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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國誕生,一個順應“天命”的陰謀

西元960年, 後周大將趙匡胤率領大軍從首都大樑(即開封)出發, 抵禦北方強敵入侵, 行軍四十裡後到達陳橋, 被部屬黃袍加身, 建立宋朝。 在所有宋史文獻中, 這場兵變是突如其來的“偶然事件”。 不過, 後世的人普遍認為, 這次兵變是有預謀的, 每一步都做了周密的安排。

所有宋代的史書, 幾乎用同樣的詞語記載了趙匡胤的這次陳橋兵變。

西元960年正月初一, 北臨契丹的鎮州(注:今河北正定)、定州(注:今河北定州)前線同時傳來消息, 說契丹將大舉入侵, 盤踞在河東地區的北漢小國也發兵南下。 次日, 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便率前鋒北上。 初三, 殿前都點檢(注:相當於全國最高軍事統帥)趙匡胤率領的主力大軍隨之北上, 行軍四十裡, 到達汴京往北的第一個驛站陳橋驛。

有記載說:當契丹與北漢合兵犯境的消息到京, 主政的符太后(時年不過二十幾歲)和顧命大臣宰相范質在朝堂上求助於趙匡胤時,

趙匡胤以兵少將寡為由推脫了一番。 直到獲得了可以調動全國兵馬的最高軍事授權後, 他才同意領兵北上。

當所率部隊在陳橋一帶安頓停當, 已近黃昏時分。 就在這個時候, 發生了一件怪事:一個“號知天文”的軍士苗訓, 看見“日下複有一日, 黑光久相磨蕩”。 他把這件事告訴了趙匡胤身邊的侍衛親兵楚昭輔, 並十分神秘地表示“此天命也”。

“日下複有一日”, 在這裡當然要解為“一日將墜, 一日將出”, 相對應的所謂“天命”毫無疑問是指國將易主。 很多史料中都記錄了這件事, 但這些記錄有些語焉不詳:天上出現兩個太陽, 不可能只一兩個人看見, 應該是“眾皆駭然”才對, 只有苗訓和楚昭輔這麼兩個小人物被作為見證者有名有姓地記錄下來,

似乎太過刻意, 有虛構的嫌疑。

古代科學不夠發達, 很多事情解釋不了, 所以迷信, 但我們不能據此就認定那些今天聽起來荒唐離奇的說法都是古人在胡編亂造。 比如說, 我們可以相信當時天空中真的出現了兩個太陽, 以現代科學來解釋, 這叫“幻日”, 是一種大氣光學現象, 基本原理是光線的折射, 當天氣條件具備, 還可能看到很多個太陽。

這天傍晚, 軍士們“相與聚謀”, 要擁立趙匡胤為天子, 為首的趙普、趙光義、李處耘、石守信、王審琦等人商議後, 于次日淩晨沖進趙匡胤休息的軍帳, 不容分說, 便將一領黃袍披到了“醉臥不省”的趙匡胤身上, 逼迫他必須答應眾人的要求,

做個新朝天子。

趙匡胤“被逼無奈”, 只得向眾人提出了交換條件:“小皇帝和太后都曾是我侍奉之人, 公卿大臣都曾是我的同僚同輩, 滿城的百姓都是無辜黎民, 你們不許亂殺一人。 否則這個皇帝我寧可不做!”

眾人答應了他的條件, 於是, 大軍開回汴京, 上演了一出以和平方式完成政權更迭的大戲。

這麼大的事, 趙匡胤果真在事前一無所知, 糊裡糊塗被人脅持當了皇帝?

在出征之前, 有一個人物的安排略有疑點:身為後周帝國殿前副都點檢的慕容延釗, 被趙匡胤派為了此次平北的先鋒, 率前哨人馬先于主力大軍一天出發。 此人並非趙匡胤嫡系, 且有可能對兵變的順利進行造成一定阻礙, 把他派為先鋒實際上是調虎離山。

