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是大明帝國整合全部東方民族千年航海貿易歷史,七下西洋創造的最後奇跡， 是強大的內陸農民文明帝國， 試圖以政治力量干預和塑造海洋貿易體系的一次嘗試。 這是古代中國大航海時代一個絢麗的高潮,之後便戛然兩止， 開始了近500年的閉關自守。
明朝永樂年間， 中國遠洋航海事業曾經過一段極其輝煌的歷史， 而創造這一輝煌歷史的代表人物， 是當時的一名宮廷太監——鄭和。
鄭和本不姓“鄭”， 而姓“馬”， 西元1404年， 馬和因在“靖難之役”（注：朱棣搶奪其侄朱允炆皇位的戰役）中機智勇敢、戰功卓越， 朱棣賜他“鄭”姓。 不久， 鄭和被提拔為內官監太監， 官居正四品， 成為皇宮最有權勢的大太監之一。
據《明史•鄭和傳》記載：“成祖疑惠帝亡海外， 欲蹤跡之， 且欲耀兵異域， 示中國富強。 永樂三年六月， 命和及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 ”當時有傳聞,建文帝朱允炆戰敗後，
從1405年到1433年的28年間,鄭和奉命率領船隊， 七次出使其他國家和地區。 這七次航行中， 鄭和從南京下關寶船廠出發， 沿著江、浙、閩、粵的海岸南下再西行。 最遠甚至到達了非洲東岸， 並訪問了亞非沿海30多個國家和地區。
從十一世紀開始,中國航海術的發展無疑是亞洲歷史上最重要的奇觀之一。 福建、浙江和廣東諸大港口的商務， 在當時遠遠領先於歐洲國家。 從兩宋到明初長達四個半世紀的大規模遠航時代， 中國曾經是最強大的海上國家。
據《明史》記載， 鄭和寶船“修四十四丈，
鄭和下西洋不止船隊規模龐大， 隨行人員數目也非常巨大。 每次遠航， 隨行者總在二萬七八千人之間。 其中有行政官員、軍事人員、航海技術人員、船舶修造工匠、一般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辦事雜務人員、翻譯（通事之類）和醫務人員等， 各有專職， 分工細緻而明確。
七次下西洋， 每次來回時間最長要兩三年之久， 船隊隨行人員兩萬七八千， 僅僅飲食消耗一項， 數目就很驚人。 如以七次下西洋、每次來回兩年、海上航行時間每次六個月為例，
根據《武職選薄》記載的士兵下西洋情況,每次隨船出海的士兵多則四萬， 少則一萬。 所以， 下西洋的總人數可能在五萬到十萬人， 直接牽涉的家庭成員在幾十萬以上， 供應物資的東南沿海民眾在幾百萬人以上， 這還不包括在朝的相關官員。 而根據《明成祖實錄》記載,永樂三年（1405年）的人口是5161萬， 則全國可能有十分之一的人與下西洋有關。
鄭和下西洋是明成祖朱棣下令推動的活動， 到底是什麼力量促使朱棣在剛剛結束“靖難之役”後， 不顧戰後的民生凋零， 開展這項浩大的工程？
縱觀朱棣一生， 好大喜功是其顯著特點， 如建造中國現存最大銅鐘， 重達46.5噸的永樂大鐘；修建明長城；為朱元璋開鑿重達3.1萬噸的石碑（最終未成功）；編纂史上最大的類書《永樂大典》；鄭和下西洋也是其浩大的工程之一。 朱棣通過這些工程,一方面製造盛世局面， 另一方面要耗費臣民的精力，使之不再反抗。
正如《永樂大典》不是原創著作，鄭和下西洋也是建立在中國東南沿海數千年的航海傳統之上的行為，這是用政府行為，對中國東南沿海社會力量的重新整合。這種龐大的政府行為背後卻是十分怪異的國家政策——海禁。
“寸板不許下海”是明朝剛建立時確立下來的政策，隨後通過一道道詔書，海禁就成了國策。朱棣印位後，頒佈詔書：“緣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國，今後不許，所司一遵洪武例禁治。”
朱棣下令民間大海船改為不能出洋的平頭船。但是,東南沿海的民眾自古以來以海為生，顯然不能立即適應明朝的海禁。於是，朱棣想出了個“七下西洋”，一方面把東南沿海慣於下海走番的民眾網羅在軍人主導的船隊上，消耗他們的精力，使他們聽命於朝廷,並利用下西洋的船隊來牽制在海外的華人勢力；另一方面，用官方貿易替代民間貿易，兼行外交任務。所以，鄭和下西洋的目的雖然多元，但是最終服務于朱棣穩定東南沿海統治的內政。
