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 11 月9 日至10 日淩晨， 納粹德國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暴行拉開了序幕。 為了偽裝成平民暴亂， 希特勒青年團、蓋世太保和党衛軍穿便裝行動， 對猶太人的住宅、工廠、教堂、學校進行野蠻的打砸搶燒， 超過7000 家商店被毀， 奧地利更是有94 家之多的猶太會堂被破壞。 被砸碎的玻璃在暗夜中泛著寒光， 猶如點點水晶， 這個人類歷史上黑暗的午夜便有了一個與事實極不相稱的名字“水晶之夜”。
正當此時， 英國政府限制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 美國政府拒絕向猶太人開放阿拉斯加， 所有西方國家對猶太人的同情都只停留在口頭層面。
身無分文的猶太難民通過各種“非法”手段偷渡出德國和奧地利， 其中將近3 萬人來到了上海， 這個他們從未瞭解過的東方城市。
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 原為摩西會堂舊址，
大量湧入的猶太難民使猶太人自身的救濟委員會不堪重負， 上海本土的難民收容所、基督教青年會等慈善機構和教會機構也紛紛為他們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最終， 這些難民在虹口安家， 雖然只能靠打零工糊口， 居住環境也擁擠不堪， 但逃離了納粹的屠殺， 可以靠自己的雙手主宰自己的命運， 依然欣慰。
虹口區的摩西會堂成為猶太難民的生活、文化、宗教中心。 摩西會堂始建於1907 年， 是由當時在上海的俄國猶太人建立的。 1927 年， 會堂遷入虹口區長陽路， 二戰期間， 它承載了猶太人那段在黑暗中祈求光明的歷史。
這座三層的磚灰色小樓設計簡潔， 卻透著異國風情。 會堂一層擺放著約櫃，
在上海這個第二故鄉， 猶太人也同樣豐富著自己的文體生活， 他們組織文體社團， 更是發揮了他們一直見長的音樂天賦， 有許多猶太鋼琴家、歌唱家後來進入上海的大學任教。
何鳳山， 二戰期間， 他無懼納粹壓力， 發放簽證給數千猶太人逃生上海， 被譽為“中國的辛德勒”
當然， 還有很多普通猶太人也有著自己的“上海故事”：
伯里斯·紮茨的便是其中之一。 作為一個優秀的拳擊運動員， 1936年-1940 年間， 他曾經多次在比賽中勝出， 被上海的外文報紙稱為“不可思議的猶太人”。 同時， 作為猶太複國主義組織“青年聯盟”的活躍分子， 他積極宣傳猶太複國主義思想。 1949 年， 他如願回到了以色列。
沙拉·伊麥斯的父親1939 年死裡逃生， 從德波交界區輾轉來到上海， 他結實了一位上海姑娘， 並喜結連理。 婚後， 他們生下了莎拉， 直到1991 年中以建交前， 莎拉一直在上海生活。 她為自己的兒子取名“以華”， 並告訴孩子們：“我出生在上海， 沒有中國， 就沒有我。 ”
在上海碼頭， 走下輪船的小勞德·威爾頓只有11 歲， 遠在德國東普魯士的家已經被搶奪一空， 他跟著父親住在難民宿舍裡， 一日三餐粗茶淡飯，卻也能勉強維持溫飽。他記得是一些有同情心的中國人買了他父親帶來的一些微薄的“財產”，他們才有錢買下了一套小公寓。
1946 年，上海市虹口區猶太難民營的廚房，簡單的器物後面蘊含著生命的希望與力量
莉莉·芬克爾斯坦來到上海後，仍記掛著在納粹魔爪下的朋友和親人。這天下午，她來到龍華塔門口，看到一位賣香燭的老人。老人見她面色惆悵，便詢問起來，得知原由後，老人將一隻香燭遞給她：“拿著吧，在菩薩跟前點了它，想著你的兄弟，菩薩會保他們平安的。”那一刻，芬克爾斯坦感覺心靈得到了溫暖和慰藉。
日軍佔領下的中國民眾，雖然境況同樣慘澹，但仍慷慨地將自己的住所、食物拿出來與猶太難民分享。猶太難民的鄰居、中國老人王發良老人回憶說：“我們那時也是饑一頓飽一頓，過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怎樣，但我們還是盡一切可能幫助來到虹口的猶太難民。”
中以友好協會會長特迪· 考夫曼先生曾說：“在那難忘的年代，無論是政權的更迭，還是時局的變化，都沒有使在中國居住的猶太人受到任何歧視。當時，我們是在中華民族崇高情誼的呵護下生存、發展的。中國，就是我們這些人的再生之地。”
隨著戰火的蔓延，東歐、西亞和北非的猶太人也有一些歷盡艱難險阻，來上海避難，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作為東方的“諾亞方舟”，其所有連接歐洲的路線都已被切斷，對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猶太人來說，它成為了一個遙不可及的“桃花源”。
一日三餐粗茶淡飯，卻也能勉強維持溫飽。他記得是一些有同情心的中國人買了他父親帶來的一些微薄的“財產”，他們才有錢買下了一套小公寓。
1946 年，上海市虹口區猶太難民營的廚房，簡單的器物後面蘊含著生命的希望與力量
莉莉·芬克爾斯坦來到上海後，仍記掛著在納粹魔爪下的朋友和親人。這天下午，她來到龍華塔門口，看到一位賣香燭的老人。老人見她面色惆悵，便詢問起來，得知原由後，老人將一隻香燭遞給她：“拿著吧，在菩薩跟前點了它，想著你的兄弟，菩薩會保他們平安的。”那一刻，芬克爾斯坦感覺心靈得到了溫暖和慰藉。
日軍佔領下的中國民眾，雖然境況同樣慘澹，但仍慷慨地將自己的住所、食物拿出來與猶太難民分享。猶太難民的鄰居、中國老人王發良老人回憶說：“我們那時也是饑一頓飽一頓，過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怎樣，但我們還是盡一切可能幫助來到虹口的猶太難民。”
中以友好協會會長特迪· 考夫曼先生曾說：“在那難忘的年代，無論是政權的更迭，還是時局的變化，都沒有使在中國居住的猶太人受到任何歧視。當時，我們是在中華民族崇高情誼的呵護下生存、發展的。中國，就是我們這些人的再生之地。”
隨著戰火的蔓延，東歐、西亞和北非的猶太人也有一些歷盡艱難險阻，來上海避難，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作為東方的“諾亞方舟”，其所有連接歐洲的路線都已被切斷，對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猶太人來說，它成為了一個遙不可及的“桃花源”。