據史載, 趙匡胤這一天晚上喝醉了酒, 早早睡下。 他一睡下, 眾將就開始“聚謀”, 一聚謀, 就覺得必須讓趙匡胤做皇帝, 於是, 就在天還沒亮時, 持刀闖到趙匡胤面前, 先是像變魔術一樣抖出了一件皇帝專用的黃袍(注:這件東西按常理是必須冒著死罪提前定做並專門攜帶才會在此出現的), 把黃袍硬包在了趙匡胤身上。上述整個過程記的有鼻子有眼,但無論怎樣看來都顯得沒頭沒腦,鬧劇成分過濃。

大軍駐紮在陳橋的當晚,趙匡胤喝醉了。照理說,治軍甚嚴的趙匡胤是不應該在出征當晚喝醉的,但如果是裝醉而早早躲回寢室,在這樣一個對他而言很特殊的晚上就十分正常。趙匡胤一個人躲起來,主要是興奮,或許還會有很多感慨,但應該不會有什麼複雜的思想鬥爭,決心是不需要到此時才下的。

在五代亂世,像他這樣久經殺伐、大權在握的軍中統帥,通常都會成為決定國運興衰的主角。如果是在正常的社會秩序下,像謀朝篡位乃至興兵造反這種大逆不道的行為,不光名聲不好,更兼風險巨大,稍有閃失就可能導致誅滅九族的後果。

但在廢立無常的五代時期,這種事卻幾乎成了兒戲。當時的軍人們擁立自己喜歡的人當首領乃至當皇帝,已經僭越成性,驕橫無度,而擁人為主也無非是為了得到封賞,加官進爵。

那天趙匡胤裝醉的另一個原因是眾將還需要“聚謀”, 趙匡胤早早睡下便等於有了不在現場的證據,因此性質是被擁立,而不是自己謀篡。可以肯定的是,所謂“聚謀”其實就是一些人煽動另一些人的過程。根據史料,主要煽動者是趙匡胤的得力助手趙普和胞弟趙匡義(後改名趙光義)。

於是,從京師出發的第二天,也即正月初四,已經披上黃袍的趙匡胤率領大軍返回開封。此前奉命留下守城的是他的心腹將領石守信,大軍自然順利入城。正月初五,後周最後一任皇帝柴宗訓退位,大宋帝國宣告誕生。

大宋帝國誕生的過程中充滿陰謀,這是確定無疑的,不過比這一點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宋取代後周幾乎是在不流血的前提下完成的。由於每一步都做了周密部署,陳橋兵變的整個過程裡沒有發生任何戰鬥,大軍返回開封也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宋太祖兵不血刃,以受禪的形式和平奪取政權。

古人講究“天命所歸”,說白了就是人心所向。後起政權之所以能夠取代前一個政權,一定有它的合理性。他能夠團結那麼多將帥文臣,搞那麼大一個“陰謀”,只能說明這個“陰謀”是合理的,是得人心的。

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凡政權更迭,通常都要經過長期的戰亂才能完成,每一個強盛的王朝都要先經歷一輪天下大亂才能建立,社會動盪、經濟倒退以至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對照這些背景,再來看大宋王朝的建立,頓覺安靜祥和,簡直如同一個神話。

當時開封城內也發生過一起流血事件:後周帝國的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在內閣聽聞兵變,慌忙跑出來試圖組織抵抗,結果在路上與入城的變兵相遇。趙匡胤軍中有位性情魯莽的軍士王彥升,“躍馬逐之”,直將韓通追到家門口,將韓通及一家妻小殺掉。

宋人司馬光在記錄此事時充滿自豪:“自韓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儘管如此,宋太祖卻並不滿意,對莽撞殺人的王彥升,太祖“甚怒,欲斬之”,又有所不忍,“終身廢之不用”;而對於韓通這個後周政權幾乎唯一的殉葬者,則追贈中書令,“以禮葬之”。

五代時,不分帝王將帥,凡舉兵入城者,皆縱兵大掠,以此作為對部下的獎賞。士兵們大行搶劫街市的行為早已司空見慣,而趙匡胤自陳橋黃袍加身之時,便與擁立他的眾將士約定:無論朝庭庫府、士庶之家,皆不得搶劫。於是,大軍入城秋毫無犯,開封城中“市不易肆”(注:即店鋪正常開業)。不僅軍紀如此,對於混雜在市民中試圖趁火打劫的個別刁頑之徒或小毛賊,趙匡胤也及時地加以懲處,以維護安定。

