反貪污賄賂的“小高潮”，有效擴大社會效果。
1989 年，在高檢院會議上，左起：王曉光、梁國慶、張思卿、劉複之、馮錦汶。
據統計，1988年至1992年，全國共立案查處萬元以上的貪污賄賂大案49122件。其中，10萬元以上不滿50萬元的1782件，50萬元以上不滿100萬元的122件，100 萬元以上的81件。這樣的辦案成效，在當時經濟社會條件下是非常了不起的。
“一要堅決，二要慎重，務必搞准”
在劉複之擔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5年中，他始終把案件品質看得極端重要。強調辦案應貫徹“一要堅決，二要慎重，務必搞准”的原則。
他說，所謂的“堅決”，就是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必須以身作則，嚴格依法辦案，堅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動搖。所謂的“慎重”，就是要審慎從事，凡是有爭議的案件都要反復調查和研究，不拔高、不湊數。所謂的“搞准”，就是辦案的所有事實、證據，都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從這個原則出發，在辦案中堅持有錯必糾，發現辦錯了案件必須加以糾正。1992年8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決定撤銷“中國浙江建築技術發展中心”一個受賄案件。最高檢認為，在工程加固、糾偏過程中，一位元土建工程技術人員收受施工單位的酬金，經過調查，不認定為受賄犯罪。這起案件各界極為關注，定性意見上的分歧終於得到了統一。
劉複之還特別重視檢察機關的自我監督。過去，檢察機關辦理自行偵查的案件，往往採取“一竿子到底”的辦法，從案件受理、立案偵查、決定逮捕、審查起訴，一直到出庭支持公訴，都是由自偵部門負責，有時甚至一個案子從頭到尾是由兩三個辦案人員負責到底。這樣做的弊端是缺乏制約，容易導致工作粗糙，品質不高。
劉複之提出要把建立內部制約機制作為深化改革的重點，實行分權管理，即把偵查、預審與決定逮捕、起訴分開，分別由兩個部門和兩位副檢察長主管。對有爭議的案件，要提到檢察委員會審議。同時，要求對免訴案件要報上一級檢察院備案備查，上一級檢察院發現免訴決定不當時，有權變更、撤銷或指令糾正。這樣做了以後，辦案品質有了明顯提高。
對新生事物，劉複之總是充滿熱情。1988年，廣東省深圳市檢察院創建了我國第一個舉報中心，向社會公佈了舉報電話。劉複之和最高檢領導敏銳意識到這一創舉的深遠意義，對此予以充分肯定，並率先和新聞輿論界公開自己的態度。
隨後，在他的大力推動下，舉報中心這一制度開始向全國檢察機關進行推廣。最高檢要求各級檢察機關特別是大中城市檢察院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建立舉報中心，開展舉報工作。6月份，中央在《關於黨和國家機關必須保持廉潔的通知》中，提出在各級監察機關和檢察機關設立舉報中心，以及時揭露貪污、賄賂等違法違紀行為。到1992年底，全國已有3600多個檢察院建立了舉報機構，通過舉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案15萬多件。
1989年8月，廣東省檢察院建立了全國第一個反貪污賄賂局。劉複之更是熱情支持。最高檢首先肯定和推廣了廣東省的做法。接著，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也都給予了肯定，社會各界和人民群眾也表示出極大關注。地方各級檢察機關先後組建了反貪污賄賂工作局，進一步強化了對國家工作人員發生的貪污賄犯罪的法律監督。
1993 年初春，劉複之與孫子、孫女在院中踢球。
倡議反貪污立法
在劉複之任期內，他下工夫比較大的一件事是倡議反貪污立法。
1989年5月30日，劉複之就反貪污賄賂問題給最高檢黨組成員寫了一封信，提出“要制定一個懲治貪污賄賂的條例”。五個月後，最高檢分別向中央和全國人大報送了《關於建議將“檢察官條例”和“反貪污法”列入人大1991年立法計畫的報告》。
七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後，最高檢加快研究起草《反貪污賄賂法》的步伐，成立了專門的班子，抽調骨幹，聘請專家，並加強與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政法委、中央紀委、全國人大等20多個部門的聯繫，並一個部門一個部門地上門通報情況，聽取意見。
1991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同意將《反貪污賄賂法》列入立法規劃。1992年1月，中央批准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規劃，並確定最高檢為這部法律的起草單位。7月2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工作更好地為開放和建設服務的意見》，明確要求抓緊制定《懲治貪污賄賂法》。
後因種種原因，《懲治貪污賄賂法》沒有單獨成法，但1997年10月1日公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已將貪污賄賂罪單列為第八章，使反貪污賄賂有了有力的法律武器。
在劉複之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五年間，還有幾件事件值得一提：一是最高人民檢察院設立了政治部，地方各級檢察院也相繼設立了政治工作機構；二是創辦了中央檢察官學院（後改名為國家檢察官學院）；三是建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四是成立了中國檢察出版社、中國檢察理論研究所，創辦了《中國檢察報》，並請鄧小平題寫了報名（後更名為《檢察日報》）等。
1992 年 5 月，劉複之檢察長和張思卿、肖揚副檢察長審看《中國檢察報》清樣。
1993年3月2日，在八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劉複之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他回顧了五年的檢察工作，提出要堅持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指導思想；堅持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堅持嚴厲打擊嚴重經濟犯罪和嚴重刑事犯罪；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不斷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等。
報告結束時，台下一片掌聲。1993年4月，任期屆滿的劉複之離開了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崗位。
本文刊登在《方圓》雜誌2013年10月上期
- END -
編輯丨肖玲燕
設計丨劉岩
記者丨郭洪平 高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