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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賀是個瘋狂的“飆車族”?

南昌新聞網訊 在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第十五屆年會暨海昏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專家王子今以《劉賀昌邑——長安行程考》為題, 發佈了他對於劉賀歷史的最新研究成果。

劉賀即位前獲乘七乘傳

在王子今看來, 當時劉賀即位, 獲得了朝廷給出的為史籍所見規格最高的交通等級。 《漢書》卷六三《武五子傳·昌邑王劉髆》:昌邑哀王髆天漢四年立, 十一年薨, 子賀嗣。 立十三年, 昭帝崩, 無嗣, 大將軍霍光征王賀典喪。 璽書曰:“制詔昌邑王: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征王,

乘七乘傳詣長安邸。 ” 《漢書》卷六八《霍光傳》也記載, 在帝王繼承者人選否決廣陵王劉胥後, “即日承皇太后詔, 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 ” 所謂“征王, 乘七乘傳詣長安邸”, 確定為劉賀往長安提供最高等級的交通條件保障。 《資治通鑒》卷二四“漢昭帝元平元年”:“迎昌邑王賀, 乘七乘傳詣長安邸。 ”胡三省注:“文帝之入立也, 乘六乘傳;今乘七乘傳。 ” 王子今表示, “乘七乘傳”, 應當體現出對“征”“迎”物件的尊重, 也反映了對“征”“迎” 行速的要求。 “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征王”, 這說明, 迎接劉賀的使者包括級別甚高的多個部門的長官。 而“乘七乘傳詣長安邸”, 體現出史籍所見規格最高的交通等級。

有關“乘傳”的記錄, 已見於秦史。 漢代“乘傳奏事”, 也是行政慣例。 “乘傳”交通, 多見於迅速推行政令之需要。 雖然目前我們對於乘傳的交通形式不大清楚, 但根據文獻記載, 這顯然是極高等級的交通方式。 而劉賀“征王, 乘七乘傳詣長安邸”的“乘七乘傳”, 明顯超越了劉恒往長安及周亞夫“乘傳東”的交通規格, 為史籍中記載的最高等級。

劉賀居然在“高速”上“飆車”

“乘傳”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象徵。 “乘傳”這種特殊的交通形式, 有時會導致嚴重擾民的社會危害。 《漢書》卷九九下《王莽傳下》所記載新莽時期“乘傳使者經歷郡國, 日且十輩”的情形, 成為行政史的特異風景。 這只是一般的“乘傳”, 而劉賀往長安“乘七乘傳”,

等級是最高的。 他對行進速度的特別追求, 尤其體現出這一交通行為對所“經歷郡國”原有社會秩序的驚擾。

王子今分析, 劉賀行程據《漢書》卷六三《武五子傳·昌邑王劉髆》記載, 經歷地方有:昌邑—定陶—濟陽—弘農—湖。 而自昌邑至定陶的行程, 劉賀有比較特別的表現: ……夜漏未盡一刻, 以火發書。 其日中, 賀發, 晡時至定陶, 行百三十五裡, 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 郎中令龔遂諫王, 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

《資治通鑒》記載“及征書至, 夜漏未盡一刻, 以火發書。 ”說“璽書”傳達到昌邑後劉賀反應的緊迫。 而“其日中, 賀發, 晡時至定陶, 行百三十五裡”, 亦體現劉賀的急切心情。 這與代王劉恒往長安時的精神狀態, 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王子今認為, 馳道即區別于普通道路的高速道路,

具有很高的通行效率, 劉賀“日中”自昌邑出發, “晡時至定陶, 行百三十五裡”的行進速度, 這在當時確是罕見的高速。 關於劉賀昌邑至定陶行程, 據陳夢家《漢簡年曆表敘》引西漢簡牘資料, “日中為正午一段時間”, 相當於 13 時, “餔時在日昳之後”, 相當於 15 時至 16 時左右。 從前引昌邑王劉賀日中至晡時行百三十五裡的記載看, 漢代乘車的車速可以達到每小時 45 至 67.5 裡。 所謂‘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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