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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造福的蘇東坡

文/王開林

善意生髮於心底, 猶如甘泉湧流於地下。 蘇東坡看到別人生前受苦, 死後失葬, 就會激起惻隱之心。 進士董傳是個書呆子, 謀生乏術, 家徒四壁, 他想求一官職, 娶一妻室, 卻始終無法如願。 董傳死後, 他的遺體寄放在寺廟中, 寡母和小弟居貧處困, 心有餘而力不足, 蘇東坡為此專門寫信給宰相韓琦, 請他垂憐, 設法使董傳早日入土為安。

三十八歲時, 蘇東坡出任密州太守, 當地遭遇大饑荒, 百姓有斷炊之憂, 賣兒賣女, 苦不堪言。 蘇東坡盤點本州倉儲, 撥出數百石大米, 專門收養棄兒, 每人每月配給大米六鬥,

總共救活數十人。 那些倖存的孩子無不視蘇太守為再生父母。

四十四歲那年, 蘇東坡謫居黃州, 總共待了四年零兩個月。 他自力更生, 建房, 種地, 植樹, 養豬, 釀酒, 《前赤壁賦》《後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就是這個時期他的代表作, 至今膾炙人口。

當年, 黃州、鄂州等地有溺死新生嬰兒的野蠻風俗, 親生父母不忍心, 通常都會閉上眼睛, 將嬰兒背對著自己, 背轉手將嬰兒的頭摁在水盆中, 嬰兒哀叫片刻方才死去。 北宋的刑法規定, 長輩故意殺害兒孫, 判處兩年徒刑, 鄉下農民只圖自己清省, 根本不管那麼多, 這與地方官的熟視無睹和姑息縱容有很大的關係。 蘇東坡是佛門居士, 以慈悲為懷。 佛家認定, 在眾多殺生的罪孽中,

禍及胎兒, 罪不可恕, 因為胎兒無辜。 蘇東坡有好生之德, 但他是待罪之身, 不能直接干預地方事務, 於是他與黃州太守徐君猷當面溝通, 又寫信給駐蹕于武漢的鄂州太守朱壽昌, 希望徐、朱二守曉喻官民, 強調法律, 該罰款則罰款, 該判刑則判刑, 儘快革除黃州和鄂州兩地的惡風惡俗。 在寫給朱壽昌的信中, 蘇東坡舉出歷史上有名的例子, 西晉大將王濬曾任巴郡太守, 當地窮人常有殺嬰之舉, 王濬就立法保護嬰兒的生命權, 減免窮人的各項負擔, 幾年內挽救了數千名嬰兒的生命。 後來, 王濬統軍征伐東吳, 當年被王濬救下的大批嬰兒已長大成人, 入伍當兵, 父母就對兒子說:“王府君讓你活了下來, 你一定要誓死效忠於他!”這封信對鄂州太守朱壽昌的激勵作用顯而易見。

蘇東坡還牽頭成立了一個民間組織——救兒會, 由心地善良的鄰居古某擔任會長。 救兒會向富人募捐, 每位會員捐助十緡錢, 多捐不限, 這些錢的用途是為那些獲救的孩子買米、買布、買棉被。 古某管理銀錢, 安國寺的一個和尚管理帳目。 會員經常下鄉訪察貧苦人家的孕婦, 對方若答應保留腹中的嬰兒, 就提前贈予錢糧衣物。 蘇東坡的心願是救兒會每年救活一百個嬰兒, 為此他與家人省吃儉用, 捐出了十緡錢。

據元末作家鄭元祐的筆記《遂昌雜錄》記載:“宋京畿各郡有慈幼局。 貧家子多輒厭之不育, 乃許其抱至局, 書生年月日時, 局有乳媼育之。 他人家或無子女, 卻來取於局。 歲祲,

子女多入慈幼局, 故道無拋棄子女。 ”應該說, 這一善政只在京畿各郡施行, 範圍有限, 受益者不多。 相比之下, 蘇東坡以待罪之身在黃州大力宣傳和推廣“救兒會”, 更顯得難能可貴。

