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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辛亥革命106周年|1911,帝制是怎樣終結的?

1911年一場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 至今已經有106年, 時隔一個世紀之久……

俄國著名作家亞·謝·格裡鮑耶陀夫的喜劇《智慧的痛苦》第一幕第四場中,

有這樣一句臺詞:“本來要進這間屋子, 結果卻跑進了那間屋子。 ”列寧對這句話作過引申:“歷史喜歡作弄人, 喜歡同人們開玩笑。 本來要到這個房間, 結果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 ”俄國十月革命成功者列寧引申過的這句話看似簡單通俗, 實則深奧洞幽。 它用來比喻辛亥革命倒是恰如其分。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 義軍為壯聲勢把一位素未想到要革命、且已藏匿的清軍協統黎元洪強行拉出來充任都督, 黎氏後來竟認同了強加於己的革命身份, 與南下鎮壓的清軍作戰, 還做了中華民國首任副總統。 武昌首義, 南京卻成臨時政府所在地, 與首義沒有直接關係的孫中山被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1912年2月清朝小皇帝溥儀退位,
接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卻是曾奉命往湖北統率清兵鎮壓武昌起義革命軍、時任清廷內閣總理大臣的袁世凱。 南京參議院投票決議建都南京, 袁世凱卻炮製北京兵變嚇走迎他南下的專使, 提出以武漢為新都的黎元洪也轉而擁護袁世凱在北京就職。 歷史確實在捉弄人, 辛亥革命終結了帝制, 然而政權之柄最後落在了迷信風水、有帝王野心的袁世凱手中。

但清朝畢竟滅亡了, 帝制終結了。 並且這種終結不止是清朝帝制的終結, 而是中國數千年帝制的終結。 中國歷史從此轉型, 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任何人想稱王稱帝都會不得人心的民主共和時代。

帝制是誰終結的

帝制是誰終結的?從歷史過程看,

這不好回答, 難於將它歸結到某一個人甚至某一社團。 那麼換句話說, 是誰組織、策劃了一場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這也不容易說清楚。 從總體上看, 當時國內沒有一個嚴密的統一組織, 只有成網路狀的革命團體或個人。 不過, 在清廷大廈將傾時, 孫中山在海外組建的同盟會在國內影響、滲透由來已久, 尤其在華中南形成了較廣泛的民主革命力量。 “革命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 ”在這個革命舞臺上, 各色人物紛紛登場, 甚至前呼後擁, 文武花醜, 武打文唱, 精彩紛呈。 不過, 在一個4億5千萬人口的東方小農大國, 生活在底層的農民只是提供了這個舞臺, 他們並沒有直接參與國家政治生活。 登臺的是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新軍基層官兵,
會黨、市民、流民, 作立憲之望的紳商、實業家、士人, 以及海外關心中國革命的華僑等。 按人口比例, 這仍是一場少數人有機會參加的革命。

辛亥革命第一槍在華中一個省會城市打響, 原因似乎有些偶然。 1911年4月同盟會在廣州發動的起義被鎮壓後, 攝政王載灃即以宣統帝的名義下詔行憲政, 宣佈組織新內閣。 然而, 次日他即批准內閣的奏請, 下詔將所有鐵路收歸國有, 後又准奏任命端方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 強行接收湘、鄂、粵、川四省的商辦鐵路公司, 與民爭利, 於是激起湘鄂粵川四省紳商的激烈反對, 引發四川保路風潮。 此時, 在上海的革命党人發起成立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 在湖北、湖南、南京、安慶、四川等地設立分會,

準備革命力量。 而當鄂督瑞方率鄂軍入川鎮壓保路運動後, 湖北秘密革命組織文學社和共進會負責人即聯絡、運動湖北新軍(清軍)發動起義。 由於新軍中願革命者占大多數, 因之在10月10日起義發動後, 義軍冒死衝鋒, 一舉攻下湖廣總督府, 大獲成功, 繼之宣告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

雖然文學社、共進會和同盟會在起義前夕聯繫較多, 但武昌起義爆發與革命領袖孫中山卻無干係。 武漢三鎮光復後, 孫中山正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城為革命籌款, 是從報紙上得知“武昌為革命軍佔領”。 他在途中買到的另一份報紙上又有如此報導:“武昌革命軍奉孫中山命令而起者, 擬建共和政體, 其首任總統, 當屬孫中山。 ”由美國報紙可見孫中山在民主革命派心目中地位之高,在國際上影響之大。確實,武昌首義是由以孫中山及其同盟會為主體的革命派長期灌輸民主革命思想、反對滿清專制的結果。故1911年底,全國17省代表齊集南京,選舉流亡海外多年而歸來的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在1912年元旦宣誓就職,中華民國建立這一事實也就是宣告帝制終結。

要真正瞭解帝制是誰終結的,具體要分析如下幾個問題:清廷當局者是怎樣統治的?孫中山為何成為眾望所歸的領袖?革命的成果為何最終被袁世凱攫取?再是,憲政之路為何走向革命?應怎樣評價辛亥革命和孫中山?

慈禧為清室掘墓,載灃為帝制造棺

大清是由愚昧、腐敗的皇權專制者自已終結的。清統治者屬少數民族,在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推翻明政權時,1644年入關奪得勝利果實,並接受漢族政制、禮儀、文化。清朝前期,幾代皇帝算得上勵精圖治,但經濟全球化的興起讓它被動捲入。英國等西方工商業先發國家,19世紀開拓全球市場時有大量商船來到東方。為了維持對華貿易平衡,英商販賣鴉片,並借助軍隊對華開戰。自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以來,清朝開始走向衰落。

清廷首遭重創的是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洗劫和燒毀皇苑圓明園等地,咸豐帝逃奔熱河。清廷與洋人議和時除了新換《天津條約》,又加訂中英、中法《北京條約》,還對英、法兩國各賠白銀800萬兩。這一大劫使清帝體面盡失,朝野震恐,知曉中土以外列強船堅炮利,能輕易打敗中國。對清廷來說,這種打擊遠重於太平天國。太平天國運動雖然給大清造成嚴重內亂,但未動搖根本,並且最後被撲滅。

給清廷更重打擊的是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這次戰爭奪去了大清在亞洲的大國地位,加速其衰亡。日本不僅割占大清的臺灣諸島,更強索銀款2億4千余萬兩,這筆鉅款相當清廷3年的歲入,日本年財政收入8千萬日元的4倍有餘。大清自此積貧累弱,一蹶難振,其權威也隨之大減。

給清廷致命一擊的是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數千年文明古都,任憑十一國軍隊踐踏。皇庫如洗,國寶盡失,城區各被瓜分,皇宮禁苑任其紮營,繁榮街市盡成劫灰。這一奇災可謂絕無僅有。慈禧太后化裝成村婦挾光緒帝等出逃,遠避西安。清廷被迫與列強簽訂賠款條約,確定賠款銀4億5千萬兩,及加年息4厘,分39年還清。這不僅從經濟上摧毀了清王朝,更將廣大民眾推進苦難的深淵,也從政治上、倫理上摧毀了清廷的權威與德威,使民眾感到統治者的無能。

實際當權者慈禧太后對甲午敗戰、賠鉅款和割地,庚子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賠鉅款負有直接責任。作為一個小農大國的專權者,慈禧太后愚昧無知,碰了壁也像前朝君王不能認知、接受工業文明。作為女性,慈禧雞肚鼠腸,又嗜血成性。她的處事原則是:今天若有人使我不高興,我就要他一輩子不高興。1861年8月咸豐帝病死,慈禧作為繼承皇位的載淳之生母,借助恭親王奕欣將八名“贊襄政務王大臣”或革職或處死,改元同治,實行垂簾聽政,掌控朝中大權。

