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幸運， 是他有一個偉大的母親。
說偉大並非誇大其辭。 西漢劉向編撰的《列女傳》卷一“母儀傳”載有孟母的事蹟，
不知道這世上是否真有生而好學的孩子， 倘若有， 恐怕也是少之又少。 孟子顯然不在其列， 於是乎出現了“孟母斷織”的一幕。 一天， 孟子放學回家。 孟母正在織布， 見他回來， 便問道：“學習怎麼樣？”孟子漫不經心地地回了一句：“跟過去差不多。
孟子結婚成家之後， 一次進入內室， 發現妻子在屋裡裸著身體，
孟子在齊國不得意， 想去宋國， 但又擔憂母親年事已高， 不堪奔波勞累。 兩難， 臉上不免有“憂色”， 而閒居之時“擁楹而歎”。
孟母力斥孟子休妻之非一事， 劉向讚賞其“明于姑母之道”；孟母鼓勵孟子去齊一事， 劉向則讚賞其 “知婦道”。 不能說不對， 但愚以為， 這是小看了孟母。 從這兩件事情來看， 孟母見識通達， 於物理人情有深切瞭解， 待人處事考慮局限條件， 節制自己， 寬容別人。 格局和氣象之大， 連她那被後世譽為“亞聖”的兒子也不能望其項背。
《史記》曰：“孟軻， 鄒人也。 受業子思之門人。 道既通， 游事齊宣王， 宣王不能用。 適梁， 梁惠王不果所言， 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 ”孟子周遊列國， 終不見用， 很顯然， 是因為各國諸侯認為他“迂遠而闊於事情”。 內在的原因， 司馬遷倒是看得清楚， “當是之時， 秦用商君， 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 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 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迂遠而闊於事情”，司馬遷這個概括，實在是有力的，切中孟子的要害。孟子的議論，往往不管上下左右，不顧前因後果，無視局限條件放言高論。而其又以儒家學說為真理，以“仁義”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準，凡不符者則痛斥其非，加上個人性格剛烈，故而其之言行，如宋代程頤所言，“有些英氣”。“英氣”雲者，以今人的眼光視之，“憤青”是也。
“憤青”的第一要義，是認為自己掌握著宇宙的絕對真理，其他與之相對的理論學說皆為歪理邪說，必欲除之而後快。《孟子•滕文公下》雲：“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於其事；作于其事，害於其政。聖人複起，不易吾言矣。”將楊朱、墨翟之學說斥之為 “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以“距楊墨”自任，而且認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聖人複起，不易吾言矣”。此非“憤青”而何？
因為自認為掌握著絕對真理，於是乎就自負。這是“憤青”的又一特徵。孟子自言：“萬物皆備於我矣。”又言，“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於是乎順理成章，治國平天下之重任，非我莫屬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一個自認為掌握著真理而又自負之人，好苛責于人是必然的。僅僅因為坐相不好，孟子便欲以“禮”的名義將妻子休掉，其不近人情於此可見；一個自認為掌握著真理而又自負之人，大抵也將局限條件視若無物，喜歡放言高論。在列國紛紛推出變法之舉，“開阡陌封疆”、“廢井田”、“民得買賣”之際，孟子卻固執地認為，“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各國君主視其為“迂遠而闊於事情”，是不難理解的。不通物理人情，無視局限放言高論，正是“憤青”的典型特點。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儒家學說向來又稱為孔孟之道。兩人一同被後人奉為聖人，名號卻有差異，孔子是“至聖”，孟子則為“亞聖”。亞者，次也。將孟子排在孔子之後，確為至當，雖然要論對後世的實際影響，孟子其實要遠超過孔子。這不僅是因為孔子是儒家學說的開創者，而且孔子的格局和氣象之大，非孟子所能及。別的勿論，單看他們對其他不同理論學說的態度，便去之天壤。《論語》記錄了孔子與隱者的多次互動，不管是孔子對隱者還是隱者對孔子，和而不同，彼此之間都抱有“同情之理解”，甚而至於有惺惺相惜之感。這種對別家理論學說的寬容，既顯示著自身格局和氣象的博大，亦彰顯著對自身理論的自信！相形之下，孟子不遺餘力抨擊楊墨學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倒顯著不自信的小家子氣，其格局和氣象與孔子相比，相去不可以道裡計也。宋代理學的創立者之一程頤對孟子有一個評價，非常恰當：
“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豪發閑。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不過，後世的儒家學說，是沿著孟子的道路而去的。號稱“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在《原道》中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如何不得其傳呢？韓愈本人力辟佛老，便是傳承著孟子“距楊墨”的衣缽。至宋代，張載豪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讀書人的虛驕和傲慢於此表現得無以復加，不正是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 “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的翻版麼？說孟子“有些英氣”的程頤，自己卻提出了“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之論，不也是這種偏執狹隘思想發展的邏輯必然麼？
但作為“憤青”的孟子有其可愛的一面，那便是在權勢者面前不假辭色。面對著梁惠王、齊宣王這樣的君主，孟子可以直言不諱當面說出這樣的話：“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為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人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在這一點上，孟子倒是實踐了他關於“大丈夫”的名言：“威武不能屈”。
