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官吏選拔制度， 在隋唐至明清的一千三百年間， 實行科舉考試制度。 由於到了宋代士族門閥不再存在， 大量官職空缺，
明清兩代的科舉在儘管在形式上與宋無太大差異， 但在實質內涵卻有重大變革， 並強化科舉的社會地位與文化影響的作用。 由於明清時期， 只要通過中級的“舉人”考試即取得任官的資格， 舉人身分所受的尊崇， 不亞于宋代的進士身份。 導致社會上下對科舉考試出現空前狂熱的氣氛。 即使是僅通過地方初級科舉（童生試）獲得生員（秀才）身分者， 同樣由官方賦予許多尊貴的政治、社會地位。 透過科舉制度實質內涵的變遷， 使明清時代僅擁有最初級考試功名的逾百萬士人都納入了統治階級。 科舉外在的影響力， 隨時代推前而不斷擴大深化。
從正面上看， 科舉考試制度的建立使政府與社會有了緊密的聯繫， 也打開了平民入仕為官的管道。 透過科舉入仕的知識階層， 由初唐入盛唐而崛起；北宋時已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各方面取得全面優勢地位。 在法律上擁有許多特權， 因而鼓勵社會大眾以中舉任官做為讀書的首要目標， 社會也就衍生出“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的風尚。
宋、元、明、清時期，透過科舉孕育而成的士大夫階級，是一個同時擁有政治權力、經濟優勢、學術文化素養的新興族群。優勢條件的結合促使這個時代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為普遍發達的時代。宋、元、明、清時期的文藝要求去捕捉、表達和創造出難以形容的情感、意趣、心緒和韻味。
宋、元、明、清時期的文學成就，大略劃分為兩個時期。元以後的文學成就大多在於庶民文學，宋代則為士人文學成就顯著的時期。宋代文學的特色是雅好議論。受社會風氣的影響，宋代也成為中國論說文（散文）成就最高的時代。中國的山水畫，是繼先秦的青銅器與魏晉隋唐雕塑之後，為宋代以降最顯著的藝術成就。宋、元時期，中國繪畫藝術的最高峰並以文人的山水畫為代表。山水畫的興起，源自唐宋提倡科舉，大批出身鄉野的士大夫，集中到都邑城市。田園、山居就成為其鄉愁式感情的嚮往，因而促成山水畫的發展。繪畫作品附寫題語，大致始於五代，南宋以降，文人畫已普遍加上詩文題跋，形成了詩、書、畫密切結合的風尚。文人畫中的文學修養、書法造詣與繪畫意境的結合，乃用以追求文人本身品德的再現，藉以反映文人個人精神世界的意境、品格。
宋、元、明、清時期，雖然書法成就不如前代，但其個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現。清中葉時期，因金石考古與碑學大興，書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因此，清季的書法，在中國書法史上乃為一次中興。清嘉慶、道光以後，由於考古學的發展，再加上金石碑版的大量出土，許多書法家將興趣由法帖轉移至碑刻上。元代末年，文人自印的風氣開始形成，明清時期形成文人自印的高峰，印章轉科成為了獨立的藝術領域，進而形成了詩、書、畫、印為一體的文人繪畫新風格。清代以後，篆刻藝術得到了更大的發展，更成為傳統藝術最後的據點
編輯本段|回到頂部理學、心學、科學與實學 宋朝理學的形成是傳統儒學的一次復興。儒家思想形成於先秦，盛行於兩漢，然又中衰于魏晉隋唐時期，後復興于宋、元、明、清。宋代對儒學的復興並不是如兩漢時期的經學，而是轉向於對經典的思想內涵的探討與解析。南宋大儒朱熹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部經典加以注解，成為《四書集注》，並取代了五經的地位。傳統儒學經過理學家對先秦儒學宗師言行的崇奉與詮釋，加上官方的全面肯定與提倡，儒家在宋以降成了宗教性的“儒教”。各省各縣都建孔廟對孔子加以供奉。儒學之盛由此可見。
