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 在滿清政權受到越來越強大質疑的關口， 被符號化的孔子和黃帝先後被提出作為中國紀年的起點。 而在民族主義激情消退後， 古老的中國被納入到西方的亦即世界的時間格局中……
1903年夏天， 一篇署名為“無畏”的文章在晚清知識份子群體中引發了陣陣漣漪。 這篇名為《黃帝紀年論》的文章， 出自劉師培的手筆。 在這篇文章裡， 他首倡“黃帝紀年”大旗。 “凡一民族， 不得不溯其起源”， 劉師培寫道， “欲保漢族之生存， 必以尊黃帝為急。 黃帝者， 漢族之黃帝也， 以之紀年， 可以發漢民族之感覺。 ”
劉師培提議，
這一年， 出身經學世家的劉師培， 剛剛結識另一位經學大師章太炎， 對這位著名的革命黨頗為傾慕。 於是， 他改名“光漢”， 表示自己“攘除清廷， 光復漢族”的決心。 他的這篇文章所針鋒相對的便是清廷支持者──保良派所提出的“孔子紀年”。
中國傳統上使用的是干支紀年和王朝紀年。 中國歷史記載始于西周共和元年(西元前841年)。 西元前140年， 漢武帝開始用當朝年號紀年， 此後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 通行使用皇帝年號紀年；每當新政權建立或新君即位， 都要改用新的年號。 因此， 紀年被賦予了濃厚的政治意味。
按照傳統， 王位代表著正統的合法國家， 強調中央集權， 而不強調民族色彩。 然而， 1894年甲午戰爭中， 浩浩帝國竟敗在日本小國手裡， 從1860年以來的挫敗感達到了極致， 中國已經成為了“落伍者”。 這個事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傳統“天下”觀的理想提出了挑戰。
一年之後， 著名的改良者康有為在上海創立強學會分會， 發刊《強學報》。 他令人矚目地在報刊封面上大書“孔子卒後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字樣。 這期創刊號中， 康有為還刊佈了《孔子紀年說》一文， 直接提議採用孔子紀年。
康有為的靈感源於西人的“西元紀年”。 既然代表著先進而強大的歐美人選擇一個聖人的誕生作為紀元， 我們何不也因循其事?
康有為認為， 孔子所代表的， 乃是一套特定的道德、文化秩序， 而這一套秩序所體現的價值與意義， 又是數千年來中國賴以存立的命脈所系。 在和師友弟子們的往來信件中， 康有為均標注“孔子紀年”， 此紀年以孔子出生之年始。
“孔子紀年”隨著康有為的政治影響力廣為流傳。
梁啟超不但宣揚老師康有為的新紀年說， 還有所發揮。 他在1898年寫了《紀年公理》一文。 在這篇文章中， 他提及了紀年的基本功用， 表明紀年改革主要針對中國傳統皇帝年號紀年的冗繁所起。
“孔子紀年”一出， 無異於扔下了一顆炸彈， 引發朝野震動， 直接導致了南北強學會被封禁， 《強學報》被迫停刊。 守舊派人士的攻擊頗具殺傷力：“孔子紀年， 教人不知有本朝也。 ”
而最激烈的攻擊， 來自于排滿的革命派。
就在劉師培發表《黃帝紀年論》前不久， 青年周樹人給朋友許壽裳寄了自己的一幅照片。
在這像上， 周樹人題了一首詩：“靈台無計逃神矢， 風雨如磐暗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薦軒轅。 ”
此時的周樹人， 以救國救民的啟蒙者自居。 他在東京剪掉了自己的辮子， 和朋友們探討如何救國和中國國民性的問題。
當時， 慷慨激昂、救國救民是留學生中普遍的情愫。 但是，周樹人，這個後來以筆名“魯迅”著名的青年，為何要說“我以我血薦軒轅”呢?“血”和“軒轅”和這個時代又有什麼關聯呢?