慈禧掌控朝政,大清厄運連連,因為慈禧聽政而不知政,只知權、知利、知奢華腐化,更知懲罰和殺戮。這個半文盲專權女人“聽政”,充其量是聽大臣們說什麼,合自己的心意就降旨,不合心意就懲辦人。因之,慈禧的愚昧讓國家政治生活降低為低劣的宮廷生活。對於世局變化,慈禧因無知而根本無法應對。甲午年為慶60大壽,她讓清廷慶典總辦大興土木,頤和園自動工重修以來已耗費水師銀三千萬兩。在日軍乘機侵佔朝鮮,重創北洋艦隊、直取平壤,攻佔大連、旅順之際,壽慶中的北京城仍鼓樂連天。光緒帝想遷都作持久戰,慈禧太后卻在慌忙中派李鴻章赴日乞和,滿足日本索要賠鉅款、割遼東、臺灣的要求。這一國恥致使人心激憤,於是“公車上書”。

庚子年中國出現了非理性反抗列強的組織義和團,它打出旗號自稱天兵天將、保清滅洋。慈禧太后因聽信謠言說列強發出要她退位歸政的照會,又聽信義和團有刀槍不入的神功,便權令智昏,頒旨招撫義和團並向列強宣戰,還發兵圍攻外國駐京使館及教堂。這一蠢舉最終導致“八國聯軍”踐踏清國都城,大清只能“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庚子賠款後,大清一貧如洗,慈禧逃難的日子也不好過。庚子之亂預示大清的大限將近。

慈禧從沒想過辦新政,就像她從沒想要辦洋務一樣。比如,同治二年即1863年,直隸總督李鴻章上折修築鐵路,一直沒有下文。光緒十一年即1885年,李鴻章再次上折。為了讓慈禧太后高興,李鴻章特意讓法國新盛公司為她製作一列極為精美的丹特型機車,又在皇城御苑築鐵路,慈禧乘坐小火車遊覽開心了,中國第一個鐵路機構開平鐵路公司才獲准組建。慈禧主動提出辦新政的背景是:庚子年朝議如何應對拳民和列強時,她濫殺一批忠臣,將其忠言苦諫視為莠言亂政。後來列強要求懲辦禍首,她不得已又處死一批滿漢大臣。故在西安時,在軍機處辦事的只有榮祿、王文韶、鹿傳霖三位年邁多病的大臣。只因朝中無人辦事,慈禧太后才想起要辦新政,當時她只能借重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等在外的疆臣。她心裡防著的仍是光緒帝,也沒想到裁培能幹的皇族大臣。還都北京後,她依然奢華,玩得花樣百出,甚至扮觀音菩薩照相。1908年,在享受73歲壽慶時,慈禧因連夜看戲、貪食而染疾。在光緒帝病逝後,她也一命嗚呼。臨終前,慈禧匆忙安排25歲的載灃為攝政王監國,載灃3歲的兒子溥儀為嗣皇帝,入承大統。

匆忙上任的攝政王載灃少才短識,年輕資淺。載灃攝政後,第一件事是想誅殺袁世凱,為其兄光緒帝在戊戌年中被出賣而復仇。因同袁世凱關係密切的慶親王奕劻反對,載灃才改為將袁氏開缺回籍。載灃只想為清室謀利益,不知政治只知用兵壓民。1909年春,津浦鐵路總辦道員李德順、督辦大臣呂寰海遭參營私舞弊,載灃欲以滿人代之。軍機大臣張之洞加以勸阻:親貴聯翩進用,輿情不屬,必生激變。載灃竟稱:“有兵在,擔心什麼激變!”張之洞退而歎道:“不意聞亡國之言。”他氣得咯血,後一病不起。民政大臣善耆知載灃難擔治國大任,便積極支持當時的立憲運動,並預謀立憲後出任第一任內閣總理大臣。而載灃反對開國會,只是形勢危急時又慌忙組閣。更為愚蠢的是,載灃下詔批准用兵入川鎮壓紳商的保路運動,結果導致武昌起義爆發。

顯然,慈禧聽政47年後使清室走上不歸路,攝政王載灃僅3年便為帝制造好了棺材。

孫中山是帝制終結的宣告人

清廷這只垂死的老虎在臨死之前總是要掙扎,還要吃人。它鎮壓了多次起義,殺害了許多反清志士。是革命派在孫中山思想影響下奮起反抗並給它當頭一棒,它才倒地而死。孫中山當之無愧地是滿清專制政權滅亡、帝制終結的宣告人。但孫中山並不天生就是“起共和而終帝制”的人。他1866年(清同治五年)出生於廣東香山縣翠亨村農家。其父孫達成是個老實巴結的貧農,常受富人欺負。對少年孫中山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翠亨村一位名叫馮爽觀的太平天國老兵,常講太平天國故事。這使少年孫中山對洪秀全有朦朧認識,並對清朝統治者有惡感。

孫中山具有民主意識與他早年所受的教育有關。1879年,他隨兄、嫂和母親去檀香山,進英國聖公會主教畢斯浦創辦的意奧蘭尼中學上學。學校的華藉教師、教會司鐸杜南山,曾為他解釋了“何以英美政府和人民相處得這樣好,而滿清皇帝卻自命天子”這一問題:“清國是皇帝專制統治,皇帝自命為天子,是為了奴役百姓。英美是民主政治,政府為民眾所選,故政府與人民相處甚好。”杜南山還告訴他:清朝可以實行民主政治,但這要靠你們長大後去爭取。因之,民主政治的理想在孫中山心中萌生。杜南山還向他解釋了範文正公的箴言:不為良相,便為良醫。這種導向有助他樹立高尚的政治倫理。

孫中山在香港及廣州接受的也基本是西式教育,與眾不同的是他在學醫時仍孜孜不倦地鑽研廿四史。1892年,孫中山從香港麗雅英文醫學書院畢業後在澳門、廣州一帶行醫。

但孫中山總不滿足以醫術救世,他不時與好友鄭士良、陸皓東、陳少白等聚會討論時局。1893年初冬,他們再次聚首議論國事。經辯論,大家同意孫中山的意見,議定由鄭士良結納會黨人士、聯絡防營,著手革命組織之事。事情無著落時,孫中山便想與一些漢族大臣聯絡,試探依靠他們改良社會政治。為此,他草擬上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書。然而當孫中山1894年6月份抵天津時,李鴻章忙於軍務,根本不理他的求見,也不看幕僚羅豐祿轉呈的上書。孫中山不禁慨然長歎,旋即南返。

南返廣州後,孫中山以革命覆滿手段改造中國之心愈益堅決,他決計先去檀香山尋求發展。1894年,他乘輪至檀香山,通過長兄介紹在當地華僑中從事革命聯絡活動,組織起興中會。1895年,孫中山返回香港後,立即邀集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等友人討論擴大興中會組織,並成立興中會香港總部。興中會策劃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出逃日本,從此流亡海外直至辛亥革命才回國,並被選為首位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孫中山在海外16年備嘗艱辛。如1896年在倫敦被清朝駐英公使館誘捕,但脫險後他不僅著有廣為流傳的《倫敦蒙難記》(Kidnapped in London),並花功夫研究西方政治經濟理論。次年,孫中山抵日本後結識宮崎寅藏、犬養毅等人,繼續在旅日華僑中宣傳革命,發展興中會組織。

1905年是孫中山革命事業大有起色的年頭。該年8月,他與黃興等人在東京以興中會、華興會等革命團體為基礎創建同盟會,並被推舉為總理,他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宗旨被採納為同盟會綱領。同盟會同時創辦了《民報》,孫中山在其發刊詞中首次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民報》則將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廣為傳播。同時,同盟會的勢力不斷向國內滲透,有力地促進了國內革命運動的發展。在同盟會成立前後,許多在日留學生還親聆聽過孫中山談反滿革命。孫中山還到美國、歐洲各國華僑和留學生中鼓吹革命。在美國,他曾入洪門,並改組《大同日報》宣傳革命思想。在歐洲留學生中,他盡力發展同盟會員。在布魯塞爾,他還特地訪問第二國際書記處執行局主席王德威爾,自認為是社會主義者,要求加入國際。

在武裝反抗方面,孫中山積極在海外籌款,聯絡華僑、會黨和新軍,在廣東、廣西、雲南等地發動一系列武裝反清起義。1911年4月黃興親自領導的廣州起義震驚朝廷,影響很大,雖然很快失敗了。