北宋中葉，融合儒、釋、道為一體，並以儒家學術為核心的理學形成。在宋之前的儒學雖在倫理與國家學說相當成熟完善，但在世界觀和方法論方面卻較薄弱。宋以後，理學將道德的自覺提升到對“聖”的嚮往與實踐，因而發揚光大了先秦儒學最核心的道德學說。理學將道德落實在大學八目之上，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宇宙理論方面，理學建立了“與天地萬物合一”的形上人生境界，以宇宙自然運行的天理強化人倫之理的正當性，並以天理的正當性，克制個體對自我功利與感性快樂的追求。理學把人生的境界建立在個體的自覺上，以講求個體的修養達到聖人的境界。由於理學細密地分析、實踐地講求“立志”、“修身”，以求最終達到“內聖外王”、“治國平天下”，把道德自律，意志結構，把人的社會責任感、歷史使命感和人優於自然等方面，提揚到本體論的高度，樹立了人的倫理學主體性的莊嚴偉大。
理學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其萌芽於北宋中期，代表人物為周敦頤、張載、程灝、程頤；成熟于南宋早期，代表人物為朱熹和陸九淵；轉型於明代中期，其代表為王陽明。理學的理論發展，可謂由“氣”到“理”，從“理”到“心”，由“心”到“欲”；由強調區分“天理”到“人欲”，到“理在欲中”、“欲即理”終；理學理論終走入無法突破的終極，因此理學在經由轉型之後也完成了其生命歷程，被心學所取代。自宋代以下，理學都帶有一種嚴正的淑世主義，對理學家而言，要改良社會改良風俗，只能從禮教著手。為了普及禮教，朱熹等南宋理學家開始為一般民眾編訂簡易的《家禮》與《鄉約》，做為常人的社會生活與居家儀節。這些規範成為以後數百年間中國人的生活準則。此外朱熹和其他理學家還編寫了一些蒙學教材，如小學、百家姓、三字經等。除了圖書外，朱熹創始以書院作為理學的修習場所與宣講之重要場所。明中葉以後，各地出現大量的“講會”，透過宣講，理學的道德教化普及于文盲階層。另外，透過娛樂、說書、戲曲等等手段，理學的教化更深入人心。
理學在中國盛行的七百年內，其所呈現的不僅是一種思想，也是一種社會規範，更重要的是其帶動了中國社會迫切需要的會救助工作。救助的主要方式包括由講學之人自行辦理社會救助；在士人影響下，帶動官方辦理社會救助；透過理學薰陶，商人階級出資辦理社會救助。救助內容除了辦書院、訂鄉約以激勵品德外，還普遍辦理義莊，以救貧恤孤，資助教育；辦社倉，以備荒歉 ；辦保甲，以補地方之武裝而保民。這種由士人自發的救助工作，成為自南宋以降中國社會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會救助活動多屬臨時性質；宋代開始，各州縣普遍設立各種社會救助的永久性機構。 由於商人財力雄厚，明清時期，商人階級普遍組織行善團體參加社會救助工作，對各地方的貢獻尤其顯著。然而，理學提倡禁欲主義，使宋人成為嚴肅，宋文化轉入“老僧”性格，沉靜而內向。明代以後，程朱理學被奉為不可侵犯的正統哲學，中國文化更顯現出典型的沉暮品格。
宋元時代是中國科技發展最快的時代，科技蓬勃發展的主因一是受社會經濟繁榮的影響，二是由於理學勃興，養成人們理性探求各種知識的習慣，因而厚植科技發展的基礎。對規律探求的重視成為宋人的特色，無論對哲學、政治、詩歌、藝術以及自然事物都如此。宋朝兼重“儒術”與“商業”，鼓勵工商為官方一貫的政策，因此對於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常予獎勵。中國四大發明中，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術三大發明都出現（或大規模使用）於北宋。在天文曆算上，科學家郭守敬，發明出十多種天文儀器，並據以修訂曆法，他所制定“授時曆”是古代最精密的一部曆法。醫學方面，中醫分科由唐代的四科到宋代的九科再發展到元代的十三科。宋慈所著的《洗冤錄》是世界上最早法醫專著。在紡織業上，元黃道婆由崖州（今海南島）引進黎族的棉紡織技術再加以改良，提高舊的的棉紡織效率與產量，棉布從此成為漢人最主要的衣著布料。