所謂“軒轅”，便是中國歷史上傳說中的聖王“黃帝”。按照《白虎通義》的解釋：黃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萬世不易。然而，魯迅血薦軒轅，其所真正關懷的，是與他同時並存，同在一塊土地上游憩生息、休戚相關的無數“同胞”。可以說，在晚清，以黃帝符號為仲介，一種嶄新的意識──國族意識正在中國知識份子群中醞釀、擴散。
這股力量在政治上鼓勵著人們尋找一個新的民族認同符號。老資格的革命党人宋教仁一一指斥當時流行的各類紀年新法，提出唯有采黃帝紀年，始能合於民族主義精神。
“傳說中的黃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偉人，是奠定中國文明的第一座基石。”史學家錢穆專門著《黃帝》，彰明這位先賢偉人。
正是在晚清民族主義構建的過程中，黃帝復活了。他被從歷史記憶中發掘出來，從一個神話人物和歷代皇朝系統中抽離，重新被賦予符號性認知，作為民族認同的象徵。
在這種共同建構的民族想像中，黃帝的形象不斷被添加、修正。他甚至成為了一位外來的征服者。為了證明中國人種和白種人一樣，是文明的、優質的，晚清的知識份子普遍相信“中國人種西來說”。
據說，在西元前二十三世紀左右，西亞巴比倫及愛雷姆的巴克民族，在酋長奈亨台率領下，大舉東徙，自土耳其斯坦，循喀什噶爾，沿塔里木河以達昆侖山脈，輾轉入中國甘肅一帶，複經長期征戰，征服附近原有的土著部落，勢力伸入黃河流域，並在此建國。這位“奈亨台”，便是中國古史傳說中的黃帝，“巴克”便是《尚書》裡所說的“百姓”。
無疑，這是面臨西方巨大壓力時，知識份子對自己文化的重估，他們既有現實政治利益的驅使，亦是為融入現代世界而努力“發現”自身的文化。
如此，以黃帝來紀年便順理成章。
眾所周知，在中國歷史傳統裡，改曆意味著易代與革命。因此，“黃帝紀年”說一出，便為激進、反清的革命黨人和傾向革命的各方勢力所讚賞。革命党藉此與滿清劃清界限，“黃帝子孫”自然不能受“犬羊賤種”的奴役。
以革命排滿為現實政治目的的“黃帝符號”，自然難以獲得不同立場知識份子的認同。康有為挾“孔子紀年”十餘年不改，與革命派相論戰。
可以說，“黃帝”戰“孔子”，既是塑造民族認同的意識形態之爭，也是最現實的政治利害之爭。
立憲派與革命派在孔子與黃帝的基礎上各自發展出一套“英雄譜系”。在章太炎眼裡，洪秀全舉兵反滿，上紹黃虞，足可以躋身中國帝王正統，而曾國藩之輩助異族以殘同類，自然就是“漢奸”；梁啟超則對革命派“神聖洪秀全而英雄張獻忠”不以為然。
康有為和梁啟超亦不反對黃帝作為民族的認同符號。早在1899年，康有為對加拿大華人發表演講，便有“我國皆黃帝子孫，今各鄉里，實如同胞一家無異”之語。
頗有意思的是，康有為和章太炎在1907年各自發表文章，兩人不約而同地都提出更改國號的主張，而且皆要求以“中華”作新國名。康有為認為清朝統治中國已久，一切禮文，皆從周、孔。
於是，康有為呼籲清廷，刪除滿漢名籍，正定國名曰“中華國”，使滿、漢、蒙、回、藏諸族群，同為一國之人。他心目中的中華民族，是一種“文化的民族主義”。而章太炎的“中華民國”構想裡，只能以漢族為主體。“中華民國”的疆域，應以漢代華人活動範圍為界。
1905年之後，清廷的滿族知識份子也開始利用“黃帝”，重新詮釋自己乃為黃帝後裔。又何況黃帝本為傳說人物，出生日期無以考據，以此紀年，就連史學家章太炎也出現了前後不一致的黃帝紀年標注。
就在“黃帝戰孔子”的熱潮中，一股不那麼引人矚目的潮流亦漸漸湧出。
高夢旦（時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國文部部長）提出，既然紀年僅僅只是符號而已，而作為符號就應該使用簡便而又通行之例，那麼，從西方歷史的演化和整個世界使用的現狀而言，耶穌紀年無疑代表了這一趨勢。
高夢旦等人提出的“耶穌紀年”最終在1912年被確立使用。清朝帝王統治瓦解之後，1912 年1月2日，孫中山通電各省都督：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以黃帝紀年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元旦，黃帝紀年用至辛亥十一月十二日(1911年12月 31日)為止。
1912 年元旦開始正式使用西元紀年。同時也使用國號“中華民國”紀年。中華民國前的紀年用“民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1949年9月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協商會上，與會代表一致認為，應與世界接軌，即用西元為新中國的紀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四項決議的第二項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採用西元”。