孫中山的行動和思想影響使他成為革命的化身,也成為辛亥革命的靈魂——武昌起義與同盟會有密切聯繫。在革命高潮中孫中山回到上海時,儘管在國外並未借到鉅款以為革命之用,所帶回者只是“革命之精神”,但他受到眾多革命黨人的熱烈歡迎。故1911年12月29日全國17省代表首次民主選舉國家元首時,孫中山以得16票的高票當選。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雖然此時清廷小皇帝尚未退位,但作為時代交替,帝制因中華民國的成立而終結了。孫中山的總統宣誓就職誓言,即是帝制終結的宣告書,孫中山代表全體革命党人成為帝制終結的宣告人。

袁世凱是摘取辛亥革命果實的大贏家

袁世凱是近世梟雄,頗有心術,善逢迎鑽營。自甲午戰事初起,他從漢城逃回閒居北洋時,以拜師為名不特奔走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門下,亦奔走慶親王奕劻、軍機李鴻藻、翁同龢等大臣府中,極力迎合。後來榮祿奏請變通軍制,在天津創建新式陸軍,奏請飭派袁世凱督練,得光緒帝令准。

袁世凱上任後用人頗為悉心,多起用親信、舊部、老友。他治軍極為嚴格,制定的《簡明軍律》規定了十八條斬罪。嚴格的軍紀和善於籠絡人心,其部下都願為他效死命,後來,他結成一個北洋集團,主宰了民國政治20餘年。為自己手下文案阮忠樞辦婚事是袁世凱籠絡人心的一個典例。阮忠樞在天津一妓院看中某妓女欲納為妾,袁世凱表面不許,卻秘派人花錢為之辦婚宴,於是阮忠樞至死效忠袁世凱。他這般手段,使官兵心中只知有袁世凱,不知有朝廷。

戊戌變法年間出賣光緒帝、投靠榮祿、依附慈禧太后,袁世凱官運亨通。李鴻章在與列強代表簽訂賠款的辛丑合約後,病鬱而亡。慈禧即電令袁世凱代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後來他又被正式任命,成為漢員中官位最重者。

武昌起義使袁世凱峰迴路轉。自被攝政王載灃開缺回籍後,袁世凱定居河南彰德洹上村。為避朝廷耳目,他用韜晦之計,精心偽裝,給外界以終老鄉村之印象。然而,他暗中與故舊廣泛聯絡,對朝事瞭若指掌。武昌起義後,有人勸他效法曹操。他心中本有稱王稱帝自開局面之想,但覺時機未熟。如若聯絡舊部對清廷反戈相向,湖北已設立中華民國軍政府,已後人一步;故不如依靠北洋六鎮精銳,讓朝廷重新啟用自己,挾幼帝以令天下。於是,他重金收買內閣總理大臣奕劻,奕劻等人即力主起用他。攝政王載灃明知起用袁世凱是引狼入室,但朝中多是袁氏爪牙心腹,手中又無忠勇之人可用,於是武昌起義後第三天只得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節制各路軍隊,督辦剿撫事宜。然而,袁世凱得電諭後故意託病拖延。奕劻讓協理大臣徐世昌前往彰德勸說時,袁世凱即與這位朋黨商議竊取朝權密計:若要他出山,當有六項請求:明年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寬容武昌事變諸人,解除黨禁,委以指揮軍隊全權,與以充足軍費。徐世昌回京後要奕劻將此轉告攝政王欽准,載灃得奏後無可奈何。

當各省地起義的消息不斷報到北京,各督撫紛紛電奏告急時,載灃如坐針氈,即下令召還在前線指揮的陸軍大臣蔭昌,授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節制調遣水陸全軍。然而,袁世凱接到詔令後仍若無其事地奕棋。期間,山西太原新軍標統、同盟會員閻錫山等發動起義,河北灤州第二十鎮新軍統制張紹曾等將領亦發動兵變。載灃這時驚懼不已,準備讓隆裕太后攜小皇帝逃往熱河避難,同時急忙讓章京代擬詔書,代他五歲的兒子宣統小皇帝下罪己詔。袁世凱得訊,才以前線視師的名義乘車南下,抵湖北孝感大營。

就在袁世肯南下督師的同一天,內閣總理大臣奕劻與所有國務大臣一齊奏請辭職。載灃得到辭呈後立即准請,並授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著其即行來京組閣。而袁世凱接詔後,故意辭謝不就。馮國璋率軍攻佔漢口後,他正在與黎元洪等暗中勾通,以借革命軍政府逼迫朝廷,讓載灃交出更多的權力;同時又憑藉北洋軍壓迫起義軍,讓它歸順自己。

袁世凱得知革命黨人都願推重自己為華盛頓,不禁喜出望外,在派劉承恩到武昌談判時進一步向黎元洪討價還價,他在信函中稱:“如能承認君主立憲,兩軍即息戰,否則仍以武力解決”。黎元洪則堅持要清帝退位,實行共和,可舉袁世凱當總統。

袁世凱探知革命黨人的底細後,加緊逼迫載灃速行立憲。載灃為讓袁世凱穩定,急忙將資政院起草的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予以公佈;接著又宣諭准許黨人按照法律組織政黨,資政院速訂議院法、選舉法,預備召開國會。袁世凱見載灃已准行立憲,便借機在湖北出示曉諭招撫民軍。同時,袁世凱再次推辭奉詔北上,說是憲法十九信條規定,內閣總理大臣由國會公舉。載灃即促資政院開會,正式選舉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選舉結束後,載灃立即下詔要袁世凱進京就職。袁世凱見自己以法律形式首次被資政院選為總理大臣,便將前線軍事交付給親信指揮,在衛隊的前呼後擁下乘車進京。

隆裕太后與攝政王載灃在袁世凱返京的次日即予召見,囑他不要辜負朝廷重托,全心組織好內閣。而袁世凱在湖北前線時,心中就已盤算好哪些親信能入閣,哪些人當配角和擺設,故內閣大臣全是他的親信。袁世凱組閣後,立即罷免了軍諮府大臣載濤和毓朗職位,並奏請隆裕太后,親貴不得預聞政事,意在不讓載灃執政。為了達到目的,袁世凱讓英國公使朱爾典出面對載灃軟硬兼施,迫他交出“監國攝政王”大印。隆裕太后本來無才無識,在袁世凱的逼迫之下,她只得讓載灃不再預政。

趕走攝政王載灃後,袁世凱命親信段芝貴另編拱衛軍護衛京城。緊接著,他又奏請皇帝降旨必須由內閣副署,這實際上是限制隆裕太后行使朝政,隆裕太后則隨即表示同意。但袁世凱仍礙於清廷舊例過多,束縛自己獨斷專行,尤其不願每天入對跪見小皇帝,便採用親信幕僚汪榮寶的獻策:既已立憲,總理宜奏請凡與立憲制度相抵觸的事項宜一律停止;總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對;等等。隆裕太后接奏後,立即准奏。這樣,袁世凱順當地將清廷朝政大權攫取在手。至此,他權傾朝野,隆裕太后和溥儀小皇帝只不過是他掌中之物。袁世凱精心算計,為自己攝取國家最高權柄鋪平了道路,也為他繼孫中山之後任民國總統打下了基礎,成為革命的大贏家。

憲政之路通向革命

清廷統治者從來沒有主動去踩過憲政路,在甲午戰爭後也想不到。早在1896年8月,梁啟超在《論不變法之害》中言:“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已”;“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康有為在戊戌變法時所上的奏摺中,有“請定立憲開國會折”,言“立行憲法,大開國會,以庶政與國民共之,行三權鼎立之制,則中國之治強,可計日待也”。然而,慈禧太后根本聽不懂這些話,光緒帝變法被囚,康、梁機警外逃才沒有成為她的刀下之鬼。