是的，孟子的“英氣”是不能一概而論的。他有“距楊墨”的狹隘和偏執，有“萬物皆備於我矣”的虛驕和傲慢，有無視局限而放言高論的“迂遠而闊於事情”，但也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為民請命。從千百年來的史實來看，後世的人們更多地繼承和發揚了前者，而後者少人問津。
幸與不幸，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答案。
2017/10/15
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迂遠而闊於事情”，司馬遷這個概括，實在是有力的，切中孟子的要害。孟子的議論，往往不管上下左右，不顧前因後果，無視局限條件放言高論。而其又以儒家學說為真理，以“仁義”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準，凡不符者則痛斥其非，加上個人性格剛烈，故而其之言行，如宋代程頤所言，“有些英氣”。“英氣”雲者，以今人的眼光視之，“憤青”是也。
“憤青”的第一要義，是認為自己掌握著宇宙的絕對真理，其他與之相對的理論學說皆為歪理邪說，必欲除之而後快。《孟子•滕文公下》雲：“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於其事；作于其事，害於其政。聖人複起，不易吾言矣。”將楊朱、墨翟之學說斥之為 “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以“距楊墨”自任，而且認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聖人複起，不易吾言矣”。此非“憤青”而何？
因為自認為掌握著絕對真理，於是乎就自負。這是“憤青”的又一特徵。孟子自言：“萬物皆備於我矣。”又言，“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於是乎順理成章，治國平天下之重任，非我莫屬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一個自認為掌握著真理而又自負之人，好苛責于人是必然的。僅僅因為坐相不好，孟子便欲以“禮”的名義將妻子休掉，其不近人情於此可見；一個自認為掌握著真理而又自負之人，大抵也將局限條件視若無物，喜歡放言高論。在列國紛紛推出變法之舉，“開阡陌封疆”、“廢井田”、“民得買賣”之際，孟子卻固執地認為，“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各國君主視其為“迂遠而闊於事情”，是不難理解的。不通物理人情，無視局限放言高論，正是“憤青”的典型特點。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儒家學說向來又稱為孔孟之道。兩人一同被後人奉為聖人，名號卻有差異，孔子是“至聖”，孟子則為“亞聖”。亞者，次也。將孟子排在孔子之後，確為至當，雖然要論對後世的實際影響，孟子其實要遠超過孔子。這不僅是因為孔子是儒家學說的開創者，而且孔子的格局和氣象之大，非孟子所能及。別的勿論，單看他們對其他不同理論學說的態度，便去之天壤。《論語》記錄了孔子與隱者的多次互動，不管是孔子對隱者還是隱者對孔子，和而不同，彼此之間都抱有“同情之理解”，甚而至於有惺惺相惜之感。這種對別家理論學說的寬容，既顯示著自身格局和氣象的博大，亦彰顯著對自身理論的自信！相形之下，孟子不遺餘力抨擊楊墨學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倒顯著不自信的小家子氣，其格局和氣象與孔子相比，相去不可以道裡計也。宋代理學的創立者之一程頤對孟子有一個評價，非常恰當：
“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豪發閑。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不過，後世的儒家學說，是沿著孟子的道路而去的。號稱“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在《原道》中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如何不得其傳呢？韓愈本人力辟佛老，便是傳承著孟子“距楊墨”的衣缽。至宋代，張載豪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讀書人的虛驕和傲慢於此表現得無以復加，不正是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 “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的翻版麼？說孟子“有些英氣”的程頤，自己卻提出了“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之論，不也是這種偏執狹隘思想發展的邏輯必然麼？
但作為“憤青”的孟子有其可愛的一面，那便是在權勢者面前不假辭色。面對著梁惠王、齊宣王這樣的君主，孟子可以直言不諱當面說出這樣的話：“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為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人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在這一點上，孟子倒是實踐了他關於“大丈夫”的名言：“威武不能屈”。
是的，孟子的“英氣”是不能一概而論的。他有“距楊墨”的狹隘和偏執，有“萬物皆備於我矣”的虛驕和傲慢，有無視局限而放言高論的“迂遠而闊於事情”，但也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為民請命。從千百年來的史實來看，後世的人們更多地繼承和發揚了前者，而後者少人問津。
幸與不幸，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答案。
2017/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