朱棣發動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不惜成本，重建洪武後期趨於瓦解的朝貢貿易體系。朱棣要把流居南洋的華僑召回，不是害怕他們反攻中國。作為一個以農業為本的帝國君主，朱棣是害怕中國人口流失，害怕海外的華僑發展壯大，削弱本已衰落的朝貢貿易。
經過元末明初的戰爭破壞，宋元以來，東南社會還有一些殘存的有生力量。這些殘存勢力從原先自由貿易的海商，變成了下西洋船隊的船民。船民為親信太監率領的軍隊服務，每次出洋的軍隊有兩萬多人，所以，船民自然不能起事。因為有了七下西洋，所以,朱棣才遷都北京——他對東南社會很放心，從而專注於北征蒙古。
鄭和下西洋的直接目的，是統治者為了鞏固朝貢貿易體制，切斷東南沿海民間社會的私營經濟命脈，從經濟上保證統治者的地位穩固。朱元璋、朱棣父子的根本目的，都是幻想把東南沿海地區的海洋社會變為農業社會，幻想平息宋元以來洶湧澎湃的商業化浪潮。
鄭和下西洋持續了28年，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禁海政策對海外貿易的影響，也使亞非地區的海上貿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然而,朱棣對北方蒙古及南方安南的用兵卻不成功。對蒙古的五次征戰，始終未能翦除蒙古的威脅，其本人也累死在征戰途中。
當鄭和六次下西洋行將結束時，由於北伐和遷都，支付浩繁，朝廷已經“國庫空虛”，所以，朱棣一死，明仁宗（朱棣長子朱高熾）立即宣佈停下西洋。在永樂之後，主政的權臣都來自內陸地區，他們支援海禁政策。到明憲宗（注：明朝第八位皇帝朱見深）成化年間,有宦官慫恿皇帝再下西洋，憲宗頗為心動，但朝廷官員卻認為鄭和下西洋費錢銀無數，軍民死傷萬計，于國無益。此時，下西洋之舉被認為朝廷官宦爭權的工具。
明朝建國之初，朱元璋根據歷史經驗，制訂了“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的國策，這項國策被明代諸帝視為祖訓。鄭和被朱棣委以總攬海外關係的重任後，秉承這一思想，也就成為了一位在發展中國與亞非國家間的友好關係上作出歷史性貢獻的人物。
鄭和在下西洋的過程中，為解決東南亞及南亞各國之間的矛盾，為建立亞非國家區域間的和平局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鄭和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航海家,七下西洋的盛舉，對當時亞非世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均產生了重大影響，成為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國古代航海史的巔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涵蓋中國古代海上交通的全部空間。然而，在那個航海大時代來臨的前夕，也正是鄭和下西洋結束了中國古代輝煌的航海史，在新的時代中成了落後的一方。
鄭和下西洋耗費了明王朝很大的財力，最後受到朝臣的反對而無法繼續下去了，此後的中國，失去了向海洋探索與發展的興趣、勇氣，開始走上封閉的道路。這種單純顯示王朝國威的舉動，除非有強大的財力作後盾，否則就需要考慮它自身的收益。但明朝皇帝與鄭和顯然沒有考慮這個問題。所以，全球化的轉捩點便只能是後來歐洲人的開闢新航路，而不是鄭和下西洋了。
另一方面要耗費臣民的精力，使之不再反抗。正如《永樂大典》不是原創著作，鄭和下西洋也是建立在中國東南沿海數千年的航海傳統之上的行為，這是用政府行為，對中國東南沿海社會力量的重新整合。這種龐大的政府行為背後卻是十分怪異的國家政策——海禁。
“寸板不許下海”是明朝剛建立時確立下來的政策，隨後通過一道道詔書，海禁就成了國策。朱棣印位後，頒佈詔書：“緣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國，今後不許，所司一遵洪武例禁治。”