但是，周樹人，這個後來以筆名“魯迅”著名的青年，為何要說“我以我血薦軒轅”呢?“血”和“軒轅”和這個時代又有什麼關聯呢?所謂“軒轅”，便是中國歷史上傳說中的聖王“黃帝”。按照《白虎通義》的解釋：黃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萬世不易。然而，魯迅血薦軒轅，其所真正關懷的，是與他同時並存，同在一塊土地上游憩生息、休戚相關的無數“同胞”。可以說，在晚清，以黃帝符號為仲介，一種嶄新的意識──國族意識正在中國知識份子群中醞釀、擴散。
這股力量在政治上鼓勵著人們尋找一個新的民族認同符號。老資格的革命党人宋教仁一一指斥當時流行的各類紀年新法，提出唯有采黃帝紀年，始能合於民族主義精神。
“傳說中的黃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偉人，是奠定中國文明的第一座基石。”史學家錢穆專門著《黃帝》，彰明這位先賢偉人。
正是在晚清民族主義構建的過程中，黃帝復活了。他被從歷史記憶中發掘出來，從一個神話人物和歷代皇朝系統中抽離，重新被賦予符號性認知，作為民族認同的象徵。
在這種共同建構的民族想像中，黃帝的形象不斷被添加、修正。他甚至成為了一位外來的征服者。為了證明中國人種和白種人一樣，是文明的、優質的，晚清的知識份子普遍相信“中國人種西來說”。
據說，在西元前二十三世紀左右，西亞巴比倫及愛雷姆的巴克民族，在酋長奈亨台率領下，大舉東徙，自土耳其斯坦，循喀什噶爾，沿塔里木河以達昆侖山脈，輾轉入中國甘肅一帶，複經長期征戰，征服附近原有的土著部落，勢力伸入黃河流域，並在此建國。這位“奈亨台”，便是中國古史傳說中的黃帝，“巴克”便是《尚書》裡所說的“百姓”。
無疑，這是面臨西方巨大壓力時，知識份子對自己文化的重估，他們既有現實政治利益的驅使，亦是為融入現代世界而努力“發現”自身的文化。
如此，以黃帝來紀年便順理成章。
眾所周知，在中國歷史傳統裡，改曆意味著易代與革命。因此，“黃帝紀年”說一出，便為激進、反清的革命黨人和傾向革命的各方勢力所讚賞。革命党藉此與滿清劃清界限，“黃帝子孫”自然不能受“犬羊賤種”的奴役。
以革命排滿為現實政治目的的“黃帝符號”，自然難以獲得不同立場知識份子的認同。康有為挾“孔子紀年”十餘年不改，與革命派相論戰。
可以說，“黃帝”戰“孔子”，既是塑造民族認同的意識形態之爭，也是最現實的政治利害之爭。
立憲派與革命派在孔子與黃帝的基礎上各自發展出一套“英雄譜系”。在章太炎眼裡，洪秀全舉兵反滿，上紹黃虞，足可以躋身中國帝王正統，而曾國藩之輩助異族以殘同類，自然就是“漢奸”；梁啟超則對革命派“神聖洪秀全而英雄張獻忠”不以為然。
康有為和梁啟超亦不反對黃帝作為民族的認同符號。早在1899年，康有為對加拿大華人發表演講，便有“我國皆黃帝子孫，今各鄉里，實如同胞一家無異”之語。
頗有意思的是，康有為和章太炎在1907年各自發表文章，兩人不約而同地都提出更改國號的主張，而且皆要求以“中華”作新國名。康有為認為清朝統治中國已久，一切禮文，皆從周、孔。
於是，康有為呼籲清廷，刪除滿漢名籍，正定國名曰“中華國”，使滿、漢、蒙、回、藏諸族群，同為一國之人。他心目中的中華民族，是一種“文化的民族主義”。而章太炎的“中華民國”構想裡，只能以漢族為主體。“中華民國”的疆域，應以漢代華人活動範圍為界。
1905年之後，清廷的滿族知識份子也開始利用“黃帝”，重新詮釋自己乃為黃帝後裔。又何況黃帝本為傳說人物，出生日期無以考據，以此紀年，就連史學家章太炎也出現了前後不一致的黃帝紀年標注。
就在“黃帝戰孔子”的熱潮中，一股不那麼引人矚目的潮流亦漸漸湧出。
高夢旦（時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國文部部長）提出，既然紀年僅僅只是符號而已，而作為符號就應該使用簡便而又通行之例，那麼，從西方歷史的演化和整個世界使用的現狀而言，耶穌紀年無疑代表了這一趨勢。
高夢旦等人提出的“耶穌紀年”最終在1912年被確立使用。清朝帝王統治瓦解之後，1912 年1月2日，孫中山通電各省都督：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以黃帝紀年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元旦，黃帝紀年用至辛亥十一月十二日(1911年12月 31日)為止。
1912 年元旦開始正式使用西元紀年。同時也使用國號“中華民國”紀年。中華民國前的紀年用“民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1949年9月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協商會上，與會代表一致認為，應與世界接軌，即用西元為新中國的紀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四項決議的第二項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採用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