1901年,流亡日本的梁啟超在《清議報》發表《立憲法議》,鼓吹君主立憲。該文傳播國內,推動了朝野立憲運動。梁文的主旨是:憲法是“立萬世不易之憲典,而一國之人,無論為君主、為官吏、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為國家一切法度之根源。”中國行立憲的辦法是:一、皇上渙降明詔,定中國為君主立憲之帝國。二、派重臣遊歷歐洲各國及美國、日本,考其憲法之同異得失,何者宜於中國。三、開立法局于宮中,草定憲法。四、翻譯各國憲法原文及解釋憲法之名著,使國民增長學識。五、討論憲草,制定頒佈。六、以二十年為實行憲法之期。但梁啟超是亡命海外的朝廷欽犯,曾悲歎“舉國皆我敵”。儘管1901年初清廷發佈上諭,說要實行新政,但慈禧太后仍不知新政、憲政為何物。

但梁啟超文筆生風,在國內影響頗大。1902年6月,滿人英斂之在天津創辦《大公報》因有法國人撐腰,開始談立憲。1903年6月,上海各界人士召開會議,立憲党人龍澤厚提出向清廷請願立憲。1904年,張謇給袁世凱寫信,希望他像日本伊藤博文那樣在中國主持立憲。1905年,袁世凱與張之洞、周馥奏請實行立憲政體,並請派大臣出洋考察國外政體。這樣,清廷才派出大臣考察憲政。1905年12月,清廷派出的憲政考察團分兩路出發,都經日本轉美國赴歐洲。1906年7月,鎮國公載澤等帶領的數十人返回北京後,隨員楊壽楠代議《籲請立憲折》上奏,繼之又上一密折,並整理編訂所帶回的各類書籍以資送憲政編查館備用。有趣的是,考察團不惜重金買回一批動物以備放在北京新建的萬牲園中,好討慈禧太后喜歡。而戴鴻慈和端方一路,1906年7月抵上海後,8月初方動身北上。隱情是隨員中缺少精于憲政理論者,拿不出像樣的奏稿,以便讓隨員熊希齡往日本托請梁啟超這位朝廷欽犯捉刀代稿。

慈禧太后在得載澤密折後召見載澤,確信行憲政可固皇位,仍是君主一人作主,於是與光緒帝召見眾大臣,示意預備立憲,準備以十至十五年為期,大體效法日本憲政體制。9月1日,預備立憲詔書頒佈。從清廷的預備立憲過程看,它基本上是跟著梁啟超的思路蹣跚而行,但其行動比梁氏的建議晚了五年。

立憲詔書發佈後,為編纂官制事,奏請立憲的重臣袁世凱卻被排擠出局。袁世凱提出設責任內閣。他的如意算盤是,設內閣,內閣首相非奕劻即自己,內閣組成後代君主負責,皇帝無權,即使光緒帝將來複權,亦對自己無可奈何。然而這一建議遭到多數大臣尤其是滿族權貴的反對。光緒帝亦指斥:“什麼責任內閣,你的心事我全知道!”慈禧太后也決意奪其兵權,將袁世凱調離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入京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

在宮廷爭權奪利之時,民間對如何行憲政議論紛紛。1907年1月,楊度在《中國新報》創刊號上撰文,提出“立憲之事,不可依賴政府,而惟侍吾民自任之。”社會名流、紳商等亦開始結成組織推動憲政。如張謇、湯壽潛等人在上海成立預備立憲會,湯化龍等成立湖北憲政籌備會等。

1908年夏,清廷的憲法大綱及議院法典編纂告竣,計以九年籌備憲政。然而,年邁而握權不放的慈禧仍不想立憲,她將一些漢族大臣革職或開缺回籍,查禁1908年總部遷至上海的政聞社。

1908年冬光緒帝、慈禧太后死後,三歲小皇帝溥儀即位。1909年(宣統元年),攝政王載灃雖然命各省設立諮議局,但他儘量集權於自己手中。次年,由張謇發起的16省諮議局代表進京呈折、請願,請速開國會 。許多省的督撫、將軍也聯名具奏請組內閣、開國會。但載灃甚為反感,採用拖延辦法。為應付輿情壓力,他先是宣佈縮短立憲預備期,從9年改為5年;後在1911年春革命黨人發動廣州起義後,急組“皇族內閣”。這種耍弄天下的行為引起立憲派廣泛不滿,錯失了實施君主立憲的好時機。由於清廷掌權者根本認識不到立憲對自身的好處,毫無立憲的誠意,更無立憲的真正準備,所以革命爆發後,立憲派立即和革命派聯手,迫清廷交權,他們在革命中也分享了部分政權。

辛亥革命的功績和孫中山的貢獻

對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的評價已經太多。我先想引用毛澤東的評價,因其評價大體公道。1954年,毛澤東在《關於辛亥革命的評價》中說:“孫中山及其一派人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和臨時革命政府,並制定了一個《臨時約法》。辛亥革命以後,誰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們說它有偉大的歷史意義。”1956年,為紀念孫中山誕辰90周年,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稱頌道:孫中山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國革命民主派的旗幟”;應“紀念他在辛亥革命時期,領導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的豐功偉績。”毛澤東這裡說的只是大體,具體從精神遺產來說,孫中山除了創制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五權憲法思想外,還為時代留下了民主、自由、平等意識和公民精神。在南京臨時大總統任上,一位年老蕭姓鹽商求見時要行跪拜大禮,孫中山連忙將他扶住,告之人民的身份一律平等,稱總統是國民的公僕,離職以後又回到人民的隊伍裡去,和老百姓一樣。1912年4月在武昌黃鶴樓演講時,孫中山說:“民國國家為四萬萬人之國家”,“民國譬之公司,人民為大股東,總統至執百事皆為股東服役務,其薪俸則股東之雇工資。”孫中山更重政治革命後的“社會革命”即經濟建設,他解職後到上海時稱:我所欲為之事“至少需要一百年”。這筆巨大的精神財富足夠我們受用了。

值得關注的是,近些年來“告別革命”的聲音不斷,似乎改良、立憲更好。2010年10月8日,鳳凰網專稿發表了中山大學袁偉時先生的《辛亥革命是一場盛大的假面舞會》一文。袁先生說:“從社會發展所付出的代價來看,立憲是最好的選擇。可惜,在洶湧澎湃的請開國會運動面前,清政府不能當機立斷,錯過了改革的時機。具體算一算辛亥革命前後的損益表,答案就一清二楚了。”袁先生繼之為立憲和革命各開了一個清單:“立憲的收益:1.在立憲派合作和支持下,大部分省份的政權和平轉移,兵不血刃實現了兩種政治體制的交替。中央和省都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2.軍事混亂時期很短,經濟繼續增長。3皇帝退位了,君為臣綱的制度基礎被摧毀,宗法專制制度的精神支柱搖搖欲墜。思想文化領域,中國進入了20世紀最自由的歷史時期,……收益主要在制度建構和思想解放上。由於清政府正在推行新政,這些都是題中應有之義,步伐可能稍微緩慢而已。”“革命的損失:1.固有的政治秩序崩潰,外蒙古在沙俄蠱惑下宣佈獨立。2.由於大量的‘民軍’、‘革命軍’湧現,軍費突然增加四倍,財政體系崩潰,國庫空虛,最嚴重的時刻,只剩下9萬元。3.原有的聽命於中央政府的軍事系統分崩離析,形成了以地方督軍為核心的各自為政的軍事強人統軍的格局,為日後的軍閥混戰奠立了基礎。”