元豐七年(1084)四月, 朝廷解除了蘇東坡謫居黃州的禁令, 移置汝州, 他上表請求安置在常州, 宋神宗御批允准。 經朋友們的勸導, 他決定在緊鄰常州的宜興定居, 終老江南。 蘇東坡買下一塊地, 手頭還剩五百緡錢, 又在荊溪盤下一座老宅子, 接下來就準備安頓家眷。

一天夜裡, 他與邵民瞻在村莊裡散步, 經過一戶人家, 聽見老婦人哭泣, 就敲門詢問。 老婦人說她有個敗家子, 未經她同意, 就將祖屋賣掉了, 她不得不搬離自己居住了大半生的老宅子, 就是為這事她傷心難過。

蘇東坡問明情況後, 心裡不禁格登一下, 他從這位老婦人的兒子手中購得房屋, 無意間做了一件傷害物主的事情, 怎麼辦?他拿定主意, 當著老婦人的面燒毀了合同, 然後把那個敗家子找來, 叫他孝順母親, 將她重新接回老宅子居住, 可是那五百緡房錢, 他並沒有索回。 房子沒了, 錢也沒了, 蘇東坡的善心善舉一度使自己陷入困境, 好在他有許多真心敬重他愛護他的朋友伸出援手。

蘇東坡謫居惠州時, 一個叫徐中的老漢來拜訪他。 此人白髮蒼蒼, 已經七十六歲, 他寫了兩首頌, 蘇東坡看了, 覺得“雖非奇特, 亦有可觀”。 徐中孑然一身, 長期漂泊, 現在老無所依, 寄食不易。 由於自傷晚景, 老人失聲痛哭, 蘇東坡也為他流下了同情的淚水。 如何才能把善意落到實處?蘇東坡寫信給泉老,請他將徐中收留在寺中,每天給他一份齋飯,使他得盡天年。蘇東坡還為徐中添置了衣物。

善良者無私敵,因為他不肯揮舞仇恨的雙刃劍,更不會落井下石,臨坑推人。章惇曾是蘇東坡的好友,後來反目,他打擊故人可謂心狠手辣,將蘇東坡流放到嶺南的惠州仍不滿足,又將他流放到海南的儋州。對於這種狠角色,蘇東坡依然能夠包容。天道往還,風水輪流轉,蘇東坡晚年獲赦北歸,章惇卻在政治上徹底破產,完全倒臺,被流放到了廣東雷州。章惇的兒子章援是蘇東坡的弟子,寫了一封長信給老師,情辭委婉地懇求他寬恕自己父親的過失,假若老師被皇上重用,不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蘇東坡讀完這封信,百感交集,其回信的大意是:我與丞相做朋友四十多年,雖然中間各人的遭遇和主張有所不同,但交情並沒有增加或減損。聽說他這麼大年紀還要遠赴海島,我心裡只有難過。以往的事情,再說有什麼益處?倒不如關心未來。……現在我病體支離,是生是死還不一定。半個月來,進食極少,見到飯菜就好像飽足了。現在只有趕緊回到常州,在家中休養,也許還能夠活上幾天。寫到這裡,我十分疲倦,放下筆來,長歎而已。

蘇東坡的這封信、以往他寫給鄂州太守朱壽昌請求拯救溺嬰的那封信和他寫給高太后祈求寬免貧民欠債的那封信,被林語堂先生稱讚為“三大人道精神的文獻”。

除了行善,蘇東坡在八個州出任過太守,每回都能造福一方。

四十一歲時,蘇東坡任徐州太守,碰上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城牆都快要被衝垮了,他坐鎮抗洪搶險第一線,指揮軍民加固外圍牆垣。大雨晝夜不停,他數十天沒有回家,一些富家子弟想逃出徐州城,蘇東坡說:

“要是富人都逃跑了,民心就會動搖,我還能夠指靠誰來加固城牆?我在這裡死守,決不讓洪水毀掉徐州城!”

為了安定人心,蘇東坡親自出面勸阻那些驚慌失措的富人,有些富人任性,不肯聽從勸告,試圖奪門而出,蘇東坡就下令將他們趕回家中。眾人見蘇太守沒有撤離的打算,誓與徐州百姓共度難關,就鎮定多了。由於人手太緊,蘇東坡親赴武衛營,尋求軍方支援,他說:

“河水侵害徐州城,事情萬分危急,請禁軍為我出力!”

