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系統嚴謹厘定北宋、明、清的經濟總量後， 李稻葵團隊得出了這些驚人的結論！
過去13年， 清華經管學院以及北大經濟學院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團隊基於歷代官方和民間的各類記錄， 用生產法系統測量了北宋、明、清的總量GDP、經濟結構、增長格局及公共財政等問題， 在此基礎之上與牛津大學學者合作， 得出了與中國經濟史“加州學派”、英國經濟學家麥迪森不同的觀點， 即， 中國在北宋的生活水準世界領先， 但在1300年（元朝大德四年）之前已經落後於義大利， 1400年（明朝建文二年）前後被英國超越， 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之前，
這一發現顯示， 中國古代的經濟發展比之前的認知更加早熟， 落後於西方的時間段也早于世人的認知。 我個人的解釋是：中國很早達成的意識形態統一性和政治體制穩定性， 使作為超級穩態社會的中國快速達到經濟增長的潛在水準， 形成大而不強、穩定但又相對脆弱的帝國形態。 這種自洽、穩定的文明體系在西方列強的衝擊下產生了自我革新和自我變更的動力， 促使近代中國發奮自強、逐步開放， 最終帶來改革開放40年來的巨大成績。
作者：李稻葵
原標題：《北宋領先世界， 清代落後西歐——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研究告訴我們什麼？》
01
多年興趣， 13年團隊研究， 勾畫中國歷代經濟大圖像
2004年， 我剛剛回到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工作。 當時我有一個非常基本的想法， 那就是， 回國後的經濟學研究應該以中國話題、中國視角為主， 而非簡單延續國外同行的研究課題和方法。 而在此之前的十幾年裡， 我對中國歷史上的經濟大圖像非常感興趣， 回國前曾與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經濟史的同仁們有比較多的交往， 也仔細地研讀過他們所編著的明代經濟史研究成果。
次年的春節前， 一位來自武漢的青年學子隻身闖到了清華經管， 申請博士後， 我們在樓道裡偶遇。 他叫管漢暉，
管漢暉接受了我的建議， 來清華做了博士後。 但在隨後大半年時間裡， 思想還是不通， 他懷疑研究中國經濟史到底有沒有出息。 我反復講一個道理：今天沒有人講得清中國經濟史的大圖像，
思想通了， 幹勁就足了。 接下來的兩年多， 漢暉酷暑灑汗、嚴寒裹棉， 奮鬥在圖書館、檔案館裡， 孩子升學、妻子生病， 不擾初心。 功夫不負有心人， 明代經濟總量和經濟結構的時間序列算出來了， 物價水準的調整算出來了， 公共財政和積累算出來了。 一個個令人吃驚的發現呈現出來， 可謂成果累累。
漢暉博士後出站之前， 碰巧我出差參加美國經濟學年會，
02
有關中國古代經濟史的幾個結論
經過多年努力，如今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已經培養形成了一支中國經濟史研究團隊，成員除了管漢暉博士，還包括我後來帶的博士伏霖（現任教於中央財大經濟學院）、石錦建（現任職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金星曄（現任教於中央財大經濟學院）等。我們系統地測算了北宋、明、清的總量GDP、經濟結構、增長格局以及公共財政等相關問題。應該說，這些研究對於瞭解我們自身、進行歷史上的中外對比起到了比較重要的作用。最近我們又和牛津大學史蒂芬·布勞德伯利（StephenBroadberry）教授進行了合作研究，比較了歷史上中外的經濟發展水準，我們的研究得出了以下幾個基本結論。
第一，中國古代的經濟發展水準按當今的標準看是十分落後的。例如，我們發現按1990年美元測算，明代人均GDP約為920美元，清代約為760美元，低於改革開放後的水準。注意以上美元計價的絕對值取決於古代與現代的貨幣比值，在之前我們發表的一篇文章裡，按照實物產量乘以當今世界物價計算，以上收入水準更低。作為推論，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人生命的經濟價值，是遠遠低於現代人的。戰爭中生命犧牲的經濟成本比今天低很多。
第二，從北宋初年（西元980年）到明代，中國人均GDP在一個較高的水準上波動，清代則呈現出下降的趨勢。我們的分析表明，人均GDP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人口增長速度超過資本、土地的積累速度。在將近900年的時間裡，人均耕地面積持續下降，這一下降沒能被糧食畝產量的上升所彌補。換言之，人均佔有的土地量、勞動工具包括牲口數量是下降的，這導致勞動生產率不斷降低。