袁先生這裡用語混亂:一、清代只有朝廷和衙門而沒有政府。近現代中國政府的誕生始自1912年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二、清朝統治者要搞的是君主立憲,而非共和立憲。袁先生所開收益清單與史實不符,算的是一筆糊塗帳:1、有無立憲派合作,中央政權的轉移是和平的,孫中山的前提是,清帝退位,即可讓出臨時大總統一職給袁世凱,幾乎所有革命派都想讓袁世凱成為中國的華盛頓。2、各行省“光復”過程中,除湖北漢口遭南下清軍焚毀損失很大外,其他省份人民生命、財產損失都不太嚴重。各省都督或分都督在諮議局和社會名流、紳商的相助下,都較好地維護了社會秩序。3、立憲派是主張君主立憲,皇帝退位不是立憲而是革命的結果。同時,清廷鉗制輿論,只是鉗制不住,因此革命、立憲之說才在社會流傳,這既不是立憲派本身的勞績,也不是“清政府正在推進新政”的政績。章炳麟罵了皇帝是“小丑”,因懲罰不到,“中國政府”還到案在上海租界洋人的小法庭打官司,清廷哪裡讓人解放思想?袁先生算革命的損失帳也算錯了:1、民主取代君主,國內政治並未發生大動盪。外蒙古獨立是沙俄與外蒙古當局上層勾結的產物,與辛亥革命沒有必然聯繫。它收復後在民國時期由於史達林政權支持再次分裂出去了。2、財政體系崩潰、國庫空虛不是辛亥革命的結果,倒是其重要原因。列強多次割地賠款,僅辛丑合約賠鉅款清廷要39年才能還清。至於南京臨時政府,它沒有國庫,革命軍生活確實艱苦。3、聽命於中央政府的軍事系統分崩離析發生在辛亥革命之前,袁世凱指揮的六鎮兵力就只聽命于袁世凱,官兵心目中並沒有朝廷,武昌新軍起義後全國風從回應,可見清廷威權失盡,內部分崩離析,只是外表上統一。如果袁世凱繼承民主制而不復辟帝制,後來軍閥混戰或可不發生。察知袁氏稱帝野心後,憲政派領袖梁啟超拍案而起,支持蔡鍔護國反袁,此後戰亂不已。但不能把袁世凱的罪過算在辛亥革命身上。

在評價孫中山本人時,袁偉時先生稱:“孫文終生都是革命家,其他方面乏善可陳。”輕描淡寫,言辭間大有不恭。然而孫中山生逢衰世,作為革命家他以革命為志職。在短暫的60年間,孫中山為民族、民權、民生奔走,領頭推翻帝制,又為推翻軍閥統治作了準備,這足夠偉大了。還奢望這位蒼生大醫有時間作其他什麼善事呢?

相關圖書《帝制的終結》 胡為雄 著 當代中國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

(部分圖片來自網路)

”由美國報紙可見孫中山在民主革命派心目中地位之高,在國際上影響之大。確實,武昌首義是由以孫中山及其同盟會為主體的革命派長期灌輸民主革命思想、反對滿清專制的結果。故1911年底,全國17省代表齊集南京,選舉流亡海外多年而歸來的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在1912年元旦宣誓就職,中華民國建立這一事實也就是宣告帝制終結。

要真正瞭解帝制是誰終結的,具體要分析如下幾個問題:清廷當局者是怎樣統治的?孫中山為何成為眾望所歸的領袖?革命的成果為何最終被袁世凱攫取?再是,憲政之路為何走向革命?應怎樣評價辛亥革命和孫中山?

慈禧為清室掘墓,載灃為帝制造棺

大清是由愚昧、腐敗的皇權專制者自已終結的。清統治者屬少數民族,在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推翻明政權時,1644年入關奪得勝利果實,並接受漢族政制、禮儀、文化。清朝前期,幾代皇帝算得上勵精圖治,但經濟全球化的興起讓它被動捲入。英國等西方工商業先發國家,19世紀開拓全球市場時有大量商船來到東方。為了維持對華貿易平衡,英商販賣鴉片,並借助軍隊對華開戰。自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以來,清朝開始走向衰落。

清廷首遭重創的是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洗劫和燒毀皇苑圓明園等地,咸豐帝逃奔熱河。清廷與洋人議和時除了新換《天津條約》,又加訂中英、中法《北京條約》,還對英、法兩國各賠白銀800萬兩。這一大劫使清帝體面盡失,朝野震恐,知曉中土以外列強船堅炮利,能輕易打敗中國。對清廷來說,這種打擊遠重於太平天國。太平天國運動雖然給大清造成嚴重內亂,但未動搖根本,並且最後被撲滅。

給清廷更重打擊的是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這次戰爭奪去了大清在亞洲的大國地位,加速其衰亡。日本不僅割占大清的臺灣諸島,更強索銀款2億4千余萬兩,這筆鉅款相當清廷3年的歲入,日本年財政收入8千萬日元的4倍有餘。大清自此積貧累弱,一蹶難振,其權威也隨之大減。

給清廷致命一擊的是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數千年文明古都,任憑十一國軍隊踐踏。皇庫如洗,國寶盡失,城區各被瓜分,皇宮禁苑任其紮營,繁榮街市盡成劫灰。這一奇災可謂絕無僅有。慈禧太后化裝成村婦挾光緒帝等出逃,遠避西安。清廷被迫與列強簽訂賠款條約,確定賠款銀4億5千萬兩,及加年息4厘,分39年還清。這不僅從經濟上摧毀了清王朝,更將廣大民眾推進苦難的深淵,也從政治上、倫理上摧毀了清廷的權威與德威,使民眾感到統治者的無能。

實際當權者慈禧太后對甲午敗戰、賠鉅款和割地,庚子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賠鉅款負有直接責任。作為一個小農大國的專權者,慈禧太后愚昧無知,碰了壁也像前朝君王不能認知、接受工業文明。作為女性,慈禧雞肚鼠腸,又嗜血成性。她的處事原則是:今天若有人使我不高興,我就要他一輩子不高興。1861年8月咸豐帝病死,慈禧作為繼承皇位的載淳之生母,借助恭親王奕欣將八名“贊襄政務王大臣”或革職或處死,改元同治,實行垂簾聽政,掌控朝中大權。

慈禧掌控朝政,大清厄運連連,因為慈禧聽政而不知政,只知權、知利、知奢華腐化,更知懲罰和殺戮。這個半文盲專權女人“聽政”,充其量是聽大臣們說什麼,合自己的心意就降旨,不合心意就懲辦人。因之,慈禧的愚昧讓國家政治生活降低為低劣的宮廷生活。對於世局變化,慈禧因無知而根本無法應對。甲午年為慶60大壽,她讓清廷慶典總辦大興土木,頤和園自動工重修以來已耗費水師銀三千萬兩。在日軍乘機侵佔朝鮮,重創北洋艦隊、直取平壤,攻佔大連、旅順之際,壽慶中的北京城仍鼓樂連天。光緒帝想遷都作持久戰,慈禧太后卻在慌忙中派李鴻章赴日乞和,滿足日本索要賠鉅款、割遼東、臺灣的要求。這一國恥致使人心激憤,於是“公車上書”。

庚子年中國出現了非理性反抗列強的組織義和團,它打出旗號自稱天兵天將、保清滅洋。慈禧太后因聽信謠言說列強發出要她退位歸政的照會,又聽信義和團有刀槍不入的神功,便權令智昏,頒旨招撫義和團並向列強宣戰,還發兵圍攻外國駐京使館及教堂。這一蠢舉最終導致“八國聯軍”踐踏清國都城,大清只能“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庚子賠款後,大清一貧如洗,慈禧逃難的日子也不好過。庚子之亂預示大清的大限將近。

慈禧從沒想過辦新政,就像她從沒想要辦洋務一樣。比如,同治二年即1863年,直隸總督李鴻章上折修築鐵路,一直沒有下文。光緒十一年即1885年,李鴻章再次上折。為了讓慈禧太后高興,李鴻章特意讓法國新盛公司為她製作一列極為精美的丹特型機車,又在皇城御苑築鐵路,慈禧乘坐小火車遊覽開心了,中國第一個鐵路機構開平鐵路公司才獲准組建。慈禧主動提出辦新政的背景是:庚子年朝議如何應對拳民和列強時,她濫殺一批忠臣,將其忠言苦諫視為莠言亂政。後來列強要求懲辦禍首,她不得已又處死一批滿漢大臣。故在西安時,在軍機處辦事的只有榮祿、王文韶、鹿傳霖三位年邁多病的大臣。只因朝中無人辦事,慈禧太后才想起要辦新政,當時她只能借重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等在外的疆臣。她心裡防著的仍是光緒帝,也沒想到裁培能幹的皇族大臣。還都北京後,她依然奢華,玩得花樣百出,甚至扮觀音菩薩照相。1908年,在享受73歲壽慶時,慈禧因連夜看戲、貪食而染疾。在光緒帝病逝後,她也一命嗚呼。臨終前,慈禧匆忙安排25歲的載灃為攝政王監國,載灃3歲的兒子溥儀為嗣皇帝,入承大統。