“蘇太守都不怕洪水滔天,我們這些吃糧的,自當臨危效命!”禁軍首領答應得很爽快。

軍人訓練有素,紀律嚴明,一旦出動,功效大增。一條首起戲馬台、尾至於城的東南長堤以最快的速度築成了。水漲到離城牆高處只差三版(一版為二尺),蘇東坡就在城牆上搭個棚子,住在裡面,有事經過家門口,也不進去一下。

一個半月後,大水終於從黃河故道入海,徐州轉危為安。蘇東坡請求朝廷撥款,修築一座大木壩。他還建造了一座高達百尺的黃樓,用它來鎮水,此舉成就了蘇轍、秦觀的同名傑作《黃樓賦》。

據明朝作家田汝成輯著的《西湖遊覽志餘》記載:“西湖,杭人無時不遊。凡締姻、賽社、會親、送葬、經會、獻神,無不在焉。故杭諺有‘銷金鍋’之號。”沈遘(字文通)任杭州知州時,禁捕西湖魚鱉蝦蟹,禁食蛤蟆,此舉並未造福地方,徒然留下笑柄。蘇東坡任杭州知州,他的主要政績是疏浚西湖,築成長堤(蘇公堤);改造杭州的供水系統,使杭州全城百姓(五十萬人)都能喝到西湖的淡水;建立“潛火隊”,使杭州城的火災損害降至最低;修繕官舍、城門、城樓、二十七座穀倉;由官方出資兩千緡,他捐資五十兩黃金,設立醫院安樂坊(中國最早的公立醫院,後改名為安濟坊),由道士主持,三年之內醫治了一千多個病人。杭州遭遇水患之後的大饑荒,蘇東坡為了救濟貧苦災民,給米市注入十八萬石平價米,市民買到米後,無不叩頭誦佛,感謝蘇太守的菩薩心腸。相比之下,秀州發生風災,秀州的地方官卻不讓老百姓報告災情,理由是只有水災、旱災才能上報,結果數千人聚集,發生踩踏事件,死亡十一人。蘇東坡向朝廷提出了兩項治理浙江水患的合理化建議,可行性方案都出爐了,但由於某些權貴在上面拆臺,某些奸小在背後搗鬼,最終都泡了湯。

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蘇東坡先後兩次在杭州任職(前為通判,後為知州),造福於民,功德無量,老百姓家家都懸掛他的畫像,平日飲食必定為他祈福祈壽,還建造了生祠(為活著的人建立祠廟,加以奉祀),以此報答他的恩德。

元祐七年(1092)三月,蘇東坡由潁州太守移任揚州太守。這年七月下旬,東南地區連日大雨暴風,造成巨災,蘇州、湖州、秀州等地餓死者過半,情形極慘。蘇東坡描述道:“有田無人,有人無糧,有種無牛,殍死之餘,人如鬼臘。”蘇東坡深信及時防災勝過充分救災。饑荒剛露苗頭時,他就上報朝廷,請求儘快撥發賑災款,穩住浙西湖區的糧食價格,甚至在奏章中明確表態:“若來年人戶原不缺糧食,不須如此擘畫,則臣不合過當張惶之罪,所不敢辭。縱被誅遣,終賢於有災無備,坐視人死而不能救也。”高太后認可蘇東坡的建議,但那些具體執行的官員態度消極,政令難出汴京城。蘇東坡的奏章和朝廷的批示徒勞往返,災情日重一日,最終到了無法收拾的地步,朝廷加倍撥給浙西地區的賑災款也變成了杯水車薪。蘇東坡悲憤不已,他說:“小人淺見,只為朝廷惜錢,不為君父惜民!”可憐天下蒼生。民為國之本,那些高官尸位素餐,居然罔顧如此淺顯的道理。蘇東坡有良知,有良能,有良策,卻處處受到小人掣肘,造福一方的良好願望被大打折扣。

更令人震驚的是,蘇東坡回到京城,遭到禦史的彈劾,他的罪名竟然是現成的,“論浙西災傷不實”,誇大災情,危言聳聽,擾亂朝廷對浙西災情的判斷。在一個黑白顛倒、是非混淆的世界裡,好人做好事,老實人講老實話,真是千難萬難。