晚明實學思潮造成這個時期學術文化的生機蓬勃，而且以強大的生命力延續到清初。更發展出博學派、經史派等流派，其多重視實用及自然科學的研究。晚明時期，數學、物理學、天文學、地理學、植物學、醫學、聲律學等諸多學科以及機械、冶金、農業、水利、等技術分枝都展開了大規模的科學總結和新的開創。清代中葉之後，由於經濟的繁榮及文字獄的壓迫，考據學大興。在文獻學方面，有集全國之力完成的《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也有各個地方印行的小型地方誌。中國現存地方誌高達八千多種，其中明代有一千多種，清代有五千五百種。在十八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中葉，對中國古籍進行了前所未有的總結，留給後世寶貴的遺產。
宋、元、明、清時期，透過科舉孕育而成的士大夫階級，是一個同時擁有政治權力、經濟優勢、學術文化素養的新興族群。優勢條件的結合促使這個時代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為普遍發達的時代。宋、元、明、清時期的文藝要求去捕捉、表達和創造出難以形容的情感、意趣、心緒和韻味。
宋、元、明、清時期的文學成就，大略劃分為兩個時期。元以後的文學成就大多在於庶民文學，宋代則為士人文學成就顯著的時期。宋代文學的特色是雅好議論。受社會風氣的影響，宋代也成為中國論說文（散文）成就最高的時代。中國的山水畫，是繼先秦的青銅器與魏晉隋唐雕塑之後，為宋代以降最顯著的藝術成就。宋、元時期，中國繪畫藝術的最高峰並以文人的山水畫為代表。山水畫的興起，源自唐宋提倡科舉，大批出身鄉野的士大夫，集中到都邑城市。田園、山居就成為其鄉愁式感情的嚮往，因而促成山水畫的發展。繪畫作品附寫題語，大致始於五代，南宋以降，文人畫已普遍加上詩文題跋，形成了詩、書、畫密切結合的風尚。文人畫中的文學修養、書法造詣與繪畫意境的結合，乃用以追求文人本身品德的再現，藉以反映文人個人精神世界的意境、品格。
宋、元、明、清時期，雖然書法成就不如前代，但其個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現。清中葉時期，因金石考古與碑學大興，書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因此，清季的書法，在中國書法史上乃為一次中興。清嘉慶、道光以後，由於考古學的發展，再加上金石碑版的大量出土，許多書法家將興趣由法帖轉移至碑刻上。元代末年，文人自印的風氣開始形成，明清時期形成文人自印的高峰，印章轉科成為了獨立的藝術領域，進而形成了詩、書、畫、印為一體的文人繪畫新風格。清代以後，篆刻藝術得到了更大的發展，更成為傳統藝術最後的據點
編輯本段|回到頂部理學、心學、科學與實學 宋朝理學的形成是傳統儒學的一次復興。儒家思想形成於先秦，盛行於兩漢，然又中衰于魏晉隋唐時期，後復興于宋、元、明、清。宋代對儒學的復興並不是如兩漢時期的經學，而是轉向於對經典的思想內涵的探討與解析。南宋大儒朱熹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部經典加以注解，成為《四書集注》，並取代了五經的地位。傳統儒學經過理學家對先秦儒學宗師言行的崇奉與詮釋，加上官方的全面肯定與提倡，儒家在宋以降成了宗教性的“儒教”。各省各縣都建孔廟對孔子加以供奉。儒學之盛由此可見。
北宋中葉，融合儒、釋、道為一體，並以儒家學術為核心的理學形成。在宋之前的儒學雖在倫理與國家學說相當成熟完善，但在世界觀和方法論方面卻較薄弱。宋以後，理學將道德的自覺提升到對“聖”的嚮往與實踐，因而發揚光大了先秦儒學最核心的道德學說。理學將道德落實在大學八目之上，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宇宙理論方面，理學建立了“與天地萬物合一”的形上人生境界，以宇宙自然運行的天理強化人倫之理的正當性，並以天理的正當性，克制個體對自我功利與感性快樂的追求。理學把人生的境界建立在個體的自覺上，以講求個體的修養達到聖人的境界。由於理學細密地分析、實踐地講求“立志”、“修身”，以求最終達到“內聖外王”、“治國平天下”，把道德自律，意志結構，把人的社會責任感、歷史使命感和人優於自然等方面，提揚到本體論的高度，樹立了人的倫理學主體性的莊嚴偉大。