朱棣下令民間大海船改為不能出洋的平頭船。但是,東南沿海的民眾自古以來以海為生，顯然不能立即適應明朝的海禁。於是，朱棣想出了個“七下西洋”，一方面把東南沿海慣於下海走番的民眾網羅在軍人主導的船隊上，消耗他們的精力，使他們聽命於朝廷,並利用下西洋的船隊來牽制在海外的華人勢力；另一方面，用官方貿易替代民間貿易，兼行外交任務。所以，鄭和下西洋的目的雖然多元，但是最終服務于朱棣穩定東南沿海統治的內政。
朱棣發動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不惜成本，重建洪武後期趨於瓦解的朝貢貿易體系。朱棣要把流居南洋的華僑召回，不是害怕他們反攻中國。作為一個以農業為本的帝國君主，朱棣是害怕中國人口流失，害怕海外的華僑發展壯大，削弱本已衰落的朝貢貿易。
經過元末明初的戰爭破壞，宋元以來，東南社會還有一些殘存的有生力量。這些殘存勢力從原先自由貿易的海商，變成了下西洋船隊的船民。船民為親信太監率領的軍隊服務，每次出洋的軍隊有兩萬多人，所以，船民自然不能起事。因為有了七下西洋，所以,朱棣才遷都北京——他對東南社會很放心，從而專注於北征蒙古。
鄭和下西洋的直接目的，是統治者為了鞏固朝貢貿易體制，切斷東南沿海民間社會的私營經濟命脈，從經濟上保證統治者的地位穩固。朱元璋、朱棣父子的根本目的，都是幻想把東南沿海地區的海洋社會變為農業社會，幻想平息宋元以來洶湧澎湃的商業化浪潮。
鄭和下西洋持續了28年，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禁海政策對海外貿易的影響，也使亞非地區的海上貿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然而,朱棣對北方蒙古及南方安南的用兵卻不成功。對蒙古的五次征戰，始終未能翦除蒙古的威脅，其本人也累死在征戰途中。
當鄭和六次下西洋行將結束時，由於北伐和遷都，支付浩繁，朝廷已經“國庫空虛”，所以，朱棣一死，明仁宗（朱棣長子朱高熾）立即宣佈停下西洋。在永樂之後，主政的權臣都來自內陸地區，他們支援海禁政策。到明憲宗（注：明朝第八位皇帝朱見深）成化年間,有宦官慫恿皇帝再下西洋，憲宗頗為心動，但朝廷官員卻認為鄭和下西洋費錢銀無數，軍民死傷萬計，于國無益。此時，下西洋之舉被認為朝廷官宦爭權的工具。
明朝建國之初，朱元璋根據歷史經驗，制訂了“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的國策，這項國策被明代諸帝視為祖訓。鄭和被朱棣委以總攬海外關係的重任後，秉承這一思想，也就成為了一位在發展中國與亞非國家間的友好關係上作出歷史性貢獻的人物。
鄭和在下西洋的過程中，為解決東南亞及南亞各國之間的矛盾，為建立亞非國家區域間的和平局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鄭和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航海家,七下西洋的盛舉，對當時亞非世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均產生了重大影響，成為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國古代航海史的巔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涵蓋中國古代海上交通的全部空間。然而，在那個航海大時代來臨的前夕，也正是鄭和下西洋結束了中國古代輝煌的航海史，在新的時代中成了落後的一方。
鄭和下西洋耗費了明王朝很大的財力，最後受到朝臣的反對而無法繼續下去了，此後的中國，失去了向海洋探索與發展的興趣、勇氣，開始走上封閉的道路。這種單純顯示王朝國威的舉動，除非有強大的財力作後盾，否則就需要考慮它自身的收益。但明朝皇帝與鄭和顯然沒有考慮這個問題。所以，全球化的轉捩點便只能是後來歐洲人的開闢新航路，而不是鄭和下西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