第三，通過國際比較我們發現，宋代中國的生活水準世界領先，但在1300年（元朝大德四年）之前已經落後於義大利，1400年（明朝建文二年）前後被英國超過；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之前，雖然中國的部分地區和歐洲最富裕地區的生活水準相距不遠，但是作為整體的中國已經落後於西歐，因而，東西方的大分流在工業革命之前已經開始了。這一發現與以上人均GDP逐漸下降的發現密切相關，也就是說，中國人均勞動生產效率的不斷下降對於經濟發展、國家進步而言是重要的負面因素。
03
客觀評估古代經濟發展，是為瞭解現在展望未來
以上發現是過去十幾年來我們的研究團隊長期努力的結果。最近，我們的研究也得到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的支持，論文逐步在國內外學術雜誌發表。這些發現在中國經濟學界引起了一些重視，但其重要性還沒有被完全意識到。英國《經濟學人》以及《日本經濟新聞》雜誌對此進行了報導，這才回饋到國內媒體界，也不可避免地引發了一些議論。為此，有必要進行一些說明。
第一，這個專案是一個長期的、系統的、艱苦的研究工作。我們用生產法來測量中國古代GDP的總量、人均量及結構，測量的基礎是相關朝代官方和民間的各類記錄。比如對於明朝，我們使用《明實錄》、《萬曆會計錄》、地方誌等史料進行測算，這些史料對人口、糧食以及手工業（包括陶瓷、紙張、生鐵、銅等生產量）都有比較詳細的記錄。宋代的資料則來自《宋會要輯稿》、《宋史 食貨志》、《續資治通鑒長編》、《文獻通考》等。事實上，中國在這方面的歷史資料記錄遠遠超過同時期其他國家。正是得益於中國歷史資料的完備性，和國際同行相比，我們的研究在方法論或資料的嚴謹性上遠遠領先。
據此，我們不同意中國經濟史“加州學派”的觀點，他們認為中國清代經濟發展水準是世界領先的。我們的資料比“加州學派”更全面。同樣，我們也推翻了英國經濟學家麥迪森（Angus Maddison）有關中國經濟史研究的若干結論。
麥迪森的研究被廣為關注，他認為中國人均GDP在宋代從450美元上升到600美元（注意他的古代和現代的物價折算比率與我們有所不同），此後一直維持在這一水準，這一推測與我們的研究結論不盡相同。麥迪森原本計畫參加我們於2010年5月組織召開的第二屆亞洲歷史經濟學年會，但其不幸在當年年初去世，遺憾未能成行參會。在此之前，我們與麥迪森有過多次的通訊來往，並反復追問他計算中國經濟總量的基礎是什麼。最後，他通過電郵告訴我們，他完全是通過自己的估算假定中國歷朝歷代的人均GDP水準，然後乘以人口數量得出經濟總量。相比而言，我們使用具體的資料進行了嚴謹的計算和檢驗，雖然還有很多地方需要繼續改進和完善，但是應該說比麥迪森的估算前進了一大步。
第二，如何解釋我們的研究發現？有人說，我們的發現證明中國歷史上並沒有那麼強大；也有人甚至據此講，中華民族的復興夢實際上是一種虛幻的夢，中國歷史上並沒有那麼輝煌。這些說法都錯誤地解釋了我們的發現。
我們的發現是說，中國的人均GDP在西元1000年左右處於世界最高水準，只是從西元1300年左右開始落後於義大利，1400年開始落後於英國，這並不等同於說中國在歷史上沒有那麼輝煌。相反，這說明中國古代的經濟發展比我們之前的認知更加早熟，古代社會達到人均發展水準的高點比我們之前的認知更早，中國經濟開始落後於西方的時間段也早于世人的認知。
那麼，如何解釋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發展比之前認知的更加早熟、落後於西方的時間段比我們的認知更早這一發現？學術界對此一定有各種不同的觀點，這顯然超出了我們這一學術研究專案的範疇。我個人傾向於作如下解釋：中國的社會政治體制在很早就進入到了一個高水準的超級穩態。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很早就在意識形態上達成統一的國家，西漢時期就已經達成了這種統一。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古代的政治體制也相對成熟得非常早。又由於中國處於歐亞大陸的最東端，沒有受到太多外來者的侵佔和攻擊。所以，中國出現了一個政治上相對穩定，以孔孟之道為核心、意識形態相對統一的大一統體制和政治經濟結構。
這種結構使中國的經濟很快就達到了增長的潛在水準，進入到一個穩態之中。由於中國社會相對穩定，處於主流意識形態的孔孟之道崇尚多子多福，中醫又有較為發達和早熟的保健和生育技術，這使得人口增長得非常快。這樣一來，中國很快就形成了一個大而不強、穩定又相對脆弱的帝國形態。這並不是說中華文明落後於世界，而是說明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中比較獨特的一支。