即使蘇東坡被貶謫到惠州,他仍然念念不忘造福地方,與當地官員協商,建造了兩座橋樑,一座溝通河岸,另一座溝通湖岸。他還寫信給廣州太守王古,把杭州的經驗貢獻出來,建議他募集資金,創辦醫院,那個使用數千根大竹管引清甜山泉入廣州的主意更是新穎實用,可惜王古尚未動工,就因為“妄賑饑民”被革職了。

不管手中有權無權,隨時隨地,蘇東坡都竭盡所能行善造福,根本無須他人從旁鼓動。內心有大慈悲,即是現世佛。東坡居士的善行福澤為後世所津津樂道,足見公道自在人心,人心自有衡量,不因歲月流轉而畸輕畸重。

如何才能把善意落到實處?蘇東坡寫信給泉老,請他將徐中收留在寺中,每天給他一份齋飯,使他得盡天年。蘇東坡還為徐中添置了衣物。

善良者無私敵,因為他不肯揮舞仇恨的雙刃劍,更不會落井下石,臨坑推人。章惇曾是蘇東坡的好友,後來反目,他打擊故人可謂心狠手辣,將蘇東坡流放到嶺南的惠州仍不滿足,又將他流放到海南的儋州。對於這種狠角色,蘇東坡依然能夠包容。天道往還,風水輪流轉,蘇東坡晚年獲赦北歸,章惇卻在政治上徹底破產,完全倒臺,被流放到了廣東雷州。章惇的兒子章援是蘇東坡的弟子,寫了一封長信給老師,情辭委婉地懇求他寬恕自己父親的過失,假若老師被皇上重用,不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蘇東坡讀完這封信,百感交集,其回信的大意是:我與丞相做朋友四十多年,雖然中間各人的遭遇和主張有所不同,但交情並沒有增加或減損。聽說他這麼大年紀還要遠赴海島,我心裡只有難過。以往的事情,再說有什麼益處?倒不如關心未來。……現在我病體支離,是生是死還不一定。半個月來,進食極少,見到飯菜就好像飽足了。現在只有趕緊回到常州,在家中休養,也許還能夠活上幾天。寫到這裡,我十分疲倦,放下筆來,長歎而已。

蘇東坡的這封信、以往他寫給鄂州太守朱壽昌請求拯救溺嬰的那封信和他寫給高太后祈求寬免貧民欠債的那封信,被林語堂先生稱讚為“三大人道精神的文獻”。

除了行善,蘇東坡在八個州出任過太守,每回都能造福一方。

四十一歲時,蘇東坡任徐州太守,碰上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城牆都快要被衝垮了,他坐鎮抗洪搶險第一線,指揮軍民加固外圍牆垣。大雨晝夜不停,他數十天沒有回家,一些富家子弟想逃出徐州城,蘇東坡說:

“要是富人都逃跑了,民心就會動搖,我還能夠指靠誰來加固城牆?我在這裡死守,決不讓洪水毀掉徐州城!”

為了安定人心,蘇東坡親自出面勸阻那些驚慌失措的富人,有些富人任性,不肯聽從勸告,試圖奪門而出,蘇東坡就下令將他們趕回家中。眾人見蘇太守沒有撤離的打算,誓與徐州百姓共度難關,就鎮定多了。由於人手太緊,蘇東坡親赴武衛營,尋求軍方支援,他說:

“河水侵害徐州城,事情萬分危急,請禁軍為我出力!”

“蘇太守都不怕洪水滔天,我們這些吃糧的,自當臨危效命!”禁軍首領答應得很爽快。

軍人訓練有素,紀律嚴明,一旦出動,功效大增。一條首起戲馬台、尾至於城的東南長堤以最快的速度築成了。水漲到離城牆高處只差三版(一版為二尺),蘇東坡就在城牆上搭個棚子,住在裡面,有事經過家門口,也不進去一下。

一個半月後,大水終於從黃河故道入海,徐州轉危為安。蘇東坡請求朝廷撥款,修築一座大木壩。他還建造了一座高達百尺的黃樓,用它來鎮水,此舉成就了蘇轍、秦觀的同名傑作《黃樓賦》。

