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曉麗
周曉麗， 1979年出生， 義烏市殘聯育智教育中心的負責人。 她的父母家產千萬， 她卻選擇拋開生意不做， 賣掉機器， 把廠房騰出來辦了很難賺錢的腦癱康復和育智教育中心。
這裡， 是義烏市殘聯育智教育中心。
雖然教室整潔明亮， 老師微笑迎人， 可看著一個個特殊的孩子踉蹌學步、咿呀學語， 我還是忍不住問了周曉麗一個問題：這14年， 你是怎麼堅持下來的？
周曉麗， 1979年出生， 義烏市殘聯育智教育中心的負責人。 她的父母家產千萬， 她卻選擇拋開生意不做， 賣掉機器， 把廠房騰出來辦了很難賺錢的腦癱康復和育智教育中心。
對我的問題， 她的回答是：“經常會問自己， 如果我不做了， 這些孩子會怎麼樣？想著想著就哭了， 不敢繼續想下去……”
01
19歲帶弟弟四處求醫的經歷
讓她放棄生意， 開辦教育中心
“是不是覺得很壓抑？”走進一樓的“育智班”教室沒幾分鐘， 周曉麗輕聲問我。
“這很正常的， 很多人剛進來都有類似的感覺。 ”她接著說。
前不久， 幾位做公益的藝術老師來給孩子培訓節目， 非常不習慣， “一個簡單動作， 要教幾十甚至上百回， 孩子還不一定能完成。 ”
而她自己， 在這樣的環境裡一待14年， 說沒有負能量， 那是不可能的。
可她還要辦這個中心， 起因， 是她的親弟弟。
這並不是一個秘密——周曉麗的父母是成功的商人， 積累了上千萬元的資產。 中心所在的大院， 就是周曉麗父親原本的廠房。
18年前， 周曉麗的弟弟出生了， 一家人欣喜過後卻是巨大的震驚——孩子被確診為腦癱。
1997年， 19歲的周曉麗高中畢業， 開始帶著幼小的弟弟全國各地去求醫問診。 在石家莊， 他們找到了當地治療腦癱的專家馬飛。
為了幫助弟弟更快恢復， 周曉麗開始自學腦癱康復知識， 輔助醫生治療。 經過漫長的治療過程， 弟弟終於有了好轉， 能夠站立、行走。 而周曉麗和馬飛也因此結緣， 成為夫妻。
在那段時間， 她在醫院看到了數百個和弟弟一樣的孩子， 還有同樣心急如焚痛苦不堪的家長。 那一刻， 周曉麗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
回義烏後， 她堅持辦起了這個中心， 14年間， 再苦再難， 也咬牙堅持。
因為親身經歷過， 周曉麗和丈夫才更懂孩子， 更理解家屬。 “每個孩子， 都像我們的親弟弟。 ”她說。
02
也曾崩潰大哭：我不幹了
最後又咬牙繼續堅持
然而， 開辦腦癱康復和育智教育中心這條路， 並不好走。
一方面， 是面對重症孩子的無力感。
“幾天幾月甚至幾年看不到孩子好轉的變化，
另一方面， 是來自社會人士的誤解、偏見甚至歧視。
這一點， 最讓周曉麗壓抑。
父母經商開工廠， 周曉麗家的條件不錯， 可與一些做生意的同學年收入數百萬甚至上千萬元相比， 她所做的事連房子的租金都賺不出來， “如果不是自家的房子， 根本辦不下去。 ”
“經常有親戚來說， 你怎麼會做這種事？還有同學來找我說， 不要幹了， 一起做生意吧。 ”
很長一段時間裡， 她的精神狀態很不好。 閑下來時問自己是不是要一直這樣做下去， 想著想著就大哭；晚上躺在床上， 她和丈夫聊著聊著， 又會哭起來， “我不幹了！”
可是， 第二天來到這裡，
她就一邊這麼哭著， 一邊堅持了14年。
03
孩子們將來出路在何方
這是她最苦惱的問題
“我已經停不下來， 可以賠上房子， 可以不做生意， 但是特殊孩子們不能沒有學校。 ”周曉麗說。