據此，有一個推論就是，中國如果沒有和外界發生直接的交流和衝突，就不可能發生英國式的工業革命。因為中國的人均GDP下降，但勞動力並不短缺，對節約勞動力的技術創新需求不足。儘管在中國的個別地區如江南的人均GDP相對較高，但是不可想像在大一統的體制下，局部地區出現資本主義體制，而整個國家仍然是封建體制的狀態。坦率地說，這些觀點與經濟史界的泰斗和前輩如吳承明、李伯重等先生是不同的。我們認為，用新方法認真仔細做基礎研究而得出不同的結論，這才是對前輩最大的尊重。
目光轉向今天，中國為什麼能夠迅速地發展？因為中國長期以來堅持的傳統文化有著強大的穩定性和生命力，這種自洽的、穩定的文明體系在西方列強的衝擊下產生了自我革新和自我變更的動力，促使中國近代以來發奮自強、逐步開放，最終帶來中國過去改革開放40年來的巨大成績。
研究歷史告訴我們過去，目的是為了展望未來。研究過去讓我們懂得了自身的發展歷程，也更加讓我們理解改革開放的重要性。這正是激勵我們不斷前進，堅持改革開放的動力。
本文源自新財富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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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最土的就是最洋的。引進漢暉，北大經院絕對“不虧”。如今吳老已駕鶴西行，老人的恩德後人永遠銘記。02
有關中國古代經濟史的幾個結論
經過多年努力，如今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已經培養形成了一支中國經濟史研究團隊，成員除了管漢暉博士，還包括我後來帶的博士伏霖（現任教於中央財大經濟學院）、石錦建（現任職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金星曄（現任教於中央財大經濟學院）等。我們系統地測算了北宋、明、清的總量GDP、經濟結構、增長格局以及公共財政等相關問題。應該說，這些研究對於瞭解我們自身、進行歷史上的中外對比起到了比較重要的作用。最近我們又和牛津大學史蒂芬·布勞德伯利（StephenBroadberry）教授進行了合作研究，比較了歷史上中外的經濟發展水準，我們的研究得出了以下幾個基本結論。
第一，中國古代的經濟發展水準按當今的標準看是十分落後的。例如，我們發現按1990年美元測算，明代人均GDP約為920美元，清代約為760美元，低於改革開放後的水準。注意以上美元計價的絕對值取決於古代與現代的貨幣比值，在之前我們發表的一篇文章裡，按照實物產量乘以當今世界物價計算，以上收入水準更低。作為推論，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人生命的經濟價值，是遠遠低於現代人的。戰爭中生命犧牲的經濟成本比今天低很多。
第二，從北宋初年（西元980年）到明代，中國人均GDP在一個較高的水準上波動，清代則呈現出下降的趨勢。我們的分析表明，人均GDP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人口增長速度超過資本、土地的積累速度。在將近900年的時間裡，人均耕地面積持續下降，這一下降沒能被糧食畝產量的上升所彌補。換言之，人均佔有的土地量、勞動工具包括牲口數量是下降的，這導致勞動生產率不斷降低。
第三，通過國際比較我們發現，宋代中國的生活水準世界領先，但在1300年（元朝大德四年）之前已經落後於義大利，1400年（明朝建文二年）前後被英國超過；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之前，雖然中國的部分地區和歐洲最富裕地區的生活水準相距不遠，但是作為整體的中國已經落後於西歐，因而，東西方的大分流在工業革命之前已經開始了。這一發現與以上人均GDP逐漸下降的發現密切相關，也就是說，中國人均勞動生產效率的不斷下降對於經濟發展、國家進步而言是重要的負面因素。
03
客觀評估古代經濟發展，是為瞭解現在展望未來
以上發現是過去十幾年來我們的研究團隊長期努力的結果。最近，我們的研究也得到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的支持，論文逐步在國內外學術雜誌發表。這些發現在中國經濟學界引起了一些重視，但其重要性還沒有被完全意識到。英國《經濟學人》以及《日本經濟新聞》雜誌對此進行了報導，這才回饋到國內媒體界，也不可避免地引發了一些議論。為此，有必要進行一些說明。