匆忙上任的攝政王載灃少才短識,年輕資淺。載灃攝政後,第一件事是想誅殺袁世凱,為其兄光緒帝在戊戌年中被出賣而復仇。因同袁世凱關係密切的慶親王奕劻反對,載灃才改為將袁氏開缺回籍。載灃只想為清室謀利益,不知政治只知用兵壓民。1909年春,津浦鐵路總辦道員李德順、督辦大臣呂寰海遭參營私舞弊,載灃欲以滿人代之。軍機大臣張之洞加以勸阻:親貴聯翩進用,輿情不屬,必生激變。載灃竟稱:“有兵在,擔心什麼激變!”張之洞退而歎道:“不意聞亡國之言。”他氣得咯血,後一病不起。民政大臣善耆知載灃難擔治國大任,便積極支持當時的立憲運動,並預謀立憲後出任第一任內閣總理大臣。而載灃反對開國會,只是形勢危急時又慌忙組閣。更為愚蠢的是,載灃下詔批准用兵入川鎮壓紳商的保路運動,結果導致武昌起義爆發。

顯然,慈禧聽政47年後使清室走上不歸路,攝政王載灃僅3年便為帝制造好了棺材。

孫中山是帝制終結的宣告人

清廷這只垂死的老虎在臨死之前總是要掙扎,還要吃人。它鎮壓了多次起義,殺害了許多反清志士。是革命派在孫中山思想影響下奮起反抗並給它當頭一棒,它才倒地而死。孫中山當之無愧地是滿清專制政權滅亡、帝制終結的宣告人。但孫中山並不天生就是“起共和而終帝制”的人。他1866年(清同治五年)出生於廣東香山縣翠亨村農家。其父孫達成是個老實巴結的貧農,常受富人欺負。對少年孫中山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翠亨村一位名叫馮爽觀的太平天國老兵,常講太平天國故事。這使少年孫中山對洪秀全有朦朧認識,並對清朝統治者有惡感。

孫中山具有民主意識與他早年所受的教育有關。1879年,他隨兄、嫂和母親去檀香山,進英國聖公會主教畢斯浦創辦的意奧蘭尼中學上學。學校的華藉教師、教會司鐸杜南山,曾為他解釋了“何以英美政府和人民相處得這樣好,而滿清皇帝卻自命天子”這一問題:“清國是皇帝專制統治,皇帝自命為天子,是為了奴役百姓。英美是民主政治,政府為民眾所選,故政府與人民相處甚好。”杜南山還告訴他:清朝可以實行民主政治,但這要靠你們長大後去爭取。因之,民主政治的理想在孫中山心中萌生。杜南山還向他解釋了範文正公的箴言:不為良相,便為良醫。這種導向有助他樹立高尚的政治倫理。

孫中山在香港及廣州接受的也基本是西式教育,與眾不同的是他在學醫時仍孜孜不倦地鑽研廿四史。1892年,孫中山從香港麗雅英文醫學書院畢業後在澳門、廣州一帶行醫。

但孫中山總不滿足以醫術救世,他不時與好友鄭士良、陸皓東、陳少白等聚會討論時局。1893年初冬,他們再次聚首議論國事。經辯論,大家同意孫中山的意見,議定由鄭士良結納會黨人士、聯絡防營,著手革命組織之事。事情無著落時,孫中山便想與一些漢族大臣聯絡,試探依靠他們改良社會政治。為此,他草擬上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書。然而當孫中山1894年6月份抵天津時,李鴻章忙於軍務,根本不理他的求見,也不看幕僚羅豐祿轉呈的上書。孫中山不禁慨然長歎,旋即南返。

南返廣州後,孫中山以革命覆滿手段改造中國之心愈益堅決,他決計先去檀香山尋求發展。1894年,他乘輪至檀香山,通過長兄介紹在當地華僑中從事革命聯絡活動,組織起興中會。1895年,孫中山返回香港後,立即邀集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等友人討論擴大興中會組織,並成立興中會香港總部。興中會策劃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出逃日本,從此流亡海外直至辛亥革命才回國,並被選為首位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孫中山在海外16年備嘗艱辛。如1896年在倫敦被清朝駐英公使館誘捕,但脫險後他不僅著有廣為流傳的《倫敦蒙難記》(Kidnapped in London),並花功夫研究西方政治經濟理論。次年,孫中山抵日本後結識宮崎寅藏、犬養毅等人,繼續在旅日華僑中宣傳革命,發展興中會組織。

1905年是孫中山革命事業大有起色的年頭。該年8月,他與黃興等人在東京以興中會、華興會等革命團體為基礎創建同盟會,並被推舉為總理,他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宗旨被採納為同盟會綱領。同盟會同時創辦了《民報》,孫中山在其發刊詞中首次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民報》則將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廣為傳播。同時,同盟會的勢力不斷向國內滲透,有力地促進了國內革命運動的發展。在同盟會成立前後,許多在日留學生還親聆聽過孫中山談反滿革命。孫中山還到美國、歐洲各國華僑和留學生中鼓吹革命。在美國,他曾入洪門,並改組《大同日報》宣傳革命思想。在歐洲留學生中,他盡力發展同盟會員。在布魯塞爾,他還特地訪問第二國際書記處執行局主席王德威爾,自認為是社會主義者,要求加入國際。

在武裝反抗方面,孫中山積極在海外籌款,聯絡華僑、會黨和新軍,在廣東、廣西、雲南等地發動一系列武裝反清起義。1911年4月黃興親自領導的廣州起義震驚朝廷,影響很大,雖然很快失敗了。

孫中山的行動和思想影響使他成為革命的化身,也成為辛亥革命的靈魂——武昌起義與同盟會有密切聯繫。在革命高潮中孫中山回到上海時,儘管在國外並未借到鉅款以為革命之用,所帶回者只是“革命之精神”,但他受到眾多革命黨人的熱烈歡迎。故1911年12月29日全國17省代表首次民主選舉國家元首時,孫中山以得16票的高票當選。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雖然此時清廷小皇帝尚未退位,但作為時代交替,帝制因中華民國的成立而終結了。孫中山的總統宣誓就職誓言,即是帝制終結的宣告書,孫中山代表全體革命党人成為帝制終結的宣告人。

袁世凱是摘取辛亥革命果實的大贏家

袁世凱是近世梟雄,頗有心術,善逢迎鑽營。自甲午戰事初起,他從漢城逃回閒居北洋時,以拜師為名不特奔走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門下,亦奔走慶親王奕劻、軍機李鴻藻、翁同龢等大臣府中,極力迎合。後來榮祿奏請變通軍制,在天津創建新式陸軍,奏請飭派袁世凱督練,得光緒帝令准。

袁世凱上任後用人頗為悉心,多起用親信、舊部、老友。他治軍極為嚴格,制定的《簡明軍律》規定了十八條斬罪。嚴格的軍紀和善於籠絡人心,其部下都願為他效死命,後來,他結成一個北洋集團,主宰了民國政治20餘年。為自己手下文案阮忠樞辦婚事是袁世凱籠絡人心的一個典例。阮忠樞在天津一妓院看中某妓女欲納為妾,袁世凱表面不許,卻秘派人花錢為之辦婚宴,於是阮忠樞至死效忠袁世凱。他這般手段,使官兵心中只知有袁世凱,不知有朝廷。

戊戌變法年間出賣光緒帝、投靠榮祿、依附慈禧太后,袁世凱官運亨通。李鴻章在與列強代表簽訂賠款的辛丑合約後,病鬱而亡。慈禧即電令袁世凱代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後來他又被正式任命,成為漢員中官位最重者。