理學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其萌芽於北宋中期，代表人物為周敦頤、張載、程灝、程頤；成熟于南宋早期，代表人物為朱熹和陸九淵；轉型於明代中期，其代表為王陽明。理學的理論發展，可謂由“氣”到“理”，從“理”到“心”，由“心”到“欲”；由強調區分“天理”到“人欲”，到“理在欲中”、“欲即理”終；理學理論終走入無法突破的終極，因此理學在經由轉型之後也完成了其生命歷程，被心學所取代。自宋代以下，理學都帶有一種嚴正的淑世主義，對理學家而言，要改良社會改良風俗，只能從禮教著手。為了普及禮教，朱熹等南宋理學家開始為一般民眾編訂簡易的《家禮》與《鄉約》，做為常人的社會生活與居家儀節。這些規範成為以後數百年間中國人的生活準則。此外朱熹和其他理學家還編寫了一些蒙學教材，如小學、百家姓、三字經等。除了圖書外，朱熹創始以書院作為理學的修習場所與宣講之重要場所。明中葉以後，各地出現大量的“講會”，透過宣講，理學的道德教化普及于文盲階層。另外，透過娛樂、說書、戲曲等等手段，理學的教化更深入人心。
理學在中國盛行的七百年內，其所呈現的不僅是一種思想，也是一種社會規範，更重要的是其帶動了中國社會迫切需要的會救助工作。救助的主要方式包括由講學之人自行辦理社會救助；在士人影響下，帶動官方辦理社會救助；透過理學薰陶，商人階級出資辦理社會救助。救助內容除了辦書院、訂鄉約以激勵品德外，還普遍辦理義莊，以救貧恤孤，資助教育；辦社倉，以備荒歉 ；辦保甲，以補地方之武裝而保民。這種由士人自發的救助工作，成為自南宋以降中國社會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會救助活動多屬臨時性質；宋代開始，各州縣普遍設立各種社會救助的永久性機構。 由於商人財力雄厚，明清時期，商人階級普遍組織行善團體參加社會救助工作，對各地方的貢獻尤其顯著。然而，理學提倡禁欲主義，使宋人成為嚴肅，宋文化轉入“老僧”性格，沉靜而內向。明代以後，程朱理學被奉為不可侵犯的正統哲學，中國文化更顯現出典型的沉暮品格。
宋元時代是中國科技發展最快的時代，科技蓬勃發展的主因一是受社會經濟繁榮的影響，二是由於理學勃興，養成人們理性探求各種知識的習慣，因而厚植科技發展的基礎。對規律探求的重視成為宋人的特色，無論對哲學、政治、詩歌、藝術以及自然事物都如此。宋朝兼重“儒術”與“商業”，鼓勵工商為官方一貫的政策，因此對於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常予獎勵。中國四大發明中，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術三大發明都出現（或大規模使用）於北宋。在天文曆算上，科學家郭守敬，發明出十多種天文儀器，並據以修訂曆法，他所制定“授時曆”是古代最精密的一部曆法。醫學方面，中醫分科由唐代的四科到宋代的九科再發展到元代的十三科。宋慈所著的《洗冤錄》是世界上最早法醫專著。在紡織業上，元黃道婆由崖州（今海南島）引進黎族的棉紡織技術再加以改良，提高舊的的棉紡織效率與產量，棉布從此成為漢人最主要的衣著布料。
晚明實學思潮造成這個時期學術文化的生機蓬勃，而且以強大的生命力延續到清初。更發展出博學派、經史派等流派，其多重視實用及自然科學的研究。晚明時期，數學、物理學、天文學、地理學、植物學、醫學、聲律學等諸多學科以及機械、冶金、農業、水利、等技術分枝都展開了大規模的科學總結和新的開創。清代中葉之後，由於經濟的繁榮及文字獄的壓迫，考據學大興。在文獻學方面，有集全國之力完成的《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也有各個地方印行的小型地方誌。中國現存地方誌高達八千多種，其中明代有一千多種，清代有五千五百種。在十八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中葉，對中國古籍進行了前所未有的總結，留給後世寶貴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