周曉麗說， 目前中心的運營模式， 康復部治療收費， 益智學校的教育基本免費， 每個月義烏市殘聯跟義烏市教育局會各給一筆補助；她一直堅持不向社會愛心人士要一分愛心款， 政府部門每一筆補助的用途也都有據可查。
她苦惱的，是教師的流動，和孩子們將來的出路。
“特教老師是半公益性質的崗位，幹得很辛苦收入卻不高。”周曉麗說，很多人幹幾天就走了。
還有孩子們。她曾嘗試讓孩子做一些簡單的技術活，“結果都不理想。”周曉麗說，這些特殊孩子，很大一部分會無法較好康復，長大後也無法和普通人一樣走上社會，這就需要政府部門和社會各界的更多關注。
採訪最後，周曉麗笑著說，現在她已經有了一個克服負能量的辦法：“放學後，帶女兒去培訓班，看著她跟同學一起彈琴、唱歌，這樣第二天又能精神飽滿投入工作。”
周曉麗說，她不知道自己還能堅持多久，但她會盡力讓這所“學校”辦下去，讓更多特殊孩子能更有尊嚴地活著。
採訪中，周曉麗拿出一封從台州溫嶺寄來的信。寫信的孩子，叫小高（化名）。
“我收治過1000多個孩子，小高是第一個從康復部走出去的孩子。”她微笑著說。
2003年夏天，周曉麗和丈夫馬飛剛剛起步，小高和父母就找到了這裡，“那年他8歲，已經過了最佳治療期。”
那也要治。那段日子，對小高、對他的父母，對周曉麗和馬飛來說，記憶深刻。
周曉麗給我念小高寫來的信：
“手掌無法翻轉，醫生用蠻力強行讓我的手掌轉過來。為了讓我僵硬的腿能放鬆行走，醫生用手把我的腿拉開……做完這些每天我還要深蹲，鍛煉一個人走路，剛開始的時候每天都會摔倒無數次。……在痛苦的訓練背後，收穫的是希望……看到自己能站直了，能慢慢扶牆走了，再到後來能放手獨立行走了，手沒有那麼僵硬了，這種成就感是任何事情都不能比的。……”
“去年小高考高中，差幾分沒進重點，他還被媽媽說了幾句。”周曉麗跟我閒聊，難得的放鬆。
大家愛看
她苦惱的，是教師的流動，和孩子們將來的出路。
“特教老師是半公益性質的崗位，幹得很辛苦收入卻不高。”周曉麗說，很多人幹幾天就走了。
還有孩子們。她曾嘗試讓孩子做一些簡單的技術活，“結果都不理想。”周曉麗說，這些特殊孩子，很大一部分會無法較好康復，長大後也無法和普通人一樣走上社會，這就需要政府部門和社會各界的更多關注。
採訪最後，周曉麗笑著說，現在她已經有了一個克服負能量的辦法：“放學後，帶女兒去培訓班，看著她跟同學一起彈琴、唱歌，這樣第二天又能精神飽滿投入工作。”
周曉麗說，她不知道自己還能堅持多久，但她會盡力讓這所“學校”辦下去，讓更多特殊孩子能更有尊嚴地活著。
採訪中，周曉麗拿出一封從台州溫嶺寄來的信。寫信的孩子，叫小高（化名）。
“我收治過1000多個孩子，小高是第一個從康復部走出去的孩子。”她微笑著說。
2003年夏天，周曉麗和丈夫馬飛剛剛起步，小高和父母就找到了這裡，“那年他8歲，已經過了最佳治療期。”
那也要治。那段日子，對小高、對他的父母，對周曉麗和馬飛來說，記憶深刻。
周曉麗給我念小高寫來的信：
“手掌無法翻轉，醫生用蠻力強行讓我的手掌轉過來。為了讓我僵硬的腿能放鬆行走，醫生用手把我的腿拉開……做完這些每天我還要深蹲，鍛煉一個人走路，剛開始的時候每天都會摔倒無數次。……在痛苦的訓練背後，收穫的是希望……看到自己能站直了，能慢慢扶牆走了，再到後來能放手獨立行走了，手沒有那麼僵硬了，這種成就感是任何事情都不能比的。……”
“去年小高考高中，差幾分沒進重點，他還被媽媽說了幾句。”周曉麗跟我閒聊，難得的放鬆。
大家愛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