武昌起義使袁世凱峰迴路轉。自被攝政王載灃開缺回籍後,袁世凱定居河南彰德洹上村。為避朝廷耳目,他用韜晦之計,精心偽裝,給外界以終老鄉村之印象。然而,他暗中與故舊廣泛聯絡,對朝事瞭若指掌。武昌起義後,有人勸他效法曹操。他心中本有稱王稱帝自開局面之想,但覺時機未熟。如若聯絡舊部對清廷反戈相向,湖北已設立中華民國軍政府,已後人一步;故不如依靠北洋六鎮精銳,讓朝廷重新啟用自己,挾幼帝以令天下。於是,他重金收買內閣總理大臣奕劻,奕劻等人即力主起用他。攝政王載灃明知起用袁世凱是引狼入室,但朝中多是袁氏爪牙心腹,手中又無忠勇之人可用,於是武昌起義後第三天只得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節制各路軍隊,督辦剿撫事宜。然而,袁世凱得電諭後故意託病拖延。奕劻讓協理大臣徐世昌前往彰德勸說時,袁世凱即與這位朋黨商議竊取朝權密計:若要他出山,當有六項請求:明年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寬容武昌事變諸人,解除黨禁,委以指揮軍隊全權,與以充足軍費。徐世昌回京後要奕劻將此轉告攝政王欽准,載灃得奏後無可奈何。

當各省地起義的消息不斷報到北京,各督撫紛紛電奏告急時,載灃如坐針氈,即下令召還在前線指揮的陸軍大臣蔭昌,授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節制調遣水陸全軍。然而,袁世凱接到詔令後仍若無其事地奕棋。期間,山西太原新軍標統、同盟會員閻錫山等發動起義,河北灤州第二十鎮新軍統制張紹曾等將領亦發動兵變。載灃這時驚懼不已,準備讓隆裕太后攜小皇帝逃往熱河避難,同時急忙讓章京代擬詔書,代他五歲的兒子宣統小皇帝下罪己詔。袁世凱得訊,才以前線視師的名義乘車南下,抵湖北孝感大營。

就在袁世肯南下督師的同一天,內閣總理大臣奕劻與所有國務大臣一齊奏請辭職。載灃得到辭呈後立即准請,並授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著其即行來京組閣。而袁世凱接詔後,故意辭謝不就。馮國璋率軍攻佔漢口後,他正在與黎元洪等暗中勾通,以借革命軍政府逼迫朝廷,讓載灃交出更多的權力;同時又憑藉北洋軍壓迫起義軍,讓它歸順自己。

袁世凱得知革命黨人都願推重自己為華盛頓,不禁喜出望外,在派劉承恩到武昌談判時進一步向黎元洪討價還價,他在信函中稱:“如能承認君主立憲,兩軍即息戰,否則仍以武力解決”。黎元洪則堅持要清帝退位,實行共和,可舉袁世凱當總統。

袁世凱探知革命黨人的底細後,加緊逼迫載灃速行立憲。載灃為讓袁世凱穩定,急忙將資政院起草的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予以公佈;接著又宣諭准許黨人按照法律組織政黨,資政院速訂議院法、選舉法,預備召開國會。袁世凱見載灃已准行立憲,便借機在湖北出示曉諭招撫民軍。同時,袁世凱再次推辭奉詔北上,說是憲法十九信條規定,內閣總理大臣由國會公舉。載灃即促資政院開會,正式選舉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選舉結束後,載灃立即下詔要袁世凱進京就職。袁世凱見自己以法律形式首次被資政院選為總理大臣,便將前線軍事交付給親信指揮,在衛隊的前呼後擁下乘車進京。

隆裕太后與攝政王載灃在袁世凱返京的次日即予召見,囑他不要辜負朝廷重托,全心組織好內閣。而袁世凱在湖北前線時,心中就已盤算好哪些親信能入閣,哪些人當配角和擺設,故內閣大臣全是他的親信。袁世凱組閣後,立即罷免了軍諮府大臣載濤和毓朗職位,並奏請隆裕太后,親貴不得預聞政事,意在不讓載灃執政。為了達到目的,袁世凱讓英國公使朱爾典出面對載灃軟硬兼施,迫他交出“監國攝政王”大印。隆裕太后本來無才無識,在袁世凱的逼迫之下,她只得讓載灃不再預政。

趕走攝政王載灃後,袁世凱命親信段芝貴另編拱衛軍護衛京城。緊接著,他又奏請皇帝降旨必須由內閣副署,這實際上是限制隆裕太后行使朝政,隆裕太后則隨即表示同意。但袁世凱仍礙於清廷舊例過多,束縛自己獨斷專行,尤其不願每天入對跪見小皇帝,便採用親信幕僚汪榮寶的獻策:既已立憲,總理宜奏請凡與立憲制度相抵觸的事項宜一律停止;總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對;等等。隆裕太后接奏後,立即准奏。這樣,袁世凱順當地將清廷朝政大權攫取在手。至此,他權傾朝野,隆裕太后和溥儀小皇帝只不過是他掌中之物。袁世凱精心算計,為自己攝取國家最高權柄鋪平了道路,也為他繼孫中山之後任民國總統打下了基礎,成為革命的大贏家。

憲政之路通向革命

清廷統治者從來沒有主動去踩過憲政路,在甲午戰爭後也想不到。早在1896年8月,梁啟超在《論不變法之害》中言:“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已”;“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康有為在戊戌變法時所上的奏摺中,有“請定立憲開國會折”,言“立行憲法,大開國會,以庶政與國民共之,行三權鼎立之制,則中國之治強,可計日待也”。然而,慈禧太后根本聽不懂這些話,光緒帝變法被囚,康、梁機警外逃才沒有成為她的刀下之鬼。

1901年,流亡日本的梁啟超在《清議報》發表《立憲法議》,鼓吹君主立憲。該文傳播國內,推動了朝野立憲運動。梁文的主旨是:憲法是“立萬世不易之憲典,而一國之人,無論為君主、為官吏、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為國家一切法度之根源。”中國行立憲的辦法是:一、皇上渙降明詔,定中國為君主立憲之帝國。二、派重臣遊歷歐洲各國及美國、日本,考其憲法之同異得失,何者宜於中國。三、開立法局于宮中,草定憲法。四、翻譯各國憲法原文及解釋憲法之名著,使國民增長學識。五、討論憲草,制定頒佈。六、以二十年為實行憲法之期。但梁啟超是亡命海外的朝廷欽犯,曾悲歎“舉國皆我敵”。儘管1901年初清廷發佈上諭,說要實行新政,但慈禧太后仍不知新政、憲政為何物。

但梁啟超文筆生風,在國內影響頗大。1902年6月,滿人英斂之在天津創辦《大公報》因有法國人撐腰,開始談立憲。1903年6月,上海各界人士召開會議,立憲党人龍澤厚提出向清廷請願立憲。1904年,張謇給袁世凱寫信,希望他像日本伊藤博文那樣在中國主持立憲。1905年,袁世凱與張之洞、周馥奏請實行立憲政體,並請派大臣出洋考察國外政體。這樣,清廷才派出大臣考察憲政。1905年12月,清廷派出的憲政考察團分兩路出發,都經日本轉美國赴歐洲。1906年7月,鎮國公載澤等帶領的數十人返回北京後,隨員楊壽楠代議《籲請立憲折》上奏,繼之又上一密折,並整理編訂所帶回的各類書籍以資送憲政編查館備用。有趣的是,考察團不惜重金買回一批動物以備放在北京新建的萬牲園中,好討慈禧太后喜歡。而戴鴻慈和端方一路,1906年7月抵上海後,8月初方動身北上。隱情是隨員中缺少精于憲政理論者,拿不出像樣的奏稿,以便讓隨員熊希齡往日本托請梁啟超這位朝廷欽犯捉刀代稿。

