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米飯的誘惑

文/ 章正斌

朋友最近新開了一家特色餐館。打了好幾次電話約我們全家去品嘗他們最新推出的的花樣米飯。盛情難卻，我們如約而去。

朋友端上精心準備的一小碟一小碟的各種米飯,讓我們逐一品嘗。有將南瓜切成小塊，與大米一同煮熟的南瓜飯；有先將大米煮至八成熟，然後加入黑木耳煮成飯的黑木耳飯；有大米中加點芋頭丁煮成的芋頭飯；還有山藥飯、紅薯飯、綠豆飯。朋友每上一個飯，總要細細介紹一番，從做法到效用，講得頭頭是道，頗能讓人長些見識。

享受結束，朋友讓我提點意見。我笑著說，是說真話還是假話。朋友說，當然是真話。我笑著說，米飯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最常食用的主食之一，如果吃膩了白米飯，想換換口味、變變花樣，偶爾嘗嘗確實不錯。可是我還是覺得小時候吃的“肉剝狗兒飯”(方言，白米飯）最香，最難忘。朋友聽我一說，立刻來了精神。他說，這麼多年了，最美的最解饞還是小時候幾個月才能吃到一次的“肉剝狗兒飯”泡肉(紅燒肉)湯，那個香啊，在夢裡都能笑醒。

六歲之前，對於饑餓的記憶我特別深刻。那些不能忘懷的記憶是從對白花花的大米飯的渴望開始的。 1977年到1980年,我三五歲的樣子，父母常常夜裡去生產隊開夜工。照例，把我一個人鎖在家裡。當時，我不哭也不鬧，我是心甘情願的一個人呆在家裡的。因為，母親每次出去，總是一句話：聽話，回來帶“肉剝狗兒飯”給你吃！我乖乖呆在家裡，傻乎乎的等著父親和母親回來，很多時候，

等著等著，就睡著了。可是只要一聽見母親咳嗽和開門的聲音，我會一骨碌從床上坐起來，半睜著眼或閉著眼睛，迷迷糊糊地接過母親遞給我的飯碗。有時能吃下滿滿一碗飯，有時吃著吃著，又睡著了。每每談起這些，母親的眼睛總是濕潤的。後來，過了好多年我才知道，父親和母親開夜工帶回的兩碗米飯，當天夜裡我正常吃一碗，第二天中午我再吃一碗。而他們總是吃一些別的雜糧。母親說，那時大家都困難。他們帶回的米飯是他們加班的晚飯，一人一碗。生產隊長叫大家吃了飯回家，可是幾十個人沒有一個人自己吃，大家都是悄悄端了飯碗回家，帶給等在家裡的孩子吃。家家戶戶如此。

稍稍長大一些，我會走家串戶了，

我開始有了自己的思想。有一次，我哭著回家問母親：為什麼其他人家有“肉剝狗兒飯”吃，我家就沒有？母親默默流淚，無言以對。我結婚後，有一次回家，鄰居偶然談起這件事，還在笑我當年為沒有“肉剝狗兒飯”吃和母親吵鬧。母親說，那時她心裡特別難受。我所說的人家，其實就是隔壁鄰居，他們家當時有一個人在城裡工廠上班，因為單位不錯，當時他可以換些糧票買點大米，所以他們家的孩子隔三差五的可以有一頓“肉剝狗兒飯”吃。

好像是1980年前後，具體時間已經淡忘了。那時公社安排每家每戶出一個河工去離家近百里的北淩挑河（方言，開挖一條河）。父親毫不猶豫地去了北淩。母親因此從生產隊分了一些大米。終於，隔個三兩天，我可以吃上一頓“肉剝狗兒飯”了。父親去北淩好久才回來一趟，回來一兩天又出去好久。有時還帶些大米回來。

母親說，零星有“肉剝狗兒飯”吃的時候社會已經好多了。真正餓的時候，是1958年後的那幾年，正是我的父母他們長身體的關鍵時間。吃樹皮，啃草根，沒有選擇的餘地。“肉剝狗兒飯”不要說吃了，聞也聞不到。

1988年我上初中了。那時的我，瘦瘦高高的，飯量特別大。每天一大早，我還沒起床。母親早早起來，為我準備早飯和我要帶到學校去的中午的飯盒。母親總是把大米左淘右淘，生怕我吃到一粒沙子。母親把洗淨的大米放進飯盒，然後總要再放上十幾片鹹肉和一些雪菜。到了學校，食堂的大師傅專門把我們的飯盒收走。到了食堂，大師傅把所有飯盒打開，加上適量的水。到了大約十點鐘的光景，飯盒放上蒸籠。蒸上大約一個小時左右，差不多中午十一點，正好是第四節課。從食堂飄出來的白米飯的香味摻雜著各個同學放在飯盒裡的各種小菜的香味，特別的好聞。同學們上課時，總是有意無意地朝食堂的方向瞟上幾眼。肚子也是嘰裡咕嚕地叫個不停。老師一說下課，不管是男生女生，搶著往食堂沖，挑出自己的飯盒，也不管他燙不燙，打開飯盒就急不可耐地狼吞虎嚥起來，生怕有人搶走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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