這樣的兵變,不用說在五代亂世,即使是整個中國古代歷史中也很難找到第二例。

把黃袍硬包在了趙匡胤身上。上述整個過程記的有鼻子有眼,但無論怎樣看來都顯得沒頭沒腦,鬧劇成分過濃。

大軍駐紮在陳橋的當晚,趙匡胤喝醉了。照理說,治軍甚嚴的趙匡胤是不應該在出征當晚喝醉的,但如果是裝醉而早早躲回寢室,在這樣一個對他而言很特殊的晚上就十分正常。趙匡胤一個人躲起來,主要是興奮,或許還會有很多感慨,但應該不會有什麼複雜的思想鬥爭,決心是不需要到此時才下的。

在五代亂世,像他這樣久經殺伐、大權在握的軍中統帥,通常都會成為決定國運興衰的主角。如果是在正常的社會秩序下,像謀朝篡位乃至興兵造反這種大逆不道的行為,不光名聲不好,更兼風險巨大,稍有閃失就可能導致誅滅九族的後果。

但在廢立無常的五代時期,這種事卻幾乎成了兒戲。當時的軍人們擁立自己喜歡的人當首領乃至當皇帝,已經僭越成性,驕橫無度,而擁人為主也無非是為了得到封賞,加官進爵。

那天趙匡胤裝醉的另一個原因是眾將還需要“聚謀”, 趙匡胤早早睡下便等於有了不在現場的證據,因此性質是被擁立,而不是自己謀篡。可以肯定的是,所謂“聚謀”其實就是一些人煽動另一些人的過程。根據史料,主要煽動者是趙匡胤的得力助手趙普和胞弟趙匡義(後改名趙光義)。

於是,從京師出發的第二天,也即正月初四,已經披上黃袍的趙匡胤率領大軍返回開封。此前奉命留下守城的是他的心腹將領石守信,大軍自然順利入城。正月初五,後周最後一任皇帝柴宗訓退位,大宋帝國宣告誕生。

大宋帝國誕生的過程中充滿陰謀,這是確定無疑的,不過比這一點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宋取代後周幾乎是在不流血的前提下完成的。由於每一步都做了周密部署,陳橋兵變的整個過程裡沒有發生任何戰鬥,大軍返回開封也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宋太祖兵不血刃,以受禪的形式和平奪取政權。

古人講究“天命所歸”,說白了就是人心所向。後起政權之所以能夠取代前一個政權,一定有它的合理性。他能夠團結那麼多將帥文臣,搞那麼大一個“陰謀”,只能說明這個“陰謀”是合理的,是得人心的。

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凡政權更迭,通常都要經過長期的戰亂才能完成,每一個強盛的王朝都要先經歷一輪天下大亂才能建立,社會動盪、經濟倒退以至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對照這些背景,再來看大宋王朝的建立,頓覺安靜祥和,簡直如同一個神話。

當時開封城內也發生過一起流血事件:後周帝國的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在內閣聽聞兵變,慌忙跑出來試圖組織抵抗,結果在路上與入城的變兵相遇。趙匡胤軍中有位性情魯莽的軍士王彥升,“躍馬逐之”,直將韓通追到家門口,將韓通及一家妻小殺掉。

宋人司馬光在記錄此事時充滿自豪:“自韓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儘管如此,宋太祖卻並不滿意,對莽撞殺人的王彥升,太祖“甚怒,欲斬之”,又有所不忍,“終身廢之不用”;而對於韓通這個後周政權幾乎唯一的殉葬者,則追贈中書令,“以禮葬之”。

五代時,不分帝王將帥,凡舉兵入城者,皆縱兵大掠,以此作為對部下的獎賞。士兵們大行搶劫街市的行為早已司空見慣,而趙匡胤自陳橋黃袍加身之時,便與擁立他的眾將士約定:無論朝庭庫府、士庶之家,皆不得搶劫。於是,大軍入城秋毫無犯,開封城中“市不易肆”(注:即店鋪正常開業)。不僅軍紀如此,對於混雜在市民中試圖趁火打劫的個別刁頑之徒或小毛賊,趙匡胤也及時地加以懲處,以維護安定。

這樣的兵變,不用說在五代亂世,即使是整個中國古代歷史中也很難找到第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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