慈禧太后在得載澤密折後召見載澤,確信行憲政可固皇位,仍是君主一人作主,於是與光緒帝召見眾大臣,示意預備立憲,準備以十至十五年為期,大體效法日本憲政體制。9月1日,預備立憲詔書頒佈。從清廷的預備立憲過程看,它基本上是跟著梁啟超的思路蹣跚而行,但其行動比梁氏的建議晚了五年。

立憲詔書發佈後,為編纂官制事,奏請立憲的重臣袁世凱卻被排擠出局。袁世凱提出設責任內閣。他的如意算盤是,設內閣,內閣首相非奕劻即自己,內閣組成後代君主負責,皇帝無權,即使光緒帝將來複權,亦對自己無可奈何。然而這一建議遭到多數大臣尤其是滿族權貴的反對。光緒帝亦指斥:“什麼責任內閣,你的心事我全知道!”慈禧太后也決意奪其兵權,將袁世凱調離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入京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

在宮廷爭權奪利之時,民間對如何行憲政議論紛紛。1907年1月,楊度在《中國新報》創刊號上撰文,提出“立憲之事,不可依賴政府,而惟侍吾民自任之。”社會名流、紳商等亦開始結成組織推動憲政。如張謇、湯壽潛等人在上海成立預備立憲會,湯化龍等成立湖北憲政籌備會等。

1908年夏,清廷的憲法大綱及議院法典編纂告竣,計以九年籌備憲政。然而,年邁而握權不放的慈禧仍不想立憲,她將一些漢族大臣革職或開缺回籍,查禁1908年總部遷至上海的政聞社。

1908年冬光緒帝、慈禧太后死後,三歲小皇帝溥儀即位。1909年(宣統元年),攝政王載灃雖然命各省設立諮議局,但他儘量集權於自己手中。次年,由張謇發起的16省諮議局代表進京呈折、請願,請速開國會 。許多省的督撫、將軍也聯名具奏請組內閣、開國會。但載灃甚為反感,採用拖延辦法。為應付輿情壓力,他先是宣佈縮短立憲預備期,從9年改為5年;後在1911年春革命黨人發動廣州起義後,急組“皇族內閣”。這種耍弄天下的行為引起立憲派廣泛不滿,錯失了實施君主立憲的好時機。由於清廷掌權者根本認識不到立憲對自身的好處,毫無立憲的誠意,更無立憲的真正準備,所以革命爆發後,立憲派立即和革命派聯手,迫清廷交權,他們在革命中也分享了部分政權。

辛亥革命的功績和孫中山的貢獻

對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的評價已經太多。我先想引用毛澤東的評價,因其評價大體公道。1954年,毛澤東在《關於辛亥革命的評價》中說:“孫中山及其一派人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和臨時革命政府,並制定了一個《臨時約法》。辛亥革命以後,誰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們說它有偉大的歷史意義。”1956年,為紀念孫中山誕辰90周年,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稱頌道:孫中山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國革命民主派的旗幟”;應“紀念他在辛亥革命時期,領導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的豐功偉績。”毛澤東這裡說的只是大體,具體從精神遺產來說,孫中山除了創制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五權憲法思想外,還為時代留下了民主、自由、平等意識和公民精神。在南京臨時大總統任上,一位年老蕭姓鹽商求見時要行跪拜大禮,孫中山連忙將他扶住,告之人民的身份一律平等,稱總統是國民的公僕,離職以後又回到人民的隊伍裡去,和老百姓一樣。1912年4月在武昌黃鶴樓演講時,孫中山說:“民國國家為四萬萬人之國家”,“民國譬之公司,人民為大股東,總統至執百事皆為股東服役務,其薪俸則股東之雇工資。”孫中山更重政治革命後的“社會革命”即經濟建設,他解職後到上海時稱:我所欲為之事“至少需要一百年”。這筆巨大的精神財富足夠我們受用了。

值得關注的是,近些年來“告別革命”的聲音不斷,似乎改良、立憲更好。2010年10月8日,鳳凰網專稿發表了中山大學袁偉時先生的《辛亥革命是一場盛大的假面舞會》一文。袁先生說:“從社會發展所付出的代價來看,立憲是最好的選擇。可惜,在洶湧澎湃的請開國會運動面前,清政府不能當機立斷,錯過了改革的時機。具體算一算辛亥革命前後的損益表,答案就一清二楚了。”袁先生繼之為立憲和革命各開了一個清單:“立憲的收益:1.在立憲派合作和支持下,大部分省份的政權和平轉移,兵不血刃實現了兩種政治體制的交替。中央和省都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2.軍事混亂時期很短,經濟繼續增長。3皇帝退位了,君為臣綱的制度基礎被摧毀,宗法專制制度的精神支柱搖搖欲墜。思想文化領域,中國進入了20世紀最自由的歷史時期,……收益主要在制度建構和思想解放上。由於清政府正在推行新政,這些都是題中應有之義,步伐可能稍微緩慢而已。”“革命的損失:1.固有的政治秩序崩潰,外蒙古在沙俄蠱惑下宣佈獨立。2.由於大量的‘民軍’、‘革命軍’湧現,軍費突然增加四倍,財政體系崩潰,國庫空虛,最嚴重的時刻,只剩下9萬元。3.原有的聽命於中央政府的軍事系統分崩離析,形成了以地方督軍為核心的各自為政的軍事強人統軍的格局,為日後的軍閥混戰奠立了基礎。”

袁先生這裡用語混亂:一、清代只有朝廷和衙門而沒有政府。近現代中國政府的誕生始自1912年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二、清朝統治者要搞的是君主立憲,而非共和立憲。袁先生所開收益清單與史實不符,算的是一筆糊塗帳:1、有無立憲派合作,中央政權的轉移是和平的,孫中山的前提是,清帝退位,即可讓出臨時大總統一職給袁世凱,幾乎所有革命派都想讓袁世凱成為中國的華盛頓。2、各行省“光復”過程中,除湖北漢口遭南下清軍焚毀損失很大外,其他省份人民生命、財產損失都不太嚴重。各省都督或分都督在諮議局和社會名流、紳商的相助下,都較好地維護了社會秩序。3、立憲派是主張君主立憲,皇帝退位不是立憲而是革命的結果。同時,清廷鉗制輿論,只是鉗制不住,因此革命、立憲之說才在社會流傳,這既不是立憲派本身的勞績,也不是“清政府正在推進新政”的政績。章炳麟罵了皇帝是“小丑”,因懲罰不到,“中國政府”還到案在上海租界洋人的小法庭打官司,清廷哪裡讓人解放思想?袁先生算革命的損失帳也算錯了:1、民主取代君主,國內政治並未發生大動盪。外蒙古獨立是沙俄與外蒙古當局上層勾結的產物,與辛亥革命沒有必然聯繫。它收復後在民國時期由於史達林政權支持再次分裂出去了。2、財政體系崩潰、國庫空虛不是辛亥革命的結果,倒是其重要原因。列強多次割地賠款,僅辛丑合約賠鉅款清廷要39年才能還清。至於南京臨時政府,它沒有國庫,革命軍生活確實艱苦。3、聽命於中央政府的軍事系統分崩離析發生在辛亥革命之前,袁世凱指揮的六鎮兵力就只聽命于袁世凱,官兵心目中並沒有朝廷,武昌新軍起義後全國風從回應,可見清廷威權失盡,內部分崩離析,只是外表上統一。如果袁世凱繼承民主制而不復辟帝制,後來軍閥混戰或可不發生。察知袁氏稱帝野心後,憲政派領袖梁啟超拍案而起,支持蔡鍔護國反袁,此後戰亂不已。但不能把袁世凱的罪過算在辛亥革命身上。

在評價孫中山本人時,袁偉時先生稱:“孫文終生都是革命家,其他方面乏善可陳。”輕描淡寫,言辭間大有不恭。然而孫中山生逢衰世,作為革命家他以革命為志職。在短暫的60年間,孫中山為民族、民權、民生奔走,領頭推翻帝制,又為推翻軍閥統治作了準備,這足夠偉大了。還奢望這位蒼生大醫有時間作其他什麼善事呢?

相關圖書《帝制的終結》 胡為雄 著 當代中國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

(部分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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