據明朝作家田汝成輯著的《西湖遊覽志餘》記載:“西湖,杭人無時不遊。凡締姻、賽社、會親、送葬、經會、獻神,無不在焉。故杭諺有‘銷金鍋’之號。”沈遘(字文通)任杭州知州時,禁捕西湖魚鱉蝦蟹,禁食蛤蟆,此舉並未造福地方,徒然留下笑柄。蘇東坡任杭州知州,他的主要政績是疏浚西湖,築成長堤(蘇公堤);改造杭州的供水系統,使杭州全城百姓(五十萬人)都能喝到西湖的淡水;建立“潛火隊”,使杭州城的火災損害降至最低;修繕官舍、城門、城樓、二十七座穀倉;由官方出資兩千緡,他捐資五十兩黃金,設立醫院安樂坊(中國最早的公立醫院,後改名為安濟坊),由道士主持,三年之內醫治了一千多個病人。杭州遭遇水患之後的大饑荒,蘇東坡為了救濟貧苦災民,給米市注入十八萬石平價米,市民買到米後,無不叩頭誦佛,感謝蘇太守的菩薩心腸。相比之下,秀州發生風災,秀州的地方官卻不讓老百姓報告災情,理由是只有水災、旱災才能上報,結果數千人聚集,發生踩踏事件,死亡十一人。蘇東坡向朝廷提出了兩項治理浙江水患的合理化建議,可行性方案都出爐了,但由於某些權貴在上面拆臺,某些奸小在背後搗鬼,最終都泡了湯。

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蘇東坡先後兩次在杭州任職(前為通判,後為知州),造福於民,功德無量,老百姓家家都懸掛他的畫像,平日飲食必定為他祈福祈壽,還建造了生祠(為活著的人建立祠廟,加以奉祀),以此報答他的恩德。

元祐七年(1092)三月,蘇東坡由潁州太守移任揚州太守。這年七月下旬,東南地區連日大雨暴風,造成巨災,蘇州、湖州、秀州等地餓死者過半,情形極慘。蘇東坡描述道:“有田無人,有人無糧,有種無牛,殍死之餘,人如鬼臘。”蘇東坡深信及時防災勝過充分救災。饑荒剛露苗頭時,他就上報朝廷,請求儘快撥發賑災款,穩住浙西湖區的糧食價格,甚至在奏章中明確表態:“若來年人戶原不缺糧食,不須如此擘畫,則臣不合過當張惶之罪,所不敢辭。縱被誅遣,終賢於有災無備,坐視人死而不能救也。”高太后認可蘇東坡的建議,但那些具體執行的官員態度消極,政令難出汴京城。蘇東坡的奏章和朝廷的批示徒勞往返,災情日重一日,最終到了無法收拾的地步,朝廷加倍撥給浙西地區的賑災款也變成了杯水車薪。蘇東坡悲憤不已,他說:“小人淺見,只為朝廷惜錢,不為君父惜民!”可憐天下蒼生。民為國之本,那些高官尸位素餐,居然罔顧如此淺顯的道理。蘇東坡有良知,有良能,有良策,卻處處受到小人掣肘,造福一方的良好願望被大打折扣。

更令人震驚的是,蘇東坡回到京城,遭到禦史的彈劾,他的罪名竟然是現成的,“論浙西災傷不實”,誇大災情,危言聳聽,擾亂朝廷對浙西災情的判斷。在一個黑白顛倒、是非混淆的世界裡,好人做好事,老實人講老實話,真是千難萬難。

即使蘇東坡被貶謫到惠州,他仍然念念不忘造福地方,與當地官員協商,建造了兩座橋樑,一座溝通河岸,另一座溝通湖岸。他還寫信給廣州太守王古,把杭州的經驗貢獻出來,建議他募集資金,創辦醫院,那個使用數千根大竹管引清甜山泉入廣州的主意更是新穎實用,可惜王古尚未動工,就因為“妄賑饑民”被革職了。

不管手中有權無權,隨時隨地,蘇東坡都竭盡所能行善造福,根本無須他人從旁鼓動。內心有大慈悲,即是現世佛。東坡居士的善行福澤為後世所津津樂道,足見公道自在人心,人心自有衡量,不因歲月流轉而畸輕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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