第一，這個專案是一個長期的、系統的、艱苦的研究工作。我們用生產法來測量中國古代GDP的總量、人均量及結構，測量的基礎是相關朝代官方和民間的各類記錄。比如對於明朝，我們使用《明實錄》、《萬曆會計錄》、地方誌等史料進行測算，這些史料對人口、糧食以及手工業（包括陶瓷、紙張、生鐵、銅等生產量）都有比較詳細的記錄。宋代的資料則來自《宋會要輯稿》、《宋史 食貨志》、《續資治通鑒長編》、《文獻通考》等。事實上，中國在這方面的歷史資料記錄遠遠超過同時期其他國家。正是得益於中國歷史資料的完備性，和國際同行相比，我們的研究在方法論或資料的嚴謹性上遠遠領先。
據此，我們不同意中國經濟史“加州學派”的觀點，他們認為中國清代經濟發展水準是世界領先的。我們的資料比“加州學派”更全面。同樣，我們也推翻了英國經濟學家麥迪森（Angus Maddison）有關中國經濟史研究的若干結論。
麥迪森的研究被廣為關注，他認為中國人均GDP在宋代從450美元上升到600美元（注意他的古代和現代的物價折算比率與我們有所不同），此後一直維持在這一水準，這一推測與我們的研究結論不盡相同。麥迪森原本計畫參加我們於2010年5月組織召開的第二屆亞洲歷史經濟學年會，但其不幸在當年年初去世，遺憾未能成行參會。在此之前，我們與麥迪森有過多次的通訊來往，並反復追問他計算中國經濟總量的基礎是什麼。最後，他通過電郵告訴我們，他完全是通過自己的估算假定中國歷朝歷代的人均GDP水準，然後乘以人口數量得出經濟總量。相比而言，我們使用具體的資料進行了嚴謹的計算和檢驗，雖然還有很多地方需要繼續改進和完善，但是應該說比麥迪森的估算前進了一大步。
第二，如何解釋我們的研究發現？有人說，我們的發現證明中國歷史上並沒有那麼強大；也有人甚至據此講，中華民族的復興夢實際上是一種虛幻的夢，中國歷史上並沒有那麼輝煌。這些說法都錯誤地解釋了我們的發現。
我們的發現是說，中國的人均GDP在西元1000年左右處於世界最高水準，只是從西元1300年左右開始落後於義大利，1400年開始落後於英國，這並不等同於說中國在歷史上沒有那麼輝煌。相反，這說明中國古代的經濟發展比我們之前的認知更加早熟，古代社會達到人均發展水準的高點比我們之前的認知更早，中國經濟開始落後於西方的時間段也早于世人的認知。
那麼，如何解釋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發展比之前認知的更加早熟、落後於西方的時間段比我們的認知更早這一發現？學術界對此一定有各種不同的觀點，這顯然超出了我們這一學術研究專案的範疇。我個人傾向於作如下解釋：中國的社會政治體制在很早就進入到了一個高水準的超級穩態。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很早就在意識形態上達成統一的國家，西漢時期就已經達成了這種統一。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古代的政治體制也相對成熟得非常早。又由於中國處於歐亞大陸的最東端，沒有受到太多外來者的侵佔和攻擊。所以，中國出現了一個政治上相對穩定，以孔孟之道為核心、意識形態相對統一的大一統體制和政治經濟結構。
這種結構使中國的經濟很快就達到了增長的潛在水準，進入到一個穩態之中。由於中國社會相對穩定，處於主流意識形態的孔孟之道崇尚多子多福，中醫又有較為發達和早熟的保健和生育技術，這使得人口增長得非常快。這樣一來，中國很快就形成了一個大而不強、穩定又相對脆弱的帝國形態。這並不是說中華文明落後於世界，而是說明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中比較獨特的一支。
據此，有一個推論就是，中國如果沒有和外界發生直接的交流和衝突，就不可能發生英國式的工業革命。因為中國的人均GDP下降，但勞動力並不短缺，對節約勞動力的技術創新需求不足。儘管在中國的個別地區如江南的人均GDP相對較高，但是不可想像在大一統的體制下，局部地區出現資本主義體制，而整個國家仍然是封建體制的狀態。坦率地說，這些觀點與經濟史界的泰斗和前輩如吳承明、李伯重等先生是不同的。我們認為，用新方法認真仔細做基礎研究而得出不同的結論，這才是對前輩最大的尊重。
目光轉向今天，中國為什麼能夠迅速地發展？因為中國長期以來堅持的傳統文化有著強大的穩定性和生命力，這種自洽的、穩定的文明體系在西方列強的衝擊下產生了自我革新和自我變更的動力，促使中國近代以來發奮自強、逐步開放，最終帶來中國過去改革開放40年來的巨大成績。
研究歷史告訴我們過去，目的是為了展望未來。研究過去讓我們懂得了自身的發展歷程，也更加讓我們理解改革開放的重要性。這正是激勵我們不斷前進，堅持改革開放的動力。
本文源自新財富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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